八十二高龄的杨振宁先生和二十八岁的女学生翁帆的婚恋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杨、翁的年龄相差54岁,加上杨振宁是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科学家,这段婚恋立刻成为“八卦”的热门话题。“八卦”是闲言议论。八卦闲言的名声不是太好。在中文中,八卦的正规称谓是“流言蜚语”或“闲言碎语”,都不是什么正派体面的社会行为。在英文中,八卦就是gossip,按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的定义,gossip“是轻浮,常常无根据的传言。一般涉及个人的、耸人听闻和隐私的消息,”也是一种坏意思的行为。既然如此,媒体,尤其是一些素以严肃著称的媒体加入八卦,自然也就格外值得我们注意。

　　12月16日在台湾出版的学术性《知识通讯评论》半月刊刊登了题为《杨振宁在北京订婚》的头条特搞,包括杨振宁用英文给亲朋好友所写的告白电子邮件的中译文。此刊的发行人江才健先生是《杨振宁传》的作者和杨振宁的好友,也是电子邮件收信人之一。杨振宁的信中流露出喜悦和感谢,还有两首写给翁帆的小诗。12月17日,《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杨振宁演绎忘年恋 公众善对尽显宽容》的文章。由于对孙志刚事件和非典疫情的出色报道，《南方都市报》在华南异军突起，成为主流之外的一份“严肃”报纸。12月18日,美国旧金山华语电视第二十六台的《跨越地平线》节目主持人史东采访了江才健先生,专门谈论杨、翁婚恋一事。《跨越地平线》是一个让观众可以电话联线参与的公共问题讨论节目,论题从台海危机、美国对华政策到文化社会现象,素有严肃认真的美誉。这次居然以《八十二 VS 二十八》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来讨论两位个人的婚恋,很是显出当事人的非同寻常。

　　网络上的八卦更是热闹。一篇题为《“八卦”就“八卦”,别穿小马甲》的帖子对《南方都市报》要求“公众善待尽显宽容”甚为不满,该文说, “尽管初衷是好的，却未必符合国情。…… 假如婚恋的男主角不是杨振宁，而是一位富甲天下的大老板，假如另一方是出身贫寒的妙龄少女，他们还会得到相同的“宽容”和期许吗？……你又怎么知道翁帆接受杨振宁的求婚，纯粹是出于神圣崇高的爱情，而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比如出国、继承遗产等等）？”另一篇帖子称, “翁帆也和美国科学院最年轻院士王晓东谈恋爱。……王晓东四十多岁输给八十多岁的人。”〔注1〕于是八卦故事的人物从两人增加到三人,又多出了一条线索。再有一则来自《北京娱乐新闻》的消息称,受杨、翁婚恋影响,南京一位65岁的李姓教授也想找学生型伴侣。于是八卦故事除了杨老、小翁、大王,又多出了一位老李。对八卦闲言的社会学研究者素来把娱乐性看成是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杨、翁婚恋在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技术中介下不断扩大八卦闲言的群体,使得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超越国界限制参与在其中,共同获得聊天、听故事和满足好奇心的乐趣,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大众传媒现象。

　　大众传媒时代的八卦闲言其实早已渗透在人们所接触的新闻和其它公共知识形式之中了。1890年, 华伦(S. Warren)和勃朗戴斯(L. Brandeis)针对当时美国迅速大众化的报纸,把专门报道名人消息、社会奇闻、以满足一般人偷窥癖、好奇心、和廉价娱乐的“黄色报纸”看成是公共新闻的倒退,他们挖苦道:“闲言八卦不再是无聊恶毒,反倒是变成了一种乐此不疲、厚颜无耻的行业。”〔注2〕八卦化的新闻和其它大众传媒给人提供娱乐和与此有关的讯息,是否就是一种全然没有正面社会意义的倒退和堕落?如果它顺应了一般读者、观众的需要,又是否会自然而然成为公共讯息具有民主意义的正面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私域和公域的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又会如何影响具有公共意义的新闻话语?杨、翁婚恋的八卦也许正是应该在它的故事本身之外引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一.从社会学看八卦

