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當代中國學術界的整體素質
　　
　　中國政府施行“科教興國”戰略是在1995年。在這之後，中國學術界的兩大系統，也就是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所屬高等院校，開始了從中央政府那裡搶奪金錢的競爭。先是中國科學院，在1998年初向中央提出了題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上面批示道：“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國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知識創新工程”的起點。
　　
　　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北京大學慶祝建校100周年的大會上宣布：“為了實現現化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 緊接着，以陳至立為首的教育部決定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即211工程)中，重點支持部分高等學校創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這就是所謂的“985工程”。(焦新：“985”工程　向着世界一流大學挺進)。
　　
　　“知識創新工程”和“985工程”都是中央政府投資上百億元人民幣的巨大工程。在正常情況下，這樣的工程理應經過嚴密、認真的科學論證，甚至要經過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但實際上，這兩個跨世紀的學術工程的上馬卻極不科學。下面，筆者就深入分析一下中國學術界的這兩個跨世紀工程。
　　
　　1 不倫不類的“知識創新工程”
　　
　　從字面上看，“知識創新”這個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這裡，“知識”和“創新”是什麼關係呢？是要把知識創新，還是要利用知識搞創新？如果是前者的話，那就是學理不通。如果是後者，則又不符合漢語語法規範。知識可以增加，可以創造，但卻不可以創新。其次，這個“創新”的涵義是什麼？是指原創性的科學發現？還是指具有新意的技術發明？可以說，這兩種“創新”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在層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後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現象和規律，即“增加知識”或“創造知識”，而invention則是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創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據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識創新”這個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國家很少有人把這兩個單詞直接連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識的創新)。所以說，“知識創新”應該是一個技術學概念，是指知識的應用，應該叫“技術創新”。既然如此，為什麼要給這個項目起這麼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呢？顯然，這是為了迎合江總書記的那個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國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一個國家的“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為了迎合“上意”，竟然不惜胡編亂造名詞概念，可見他們的素質處在什麼水平。
　　
　　其次，“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概念不清，而且名實不符。根據中國科學院的解釋，“‘知識創新工程’的總目標是：到2010年前後，形成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律的、具有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高效運行的國家知識創新系統及運行機制，建設一批國際知名的國家知識創新基地，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形成不斷取得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環境，為使我國知識創新實力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力爭我國被《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科學論文總數的排名進入世界前10名、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能力進入世界前10名、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前10名做出貢獻。” (李春芳：知識創新工程百問)。這裡雖然沒有說明“知識創新”的涵義到底是什麼，但很顯然，它包括了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實際上，“中科院在國家研究與開發機構基礎研究經費中的份額已占到96.7％。中科院基礎研究經費的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而根據前面的分析，基礎研究顯然不應該包含在“知識創新工程”之內的。所以，“知識創新工程”是中國科學院搞的的“偷梁換柱”之計。
　　
