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朱熹平特別低調，反覆強調前人的貢獻，反覆宣稱自己和曹懷東只“完成了臨門一腳”，而且刻意迴避媒體，但仍然不能不觸怒某些專業人士，以致互聯網上，不時冒出一些出自顯然是專業人士手筆的謗文，與絕大多數網友的歡呼形成絕妙對照。

在眾聲喧譁中保持獨立思考，而非隨波逐流，本來是值得鼓勵的方向。但現在對朱熹平的諸多抨擊，已經超出了學術範疇，非但流於口水之爭，甚至涉嫌人身攻擊，凸現出攻擊者的偏私和狹隘。用一個網友的話來說，龐加萊猜想被朱熹平、曹懷東“封頂”，簡直就打翻了中國數學界的醋罈子，酸味撲鼻而來。

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常的情況？其實攻擊者也不能不承認朱熹平、曹懷東的成就，對他們的攻擊完全集中在所謂道德層面，譬如說他們的最後論證實質上是跟外國數學家搶功；譬如說他們大肆炒作自己。前者純系臆測，不值一駁；後者更屬無稽，是明顯的栽贓。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國別。自己的同胞為攻克世界難題做出重大貢獻，本應該加額稱慶，無此風範，反而氣急敗壞，不惜施以明槍暗箭，這裡到底有些什麼奧妙呢？

答案說來簡單得很，那就是兩個字：嫉妒。龐加萊猜想被朱熹平、曹懷東“封頂”，必然衝擊中國數學界傳統的利益分配結構。某些壟斷了優勢資源卻不能做出相應貢獻的機構，一時頗顯尷尬；更重要的是，他們壟斷優勢資源的傳統利益格局，因之失去了合法性，而不能不面對學術共同體和公共輿論的強大質疑。

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激烈反應就在情理之中了。這種激烈反應，充分暴露出他們惟利是圖的真相。

世人皆可言利，但不可惟利是圖。尤其兩種人不能惟利是圖，一是僧侶，一是從事純理論研究的學者。這兩種人本質上都應該是出家人，即他們應該是純粹的精神創造者，超脫於世俗的利益紛爭之上。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證對於信仰或者是理論的絕對忠誠，他們的思想成果也才具有純粹性、神聖性，並因其純粹性、神聖性而擁有公信力，為社會所普遍接受。但現實情況並不令人樂觀。學術研究事實上已經產業化了，譬如一旦坐上中國數學界的頭把交椅，那麼不僅年薪數十萬乃至逾百萬，不僅可以頻繁出國訪問，而且幾乎全部重要課題的確定，巨額課題經費的分配，課題最後的鑑定，所有這些高端資源都可以盡入囊中。簡直就是一方霸主。

學術研究利益化，使得學術研究越來越偏離正軌，不再是探索真理之途，而是成了榮華富貴的捷徑。一些人投身學術，跟商人投機股市，動力機制已經沒有什麼本質區別。而學術共同體自治機制一向匱乏，更令學術界的自我糾錯、自我淨化能力趨於貧弱，並因這種貧弱不可避免地不斷孳生學術寡頭，資源高度集中到某一個機構或某一部分人手上，由他們來向下分配，形成學術金字塔結構。誰居於金字塔最高端，誰就事實上擁有了對國家科研戰略、對課題部署、對經費分配的幾乎全部權力，就擁有了對於其他機構和其他學者的學術生命的生殺予奪之權。而由於人天生的自利趨向，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一般肯定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肯定是學術血緣決定資源流向。這就不免導致學術上的家族制，導致強烈的封閉性、獨占性、排他性。如此，學術不僅產業化，而且最終壟斷化，學術研究最終淪為一個一個的壟斷產業。

在這樣的壟斷產業中，逆向淘汰無疑是普遍規律而隨時隨地起着作用。於是我們看到，真正的學術天才往往因諳於世事而在利益大戰中越來越邊緣化，乃至遭埋沒；學術金字塔高端那些呼風喚雨之輩卻往往不過是碌碌無為的庸人。學術研究之投入產出比長期不理想，諾獎華人得主全部是海外華人，根子其實還在這裡。朱熹平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只是偶然，如果不是幸運地遇到了伯樂丘成桐，朱熹平的今天成功將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在這個意義上，朱熹平的喜劇，正昭示着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巨大悲劇。

應該承認，中國人從來不乏科學天分。十三億中國人中，本來有着更多的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丘成桐，以及朱熹平、曹懷東。如果所有的科學天才皆不被埋沒，如果所有的科學突破皆能應時而出，中華民族在世界科學之林將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我們的綜合國力將空前提升。但這就必須以學術遠離名利場，通過自由、開放的機制回歸學術本身為前提。朱熹平的成功在今天只是一種偶然，如何通過制度創新，讓學術規律成為學術界惟一通行的規律，讓偶然上升為必然，我們現在喝彩的同時，尤需要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