　　八卦闲言虽然背有道德的污名,但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却并非就一定是坏事。从社会性的信息交换来重新看待闲言八卦, 这就要求人们不再以现有的成见看待它。正如博克(S. Bok)所说,八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别人的经验学习有用的东西,不被表相所迷惑。”〔注3〕八卦是一种讯息交换和传播的形式。讯息交换不只是表面的,它更需要从别人公开的所作所为背后探查一些当事人不愿公开的真情,“因此,讯息需要与他人分有,从他人获得,记住了以备后用,在讨论中试验和评估,时不时地用来鼓励别，或者警告别人不去做某事,等等。”〔注4〕缺乏对他人的讯息, “人们往往很容易受别人的骗,上了当都不知道。就如同信件、小说、传记和其它各种(个人生活)记录一样,闲言八卦帮助我们了解和评估关于他人生活的暗含讯息。”〔注5〕

　　我们可以如博克建议的那样,从四个方面来定义“八卦”:一.非正式性质,二.个人间的交流,三.话题是人,四.当事人缺席。〔注6〕首先,八卦不象演说、讲课、法庭证词、医院记录这些正规话语那样必须遵守一定规则。八卦是即兴的,幽默的,情绪性的,俏皮的。所以不能拿正式话语的“真实”标准来要求八卦。八卦是“保密”的副产品,讯息越不易获得,也就越有八卦的价值。什么事情越捂得严实,就越有人八卦,名人、政治人物、熟人邻居,都不例外。其次,八卦是个人与其他个人间在交流讯息,它已经从传统的饭后茶余,朋友聚会,私人通信,发展到网上聊天,沙龙议论,甚至大众报纸的花边新闻,名人消息,等等。再者,八卦在议论的总是具体的个人,特别包含着某种道德评价。某某人的私生活被人拿来作为八卦的谈资,往往总是先已有了“出格”或“非同寻常”的成分,否则不会引起八卦的兴趣。八卦是关于人的讯息,因此与“谣言”(rumor)不同。股市、政局等等可以被“谣传”,但只有人才能被八卦。最后,人们总是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八卦他。如果当着当事人的面说出来,八卦的许多话就会不得体,不礼貌,有伤人之嫌。

　　八卦议论的是具体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本济夫(A. Ben-Ze'ev)指出,八卦议论的主要有三种人,熟人、名人和私生活怪异之人,“我们们总是对名人的平常生活行为感兴趣,但却只对常人的不平常行为感兴趣。”〔注7〕杨、翁婚恋的八卦价值在于它一下子引起了两种兴趣,杨振宁是名人,杨、翁年龄相差悬殊,他们的婚恋是一件特别“不平常”的事。如果翁帆嫁给一位普通的老翁,虽然不平常,但却远远不如沾上名人那么不平常。对名人的八卦有一种“降尊为俗”的作用。普通人难以窥视名人的私生活,对名人除了好奇,还有自然而然的嫉妒和尼采所说的“忿恨”(resentment)。名人一入八卦,便顿时失去他平时的公共形象光辉,在轻怩和玩笑中变成了闲言碎语者的同类。〔注8〕

　　八卦因此和吹捧赞美名人的“正经”话语有根本的不同。捧场文字总是把名人从“俗”向上拔高到“不俗”的境界,八卦则是把名人从“不俗”往下拉低到“俗”的水平。捧场文字和八卦都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文学创作。正如泰南(D. Tannen)所说,“当人们谈论(他人)生活细节时,那是八卦。当人们写作这些细节时,就成为文学。”〔注9〕我们往往太看重捧场赞美的文学,但却太看轻八卦闲言的文学。在对名人的捧场赞美中,明明是押妓,却要写成是文人专有的风雅和情趣;明明是老夫少妻各取所需,却要写成是崇高的忘年爱情。这是把名人从常人的低处往精英的高处提升。八卦则不同,八卦感兴趣的是名人不便公开或羞于公开的讯息。好色、贪婪、糊涂、势利、利用别人、攀高枝、钓金龟,这些不光是八卦者自己才有的俗人弱点,也是他们拿来理解高雅名人行为的心理动机。八卦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然要把名人往下拉齐到不甚高尚和不甚高雅的俗世人间。

