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時報 作者：王丹紅 洪蔚


今年是偉大的數學家陳景潤辭世10周年，也是“1+2”成果發表40周年，在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不久前召開的紀念陳景潤的座談會上，與會的院士和專家學者對他作出了這樣的評價：陳景潤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依然站在最高峰，尚無人超過”。

然而，讓大家感到焦急憂慮的是，當年曾經“感動中國”的陳景潤精神，卻在當代缺失了。貢獻與精神——這幾乎是4個小時不間斷的座談會上最為集中的主題。因此，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郭雷院士說：“座談會的意義已經超越研究院、數學界，涉及整個中國學術界。”

作為數學家，他代表一種成就

1966年5月，陳景潤在《科學記錄》上宣布他證明了“1+2”，該成果得到國內外數學界的公認，被稱為陳氏定理。1978年，徐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陳景潤成為我國家喻戶曉的英雄式人物。

在“1+2”發表40周年、陳景潤逝世10周年之際，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啟鏗作出了這樣的評價：“陳景潤的工作無疑是出色的，比我們這一代的數學家都好得多。他的‘1+2’工作至今是一個世界紀錄，保持了幾十年，沒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法國著名的哲學家說過，費馬大定理是人類思維的極限，是人類的思維能力不能解決的。但是懷爾斯把它解決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卻仍然沒有解決。陸啟鏗說：“我個人認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費馬大定理更加艱難。陳景潤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終解決只有一步之遙，然而，這一步比登天還難。自那時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陳景潤的地方。”

那天的座談會共有1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到場，他們是王元、吳文俊、陸啟鏗、楊樂、陸汝鈐、丁夏畦、馬志明、嚴加安、林群、崔俊芝、郭雷。

在場的專家認為，陳景潤的工作不僅代表中國數學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種優良的傳統。根據吳文俊的回憶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講述，解決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華羅庚提出，華羅庚曾說：“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極了，現在還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它。”在華老的工作基礎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後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2+3”；1962年，山東大學的潘承洞與蘇聯數學家巴爾巴恩分別獨立證明了“1+5”；1963年，王元與潘承洞等合作證明了“1+4”。

華羅庚曾對王元與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悅，但他說過：“最使我感動的是‘1+2’。”

中科院系統科學研究所所長高小山說：“這是團隊工作的結果，是一場接力賽。”吳文俊說：“我們在數學方面有這樣一種共同攻關的傳統，國內應該對這一傳統加以重視、學習和發揚。”

“我還記得，1996年3月18日晚上，王元和我到北京醫院看望陳景潤院士。”楊樂說，“那就是我們在他生前見到他的最後一面。雖然陳景潤離開我們已經整整10年了，但我覺得他在數學上、解析數論上曾經達到的高度，對中國數學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國際數學界的同行們長時間地認為，陳景潤的這項工作是非常艱難的，難得簡直不可思議，至今對這項成果的評價都非常高。”

作為科學家，他代表一種精神

除了他卓越的貢獻外，陳景潤最讓人懷念與感動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說：“他是張勁夫老院長所說的‘安鑽迷’的典型。”讀過《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都熟悉這樣一種場景：在一個6平方米的小屋中，陳景潤坐在小板凳上，把床當做書桌，完成了中國數學界最為重要的工作之一。“文革”後，當他的事跡發表出來，幾代人受到這種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數學、向科學的高峰進軍。楊樂說：“這樣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輕鬆地數出20個左右，他們都是改革後湧現出的科學家，在學術上有重要的貢獻。他們見到我時曾說，是陳景潤的事跡和精神影響他們走上了科學的道路。”

馬志明說：“陳景潤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非常之大，我們當時對他的崇拜比現在的追星族還深刻。”

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數學家王友德說：“我是一個農民的孩子，不知道哪個大學的數學好，只知道陳景潤是廈門大學畢業的，我就報了廈門大學。”

中科院數學所所長周向宇到數學所做研究生時，陳景潤已經生病了，當時考托福出國的風氣影響很大，他看到陳景潤在盛名之下，依然帶病工作、繼續努力，明白做數學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沒有報考托福。

楊樂說，“我覺得陳景潤的成功並不在於他有特別的天賦或他比別人更加聰明，而在於他長期的勤奮與努力、堅持和刻苦。今天，在陳景潤逝世10周年之際，我們紀念他、學習他，不僅因為他對中國數學所作的貢獻，還因為他長期堅持奮鬥、克服困難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勢下，要發揚這種精神。”