　　第三，根據《中國科學院章程》第六條，“中國科學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發揮國家知識創新體系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的作用就是搞“知識創新”，“知識創新”是它的本職工作。既然如此，它搞這麼個“知識創新工程”就顯得師出無名了。這就好象是說，國家開辦科學院的目的就是要搞科學研究，而這個科學院卻提出了一個“科學研究工程”一樣那麼荒唐可笑。難道中國的工人也應該搞一個“打工工程” 、農民搞一個“打糧工程” 、軍人搞一個“打仗工程” 不成？
　　
　　其實，“知識創新工程”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中央政府要錢，要一大筆錢。果然，僅僅是這個工程的三年試點期間，朱鎔基總理就撥給中科院50億元人民幣。2001年，中國科學院的基礎研究經費支出為23.5億元，比上年增加近50%。這筆錢，主要是通過這個“工程”得到的。(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在“十五”期間，這個工程又為中科院釣到了100億元人民幣。2001年，中科院的“科技人員”總數不到兩萬五千人，這相當於每人平均“創新”經費超過40萬元人民幣，而一些大人物手中控制的經費則是這個數字的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麼，六年之後，“知識創新工程”的效果到底怎麼樣呢？2003年，《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評價中科院某所在“知識創新工程”中的體制改革情況。該文的作者是這樣評價的：“A 所沒有觸及科技體制的結構性矛盾，而沿用了官僚化、拖延難點、迴避矛盾和敷衍搪塞的策略。……道德化甚至政治化的表達試圖掩蓋的是改革中必然的衝突，同時失去了科學家職業倫理重建的機遇。改革為了創新，而改革的方式恰恰是傳統的、沒有充分民主的、官僚化的、當權者利益第一的。由此引發的科研組織結構性錯亂、人員行為失范、利益主體驅動、道德弱化、官僚強制，並不能帶來美國式的科研組織，相反它承擔較大的改革風險，所以會發生不斷改革的現象。”(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也就是說，“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國科學院越變越糟。
　　
　　上面那個中科院“A所”並不是一個孤例。1994年，中科院開始實施所謂的“百人計劃”，其內容是“到20世紀末從國內外吸引百名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可是，隨着“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這個“百人計劃”幾乎變成了“千人計劃”，目前入選人數已經超過八百人。中科院先是在1998年，也就是“知識創新工程”的試點階段，把“百人計劃”的規模擴大成“在3年內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傑出人才”。2001年，由於“知識創新工程”全面實施，這個計劃再次調整，“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國內引進30名優秀人才”。(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簡介)。他們為什麼要大批從國外引進“人才”呢？因為靠他們自身的力量，中國科學院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設定的三個“前十名”目標。引進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他們發SCI文章，好對這個工程有個交代。但是，就象中國的院士水平隨着人數的增多而大幅度下降一樣，“百人計劃”也隨着“擴招”很快就變了味，很多學術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過人際關係，成了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帶頭人”。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根本就沒有履行“百人計劃”中所規定的義務，但卻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資源。這導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發。(李虎軍 ：“公開信”拔出蘿蔔帶出泥 海外學者瞞天過海遭非議)。
　　
　　面對“百人計劃”的徹底失敗，中國科學院並不在乎。反正他們有花不完的錢，用不盡的時間，和層出不窮的花樣，而他們根本就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不，就在2004年，他們又推出了一個“愛因斯坦計劃”：要培養“科技將帥人才”。(孫自法：培養大師級科學家 中科院啟動“愛因斯坦計劃”)。這就象武大郎在突然中了彩之後，宣布要在自己的炊餅鋪培養世界一流飯店管理大師一樣荒唐可笑。
　　
　　總之，“知識創新工程”自始至終都反映出了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的素質問題：知識素質、文化素質、道德素質、以及學術素質都低得到了驚人的程度。用荒謬的理由來爭取政府撥款，這是中國學術界整體素質低下的最明顯標誌。而“百人計劃”在“知識創新工程”中的變質又充分說明了學術腐敗與學術水平之間的關係：就是因為中科院科研人員的學術水平太差，所以他們要花錢請“外人”給他們打工。實際上，我完全可以說，“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它反而使學術腐敗愈演愈烈。“知識創新工程”的唯一創新之處就是，它把中國的學術腐敗傳播到了海外華人學術界。
　　
　　2 莫明其妙的“985工程”
　　
