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歸真返璞、順天應理、量力而行：讓學術界對社會有用
　　
　　前面說過，目前中國的學術界就象是一個靠服用人參湯來維持其縱慾能力的病人一樣，他不僅不承認自己身體虛弱，反而以為自己上炎的虛火是精力旺盛的象徵，於是一會兒吵吵要創辦世界一流大學，一會兒又嚷嚷進入世界科技強國前十名。用老百姓的話說，這是在“作死”。學術界“作死”不僅耗費了大量國家資源，而且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因此，它不僅成了這個社會的廢物，而且成了有害物質。如何讓這個無用有害的東西能夠自食其力，並且對社會做出它本來應有的貢獻呢？
　　
　　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意思是說，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發展過程及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過程和關係，也就觸摸到了事物的發展規律。那麼，就讓我們來探索一下學術界的發展過程吧。
　　
　　1 大學的理念：大學是搞教育的地方
　　
　　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大學，起源於歐洲，至今已經有大約八、九百年的歷史，占歐洲文明史的大約三分之一。歐洲最早的大學，如波倫納大學和巴黎大學，都是自發形成的，所以他們沒有一個明確的誕生日期。一般認為，波倫納大學誕生於十一世紀後半葉，巴黎大學則在十二世紀中葉左右具有了雛型。在此之後，英國有了牛津、劍橋大學，德國有了海德堡大學、萊比錫大學。到十五世紀，西歐大約有80所大學。1636年，英國移民在到達北美洲之後的第六個年頭就仿照英國劍橋大學的一個學院建立了哈佛大學。
　　
　　歐洲的大學起源於行會的職業教育，如律師、牧師、醫生，等等。美國的哈佛和耶魯大學在最初就是以培養牧師為主要目的的。同時，職業教育的基礎是所謂的“自由藝術”(liberal arts)，也就是古希臘文化中認為自由人所應該掌握的一些藝術和知識，其具體內容包括“三文”（trivium）和“四數”（quadrivium），合稱“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自由藝術”教育至今仍舊是美國本科教育的主流，儘管其內容早就不再是“七藝”了。
　　
　　目前，世界上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是美國。現在，美國有高等院校三千餘所，按照所謂的“卡耐基分類”，它們分成博士授予學校、碩士授予學校、學士授予學校、協學士授予學校、專業學校、和部落學校六大類，其中博士授予學校還分成研究型大學和博士類大學。按學生人數來說，研究型大學的學生占美國大學生總數的不到五分之一；按學校數量來說，它們只占不到5%。一般來說，美國研究型大學的佼佼者都是世界一流大學。那麼，它們是怎麼來的呢？答案是它們來自德國的柏林大學。
　　
　　1806年，普魯士在與法國的戰爭中遭到慘敗，國土喪失了一半。1807年，在拿破崙軍隊占領下的柏林，哲學家費希特連續作了十四次《對德意志人民的講演》。在這些講演中，費希特告訴自己的人民，教育是法國人留給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可以自由運用的東西。他說，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夠解放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潛能。他提議通過興辦教育來喚醒民族意識，靠教育來提高民族素質，靠教育來增強國力。在著名教育家洪堡的倡議下，普魯士於1810年建立了著名的柏林大學(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ät Berlin)，費希特任校長。這所大學在問世之後的很短時間內就聞名世界，其聲望甚至超過了老牌的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目前世界的名牌大學幾乎都曾從它那裡吸取了辦學思想，因此這所大學被稱為世界“現代大學之母”。
　　
　　柏林大學能夠一鳴驚人是因為它有兩個獨到之處：第一，它把自然科學引入了大學課堂，第二，它強調學術自由。在柏林大學成立之前，科學研究主要是科學家的個人行為，儘管有些科學家們組成了一些叫做“科學院”的團體，並且得到歐洲王室的承認，但他們在大學中並沒有位置。柏林大學建立後不久就整合了普魯士科學院，並且鼓勵教授從事科學研究，從而使自然科學成為高等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柏林大學的學術自由，既表現在學校容納各種不同的思想，也表現在學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導師、不同的課程、不同的發展方向，更表現在教授可以從事教學和科研，創造知識。學術自由保障學者的頭腦可以無所顧忌地思考問題，提出新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柏林大學在東德境內，改名洪堡大學。