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政治和社會因素
　　
　　自古以來，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當官從政，也就是“學而優則仕”。其實，按照朱熹的解釋，這個“優”並非優秀之優，而是優裕之優：在學習之餘，還有時間和精力，就可以去當官。這看上去，好象孔子認為學者應該以學為主，從政為次。但實際上，中國的正統觀點是，學習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說，在中國學者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對權力和名利的渴望，而對學問的探討和鑽研，倒是次要的。即使是一些官僚學者，他們研究的也多是“資治通鑑”之類的學問。
　　
　　中國有着兩千多年的專制傳統，而那些天子、皇帝沒有一個人是學者出身。所以，知識分子一直扮演着陪臣侍從的角色。即使在歷朝歷代的造反派中，知識分子也只能充當軍師和謀士，所以中國的學者總是需要依附於某種勢力。這也就是所謂的奴性。而奴才的特點就是只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來博得主子的歡心，但是從來就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這就決定了他們沒有創造能力。
　　
　　辛亥革命之後，儘管中國在形式上“共和”了，但實際上極權政治卻一直占據統治地位。極權政治的必然後果就是腐敗，因此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政治的旋渦之中。就連曾經宣布要“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胡適，在五四運動之後也大談、並且大搞“好人政治”，這導致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出任駐美國大使，並且在後來差點兒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學者出身的國家元首。所以，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學者，也擺脫不了自身命運的束縛：他們與政治的淵源太深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同類的另一點顯著差異，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轉，不需要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分心。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最大一個轉折點就是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政權，而共產黨克敵制勝的法寶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知識分子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該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性質的。但伴隨着政治鬥爭的發展，這些參政的知識分子也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在摧毀舊政權中的作用，他們在新政權中的居功自傲，很自然地使後者對他們產生了猜忌，這是導致後來反右運動的一條主要原因。而政治上的成功，使左翼知識分子品嘗到了依靠政治勢力的甜頭。他們於是開始利用政治手段排斥異己，並且把政治全面地引入了中國學術界。政治鬥爭進入中國學術界，就是由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兩個左翼學者開的先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大眾文藝叢刊》上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給北大教授沈從文、朱光潛及著名作家蕭乾分別扣上“桃紅色作家”、“藍色文藝家”和“黑色作家”的帽子，並且說，“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黑色、桃紅色的作家。這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在文章的結尾，郭沫若振臂高呼：“凡是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正義感的朋友們，都請拿着你們的筆桿來參加這一陣線上的大反攻吧！”當時正是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共產黨政權呼之欲出之際，而郭沫若早在1938年就被中共中央內定為文化界的領袖，其號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果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之後不久，立即就有北大的學生把《斥反動文藝》全文抄錄，張貼在校內，並且寫出了“打倒沈從文”的標語。在此打擊下，沈從文被永遠地從高教界和文藝界開除了。
　　
　　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實際上是新中國文字獄的奠基石。在此之後，中國在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1954年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在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在1955年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可以說是一脈相承。而郭沫若本人在中國科學院成立後出任第一任院長，可想而知，他曾經是多麼賣力地貫徹“政治領導學術”之一方針的。
　　