紀念，為了繼承

在陳景潤身後10年，我國經濟有了極大的發展，科研環境產生了變化。然而，他的那種精神是否被更好地繼承與發揚了呢？

嚴加安說：“陳景潤一輩子只發表了幾十篇論文，而現在有的博士在畢業後沒幾年就發表了80多篇論文，可以想見，現在的學風問題有多麼嚴重。”在談到學術界存在的浮躁、浮淺、浮誇這“三浮”現象時，嚴加安提出了警告：“這種風氣是非常危險的，如不及時重視並加以糾正，老師浮躁，學生跟着浮躁，學生成為老師後，又將浮躁傳給學生，這樣傳下去，毀的不只一代人。”他說，問題的根源在於管理評價體制和政策導向，管理部門應該充分重視這個問題。

馬志明說：“我剛讀研究生時，華老(華羅庚)的一句話對我影響非常大：‘早發表、晚評價’。我覺得現在沒有人提了，實際上我們應該這樣，像陳景潤早在1966年就發表了‘1+2’的工作，直到現在人們對這項工作的評價還是最高的。而現在很多工作還沒有發表就開始評價了，這真是違背了科學的規律。”

在丁夏畦看來，“重在堅持，不受干擾”是陳景潤在數學上作出重要貢獻的原因。他說，回憶一下陳景潤的科研歷程，在那樣強烈的外界干擾下，取得這麼大的成績，簡直是個奇蹟。我們現在的研究工作也受到許多干擾，但這種干擾與陳景潤受到的干擾不同，現在是個人評獎、評基金的干擾等。但不管怎樣，我希望今天的研究人員，以陳景潤為榜樣，集中精力、不受干擾。

“太急是出不了大成果的。”崔俊芝說，“出成果靠‘急’是急不出來的，要老老實實地幹活。管理部門要努力創造一種寬鬆的氛圍，讓那些有‘安鑽迷’精神的人能夠堅持下來。”

正如馬志明說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楊樂認為，雖然現在的大環境比較急功近利，但研究院的風氣還是很好的。這種好風氣就是得益於從老一輩的數學家華羅庚、吳文俊、馮康、關肇直到陳景潤、張廣厚等數學家傳承下來的優良傳統。

楊樂希望年輕科學家學習陳景潤持之以恆的工作精神，“長期堅持必定會在某個方面有所成就。紀念陳景潤先生的意義就在於，我們要很好地發揚這種精神，最終使得我們成為國際上的數學強國”。

繼承，才能對未來充滿信心

中科院數學院副院長陳敏說：“我們面臨一個非常矛盾的環境，像既要營造寬鬆的環境，又要高標準地達到評估要求的矛盾；還有出精品與出大眾化產品的矛盾，現在的評估以論文數作為一個重要指標，而精品則是我們更需要的。沒有精品，在世界舞台上就沒有話語權，也得不到尊重。”

然而，對於未來他卻充滿信心：“因為我們有優良的傳統，同時有一批青年科學家已經站到國際學術界的舞台上。在研究院，無論是院士還是年輕學者，大家都非常踏實、低調，專心學問。老一輩的優良傳統繼承下來了，整個研究院的風氣是學問第一。”

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王躍飛說，在以陳景潤為代表的老一輩數學家的精神鼓舞下，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不斷前行。從2000年開始，研究院晉升研究員採取國際評審的辦法，請數位國外在相關領域內較有名望的教授進行評審。而國內在晉升研究員或教授方面，採取國際評審的單位目前還很少。我們的一些優秀科研人員在相關領域已成為國際上的領軍人物，並有一批科研人員在國際重要學術機構擔任重要職位。例如，國際系統研究聯合會主席、國際數學聯盟執委、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會理事、國際知識與系統科學研究會副主席、國際邏輯學會理事等。

王躍飛說，“我們現在的學科布局更加全面、研究方向更加前沿。以前，我院僅在一些點達到很高的位置，現在逐漸在面上整體提高，不斷攀升。”

高小山補充說：“比如，在控制理論方面，我們有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創新群體；在數學機械化方面，吳文俊先生建立的幾何定理機器證明的‘吳方法’，‘使幾何定理機器證明得到復興’，將其‘從自動推理一個不太成功的領域變為最成功的領域之一’；在運籌管理的研究方向上，陳錫康先生20多年來堅持做糧食產量預測，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創新，而且在實際效果上做得非常好，平均誤差只有2%，遠高於美國、法國農業部的預報準確度。”

在基礎數學方面，周向宇舉例說，在數論方面，算術幾何是一個主流方向，按海外同行的評價，研究院在這個方向上已經凝聚了一批一流華人數學家，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另外，在動力系統方面，已經解決了國際上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應用數學、計算數學方面，還有很多傑出的人才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因此，王躍飛說：“我們對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