　　如果說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是不倫不類的話，那麼教育部主持的“985工程”就實在是讓人感到莫明其妙。“知識創新工程”的名稱雖然荒謬，但在這個名稱的下面還是有些內容的。更為難得的是，這個工程是由中國科學院自己主動提出來的，說明他們多少還是有些“創意”的。可“985工程”上馬的唯一根據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一句話：“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於是乎，中國的“若干所”大學，就象是在昏睡中的老狗突然被人踢了一腳一樣，迷迷登登地拔腿就開始了“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在跑了一段路之後，他們才發現，自己追趕的“世界一流大學”就如同水中月，鏡中花，看得見，但摸不着。也就是說，中國頂尖大學的校長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口出狂言：北大和清華先後宣布要在“985工程”實施後15-18年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那麼，到底什麼樣的大學才能夠稱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學”呢？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在研究了“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之後，歸納出了九個基本特徵。根據對一些“量化”指標進行對比分析，他們認為北大和清華目前在世界高校中的位置在200-300名之間，“預計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可能進入世界大學體系的前100名，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劉念才等：我國名牌大學離世界一流有多遠)。
　　
　　其實，進入“世界大學體系的前100名”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劉念才等人自己實際就把那些排在100名之前的大學分成了兩類，一類是20所“世界頂尖大學”，其餘80所才是“世界一流大學”。所以說，這個“世界一流大學”實際上應該叫做“世界二流大學”。即使按照劉念才等人的說法，100所學校算一個等級，北大和清華目前在世界上也只是三流大學，他們憑什麼能夠在不到20年的時間超過目前在他們前面的100多所大學，進入前100名呢？這種情況的發生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別人止步不前，或者倒退；第二，自己比別人發展得快。顯然，指望別人倒退不僅沒有出息，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的大學想要進入一流，就必須自己有比別人發展得快的絕活兒。可實際上，中國的大學在這方面是一無所有。劉念才等人做出那個“預計”的主要依據就是，“國家對大學的直接投入和競爭性的基金投入將不斷提高”。而金錢對大學發展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是非常不確定的，在中國，可以說它的壞處比好處要大得多。前面討論到的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
　　
　　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學”研究雖然幼稚，但其作學問的態度還算是認真的。如果與北大清華的校長和書記們拍胸脯打保票似的豪言壯語相比，還可以說有相當濃郁的學術氣息。看看清華大學前校長王大中院士是如何打算把清華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的：“要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科學研究中要正確處理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研究關係；師資隊伍建設中處理好尖子人才與團隊關係；以及學校管理體制上要貫徹民主集中制等等。總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正確處理共性與個性問題，那種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指標與辦學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適的。”(左春明、周月紅：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學跨越)。我曾評論說，“這哪是在辦世界一流大學，倒象是在辦中國一流黨校。”(亦明：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指標”也許是愚昧，但“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怎麼就行不通呢？有什麼不合適呢？如果行不通，如何才能建成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呢？王院士難道沒有發現其中邏輯的荒謬嗎？所以，清華大學心中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標準完全是自製的，因此實際上是根本就沒有標準。
　　
　　與清華大學的“中國特色”相比，北京大學的“世界一流大學”標準具有明顯的“鄉土氣息”，你甚至可以說它是土得掉渣。根據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世界一流大學”不過如此而已：“如果我們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在國家集中的、高強度的支持下，採取正確的學科發展戰略，把81個國家級重點學科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推進到世界前沿，那就應基本實現了目標。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卡耐基·梅隆也好，芝加哥也好，普林斯頓也好，也不是什麼學科都好，而都是有若干學科是居於世界一流的。……這就是我們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的核心”。(閔維方：在2003年北京大學校友工作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我不知道北京大學總共有多少個學科，也不知道閔書記所謂的“世界前沿”到底意味着什麼，更不知道是誰把卡耐基梅隆大學封為世界一流大學。但我知道，這樣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是庸俗的，愚蠢的。實際上，這樣的“辦學思想”說明他們根本就沒有“思想”，這樣的“辦學理念”也根本就不是什麼“理念”。(關於大學理念，下面有詳細討論)。