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5)是德國哲學家、教育家。他在1809年任普魯士內務部教育廳廳長。洪堡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要通過教育使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也就是所謂的全人教育。他認為，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鍛煉學生的記憶力，提高他們的理解力，訓練他們的判斷力，培養他們理性思維的能力，建立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激發他們對宗教的感情，為他們進行學習作準備。中等教育的目的是進一步開發學生的智力, 使他們學會如何學習。高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學生了解各門學科的統一性，其次則要培養學生從事學術研究的能力。大學教師的任務就是要指導學生從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歐洲大陸當時的教育體制與美英體制不完全相同，德國的中等教育實際上相當於美國大學本科的前兩年，所以洪堡的大學教育思想應該認為是研究生教育思想。
　　
　　雖然哈佛大學早在1820年前後就向德國派出留學人員，但美國大學的正式德國化是在南北戰爭之後。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幾乎完全按照德國大學的模式建立，並且大獲成功，洪堡的教育思想在此之後可以說是風靡美國高等教育界。其後果就是，各個大學重視學術研究，重視研究生教育，但是卻忽視了本科生的教育。
　　
　　德國大學模式風行北美大陸，其真實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以及美國工業革命對科學技術的需求。也就是說，美國大學的德國化是適應時代的潮流。不過，研究生教育的實質是專業教育，而沒有堅實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從何談起？慢慢地，美國的大學開始了反思。他們比較了英國和美國的高等教育，發現牛津劍橋培養出來的學生文質彬彬，風度優雅，談吐不凡，見識過人。而美國的本科生則知識貧乏，修養不足，在社交場合就如同進入瓷器店的野牛一樣，粗鄙笨拙。另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是東歐猶太人大舉移民美國之時，而他們的子女在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中的比重也急劇上升。大學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美國人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文化如何能夠在德國日爾曼文化的強大勢力下繼續保存下去？
　　
　　針對上述問題，美國的大學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了向英國教育的回歸，其主要表現就是校園建築的哥特風格，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的話說就是，要把美國大學的盎格魯印跡刻到石頭上。除了建築，回歸英國運動還體現在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分別建立了牛津劍橋大學式的住宿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建立導師制。本科教育英國化，研究生教育德國化，職業教育美國化，這實際就是芝加哥大學的建校宗旨，而芝加哥大學也確實被譽為“第一所美國式的大學”。
　　
　　不過，對抗德國化最為強勁的力量不是來自這些研究型大學，而是那些英國式的學院。美國至今還有六百多所四年制的獨立本科學院，也就是所謂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譯為博雅學院或自由藝術學院，均通)。這些學院還保持着美國大學德國化以前的傳統，以傳授知識為主，不搞創造知識的學術研究。它們之中最優秀的，不論在學術聲譽還是教學質量上，與常春藤學校相比毫不遜色，如與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三大”(Big Three)齊名的“三小”(Little Three)：Amherst College，Williams College，Wesleyan University，以及馳名世界的“七姐妹”女子學院，他們錄取本科生錄取標準與常春藤學校幾乎不分上下。在二十一世紀之前，美國28位擁有學士學位的總統中，有9人畢業於這類學院；11位受過高等教育的總統夫人中，7人曾在這類學校讀書；美國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五分之一從這類學校獲得學士學位。