　　八卦虽然并不总是负面性质的(如对影视人物有许多是不带批评的消息),但负面性质的居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并不是因为八卦本身必然蓄意造谣中伤,而是因为讯息的传播本来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点。本济夫就此写道,“负面的讯息也许比较容易被人记住,所以造成了(八卦)尽是负面讯息的不实印象。八卦有时确实会夸大歪曲,但八卦一般并不故意散布不实讯息。有时候八卦是获得确实讯息的唯一渠道。而且,八卦常常比‘官方’消息要来得准确和全面。”〔注10〕名人们的所作所为,有的是他们急迫想让别人知道的,有的是他们非常不情愿让别人知道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所以会采取相应的“宣传”和“保密”措施。他们要宣传的讯息由捧场赞美者操办,轮不到八卦来费心,八卦传播的多数自然是他们本想保密的讯息。八卦和负面消息有联系,这是事实,但责任并不全在八卦。

　　人们往往指责八卦歪曲不实,这几乎成了对八卦固定不变的道德动机概括。其实,对八卦这种特殊的交际话语,“真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更不要说是八卦道德对错的衡量标准。八卦是一种与幽默和玩笑类似的话语。夸张、正话反说、反讽、悬念、出奇不意等等是八卦陈述的基本手段,这些手段的修辞目的正是调侃和嘲弄表面的真实。本济夫指出,八卦和玩笑都是有其内在价值的社会行为,人们用八卦和玩笑来谈论遭禁忌的话题,暗藏批评和不满,用出奇不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注11〕莫利尔(J. Morreall)认为,八卦和玩笑之间还有三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它们都能逗乐,有娱乐作用;二.它们都含有某个有趣的“故事”,爱听故事则又属人之本性;三.它们都能打动人的想象,有相似的美感作用。莫利尔写道,八卦和玩笑的“主要价值不是真实,而是娱乐--让人高兴、惊讶、觉得有趣或感动,等等。有趣的叙述或有滋有味的八卦,好故事人人爱听,不管故事真实不真实。”〔注12〕

　　八卦和玩笑常常简直就是混杂在一起。在政治生活不公开,政府领导人笼罩在神秘之中的社会中,有许多关于各级领导的八卦。他们的贪污腐化、裙带关系、私生活操守,在公开场面上是禁忌的话题,但在私下议论中却成为八卦的谈资。这些八卦中有许多现成的“段子”,口口相传,大同小异,在辗转相传中不断丰富,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还有许多顺口溜和民谣,莫不关乎世风人心,贬多褒少,其抨击议论形象夸张,活泼有趣,极有娱乐效果。这类八卦、玩笑能起到一种热络人际关系、辨认关系亲疏的社会作用。这种交谈“增强了人际的亲近感,人们因能无话不谈而觉得彼此亲近。”〔注13〕这种亲近感还特别与社会的弱势群体有关, 科德(L. Code)指出,妇女们和下层人爱八卦,是因为他们在公开的社会少有说话的机会。〔注14〕古德曼(R Goodman)认为,“人们八卦权势人物和名人,为的是‘还其原形’。”〔注15〕博克写道,“政府领导以行政保密为理由藏掖的讯息其实都是公众完全有权利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八卦可以成为公共讯息必不可少的渠道。”〔注16〕

　　八卦以前曾是一种小范围内的讯息交换和传播方式,在高科技的大众传媒时代,这个范围被无限量扩大了。网络成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聚在一起聊天的地方,他们在八卦中获得许多从官方渠道无法获得的讯息。网络上许多讯息大多属于“姑且听之”的性质。有人担心网络会散播不实讯息,会误导舆论。其实不必有此忧虑。网络不是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站。网络只是一个各种消息的集散地,包括八卦消息。真实消息不用顾虑网络,要顾虑的是消息封锁。

