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當代中國學者素質低下的原因
　　
　　本文在上面要說明的問題有兩點：第一，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是中國學術界的整體學術水平低下；第二，中國整體學術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學者的素質低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的素質會如此低下呢？中國的媒體每每誇耀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為什麼在科學領域，中國人會如此不堪？下面，筆者從歷史與文化，政治與社會，及教育制度這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簡單地探討這個問題。
　　
　　1 歷史、文化因素
　　
　　1964年，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這就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為此，中山大學哲學系在八十年代還設立一個了“李約瑟專題研究基金”；上海《自然雜誌》在九十年代還曾專門開設了一個“‘李約瑟難題’徵答”專欄，鼓勵探討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對這個“難題”的探討仍舊是中國學術界的熱門話題。(范岱年：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
　　
　　其實，把李約瑟的這個問題吹捧為“李約瑟難題”，或是“震驚世界的難題”，實在是有些故弄玄虛。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科技史學界還在圍繞這個“難題”打轉轉，恰好暴露了中國科技不發達的部分原因：沒有自己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只是滿足於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跑。實際上，這個問題早在1935年就由中國學者吳景超提出，比李約瑟早了將近三十年。(謝泳：“李約瑟問題”可能來源於吳景超)。可是中國的學者卻寧可把它叫作“李約瑟難題”，以顯自己研究的學問有多麼高深。這幫人，本來是在別人畫就的牢獄中轉圈子，卻還要擺出一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英勇姿態；本來是在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卻還要裝做大義凜然的樣子，真是可悲、可憐、可笑！
　　
　　其實，“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誕生？”“中國人為什麼離現代科學越來越遠？”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東西方文化的比較中找到很明確、很簡單的答案。早在1920年，思想家梁啓超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曾說：“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致身心，西學應世事。”(梁啓超：《勸學篇》)。他還認為，中國自然科學不發達是因為中國人的“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觀念，它導致人們對自然現象缺乏興趣。(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什麼是“內學”呢？什麼是“德成而上”呢？不過就是中國文化注重個人的內心修煉，要“存天理，滅人慾”，忽視對外界、對自然的探索。除此之外，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注重實用，這對沒有直接用途的學術探討只能是起抑製作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個價值觀對待西方學術的明確表態。所以，儘管中國自洋務運動起就引進西學，但結果是僅學得西方學術的皮毛末技，“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翁文灝語)，根本就沒有得到科學的真諦。這一現象，至今仍在繼續。
　　
　　實際上，不僅是李約瑟，也不僅是梁啓超，西方有很多人對中國文化都進行過深入細緻的觀察，並且從中總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比如，十九世紀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博士(E. Faber，1839-1899)就曾總結出儒家學說中的種種缺陷，其中很多與中國沒有能夠產生科學有關，如：儒學“沒有區分人的靈魂與肉體。無論從肉體上還是生理上，都沒有一個關於人的清楚的定義”；儒學“沒有解釋為什麼有的人生來就是聖人，有的人卻生來就是凡人”；“據稱，人人都有到達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卻沒解釋與此斷言相對立的事實”；“儘管不斷強調誠信，但卻從未被鼓勵過說話誠實這一前提，事實也正相反”；“孔子體系的最終結論，如他自己所總結的那樣，即崇尚賢人，例如人的神化”，等等。(花之安：《自西徂東》)。這其中指出的，恰恰是中國人喜歡下論斷，但卻不屑於用事實和邏輯來證明。實際上就是說，中國的文化中，缺乏理性和理性思維。
　　
　　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1899年曾有這麼一段論述：“凡是對‘西方’科學已經有某些知識的中國學者士紳都愛說，‘歐洲’物理學的電、光、熱以及其他學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當問到為什麼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對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無所知時，他們就說，他們必須先從西方書籍里學到這些，然後再查對《易經》，這時他們發現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經懂得所有這些了。這樣表現出來的虛榮和傲慢是幼稚的。”(轉引自：席澤宗：李約瑟論《周易》對科學的影響)。
　　
　　確實，沒有理性的傲慢實際就是無知和愚蠢。前面提到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就總結出來中國人的二十多個特性，其中幾乎全部是負面的，如：面子要緊、漠視時間、漠視精確、天性誤解、拐彎抹角、柔順固執、心智混亂、麻木不仁、輕蔑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舊、漠視舒適方便、遇事忍耐、知足常樂、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無信，等等。明恩溥先生只有學士學位，但他的文筆，他的洞察力，他的見識，他的總結歸納能力，即使是中國今天的院士，也沒有幾個人能夠望其項背。
　　
　　實際上，即使是對東方文化了解不那麼深的西方科學家也能夠“感覺”到這個“李約瑟難題”和它的答案。早在這個“難題”提出之前的1953年，愛因斯坦就曾評論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以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着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轉引自：沈銘賢：李約瑟與愛因斯坦——“李約瑟難題”的兩種不同的回答)。
