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大，走在未名湖邊的小路上，看着湖光塔影，任由思緒飛揚。回想半個月前哈佛之行，猶如夢幻一般，哈佛的印象一點一滴浮現。

身在哈佛時沒有時間去品味哈佛校園的風格和全貌，回到北京反而開始慢慢回憶起來了。其實嚴格說哈佛並沒有中國意義上校園，首先沒有圍牆，不同的學院可能會離得很遠，校園中間還有馬路和公車通過，不知道哪裡是其真正的邊界，這一切似乎應該註定了哈佛校園的雜亂。但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卻是哈佛的安靜，也許是天冷的緣故，即使是白天，似乎也看不到有太多的人在校園裡走動，晚上更是如此，每個人都在很努力的學習，只能看到燈火通明的各個建築物，但在安靜中，不知道哪個小屋裡可能就正在舉行着某個世界級的研討會。一切似乎都在按照無形的規則靜靜地運作着，不需要太多喧鬧，這些無形的規則或者說做事的風格，就好像是每個人心中無形的圍牆，這也許對我們會有某種借鑑意義。

哈佛印象——中國的聲音

在哈佛的時候，除去剛到的那天晚上在寒冷中的新奇與興奮，其他的時間裡其實並沒有太明顯感覺到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很多時候甚至都還以為是在北京。這首先可能是因為我們這次在哈佛接觸的人有關，見到很多當地的同學朋友都是和中國有關的，或者至少是能講幾句中文的人；另一個原因應該是跟哈佛亞洲商業年會上討論的內容有關係，事實上雖為“亞洲商業年會”，但這次論壇的大部分主題都是和中國有關的，並且在主講嘉賓中還不乏我們在國內就已熟悉的面孔，所以感覺就和在北京參加一場有外國學者參加的有關中國與亞洲商業問題的論壇的非常相似（當然，在這個被稱為北美有關亞洲商業問題最高級別的論壇上聽到如此強大的來自中國以及談論中國的聲音，我們在感情上還是和在國內不一樣的，我們再次自豪的感受到了一個快速崛起的民族的尊嚴）。

其實，除了英語和法語，中文在哈佛本來就是比較流行的語言之一，這一方面是因為哈佛有眾多的中國留學生在那裡學習，包括大陸和台灣去的，另外還有很多小時候就跟家人前往美國的中國“小孩”，他們更是說着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另一方面則是在於現在有非常多的美國學生或者是在哈佛讀書的外國學生希望了解中國，希望將來能來中國，因此現在有很多哈佛學生在選修中文。我看到過哈佛老師編的漢語課的教材和資料，裡面還有很多古文，他們會學習很多古代漢語的用法，就如同我們在中學是學的那樣。在我的一個Host的屋裡掛着一副中文的對聯，兩列對聯中間是美國國旗，看上去別有一番風味。

我們在參觀哈佛校園時，在燕京研究中心，剛好還碰到一個教室里正在上漢語課，老師原來還是從中國人民大學去的，和老師打招呼的時候，班上的同學們聽着我們自如的講着這麼難的語言，看着他們“崇拜”的目光，我相信我們所有人首先想到的都會是在中國教我們英語的外教和當年學習英語的痛苦，今天終於有機會“翻身”了，在哈佛說漢語的感覺，我們喜歡！

拜訪Cooper教授

這次哈佛之行主要內容是參加“哈佛亞洲商業年會”，不過，既然去了，當然要安排的充實一些，走為學生，哈佛的教授自然就成為我們拜訪的首要對象。

在國內的時候，讀過很多哈佛教授寫的書和發表的論文，有很多是所在學科領域中的泰斗級人物。我們一行前去的同學對商業經濟都比較感興趣，有不少本身就是學金融和經濟的，因此我們特地拜訪了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Richard N. Cooper教授，這是一位在學術研究和美國政府經濟政策方面都很有影響的學者。在學術上，他寫過大量有關國際經濟政策、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體系的論文，是位非常多產的學者，在2000年他還寫過一篇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China into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其實我們在國內的時候就曾經讀過他的文章。他從1981年開始哈佛任教至今，同時，他也是美國國際經濟學學會顧問委員會主席；如同很多學術上有成就的經濟學家都會進入各種政府機構對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影響一樣，Cooper同樣曾任美國政府部門多個職務，包括前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1995—1997）、前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秘書長（1977—1981）、前負責國際貨幣事務的副助理國務秘書長（1965—1966）以及經濟顧問委員會高級經濟學家（1961—1963）等。另外，他還曾在1990年到1992年之間擔任美國聯邦儲備體系波士頓銀行主席，同時還曾主管多家公司和非營利組織，似乎也是“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如此重量級的人物，我們自然希望能向他當面求教，不遠萬里來到他鄉，自然要“問禮”於高人。

教授跟我們北京代表團一行10人還有哈佛的幾位同學，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交談，當然他並不像我們拜訪的另外一位東亞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 E Vogel）那樣能講一口很好的中文。一開始，教授就風趣的告訴我們2月份的波士頓天氣並不好，並建議我們10月份時再來哈佛，因為那是哈佛校園一年中最好的時節。

然後就主要是他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談到的話題很廣，包括中美利率水平與經濟增長率之間關係的問題，我們提出美國經濟增長率要明顯低於中國，但美國的利率水平確要高於中國，如何解釋這種差異與不一致性。教授認為利率水平的差異主要在於中美兩國儲蓄率的差異，中國的儲蓄率要遠高於美國，因此資金供求關係導致了利率水平的差異。針對我們提出美國藍領的工資水平要高於白領，教授的解釋仍然是從供求關繫着眼，認為原因在於美國服務業發達，導致白領非常多，而藍領數量則不斷減少，兩個群體中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的關係決定了最終的工資水平，從而導致白領薪水低於藍領的現象。交談中我們還談到當前國際貿易中的熱點問題，甚至還設計到了經濟學研究與教學中數學方法的使用問題。

一席話下來，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這位教授的不苟言笑，即使是在幽默的時候，看來並不是所有的美國教授都表情豐富。當然令我們感到敬佩的自然還是他廣博的學識，他對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領域的問題非常精通，似乎是研究過所有的問題一樣。另外一點對我們有很大啟發，那就是他分析問題時的框架與方法，他非常擅長使用最簡單最淺顯的原理和框架來分析看上去似乎是很複雜的問題，思路非常清晰，能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點，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將複雜問題簡單化並進而使用簡單的原理進行解釋的原因。我想就如同有教授宣稱自己只用兩個原理來解釋所有經濟問題一樣，高手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境界，所謂深入淺出，是也。最簡單的東西往往力量最強，Cooper教授給我們展示了如何去簡單化。

後記：會見哈佛大學與亞洲相關的知名教授，是我們此行參加的中國未來領導精英項目(CFL)的一個部分，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Richard N. Cooper教授是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