　　二.八卦娱乐和道德习俗

　　八卦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本身就是一种讯息要求。八卦的讯息是浅层的,它富有娱乐性,且不乏道德价值(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古德曼说,“八卦是这样一种社会交际行为,它常常发生在讯息还不为人广为知晓,因此引人好奇的时候。”〔注17〕这话运用在杨、翁婚恋一事上甚为合适。人们只知道两位当事人已经决定要结婚,其余细节一概不知。人们越缺乏讯息,也就越好奇,八卦也就越起劲。海德格尔(M. Heidegger)很看不起“人人挂在嘴上谈论的”闲言八卦,八卦的人看起来谈得津津有味,煞有介事,好象事事都懂，其实对事情所知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在主张“严肃”知识的海德格尔那里,八卦者的知识因浅薄可笑而没有价值。〔注18〕在《八十二 VS 二十八》这场访谈中,主持人史东引了一句李敖对杨、翁婚恋的评论,“每个八十二岁的老头都想有这个机会。”李敖在对杨、翁婚恋的细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照样夸夸其谈,得出了这样一个适用于一切八十老翁的“精辟”结论,确实应验了海德格尔对八卦的断语。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史东又在观众无法证实李敖是否确有此语的情况下,引述了李敖的话,无意中也加入了八卦。李敖擅长运用玩笑和幽默的夸张、挖苦和讥讽的手法。他的那句话并没有为杨、翁婚恋添加任何新的事实讯息,但却在八卦中能起到逗乐的作用。八卦是否能逗乐,是否有娱乐作用,不仅在于说什么,还在于怎么说。八卦往往不求深刻,不求真实,只为有趣。八卦的内容有趣, 又说得有趣,那才格外有趣。李敖的断语不能当真,那只是一句有趣的八卦。

　　无论用不用玩笑的挖苦、讥讽、正话反说,八卦中都包含着某种源自道德习俗的是非判断。道德习俗是人们关于正常社会和正常生活秩序感的基础。正如凯克斯(J. Kekes)所说,“社会成员在如何相互对待,什么样的生活算得上好,什么是利,什么是害等问题上需要有相当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基础就是共同价值和体现共同价值的道德习俗。道德习俗使得人们对彼此的行为可以有合理的期待。”每个社会的习俗道德都非常具体,而且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凯克斯列举了一些当代美国社会中的习俗道德,用以说明习俗道德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父母对子女负有责任,答应了的事情不做到,就要道歉;政治家以公共身份说话时不得撒谎;胜者对负者不要得意扬扬;不要吹嘘自己的才能;游手好闲地生活是不对的;凭良心是对的;不应虐待动物;父亲不应与子女发生性行为;不应以暴力解决分歧;一个人的意见再不受欢迎,也应当让他发表;诬蔑竞争对手是不对的;借东西先得征求别人同意;不应嘲笑有残疾者;善意的谎言是允许的;不应公开对敌人幸灾乐祸;故意残害是错的;对朋友应该忠诚;应保护别人的隐私;勇气、诚实和公平是好的,相反则不好。”〔注19〕

　　习俗道德包含着公共生活行为的价值判断,大多数的习俗道德并非由明文规定,做的时候也是习以成俗。正是因为如此,习俗道德既是公共生活中与人们日常行为最为相关的是非规范,又往往是存在分歧和争议的。在杨、翁婚恋一事上,八卦中的习俗道德分歧明显地表露出来。在《八十二 VS二十八》访谈中出现了相当两极的意见。江才健引述的清华大学人士认为是“一桩美事”,应当祝福他们。一共有四位观众打电话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一位甘女士说,这事有“负面示范作用”,因为女方年轻得可以做孙女。一位李先生说,杨振宁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另一位李先生说,杨振宁先前支持文革,批评美国民主,现在又有这事,他的知识和道德不相符合,再一位王女士直言杨振宁“恶心”,“品格低下”。

　　八卦中的道德习俗是一种不成文的道德判断。泰勒(G. Taylor)称八卦为一种“道德议论”(moral talk)。她指出,“八卦特别对昭显个人心理和个人品质的爱情、友谊、婚姻和离婚话题以及个人公共行为感兴趣。”〔注20〕这话是很中肯的。上面所说的最后两位观众所作的评语就是针对人品而发的。当事人如果是名人,或精英一类的,那么他的公共形象与被见人品之间的落差越大,也就越会成为八卦道德议论的对象。人们议论教授嫖娼、教授剽窃、官员包二奶、贪污,都是这个缘故。如果当事人只是一般老百性,那么他的人品行为则主要是拿不成文的民间“正经”或“正派”标准去衡量,如孝顺,或者至少不虐待父母、不抛弃糟糠之妻、女人守妇道、男人洁身自好、不卖友求荣、不势利、不求宠,等等。不成文的民间正派标准是一种集体性的道德记忆,保存在传说、故事、逸事、戏文等等之中。在道德集体记忆中,辈份悬殊的老少夫妻一般都是喜剧和滑稽性质的(如乔叟故事和莫里哀喜剧中的“老糊涂”和“老不正经”,顶多不过是“梨花伴海棠”式的“老风流”),不会用来作为坚贞爱情的楷模。道德习俗对于婚恋的观念当然不是一尘不变的,现在人们对于老年丧偶者另找老伴报以同情,便是如此。一些人(尤其是男人),对杨、翁婚恋的同情也可以看作是当今中国道德习俗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一种变化迹象(好坏另当别论)。

