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學術腐敗的根源是中國學術界學術水平低下
　　
　　一般認為，學術腐敗現象在中國的大規模出現只有十餘年的歷史。那麼，它出現的原因是什麼呢？中科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楊弘遠認為有四條原因：學風與學術道德教育貧乏、學術民主空氣淡薄、學術道德法治空缺、政策導向有偏誤。(楊弘遠：治理學風要抓住“病根”)。在2003年一期的《北京評論》上，有一篇文章專門報道了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探討學術腐敗的根源。這些根源是什麼呢？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院士認為：“這種現象的存在與整個社會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風氣比較盛行很有關係。”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李延保也說：“這是一種社會現象，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誠信受到了挑戰。”中科院院士鄭時齡則把抄襲剽竊的部分原因歸咎於“學術交流不暢通”。還有人把學術腐敗歸罪於“體制”及缺少輿論監督。(佚名：學術腐敗因何而起？)。2004年，在全國人大上，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張恭慶說，學術腐敗的原因要從我們體制上去尋找。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則說，政策導向不當助長浮躁風氣。而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小謨則認為：學術界的浮躁風氣是學術腐敗的根源。(佚名：五位“院士代表”痛斥學術腐敗)。總而言之，中國的這些院士、這些領袖們幾乎一致地把學術腐敗的“原罪”歸咎於客觀原因。
　　
　　應該說，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們能夠公開承認學術腐敗的存在是一個不小的進步。曾幾何時，一些大學校長、人大代表還在媒體上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奚彬、翟偉：人大代表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中國科協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工作委員會”甚至要把學術腐敗改稱為“學術界的不端行為或不良行為。”(孫自法：科協呼籲改稱“學術腐敗”為學術不端或不良行為)。即使在被全國人民痛斥了一年多之後，這個委員會仍舊不改初衷，在中國科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繼續用“不端行為”來替代學術腐敗。(孫自法：中國科協披露當前中國學術七大“不端行為”)。在2004年的全國人大上，北京大學校長還這麼說：“學術腐敗，是指對科研成果的剽竊、抄襲等，在國際上一般叫做“科學界的不端行為。”(佚名：五位“院士代表”痛斥學術腐敗)。儘管如此，“學術腐敗”這個詞彙已經在中國的現代語言中牢牢地紮下了根，並且被全世界的華人所認同和接受，而對這一現象的記錄和分析將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必不可少的篇章。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逆轉的。
　　
　　但是，與扭捏作態、羞羞答答地承認學術腐敗現象的存在相反，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們對中國學術界面臨的另一個嚴重問題卻諱莫如深，絕口不提。這是什麼問題呢？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整體學術水平的連年下降。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發表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的國民素質、科學技術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的排名連續下滑：國民素質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學技術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國際競爭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中國高等教育持續滑坡，8成大學生對高校教育不滿)。2002年，中國經濟的成長競爭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國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蘭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後。(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而在此期間，台灣的科技競爭力則從1992年的世界第19位猛升為2000年的第10位。
　　
