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學術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學者個人素質太差
實際上，早在六、七十年前，毛澤東就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在學術界，“人的因素第一”更應該是婦孺皆知的道理：決定學術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錢。設想一下，一個沒有創新本領的人，難道能夠因為擁有了巨額金錢就突然間獲得了創新的能力？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按照定義，都是那些能夠用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的人。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艾倫·麥克迪爾米德就針對中國的學術界說，“科學研究在於人，人是第一位的。”他還說，“據我所知，中國有相當多的資金”。(王勇：科學研究在於人——艾倫·麥克迪爾·米德訪談錄)。那麼，中國學術界人士為什麼不到自身去找學術水平低下的原因呢？
事實是，無論是學術腐敗也好，還是學術水平低下也好，它們所反映出的實質都是學術界人士的素質問題：沒有搞學術的毅力，沒有搞學術的能力，沒有基本的道德修養，最後任憑自己的私慾惡性膨脹，於是發展成學術腐敗。
(一) 一個學者應該具備什麼素質？
1 素質的概念
就象“科學”這個概念並不存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一樣，“素質”這個概念的來源也不是很清楚。根據《辭源》，素質一詞的來源有三，一是指白色質地；一是指寶刀名；另一個是“猶本質”：“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管子━勢》)。顯然，管子的“素質”概念並不是指人。根據《辭海》的定義，“素質”是“人或生物在某些方面的本來特點和原有基礎。”在《漢英詞典》中，“素質”被翻譯成“quality”。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素質”的相應英文是“constitution”。還有人把中文的素質與英文的“competency”和“literacy”相對應。而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於1894年出版的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則被翻譯為《中國人的素質》，因此中文的“素質”似乎還等於英文的“characteristics”。還有就是，在中國的大學，所謂“素質教育”又被稱為“通識教育”，也就是美國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於是“素質”又變成了“general”。其實，上述英文詞彙的意思相差甚遠。無論如何，從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並沒有完全與“素質”等同的概念。這是一個成色十足的中國土貨。
儘管“素質”概念是個土貨，但它的內涵卻一點兒也不土。它的實際含義有兩層：首先，它是生理學和心理學概念，即所謂的“遺傳素質”；其次，它是教育學概念，是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後天通過環境影響和教育訓練所獲得的穩定的、長期發揮作用的基本品質結構，包括人的思想、知識、身體、心理品質等”。(柳斌：關於素質教育問題的思考。轉引自：陳永傑：素質與知識)。說得明白一點，“素質”就是指一個人的道德水準，知識結構，文化修養，以及各種不同的能力。目前中國社會流行的“素質”概念，基本上是教育學意義上的。
一般來說，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如果教育系統臻於完善，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素質的高低主要受其所受教育程度的影響。而學者，由於所受的教育最多，因此應該是社會中素質最高的一個群體。但是，由於某種原因，目前的中國有個非常奇怪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學者群體的素質不僅不是社會各個階層中最高的，相反，他們的一些素質參數要遠遠低於全社會的平均水平。而在很多情況下，在這個群體中，越是地位高的人，其相對素質就越差。
2 學者的定義
那麼，學者是什麼樣的人呢？在《辭海》上，“學者”的定義有兩條：①求學的人，做學問的人；②學術上有一定造詣的人。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認為，學者的個人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他的社會使命則包括教育同代人和後代，以及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因此，學者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何懷宏：重溫學者志業)。美國哲學家、詩人愛默生（Ralph W. Emerson）在1837年所作的著名講演《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指出，社會上的各個行業實際是一個“全人”(One Man)的不同功能，而學者就是“思想之人” (Man Thinking)。Man Thinking 不同於Thinker，後者是一個被動的、靠吸允他人的思想活着的人，而Man Thinking 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學者的職能就是通過展示事物的本質來激發人類的興趣，提高人類的水準，指導人類的活動。”也就是說，學者的功能就是追求真理，揭示真理，領導人類走向未知的前方。
所以，學者是一群追求真理的人，他們是人類、是社會的頭腦。但實際上，追求真理只是學者的功能，或者說是職責。什麼樣的人才能夠追求真理呢？換句話說，學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呢？我們不妨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
3 孔子的學識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學者非孔子莫屬。孔子說自己“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說孔子從小就立志於學業，追求真理(道)，一生不渝。“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孔子追求真理的最好寫照。孔子一生“學而不厭”。雖然他是當時中原各國學識最為淵博的人，但他並沒有絲毫的傲氣，強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不恥下問”，肯向小孩請教，公開講“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即使是對自己的專業(儒，也就是禮儀方面的學問)問題，他遇到不懂的事情也敢公開請教，別人嘲笑他說，你不是知禮嗎，怎麼還什麼都問呢？他則說，不懂就問，此正是禮也。