　　三.不完美的话语

　　作为民间舆论的八卦道德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们平时所说的“人言可畏”可以同时指这两个方面。八卦确实会造成伤害,尽管不是所有的八卦都会造成伤害。博克列举了三种情况的八卦会造成伤害。〔注21〕第一种情况是,破坏约定或信任关系,例如,亲密朋友间的交谈,有约或无约,不该传的传了出去,这就会造成伤害。第二种情况是不实之辞的流传。故意散布不实讯息和谎言造成同一性质的伤害。即使在八卦者不知传言不实的情况下,道听途说也会造成伤害。第三种情况是挖人隐私。但是,隐私是相对的,越是公共人物,隐私就越少。以这三种伤害标准来看,议论杨、翁婚恋都不属于有伤害的八卦。杨振宁将自己的订婚的事告知亲友,定亲一事属实,八卦者既没破坏什么约定,也没有去挖隐私。杨振宁是知名人物,一向被国人视为楷模英杰,一言一行自然都有公共影响或反响。

　　即使不造成直接伤害的八卦也会有天生的缺陷。八卦的主要缺陷在于“轻薄”和“肤浅”。正如莫利尔(J. Morreal)所说,“八卦是莫不经心的轻松言谈。八卦只是家常闲聊,对问题不求深入,只是兴致所致而已。”〔注22〕八卦是即性快餐式的议论,往往会把深的问题谈浅了,把复杂的问题谈简单了。泰勒说,“八卦常常被看作是‘浅薄之极’,其实,八卦的浅薄不在于它的话题,而在于谈论的方式。”八卦往往轻松自在、轻描淡写地议论他人十分沉重的生活经验或选择,因而会“扭曲和贬低了别人的生活。”〔注23〕杨振宁给朋友们写那封英文说明信,必定是经过相当考虑和斟酌的。信中那两首写给翁帆的小诗,想必也是花了心思。但八卦者对此并不会去细细体会,对之也许只是引为笑谈,一句“肉麻”打发了事。哲学家基尔郭凯尔(S. Kierkegaard)憎恶八卦,主要是因为讨厌八卦那种简单浅薄的议论方式。他认为,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感情是最难以表达或者根本不能够公开表达的。外人评述这类思想、感情,没有不歪曲、不轻薄的。八卦的议论尤其如此,因此也尤其可恶。〔注24〕

　　基尔郭凯尔所坚守的那道隐私话语和公共话语间的界限对当今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多此一举。把私人信件或日记当学术著作发表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更有人巴不得把自己最隐私的思想、情感和肉体经验通通拿来变为公众的谈资,以成就他们心目中的“知名度”。这类写作者自己先轻薄自己,自己先把自己八卦化,也就怪不得对他们的报道和议论成为“八卦评论”和“八卦新闻”了。爱略特(G. Eliot)曾把八卦效应比喻为从脏烟斗中冒出来的烟味,“这烟味只说明抽烟者自己的口味太差。”〔注25〕。