　　學術界的存在價值不就是在於提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及學術水平嗎？對關繫到自身存在價值的這麼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學術界為什麼能夠如此麻木不仁呢？它說明了什麼呢？實際上，中國的學術界對這個關鍵問題絕口不提正說明了它的問題所在。這就是：學術水平的低下是學術腐敗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學術腐敗現象的出現過程大致是這樣的：中國的學術界經過八十年代的人員大流失，即智商較高的學人離開學術界(出國、從政、經商)，“隨着文革前的學者全面退休，中國學術界的實權從平庸之輩的手中轉移到了那些被“篩選”下來的碌碌無為之輩的手中。他們掌權之際，也恰逢“科教興國”戰略實施之時。金錢象潮水般湧入學術界，對於搞不了學術的這些人來說，搞腐敗就成了唯一的選擇。”(亦明：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界面對着如同泰山壓頂般的“科教興國”重任，面對着如同潮水般湧來的金錢，它既感到茫然若失，束手無策，又感到了金錢從毛孔中滲入時的興奮和激動。最後，它找到了弄虛作假、欺上瞞下這條“捷徑”。按道理講，受到過高等教育、並且留在學術界工作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事業心，也就是想要在學術上干出一些成就。但有限的知識和才能在無限的壓力下，使他們素質中最薄弱的一環，也就是道德約束，發生了斷裂。而金錢的存在，對中國的學術界來說，既是誘惑，但也同時使它喪失了無所作為的最大藉口，那就是“政府的科技投入過低”。這就象一個學習成績一般的孩子，卻被父母逼迫一定要考上中國最好的大學一樣，除了走邪門歪道之外，再別無選擇。
　　
　　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水平到底有多低？看一下代表中國學術最高水平的院士就一目了然了。根據《中國科學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國工程院章程》，“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也就是說，院士是法定的學術權威。可實際上，拋開這些院士的道德水平不提(詳見筆者“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系列文章)，他們的學術水平之低，完全可以用“難以置信”四個字來概括。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洪國藩領導的“水稻基因組物理全圖”項目，它曾在1998年被兩院院士推舉為“1997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的首項。可是，這項代表着中國科學最高成就的研究成果，其論文竟然只能發表在一個影響因子只有0.5，也就是相當於“學術垃圾”的刊物上。如果說這個項目本身只能說明洪國藩院士個人的學術水平的話，那麼兩院院士推選這個“成果”為“1997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第一名則說明了中國院士的整體水平：他們比洪國藩還要低。
　　
　　另一個能夠說明中國院士學術水平的例子出現在2003年。當時，非典瘟疫肆虐中國大地，對病原菌的鑑定成了非典防治的關鍵。本來，對於搞傳染病學的人來說，病原菌的鑑定工作雖然說不上簡單容易，但卻可以說是已經程序化了。加上研究方法的改進，任何一個受過專業訓練、並且有過幾年工作經驗的人都應該能夠勝任此類工作。而由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領導的科研隊伍，卻犯下了極為低級的學術錯誤：他無視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傳染病病原鑑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則，而僅根據電子顯微鏡照片來鑑定病原。結果，他把冠狀病毒誤認為衣原體，從而把自己的科學研究及政府的防治政策引入了歧途。這個被國際同行評價為“違背常識”(“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學術錯誤，其直接後果就是使中國政府喪失了寶貴的時機，使非典成為建國以來危害最大的瘟疫。不僅如此，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全世界最豐富的生物材料面前，中國的院士連像樣的關於非典的科學論文都沒有發表一篇，倒是在國內的新聞媒體上一會兒吹噓找到了“非典剋星”(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藥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一會兒又叫嚷“找到了打開非典病毒大門的‘鑰匙’”(張瑾：賀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實際上，用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楊煥明的話說就是：“在SARS面前，我們中國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謝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國科學家打了敗仗)。
　　
　　其實，中國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並不奇怪。因為從整體上說，中國院士的學術水平大抵相當於歐美國家三流科學家的程度。這一點，連中國的院士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2001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在談到“有人認為，中國院士的總體水平恐怕連美國二、三流大學教授的平均水平都達不到”這個問題時說，“很難把不同國家的院士水平進行比較。……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優秀學者。”(張其瑤：許智宏談中國院士水準問題)。2003年，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也說：“國外有很多人認為中國院士水平不高，有一定道理，但中國的院士首先要看他對中國科學發展做出的貢獻，其次才是國際影響。對前者，外國人是無權評論的。”(歐陽斌：中國學術純度加劇下滑)。
　　
　　不過，這兩位院士強調的中國院士的特殊性，很難讓人信服。首先，把中國院士的學術水平與國外院士進行比較有什麼難的？難在哪裡？科學研究實際上是整個人類對未知世界的開發和探討，是全人類參與的智識競賽。就象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一樣，哪個國家的運動水平如何，通過獎牌的計算一般就可以立見高低。而在學術界，類似奧林匹克那樣的比賽在時刻進行，怎麼能說很難比較呢？其次，如果一名院士的標準僅僅是“對中國科學發展做出的貢獻”，那實際就是在承認他對世界科學根本就沒有什麼貢獻。而一名對世界科學沒有什麼貢獻的科學家，又如何能夠對中國科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呢？那不就是所謂的低水平重複嗎？第三，就算這二位院士的說法能夠成立，那麼為什麼伴隨着“對中國科學發展做出貢獻”的中國院士人數劇增，中國的整體學術水平反而大幅度下降呢？