　　
　　也許是對中國高教界“創建一流”的愚昧、混亂局面不滿，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前校長、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監楊福家先生在2002年提出了“不僅要有大樓、大師，更要有大愛”的說法。“大樓”、“大師”之說，早已有之，它們來自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的名言：“大學者，乃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而“大愛”之說，據稱是楊院士的首創。那麼，什麼是“大愛”呢？“讓人們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營造一個以人為本的氛圍，這就是大愛”。為了具體說明“大愛”的含義，楊院士還舉出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國數學家納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經是“大師”級的學者了。後來他的精神出了毛病，但普林斯頓大學仍舊寬容地讓他在那裡生活了30年，給予他巨大的愛護。最後，納什恢復了健康，並且獲得了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成了超級大師。(鄧琮琮：楊福家：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有大樓大師，更要有大愛)。
　　
　　楊院士的“大愛”說甫一問世，就受到了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極大關注。一時間，許多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都紛紛表態，要用“大愛”培養大師，通過培養大師建造世界一流大學。有人高興地說，“如果有了大樓、大師、大愛，那麼我們心儀已久的、‘眾里尋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學，也許就‘驀然回首’，‘正在燈火闌珊處’了。”(陳魯民：教師節隨想：大樓·大師·大愛)。
　　
　　建立一流大學有這麼容易嗎？這個從大愛到大師到一流大學的公式是可行的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在一流大學集中的美國沒有人總結出這條規律？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二流、三流大學，甚至四流、五流大學？實際上，在美國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大愛”。美國大學終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優渥條件，是他們經過幾十年的鬥爭爭取來的。而對那些尚未得到終身教職的大學教師來說，他們面臨的競爭是非常殘酷激烈的，“不發表就滅亡”(publish or perish)是他們必須遵守的競爭規律。再者說，“大愛”說實際上是把大學教師放在了需要受學校行政當局眷顧的位置，這也與美國大學的治校原則不符。“大學教授就是大學本身”，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萊比(I. I. Rabi)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的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更何況，即使是在美國學術界，能夠成為大師的人終究是少數，而在學術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國，國家要付出多少“大愛”才能夠換來些許幾個大師呢？退一萬步說，僅僅是希冀自己的教師有朝一日可能成為大師而讓他們“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大愛”，而恰恰是懷有極大私心的風險投資。古人云，“為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修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荊棘，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洪應明：《菜根譚》)。由此可見，楊院士的“大愛”說仍舊是在中國世俗文化的醬缸中打轉。
　　
　　事實是，普林斯頓大學根本就沒有給納什什麼“大愛”。1964年，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在納什病情出現了轉機、他並且開始重新開始研究工作之際，給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員(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這裡面，納什的朋友從校園內外施加的影響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遲至1989年，當瑞士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委員會派人與納什面談，要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俱樂部坐坐時，納什還問來人：“我能進去嗎？我不是教授。”這使那位瑞士教授感到納什在普林斯頓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1994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委員會決定納什為獲獎人之一時，納什的“悲慘人生”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在得到獲獎的消息當天，納什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舉行的小型慶祝會上說了三句話，其中兩句是：他希望獲得這個獎項能夠使他的信用等級上升，從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獲獎者應該說他很高興能夠與別人分享這份獎勵，但他卻想要獨得這份獎金，因為他太需要錢了。