　　在大众传媒的今天,基尔郭凯尔所忧虑的那种隐私话语和公共话语的界限确实是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媒体的许多最受欢迎的节目几乎都与个人性质的“真人真事”故事有关。从作案心理或生活环境来报道的犯罪故事(杀人抢劫、贪污腐化、腐败堕落,等等)、关于个人问题的故事(生活烦恼、婚姻要求、夫妻生活、子女问题,等等)、关于个人需要的故事(时尚趣味、生活习惯、个人嗜好)等等，这些受欢迎的“真实”故事都把本属私人的生活展现在公众面前,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的互动。”〔注26〕这种趋势对公共生活究竟会发生什么性质的影响,现在还很难说。不同的论者已对此存有不同的看法。哈贝玛斯曾经把公、私话语的混杂看成是受商品影响的不良发展。〔注27〕商品经济影响下,私人故事进入公共领域,首先冲击的就是新闻事业。报纸和电视新闻中充斥着各种八卦消息(“软性”人情故事、名人或“成功人士”报道、生活指南或者耸人听闻的怪事奇闻),独独缺少了对严肃公共问题(政策、价值、制度、政府或官员行为或责任)的深入讨论。这种情况伴随着报纸大众化和官方严格控制严肃公共新闻,越来越暴露出来,成为“公民新闻”或“公众新闻”关注者批评的对象。〔注28〕但另外一方面,也有论者坚持认为,公、私话语界限的模糊“可以看成是影视媒体对公共话语的一种民主影响,”〔注29〕它改变了人们原先对什么是私人话语和什么是公共话语的观念,〔注30〕甚至正在改变现代社会中“公共性”(publicness)的性质。〔注31〕

　　对八卦闲言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判断最终是和对大众传媒时代的公共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八卦闲言本身并无所谓“好”或“不好”,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德本质。八卦闲言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它的意义也只能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人们以前对八卦闲言的一些传统陈见其实都是建立在另一些陈见陋习之上,例如,女人爱嚼舌根子,中国人圈子里流言是非多,等等。这些陈见说法从现象上来看也许不假,但都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原因。女人私底下议论，大多是由于她们传统的受压迫地位。中国人爱飞短流长和偏信小道，那是因为中国社会公共生活制度一向不健全。八卦特别能让参与其中的中国人感觉到一种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感觉不到的亲密和信任关系,这就象他们总是在称兄道弟、哥们义气、结党拉派或者黑道帮会中寻找亲近和团结的感觉一样。八卦的名声虽然不好,但毕竟是误会多于理解。理解八卦不是为了提倡八卦。八卦确实不是一件美事。理解八卦是为了把本为社会性质的行为放回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八卦确实并非总是一件坏事,八卦不是没有它的社会作用, 只是不完美而已。

　　【注释】

　　1.榴莲忘返:《 "八卦"就"八卦"，别穿小马甲》。《杨振宁的翁帆也和美国科学院最年轻院士王晓东谈恋爱》www.ccforum.org.cn 04/12/20.

　　2.Samuel Warren and Louis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4 (1890): 193-220.

　　3. 4. 5. 6. 16. 21. Sissela Bok, Secrets. New York: Pantheon, 1982, pp. 90; 90; 91; 91-93; 97; 95-97;

　　7.10. 11.Aaron Ben-Ze'ev, "The Vindication of Gossip," in R. F. Goodman, ed., Good Gossip,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4， pp. 18; 23; 14

　　8.12. 13.22. John Morreall, "Gossip and Humor," in R. F. Goodman, ed., Good Gossip, pp. 59. 57; 58; 59.

　　9. D. Tannen,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New York: Ballantine, 1990, p. 97.

　　14.Lorraine Code, "Gossip, or in Praise of Chaos,"in R. F. Goodman, ed., Good Gossip,

　　15.17.Robert F. Goodman, "Introduction" to R. F. Goodman, ed., Good Gossip,pp. 5; 16

　　18.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 212-13.

　　19.John Kekes, "Moral Conventionalism."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2: 1 (January 1985): 3-46, pp. 43, 38.

　　20.23.Gabriele Taylor, "Gossip as Moral Talk," in R. F. Goodman, ed., Good Gossip, pp. 34; 46.

　　24.Soren Kierkegaard, Two Ages (1846), trans. Howard V.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pp. 97-102.

　　25.George Eliot, Deniel Deronda, Standard Edition, The Works of George Eliot. Edinburgh &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1987),I: 207.

　　26.29. Ib Bondebjerb, "Public Discourse/ Private Fascination: Hybridization in "True-Life-Story' Genr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1 (1996): 27-46,pp. 28; 29.

　　27.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xxxx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28. James Carey,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　Center Magazine 21 (March/April 1987):4-16. Jay Rosen, What Are Journalists?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0. 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1.John Thompson,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 in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