1975年，思沃斯茅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兩名畢業生(David Baltimore和Howard Temin)同時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再加上三年前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校友(Christian Anfinsen)，這個規模只有千餘名學生的學校，校友在三年內獲得的諾貝爾科學獎獎牌就超過了斯坦福大學校友在20世紀獲得的總和(兩枚)。實際上，思沃斯茅學院的這個成績與哈佛大學相比也毫不遜色：在1998年前，總共有11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擁有哈佛大學的學士學位，但哈佛大學本科學院的規模比思沃斯茅學院要大四倍左右。同樣，與思沃斯茅學院規模相似的阿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 也培養出了三名獲得諾貝爾獎的校友。所以說，這些在強大的德國化風潮中堅持下來的自由藝術學院，雖然不是世界一流“大學”，但完全可以稱為世界一流“學院”。
　　
　　那麼，大學的理念到底是什麼呢？英國教育家約翰·紐曼(John Henry Newman)在他的名著《大學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是這麼說的：大學是傳授全方位知識的地方。如果它的目的是科學發現，它根本就不需要有學生；如果它的目的是培養宗教道德，它也不需要有文學和科學的位置。
　　
　　誰都明白，教學和科研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社會活動，他們在二百年前偶然地在柏林大學相遇，並且風靡至今。但這並不能夠說明這個結合就是絕對的合理。第一，科學研究完全可以在獨立於大學的機構完成。第二，從事教學和從事科研需要的是不同的人才。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議員們對加州大學教授注重科研而輕視教學而發出了這樣的呼聲：“如果你們照顧好我們的孩子，我們會儘量滿足你們在學術上的雄心壯志。”這實際上是說，教育孩子是大學教授的本職，而科學研究是他們的副業。
　　
　　明白了嗎？大學應該是培養學生的地方，這是大學存在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唯一功能。而一流大學最本質的特徵，就是能夠培養出一流的人材，而不是相反，靠花大價錢招買一流人材。忘記這一點，任何一流大學研究都是荒謬的。斯坦福大學之所以被人譏為“諾貝爾黑洞”，就是因為他的教授隊伍先後有大約二十名諾貝爾獎得主，但他培養出的學生中，獲得諾貝爾獎的卻屈指可數。(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那種“一流學者培養一流人材”的所謂“大學的邏輯”，實際是忘記了兩個大前提：第一，二流或不入流的學者招不來一流的學者；第二，一流的學者並不一定是一流的教育家。其實，在中國大學決策者的眼中，那些“一流的學者”不過是些會下SCI“金蛋”的雞鴨，而根本就不是會哺乳後代的奶牛。所以，真正的“大學的邏輯” 應該是這樣的：由一流的教育家招募一流的學者，這些學者以教書育人為自己的天職。他們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自己的教學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他們的研究促進了教學，從而培養出一流的學生。實際上，一流學者中，不能作為師表或不願意為人師表的大有人在。他們盡可以到研究機構去搞自己的研究，為什麼還要掛一個名實不符的教授頭銜？那些學而不嚴卻毀人不倦的校長、學者們，對你們來說，最好的邏輯是這樣的：先把自己打造成一流教育家，然後再談什麼一流大學。
　　
　　唐朝文學家柳宗元曾寫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目叫《種樹郭橐駝傳》。郭橐駝是個羅鍋，最拿手的絕活就是種樹。他種的樹，高大茂盛，結果又早又多，是長安城內名牌產品。別人問他，你種樹的訣竅是什麼？他回答說，“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柳宗元為郭橐駝立傳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會種樹，而是要“以子之道，移之官理”，探討“養人術”。郭橐駝的“養人術”就是“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不害其長”、“不抑耗其實”，其實質就是不要擾民。所以，教育部的官員們如果真的想要一流大學，就不要今天一個工程，明天一個項目地瞎折騰；中國的大學校長和書記們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的大學成為世界一流，也不要今天“迅跑”、明天“跨越”地瞎忙活。大學不是政治家手中的一粒棋子，大學校長也不是政治家馬前的走卒和鷹犬。連這一點都搞不懂，還侈談什麼世界一流！
　　