當然，光有學問是不夠的。儒家講究修、齊、治、平，因此修身立德就是一個人成為學者，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的重要一步。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還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這些思想後來被孟子發展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條。強調道德為本，強調人格的高潔，可以說是中國學者的最顯著特色：一個學者要“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孟子語)。
好學修德的目的是完善自身，而完善自身的目的則是要為社會服務。這是孔子精神的一大升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一個學者的成長過程；“修已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一個學者從自身做起，然後為他人服務，為社會服務的人生歷程；“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是一個學者的處世原則。
孔子的學問是具體的，世俗的，他所關心的多是現實社會中的問題，他講授給學生的也多是實用知識。他不談“神鬼力怪”，也不擅長抽象思辯，終其一生，除了留下了一部語錄體的《論語》之外，他的最大學術成就應該說是他整理了中國的古代典籍，編訂《詩》《書》《易》《禮》《樂》《春秋》，由此形成了中國的經典文化體系的核心。司馬遷說他“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孔子的成功之處不在於創新，而在於整舊：整舊一新。他之所以能夠如此，最主要的素質是他的學識。從《詩》三百篇中，他能夠總結出“思無邪”這個要旨。一部言簡文約的《春秋》，卻“微言大義”，成為定名分、製法度的規矩。有人說，一名學者需要有三方面的素質：才、學、識。才是先天的秉賦，學是後天的積累，而要有“識”，卻極為不易：它是“才”和“學”的最為優化的組合。
4 屈原的膽識
如果說孔子是中國第一位“集大成斃脫д叩幕埃敲辭褪侵泄諞晃淮蔥灤脫д摺Ｒ運淖髕肺饕淼摹凍恰罰蚱屏恕妒芬岳吹乃難願窬鄭褂貿ざ嘆涫劍笫賴奈逖浴⑵哐允男緯紗螄鋁嘶 Ｇ拇磣髕貳獨肷А凡喚鍪侵泄諞皇壯て拗疲沂塹諞皇桌寺闈槌な諞皇漬緯な諞皇桌硐氤な⑶醫⒘艘桓魴碌奈奶濠ァ案場薄Ｋ摹毒耪隆罰轎鍤⑸剿群印Ｖ泄氖枰帳踔閱芄懷晌謝幕凶鉈病⒆罨曰汀⒆釵按蟮鈉攏墓ǖ筆艫諞弧３酥猓凇短煳省分凶芄卜⒊雋艘話倨呤喔鮃晌剩侍饉福現斂蘊歟輪鏈蟮兀都八砉牛暗貝趙灤淺劍ú菽袷蓿認屯ィ繽寥飼椋匏話匏凰跡匏灰桑匏晃剩梢運凳侵泄д叩摹抖懶⑿浴貳?
屈原為什麼能夠有這麼大的“學術成就”呢？這首先要歸功於他對真善美的強烈熱愛和不懈追求。在《離騷》中，他用香草美人先賢往聖象徵美好的理想，對它們的追求，他有“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決心。 司馬遷在評論屈原的《離騷》時說它“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必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的第二個素質就是他的獨立性。也就是這個獨立性，使他敢於質天問地，敢於面鬼對神，敢於出生入死。他懷石自沉，並不是要為楚王殉葬，也不是為了生計無着，他是在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格而獻身。“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他生前曾請太卜占卦：
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婾生乎？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慓斯，喔咿嚅兒，以事婦人乎？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顯然，屈原並不需要誰的指點，他的心中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屈原的第三個品質就是有強烈的政治抱負和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和責任感。在《離騷》中，他“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在《哀郢》中，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質問蒼天：“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在詩的結尾，他發出了這樣的哀鳴：“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至死不忘家鄉，其情自可感天撼地。
可以說，屈原的上述三個品質，造就了他的特殊“文人氣質”：對所愛，他熾熱如火；對所惡，他視如仇讎。而這個氣質的延伸就是屈原的非凡之膽：除了自己堅信的真理，他什麼都敢於去懷疑。如果說成就孔子的素質是“學識”的話，那麼成就屈原的素質就是他的“膽識”。也可以這麼說：膽識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學者所不可或缺的素質。
5 蔡元培的人格
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學者有兩個人，一是蔡元培，一是胡適。蔡元培生於1868年，比孔子晚兩千四百多年，比屈原晚兩千二百多年，但他卻是中國第一位具有西方特色的學者。為什麼這麼說呢？
與中國的學者相比，西方學者最大的特點就是自己的獨立性：學術本身就是事業，就是職業，它不需要依附於政府或某種其它社會勢力，它有自身的存在價值，它也能夠獨立地存在下去。由於從事的是獨立的事業，所以西方學者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而中國的學術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短暫獨立之後，兩千年來幾乎完全消失。即使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學術也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不論是政治學派如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道”，墨子的“兼愛”，韓非子的“法術”，還是哲學學派如老莊，他們都以社會現實作為探討的對象，而學者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必須依靠社會的力量。這就基本上決定了學術的獨立性問題：實用學術必須“有用”才能夠被接受，而被誰接受呢？不是學術界自己，而是現實社會。學術不能獨立，學者當然也就難以獨立。前面說屈原具有獨立性，那是指他的個人而言，並且也以悲劇告終。實用學術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難以進入高深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境界。沒有抽象的學問做基礎，任何學術都是膚淺的。