(Nasar, S.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個在“大愛”中生活的人難道能夠這麼悲慘嗎？當然不會。實際上，納什在獲獎時連普林斯頓大學的正式教職都沒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從另一方面講，中國高教界對“大愛”理論的熱烈反響從側面說明，目前國內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來“世界一流大學”的領導們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發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對自己應該如何發展也根本沒有明確的思路。儘管他們在媒體上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從根兒上講，他們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辦學理念”，就是要國家多多地出錢。有了錢，他們可以蓋大樓，可以聘名師，可以多發表SCI論文，然後學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後就成為“世界一流”了。但是，讓我們假設北大和清華可以有無限的資源，假設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師資全部換成哈佛大學的教授，那麼，這樣的北大清華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嗎？當然不會。因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體制、高教政策不變，只要劣勝優敗的選擇機制不變，只要虛偽狡詐的人文環境不變，只要大學校長繼續拿着校長當官做，絕大多數有創造性的學者在中國的大學內都將會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這一點，任何頭腦清醒的學者都應該明白，也不需要我來證明。
　　
　　所以說，中國目前這個投資已經超過300億元人民幣的“985工程”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糊塗工程：甲方沒有明確目標和指標，乙方沒有明確資格和手段，雙方都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事實是，中國的大學校長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他們也根本不知道大學的功能是什麼。
　　
　　總之，中國學術界的兩個跨世紀工程，“知識創新工程”和“985工程”，從上馬到實施，都充分暴露了中國學術界駭人聽聞的低素質：喪失人格地奉迎“上意”，恬不知恥地騙取錢財，不懂裝懂地玩弄學問。這兩個工程的實施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整體學術水平，支持國家建設，相反，卻消耗了國力，加重了學術腐敗，不僅使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而且使中國目前的學術水平與幾十年前也無法相比。(黃俊偉：說過去的教授和現在的教授；冀文海：中國高等教育持續滑坡，8成大學生對高校教育不滿；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
　　
　　(四) 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學術界
　　
　　在中國文學史上，《儒林外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因為它是中國第一部以諷刺知識分子(士)為主要題材的作品。在吳敬梓的筆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猥瑣、扭曲的人格特性栩栩如生。誰不知道那個因為中了舉人而發瘋的范進呢？所以，可以把《儒林外史》看成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部輓歌。
　　
　　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現了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就是具有西方文化知識和價值觀念，其代表人物就是蔡元培和胡適。不過，正象錢鍾書在《圍城》中所說，“中國的利害，天下沒敵手，外國東西來一件，毀一件。”所以，中國除了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有點兒新氣象之外，從此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對第二代知識分子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錢鍾書《圍城》的影響。那個對同事妻子垂涎三尺的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那個趁國難之機倒騰藥品的訓導長李梅亭，那個一張口就是“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的教育部特派員，那個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方鴻漸，以及那個敢把克萊登吹成美國“很認真嚴格的學校，雖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學生不容易進”的歷史系主任韓學愈，使人們對這些中西合璧的學者有了很深的認識。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雖然在很長的時間內處於挨整的位置，但學識淵博和清高自守卻一直是社會對他們認定的形象。再加上中國的傳統對“讀書人”有本能的尊重和敬畏，“老九”在最臭的時候其實也還是滿吃香的。看過電視劇《渴望》的人都一定會對女主人公撇下深愛自己的那個工人而愛上知識分子王滬生留有印象吧。而在“科學的春天”，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更把知識分子塑造成了不食人間煙火、一心為着科學事業的聖人。