　　2 學術研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大致來說，基礎科學研究是對自然現象的探索，也就是所說的“創造知識”，而應用科學研究是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創造財富。應該承認，基礎科學研究對人類文明進化的作用是長遠的，巨大的。但是，從事基礎科學研究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這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負擔。目前，中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全社會的多數人，也就是那些農民和工人，實際上是在生存線附近掙扎。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拿出巨額資金來搞基礎研究，不能說是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資源。著名科學史學者W. C. 丹皮爾在《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中曾指出，“人類歷史上有三個學術發展最驚人的時期：即希臘的極盛期、文藝復興時期與我們這個世紀。這三個時期都是地理上經濟上發展的時期，因而也是財富增多及過閒暇生活的機會增多的時期……記住這個事實也許是有好處的。”這就是說，從古至今，純學術研究的長足發展都依賴於社會財富的大量積累，有才能的人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換句話說就是，社會財富積累在先，學術發展在後。因此，想要通過純學術研究來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見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科發基字[2001]81號文件：《關於加強基礎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是與歷史事實相悖的。
　　
　　其次，基礎科學研究是科學家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而科學的熱點是一流科學家的角斗場，二流、三流科學家即使拿出全身解數也極少可能爭得一席之地。如果承認中國學術界目前學術水平與世界一流之間的差距，那麼仍舊迫使他們參與這個角逐就極為愚蠢：這就象是要傾全國之力，非要讓中國足球隊奪得世界冠軍一樣，他們除了丟人現眼之外，還在浪費中國社會的資源。
　　
　　第三，基礎科學最前沿的研究一般都屬於非定向探索，很多重大突破都是隨機發生的。這是因為，科學研究首先是科學家的精神活動，它的原動力就是自己的興趣。而目前中國的所謂基礎研究，絕大多數屬於所謂的“跟蹤”性質，也就是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跑，揀人家的殘羹剩飯。這本身就決定了這類研究的等級，不外是什麼“國內一流”、“填補國內空白”之類的自欺欺人。
　　
　　第四，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人人可以享用。充分利用這些精神財富來創造物質財富，也就是搞應用研究，搞技術發明，搞知識傳播，不論是就中國的國情來說，還是就中國學術界的水平來說，都是恰當的，合適的。所以說，中國的學術界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消化已有的知識上，利用這些知識來服務國家、造福社會。具體地講就是，大學在教學上，要以講授科學前沿知識為主要內容；在研究上，要以解決社會需要為主要目標。這是日本在二戰後經濟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經驗，也是國際有識之士對我們的忠告。2002年，針對中國學術界近年來提出“中國需要諾貝爾獎”的口號，劍橋大學校長布羅厄斯建議說，中國大學應該把自身的資源集中於具有廣泛效益、有潛能、有應用性的原創性科學研究。(夏紅衛、程瑛：劍橋校長剖析劍橋奇蹟)。
　　
　　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學術界都素有象牙塔之稱，意思是它們脫離於塵世之外。確實，在美國目前的名校之中，只有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曾經放下架子，敢於與工商企業界為伍。實際上，他們之所以肯這麼做，主要原因就是要擺脫本身發展所處的困境，即資金短缺。社會是發展的，以前人們不以為然的事情，在今天可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同樣，在今天人們還不習慣的事物，在將來人們可能會認為理所當然。麻省理工學院建校之初，其它學校對它的實用主義傾向嗤之以鼻。但到了今天，它的成就卻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學校所無法企及的。六十年代，有八百年歷史的英國老牌大學，劍橋大學，終於放下了架子，效仿斯坦福大學建立硅谷的經驗，在劍橋周圍建立了科學園。所以，從事應用科學的研究開發，不僅沒有降低中國學術界的身份，而是適得其所地提高了自己。
　　
　　戰國時代，齊國大臣田忌與齊王諸公子賽馬賭博，屢戰屢敗，因為田忌的馬匹比不上王室的馬匹。田忌的幕僚孫臏於是向主人獻計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也就是用自己的下馬對齊王的上馬，用自己的上馬對齊王的中馬，用自己的中馬對齊王的下馬。結果，田忌以三戰兩勝一負的成績贏得千金。(《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這被某些人稱為世界最早運用運籌學的例子。