　　
　　實際上，如果按照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來衡量的話，有人甚至認為美國一流實驗室的研究生的水平就要相當於中國的幾個院士。(苦口藥：一個留美科學家的學生相當於幾個中國的新院士？)。2004年，復旦大學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王迅直言不諱地告訴國人，若以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標準來衡量，目前復旦大學物理系夠得上教授水平的一個也沒有，他自己“可能”夠得上副教授水平。(任荃、王丹紅：中國科技界：直面現實)。即使如此自我貶低，很多人還是認為王院士高估了自己。
　　
　　中國科技水平的高低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判斷。曾獲得過中國科學院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的“無纜水下機器人的研究、開發和應用”和獲得2003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等項目，其技術基礎均來自國外。這些成果不僅科學成分極少，即使是技術含量和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也不是很高。“神州五號”上天反映更多的是中國的經濟實力，而不是科技實力。這一點，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並不否認。比如，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陳懷瑾說：“從技術和應用上來說，載人和不載人航天並沒有本質區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莊逢甘說：“往返技術怎麼做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爭論很大，中國到底是走英法的路子，還是走俄羅斯的路子？做了大量論證之後確定了載人飛船。”中科院院士、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梁思禮說：“神舟飛船可以壯國威，體現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體現的是中國整體的航天技術實力。在單項上，中國和美俄比還有差距。”(吳珊：神舟 你有多少含金量？)。也就是說，神州五號上天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政治意義大於科學意義。它的關鍵技術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存在的，並且是國外的。
　　
　　除了上面這些，中國學術界的水平還可以從中國的大學反映出來。據認為，中國的頂尖大學，也就是北大和清華，在世界大學中的排名位於200名之外。它們不僅在世界上落後，即使在亞洲也算不上是一流。有人統計，在2000到2002這三年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這六所全國最強的學校在《自然》和《科學》雜誌上總共發表了27篇論文，僅及哈佛大學的6%，劍橋大學的15%，東京大學的20%。(武書連、呂嘉、郭石林：2004中國一流大學評價揭曉 15所大學入圍)。考慮到這六所大學的規模(師生人數)都至少在哈佛大學的兩倍以上，因此可以說，一所哈佛大學的科學產出相當於大約200所中國一流大學(12÷6%=200)。這就是中國學術界與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據發表論文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論文引用率，來衡量，2002年中國的物理學在世界上82個國家中居第66位，與新加坡、白俄羅斯、古巴不相上下。排名最高的中國大學是中國科技大學和北京大學，分別為第551和552位。靠在國內颳起SCI旋風起家的南京大學，其化學論文總數在1992-2002年間排在世界第41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數來計算，它的排名卻一落千丈，居第675位。(縹緲孤鴻：可憐的中國物理！可憐的科大、北大、南大、復旦、清華！)。所以說，中國的學術界正在加速製造學術垃圾。
　　
　　實際上，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水平目前是在從低下向更低發展。1999年，教育部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評選“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由於每年評選出的論文以百篇為限，因此當選的論文被稱為“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論文能夠當選，不僅博士本人能夠得到教育部頒發的數十萬元科研經費，對其所在學校也是巨大榮譽。什麼樣的論文能夠入選呢？根據評選標準，它們必須“選題為本學科前沿，有重要理論意義或現實意義；在理論或方法上有創新，取得突破性成果，達到國際同類學科先進水平，具有較好的社會效益或應用前景；材料翔實，推理嚴密，文字表達準確。”按道理說，中國每年授予數萬個博士學位，百里挑一，總應該挑出幾個像樣的吧？可結果是，清華大學的一篇入選論文被國際學術界一致評為“質量確實很差，在理論上基本是錯誤的，也沒什麼應用價值”。(李麗萍：質疑“全國優秀博士論文”一入選作品)。這就是中國科學的未來。
　　
　　很顯然，想要依靠水平如此低下的學術界來承擔振興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重任，無異於趕鴨子上架。鴨子當然上不了架，所以它們只好呱呱亂叫，瞎撲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