　　如果說郭沫若是利用“大批判”的手段把政治引入學術界的先驅的話，另一位左翼學者馬寅初則可以說是利用“運動”這個形式使政治全面覆蓋學術界的尖兵和嚮導。1951年，北大校長馬寅初在北大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被改造的對象不再是某個特定的學者，而是所有的知識分子。也許是要與郭沫若曾當眾向毛澤東行九十度鞠躬大禮一爭高低，馬寅初曾代表北大“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豎刁自宮篇]。真是爭先恐後啊。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的學術界打擊學術權威、反對業務掛帥、講究又紅又專的運動一波緊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這些運動的實質就是把一名學者的價值首先用政治的尺度來加以衡量，然後根據他的政治價值確定他的學術價值及使用價值。而實際上，那些達到政治標準的人，極少具備一個真正學者所應該具備的素質。其結果就是：越是專心搞學術的人，越在學術界呆不下去；越是對學術不上心、而只想着升官發財的人，越是在學術界飛黃騰達。有人說：“‘反右’在大學裡造成的最後結局是這樣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後，那個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終占據大學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也還說得過去的人。”(謝泳：最好的出局)。用我的話說就是，在反右運動中，“德才兼備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無才無德的人了嗎？這麼一來，中國學術界目前的學術水平低、腐敗程度高的現象不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了嗎？”[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經過反右和文革，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成了徒具虛名的空殼，這是一群擁有些許專業知識，但是完全沒有靈魂的生物，他們的價值就在於他們的空架子和那點兒知識。靈魂，不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別人，根本就一錢不值。
　　
　　實際上，在文革結束之後，雖然“左”的一套逐漸式微，但“右”的一套卻日益猖獗，逆向淘汰的現象不僅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所不同的是，淘汰的標準變了：政治標準變得越來越有彈性，而人際關係、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倒成了衡量一個學者的主要價值尺度。目前，中國學術界選聘人材的首要標準是這樣的：你必須甘當決策者的附庸，甘心為他們個人服務，你還不能爭取自己的獨立人格。否則，你就別想進入學術界。這是因為，歷史因素已經決定那些掌權者們搞不了學術，所以他們選聘人材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給自己裝湟門面，搞“政績”，至於中國的科技是否真的發展，並不在他們的關心範圍之內。本來，從八十年代起，大批青年學者到西方求學，到科教興國戰略實施之時，正是他們學成回國之際。而根據科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文化的交流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可中國的學術界卻偏偏千方百計地阻止這些學者的回歸。為什麼呢？當然是怕手中的利益被搶走。(亦明：中國學術界的海龜與土鱉之爭)。
　　
　　所以說，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們的自身素質決定了中國學術界的總體素質。用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討會上的話說就是：在選聘人材時，他們是“武大郎開店——能人進不來”；在培養人材時，他們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在干工作時，他們是“武大郎放風箏——出手不高”；在搞學術時，他們是“武大郎賣豆腐——人松貨軟”；在吹噓自己時，他們是“武大郎踩高蹺——假充水平高”；在搶奪學術資源時，他們是“武大郎扛煙袋——冒充外國洋槍隊”。(閔維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討會上的講話)。說得真是太形象了！不過，我還要再續續貂：這些人在對待下屬的時候，是“武大郎揚臉抽煙袋鍋——硬充老太爺”；在面對公眾時，是“武大郎領潘金蓮逛街——自鳴得意”；在外國同行面前，是“武大郎與西門慶對壘——相形見絀”。
　　
　　這些武大郎搞學術的素質差，但在搞花樣、搞腐敗這方面卻象是天才。在大躍進年代，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師生僅用了35天就寫出一部78萬字的《中國文學史》，生物系的師生僅用40天就編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清華大學也不甘示弱，在幾個月內，編出近百部教材和專著，其中“學術泰斗”張光斗所在的水利系僅用了10天就完成了《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量測及模型試驗》等“學術著作”。而武漢大學物理系則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系”。(張鳴：曾經有過的高教大躍進)。可想而知，目前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就是當年那些反右、大躍進的骨幹。幾十年之後，他們的政治本能和天才又在世紀末派上了用場。
　　
　　所以說，學術腐敗在九十年之後開始盛行的原因是這樣的：九十年代之前，儘管學術界是由二、三流的學者控制，但政治標準控制了他們的私慾，而國家對學術水平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要求，再加上學術界是清水衙門，即使是想腐敗，也沒有門路。進入九十年代，學術界改由三、四流學者(也就是那些沒有水平留學，沒有勇氣下海，又沒有能力從政的學者)控制，但此時卻什麼標準都沒有了，而“科教興國”的金錢如同洪水般湧入學術界。此時學術界的當權派，又喜又懼，於是他們一手遮天，隨心所欲，通過建立了那些科研經費分配“制度”，那些科研成果評估審核“制度”，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學位職稱等級“制度”，把中國的學術界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欺騙人民和政府的醜劇。而那些所謂的“制度”，也正是吳瑞先生在那篇《自然-中國之聲》文章中總結出的中國科技落後的部分原因。(吳瑞：提高中國科學研究的產出率面臨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