雖然很難說蔡元培先生是最早意識到中西文化這個巨大差異的中國人，但他卻是最早致力於消滅這一差異的中國人，並且可以說是唯一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就的人。他使與“太學”無異的北京大學變成了“研究高深學問”的現代化大學，他要求大學生“以研究學術為天職，尤當以養成學問家之人格”。這些，可以說是深得西方文化之精髓。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又強調教育獨立，學術獨立，講究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更是抓住了辦學的關鍵。蔡元培先生後來創建中央研究院，基本因循這一套原則，為中國正統學術的建立打下了深深的基礎。人稱蔡元培先生是“中國現代教育之父”，他當之無愧。
蔡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功在千秋，當然不需要我來為他歌功頌德。我要探討的問題是，作為學者，他怎麼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他有什麼特殊的本領嗎？有人把蔡先生的特殊本領總結為“正大的宗旨，博大的思想，偉大的人格”三條(袁瑜：教育呼喚蔡元培)，我深以為然。
第一，蔡先生有堅定的信念。他堅信救國之道在於教育，而教育之道在於獨立，指出“國家富強，恃乎人才，人才陶鑄，端賴教育”，“自人文進化，國家之貧富強弱，與其國民素質之高低、學問之深淺成比例”。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也不過時。
第二，蔡先生學貫中西。他是前清的進士，後來到德國和法國留學多年。這些經歷，加上他不懈的思考和若谷的胸懷，最後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思想。他的學生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第三，蔡先生有崇高的人格。蔡元培先生非常注重道德修養。他性情溫和，雍容高雅，溫良恭儉讓五德齊備。他說，“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助其為惡，無益也。”早在辛亥革命之後，他就參與組織了“進德會”，要求會員不嫖不賭不當官。在給北大學生的第一次講演中，他就告誡學生要“立志、立德、立言”。他在北大建立了“進德會”，自己也身體力行，堪稱表率。對下，他謙恭有禮；對上，他自尊自重。他有權，但用權皆出自公心；他有勢，但從來都是以理服人；他有才，但從不侍才傲物；他有高薪，但卻生活儉樸。身居高位的蔡先生能夠脫帽向門役行禮，能夠為北大的校工辦夜校，能夠在天安門前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都說明蔡先生的胸膛里裝着一顆聖人般的心。有這樣的人格做保障，蔡元培先生才能夠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令行禁止，完成改造北大這一今人永遠也完成不了的偉業。“學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一貫瞧不起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對蔡元培的評價。
所以說，一名學者如果想要把“知”變成“行”，必須要用自己的“德”來作為保證，否則就會流於形式。換句話說，如果只靠信念和思想就能夠辦好一所大學的話，今天的北大理應比蔡先生時代的北大更好，因為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而蔡先生的信念已經成了國人的共識，蔡先生的思想在學術界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實際上，今天的北大不僅沒有長進，反而可以說是倒退回到了“太學”時期的北大。為什麼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北大的領袖們沒有蔡先生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最早舉措，除了聘請新銳之外，就是拿惡勢力開刀：解僱了率領學生逛妓院的教師；辭退了後台強硬但不學無術的英國教師；廢除了學校教務會議講英語的“常規”。把這些與北大今天專揀軟豆腐下刀子的“癸未改革”比一比，高下優劣不就立刻水落石出了嗎？
6 胡適的見識
在近代中國的學術界，胡適的名氣比蔡元培要高、要響。誰不知道以首次主張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胡適？誰不知道“胡博士”在26歲就成為北京大學的教授？誰不知道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誰沒有聽說過他提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治學名言？可是仔細一想，人們也許會發出疑問：盛名之下，難道就這些？
是的。胡適的學術貢獻大致如此。他自己就說，“設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還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報做編輯！”在他的那篇被譽為“文學革命第一槍”的《文學改良芻議》中，他只是怯生生地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也就是說，他只是提出在形式上“改良”文學，而“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倒是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一個月之後，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了“三大主義”，才把文學革命的性質和內容做出了明確的闡述。