　　
　　從田忌賽馬的故事中，中國的學術界應該學到點東西。學什麼呢？首先就是要實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承認如下事實：中國仍舊是一個窮國，沒有本錢玩富人的遊戲；中國的學術水平比世界一流至少要差兩、三個數量級，沒有資格參與這個遊戲。其次，要量力而行，不要和比自己強大的對手硬碰硬，拼傻勁，要選擇自己擅長的領域與對方周旋。而應用科學就是這樣的領域。一般說來，應用科學的研究開發對人的素質要求比基礎科學研究要寬鬆一些。這是因為，基礎科學研究的關鍵就是要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而具有這種能力的人並不很多，即使在歐美學術界也是如此。而應用科學的研發則不同，它面對的是已經存在的問題━社會和市場已經把問題提了出來，這就意味着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不再需要具備科學家的某些稀有的素質。這麼說，並沒有貶低應用科學研究的意思，它不過是社會現實，也可以理解為社會分工不同。實際上，MIT的師生(主要從事應用科學的研發)在面對哈佛大學的師生(主要搞基礎科學研究)時，並沒有低人一等的感覺。所以，中國的科學家也不要對搞應用科學感到不好意思。
　　
　　古人云，“歸真返璞，則終身不辱。”(《戰國策-齊策》)。這可以理解為一個人放下自己的架子，摘下自己的假面具，會活得輕鬆一些、自然一些。干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干點兒自食其力的事情，干點兒造福社會的事情，豈不比干那些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東西的SCI強百倍千倍萬倍？如果中國的學術界都在干自己有能力幹的事情，他們還用得着去偷、去搶、去騙嗎？從古到今，自取其辱都是因為不自量力。兩千多年的人都把這個道理搞懂了，21世紀的中國院士、博導們怎麼還這麼糊塗呢？
　　
　　3 引入競爭機制，建立全新的學術系統
　　
　　當然，一個社會如果放棄對完美和崇高的追求，它的最終結局就是平庸和墮落。學術界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的學術界僅僅滿足於向學生傳授知識，滿足於利用別人創造的科學知識來解決眼前的問題，它就永遠也不會升華到更高的境界。
　　
　　問題是，靠中國目前的這批學者，在目前這樣的學術氛圍，中國社會對他們的最大期望只能是不要再繼續墮落，不要再進一步腐蝕社會，超過這些的都屬於奢望。我們甚至不能夠寄期望於現在層出不窮的新科博士，他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觀念完全出胎於目前的學術界。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他們很可能會黑上加黑。
　　
　　其實，說“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水平低”，是有兩層含義的。第一，從絕對值來講，他們的水平確實低，與歐美諸國不能相比，與日本、南韓不能相比，即使與印度、台灣、新加坡、香港相比，也有相形見絀之感。其次，從相對意義上講，中國的學術界表現出來的學術水平比實際水平要低。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界還是有一定的實力的。可以這麼比喻：歐美學術界的學術實力和表現水平為十，而中國學術界的學術實力為五，表現水平為三。這是什麼原因呢？其原因就是逆向淘汰、劣勝優敗：學術界被那些不搞學術的學術官僚控制了，他們一心要搞的是轟轟烈烈的輿論聲勢，搞沒完沒了的這個工程那個工程，所以這些人的水平成了中國學術界整體水平的代表。而那些真正有學問的人，由於干不過那些善於搞弄虛作假的騙子，所以反倒沒有了出頭之日。
　　
　　除了那些具有一定科學實力、並且具有一定科學良知的“體制內”學者，中國還有一個巨大的學術寶藏，那就是十幾萬海外留學大軍。儘管他們的水平參差不齊，良莠俱在，但總體上說，他們是中國人中最接近西方科學的人力資源。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有回國工作的意願，但由於中國學術界的逆向淘汰機制，使他們踏不進中國學術界的大門。(亦明：中國學術界的海龜與土鱉之爭)。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如何讓那些真正的學者成為學術界的主導、主流，如何讓中國的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正式接軌呢？目前看來，唯一的可行之途就是另建一套全新的學術系統，它既可以容納那些真心搞學問的中國學者，而且能夠對那個腐敗的系統施加競爭壓力，促使它改革。
　　