　　
　　縱觀西方歷史，現代科學的誕生由五大動力來促成。第一，古希臘人的“愛知”精神和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和思考是現代科學的種子。第二，基督教與哲學在中世紀的合流產生了經院哲學，而後者的精華就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它直接促成了近代數學的誕生。應該說，經院哲學對科學的發展具有及其重大的影響，而這一點卻很少被人認識到。實際上，奧地利的僧侶孟德爾能夠根據自己的豌豆雜交實驗結果推導出遺傳學三大定律，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經院哲學的思維訓練。第三，在中世紀末期，經院哲學家羅傑·培根（Roger Bacon）主張通過觀察和實驗的方法來研究自然科學。這實際上使科學的發展站在了理性和實驗的雙腿之上。第四，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古希臘文化對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後者在中世紀反過來又影響歐洲文化，是現代科學誕生的最直接原因。現代科學發展的第五個動力就是，歐洲人對基督教的信仰促使他們追求精神世界的滿足，進而追求終極真理。這雖然聽起來有些矛盾，但對於沒有偏見的人來說，道理卻是顯而易見的。
　　
　　反觀中國歷史，中國人“愛知”的種子剛剛在春秋戰國時代萌發就被消滅了。而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在中國文化中幾乎很少出現。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也發生過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但中國從來就沒有認真地、虛心地學習、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而是把它們統統改造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帶有鹹菜大醬味道的文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佛教在中國與儒、道合流，最終“三教合一”。“三教合一”表明中國人在信仰方面極不認真，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極為罕見的。明恩溥先生就說，把各種不同信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結果。第一個結果就是違背了中國人天生有條有理的本能。第二個就是任何一種信仰都把人類的道德本質貶得極低。還有外國傳教士這麼形容中國人：“缺乏對不朽的渴望，缺乏對美好、偉大事物的由衷讚嘆，缺乏對偉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動搖的熱愛，缺乏嚮往神聖、高尚事物的靈魂。”是的，一個民族沒有對真善美的熱愛和嚮往，即使有把人類社會的等級層次規定得盡善盡美的能力，但卻不會花什麼時間和精力去探索漫無邊際的自然。
　　
　　中國古代有所謂的四大科學，即天文、農學、中醫、數學，它們在最初都含有現代科學的基本成分，但它們最終都沒有發展成現代科學，或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中國古代天文知識發達，但其主要成就領域限於天象觀測、曆法、及觀測儀器的製造，除了“天圓地方”這樣的猜測之外，很少有超出實際應用範圍之外的探討和研究。而與製造渾天地動儀的張衡幾乎同時的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則以數學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學知識體系。不僅如此。中國的農學停留在常識的水平上，而中國的數學也僅僅是精於計算，它們都在知識上升為理論這一關鍵時刻停步不前。中醫學本來具備一些科學的因素，並且是中國唯一系統化的知識，但它卻與具有玄學性質的陰陽五行、天人相應學說結合，最終成為目前這個土不土洋不洋、自己說不清楚，別人搞不明白的集經驗、知識、哲學為一體的渾沌知識系統。而與中醫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阿拉伯醫學，卻通過與西方科學合流，成了現代醫學的基礎。同樣，中國的鍊金術與道家學說結合，發展成迷信神仙的道教，而阿拉伯人的鍊金術卻最終發展成了化學。
　　
　　另外，中國文化中還有一些曾經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美德的東西，但實際上它們是中國社會腐敗的精神源泉。(劉清平：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比如，儒家思想強調“首孝悌，次謹信”，這就把個人誠信這個品格放到了第二位。實際上，儒家的所謂“五常”，“仁義禮智信”，是分為兩個等級的：其中前四項是“主德”，它們的實質就是孝悌；而“信”是名符其實地敬陪末座。所以，外國人非常容易地就能夠發現“中國人不講信用”這個特點。實際上，儒家孝悌觀的實質就是強調血親私德高過公眾利益，這就造成了中國人極端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德。
　　
　　在《論語》中，有這麼一段對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也就是說，父親犯了法，兒子的義務不是檢舉揭發，不是出庭作證，而是要掩蓋父親的罪行。這就叫做“直”。
　　
　　在《孟子》中，有這麼一段對話：“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舜是儒家思想中的聖人，與堯號稱“二帝”。舜出身貧寒，父不慈，母不愛，弟不悌。這就是所謂的“父頑、母囂、象傲”。但舜在當上天子之後，他的父親如果殺了人，舜應該怎麼辦呢？孟子認為，舜不能懲罰他的父親，否則有違孝道，所以他就會放棄天下，背負老父逃到海濱，逃避法律的懲罰，“樂而忘天下”。這就是“竊負而逃”的典故。也就是說，因親枉法，因私害公，在儒家學說中是美德，而不是罪惡。
　　
　　在《孟子》中，還有個“封之有庳”的故事。舜的弟弟象一直要害死舜。舜得到天下後，並沒有處罰象，而是把有庳封給了他。萬章於是問孟子：“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意思是，舜懲罰共工、驩兜、三苗、鯀是因為他們不仁。可象的不仁已經到了極點，舜怎麼還封賞他？有庳的人民有什麼罪嗎？孟子則認為，舜的做法完全正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萬章上》)。也就是說，儒家文化認為，為了親親，可以坑害無辜；為了親親，可以假公濟私。一人當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沒有什麼不對，而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如此荒謬、虛偽的道德觀控制下，腐敗是名正言順的，而探討真理則有大逆不道的嫌疑。科學難道能夠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當然是不可能的。
　　
　　胡適曾說，東方文明是人力車文明，西方文明是摩托車文明。什麼是人力車文明呢？那就是駕馭、奴役、坑害他人的文明，是把所有的聰明才智都花在與人鬥爭上的文明。而摩托車文明則是利用聰明才智來探索、開發自然界，使它為人類造福。胡適還認為，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適：口述自傳-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這個觀點，至今仍舊沒有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