胡適的學術領域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據他自己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確實，奠定了胡適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的，是出版於1919年的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本書是胡適根據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擴充而成的，而那部學位論文卻沒有能夠使胡適在1917年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其實，這並不奇怪。這部著作基本上沒有什麼深刻的見解和重大發現，其長處在於“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蔡元培為這部書寫的序言)。不僅如此。胡適一生著述總量超過兩千萬字，但卻一直沒有把這部著作的下半部續完，結果使它成了一部真正的“掐頭去尾”的中國哲學史。
胡適的另一個學術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做學問的方法，據說光這方面的著述就達百萬字之譜。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十字箴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但這並非他的首創，而是他在美國讀書時從《大英百科全書》中偶然發現的。
儘管如此，胡適還可以被認為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學者，也是最成功的學者。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曾經送給胡適一副對聯：“天下文章，莫大胡適；一時賢士，皆出其門。”胡適的弟子唐德剛先生說：“胡適之先生是現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對今後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唐德剛：寫在書前的譯後感)。李敖則說：胡適之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現代化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李敖：播種者胡適)。著名大陸學者李慎之先生甚至宣稱：“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見李普：悼李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教師)。確實，胡適是“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唐德剛語)。
那麼，排除外界的、偶然的原因，成就胡適作為學者的內在因素有哪些呢？最主要的，當然是他的見識。胡適的一個條幅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什麼是“不疑處有疑”呢？那就是能見他人所不能見，有自己的見識。當年，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雖然也曾轟轟烈烈，但面對“舊文化”的鐵壁銅牆，未免感到有些無處下手。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則為新文化運動找到了突破口，開闢了新戰場，並且使它成為主戰場。在那篇文章中，胡適明確指出，“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點，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案，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其見識，真的是非同一般。
胡適知道中國歷史資料龐雜，真偽難辨，於是獨辟險徑，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撇開沒有真實史料的上古時代，單刀直入，從春秋時代開始講起，結果成為一家之言。儘管這本書的長處在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在當時的中國，頗有使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的學生顧頡剛說：“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着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
即使看似簡單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也能夠顯示出胡適不同尋常的眼光。如果從根上深究，中國的學術和西方的學術有一個極大的差別，那就是，在中國，學者重師傳而不是重實證，重感性而輕理性，重形象思維而輕邏輯推理。研究方法的不系統、不科學是阻礙中國學術發展的根本上原因之一。胡適一眼看到中國學術的病根，因此提出了這個口號，使它“成為本世紀中國最響亮的學術口號”(陳平原語)。
所以說，儘管胡適的成名有其偶然性，但假如胡某人沒有自己的本事的話，蔡先生雖然能夠讓他當北大的教授，也絕沒有能力把他扶為中國思想界的領袖。
總之，一名傑出的學者除了應該具備廣博的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識”：學識、見識、膽識。沒有這些素質的學者，實際就是一堆書蟲。而要把自己的崇高理念親自付諸實踐，他還要具備高尚的人格。
7 科學家的素質
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幾乎沒有現代科學。即使是在整個二十世紀，對中國學術界發生重大影響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人文學者。科學之於中國，是在它顯示出能夠產生巨大的物質財富(及提高國防實力)之後才受到充分重視的。中國至今沒有產生影響如蔡元培、胡適那樣的科學家。
科學的基礎就是理性思維，而人類進行理性思維的動機就是要尋找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很大一部分就是對自然現象的困惑。很顯然，在科學處於萌芽狀態的古希臘，對自然現象的探討並不一定能夠帶來象今天那樣的物質財富。這也是科學研究的另一個屬性：沒有功利性，它是人類處於“自由”狀態的純粹的精神活動。
所以，一個科學家的基本素質就是要具有好奇心，這是他追求問題答案的原動力。第二，他要具備進行理性思維的能力，這是他能夠達到彼岸的唯一途徑。第三，他要擺脫物質利益的束縛，因為物質因素的考慮能夠破壞一個人的好奇心，並且使一個人拒絕理性。第四，科學是人類學術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一名科學家也必須具備一名學者所應該具備的人文素質：道德修養，文化知識，獨立人格，以及自知，自尊，自律，自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