　　
　　那麼，到了世紀之交，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呢？1999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劼的《麗娃河》。在這部以華東師範大學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中，作者全方位地描寫了大學校園內的學者群體。由於該書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描寫有很強的現實背景，所以華東師大當局曾出面阻止學生購買此書。
　　
　　在《麗娃河》中，中文系首席博士生導師袁逸儒是個全國聞名的學者，但實際上他一生的學術本錢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兩篇文章。這個大儒，控制着中文系的學術大權，但卻把自己的學生當成生存的飯票，不僅在政治運動中出賣學生，還在職稱評定中拼命壓制有學術造詣的學生龍在田，使他在講師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幾年，而那些不學無術的人在他的手中都先後成了教授和博導。用小說中的話說就是，“他用手中的職稱跟他們把持的權力作了交易，從而在高校里穩坐釣魚臺，一面扮演德高望重的清流人物，一面從權力之河裡釣取種種實惠和好處。至於學生在他眼裡，也不過是一根根的籌碼而已，他的名聲有一半是因為你們這些在外面奮鬥出了學術影響的學生才水漲船高的。”從年齡上來判斷，袁逸儒應該是三閭大學時代畢業的學者。
　　
　　有袁逸儒當靠山，那個掛着博導頭銜的吳天雲才能夠在中文系當了十幾年的系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吳胖子先讓自己垂涎的學生薑麗人留校並且變成了自己的兒媳婦，在姜麗人出走之後，扒灰未遂的他又和自己的研究生江瑛姘居。儘管自己一肚子男盜女娼，但這個吳胖子卻千方百計地要利用男女關係問題把龍在田置於死地。在很大程度上，吳胖子是發跡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學者的代表。他們無學有術，專門以整人為業，而他們整治的對象就是那些學業比他們好的人。這是因為，學業上的不足，使他們對真正的學者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憎恨。
　　
　　被袁逸儒親手選定的學術接班人是文革之後畢業的新人張超。這是一個靠老丈人起家，靠出賣龍在田的學問而成長起來的中國第四代學者。他可以在公開場合大談連自己也搞不懂的什麼“終極關懷”，也可以在私下裡利用女學生的抄襲行為而要挾對方與自己上床。看看他唱的高調：“不要以為現在全都自由了，可以為所欲為了；不要以為現在爭相下海了，可以不顧良心了；不要以為現在都在賺錢了，可以不要學問了；不要以為現在是後現代的時代了，可以不要規範了，不要道德紀律了，不要天倫王法了，從而可以無法無天了！不要以為不再有人會為了崇高的理想站出來說話。抬起你們的頭顱，看看吧，理想主義的旗幟依然在高高飄揚，那是人的精神，精神的人。”可以說，張超之流不僅綜合了第二代學者的偽善和第三代學者的狠毒，而且加上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無恥。
　　
　　張超的最得意弟子就是博士生盧強。這位有“伍學者”之稱的“第五代學者的代表兼發言人”，可以說不論是學問還是道德都秉承了乃師的衣缽。他的特點就是“懂得對什麼人說不，對什麼人說是，最後對自己說不是。”所以，他敢於跳起來面對五十年代的學者大喊：“怎麼能解構崇高呢？怎麼能拋棄理想呢？當年的青春萬歲到哪裡去了？難道你們玩夠了崇高和理想就可以把她們扔在一邊了？你們可知道我們還沒玩過呢，至少大家玩玩對不對？哪有像你們這麼霸道的？”他也敢於“嚮導師抬起頭來，十分堅定地表示：張先生，你放心吧，我會接班的，我肯定要接班，這是一定的。我不接誰接？我不說誰說？共產主義是大家的事，也是我盧強一個人的事！”也就是憑着這套本事，盧強儘管在讀書期間因為猥褻女生被抓，畢業之後還是留了校，成了張超的當然繼承人，並且沒有幾年就要問鼎系主任的寶座。毫無疑問，盧強之流定將成為中國學術界的正統。
　　
　　與這些當權得勢的學者相比，在這所大學走背運的都是一些正直、有學問的知識分子。老一輩的施先生和章先生由於鬥不過袁逸儒之流(或不屑於與他們斗)，選擇了逃避、與世無爭這條道路，以此換來了相對安靜的晚年。儘管如此，在章先生去世的追悼會，吳胖子念悼詞時還是忍不住笑出了聲。由此可見，搞學問本身在中國的大學就是罪惡，不管你與他們是否有利害衝突。與老一輩相比，凱方、龍在田、陶樂天等人面臨的是袁逸儒、吳胖子、張超、盧強這四代邪惡勢力結成的神聖聯盟。最後，凱方跳樓自殺，龍在田離校出走，陶樂天下海經商。中國的學術界至此完成了逆向淘汰的一個大循環。
　　
　　值得指出的是，在《麗娃河》中，正反面形象大都是成對出現的：老一輩的施先生和章先生與袁逸儒相對照，中青年一代的凱方、龍在田與張超相對照，而陶樂天與盧強相對照。恰恰是吳胖子及其身後的一大批人，如校黨委書記賈利民、中文系黨委書記陳若蓮、輔導員毛善平（黑貓）、博導汪仁明、忻向蘇，等等，沒有與之相對應的正面形象。為什麼呢？用作者李劼的話說就是：“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過來的老傢伙，沒有一個好的。”
　　
　　在《麗娃河》之後，中國的文藝市場上先後出現了《桃李》和《所謂教授》等正面批判中國學術界的長篇小說。《桃李》因為以北京大學為背景、並且得到北大教授孔慶東的青睞而名氣大噪。《桃李》描寫了一位身兼名教授名律師雙重身份的人，他亦學亦商，風光無限，但最後被情人殺死。據說書中很多故事都有真實的背影。《所謂教授》的背景是西北某農業大學，那裡的教授朝思暮想的就是女人、金錢、名望、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台詞就是：“聽說你們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獸，不知對不對？”。儘管對教授的辱罵已經到了極點，但據說這所農業大學的老師認為，“真實的大學校園某些方面比小說中描寫的更黑”。不過，雖然《桃李》和《所謂教授》的影響比《麗娃河》要大得多，但他們的深度和藝術水平比《麗娃河》要遜色得多。可以說，《麗娃河》是目前對二十世紀末中國大學最深刻、最全面的記錄。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它至今沒有被搬上銀幕和熒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