　　大約一年半前，當我首次提出另建一個學術界來對抗學術腐敗的主張時，有人對此表示懷疑，認為它的“可操作性幾乎為零”。(閒雲野鶴：評亦明的“把反學術腐敗的鬥爭進行到底”)。其實，在目前的中國，這樣的“另類” 學術系統已經開始出現。以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耶魯大學教授鄧興旺領銜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就是這個“另類” 學術系統的橋頭堡。根據這個研究所的網站介紹，儘管該所“依託北京市政府和國家科技部，並有國家計委、教育部、中國科學院等8個部委支持”，但它“依法登記成立，具有事業法人資格，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不僅如此，它還宣布：“北京生命所希望在科研體制運行上改變中國現有的、不符合國際先進標準的、不利於中國科學良性發展的模式。”(見該所網站：http://www.nibs.ac.cn/firstlink/jianjie.asp)。雖然據說這個所在成立之初曾與中國的學術界發生種種磨擦(主要是爭奪人事權)，並且可以想象這類摩擦只能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劇烈，但我祝願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能夠堅持自己的學術原則，一往無前：假使萬一到了堅持不下去的地步，也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絕不向他們妥協，絕不與他們同流合污。
　　
　　除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在中國學術界內部，還有零星的“學術特區”。比如，成立於1999年的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在美國著名科學家蒲慕明博士的領導下，在短短幾年間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就。(宗寶泉、趙如江：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創新發展紀實之人才篇)。實際上，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成功也正說明中國科學院體制的失敗。就象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說明舊的經濟體制失敗一樣。不過，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成功能否延續下去卻是一個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蒲慕明博士是這個所能夠取得成功的唯一保障。假如蒲先生一旦駕鶴西去，這個特區很可能會被毀於一旦。這就是體制內改革的可悲之處：他們是被利用的對象，因而沒有獨立的人格。
　　
　　無論如何，僅僅有一、兩個研究所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另類”學術系統的中堅應該是一所或幾所優秀的大學。這些大學的獨特之處就是它的獨立性和非牟利性。所謂獨立性，就是他們既不是什麼局級單位，也不是什麼部級大學，而是由一個獨立的、唯一使命就是維持這所大學的正常發展的董事會控制，該董事會的成員不得從這所大學獲取任何個人利益。所謂非牟利性，是指這所大學以學術和教育為唯一目的，以提供一流的教育為自己的最終發展目標，而不是為了謀取經濟上的利益。在這所大學，教授應該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精深的專業知識，他們勇於進取，與人為善，他們有強烈的事業心，他們熱愛教育事業，他們講究誠信，注重職業道德，他們堪稱師表。這所大學培養出的學生應該具有極強的使命感和責任心，有旺盛的創造力和開拓精神，他們既敢於幹大事，也肯於、善於干好每一件小事。
　　
　　應該說，象中國這樣的大國，不論是經濟實力，還是人力資源，建立這樣一所甚至幾所大學都是完全可能的。對政府來說，與其把巨額資金投入到現有大學，試圖把他們改造成世界一流大學，莫不如拿這筆錢另起爐灶。實際上，不論國家投入多少錢，在現有體制下，中國的現有大學都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但假如教育部把“985”一期工程的數百億元人民幣拿來建立新型大學，中國出現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不僅會大大提前，而且數量也會大大增加。
　　
　　當然，就目前來說，要政府出錢建立獨立的學校並不十分現實。其實，這筆錢根本就不用中國政府來拿。據悉，香港愛國實業家李嘉誠先生為了建設汕頭大學，先後投資總額已經超過20億港幣。實際上，如果社會效果好，這樣的投資會越來越多。不過，從1981年建校到如今，汕頭大學辦得不能說是成功的。至少，它的學術聲望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來。據汕頭大學網站介紹，目前汕大有博士點4個，碩士點39個。而成立年代比他們早不了幾年的湘潭大學(1974年恢復建校)，卻有博士點9個，碩士點69個。雖然得到這些學位授予點的過程中充滿了骯髒的交易(亦明：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但它的數量的多少卻能夠說明一所學校在這個體制內的地位。從這一點來說，汕頭大學在中國學術界內“混” 得不是那麼滋潤。其主要原因，就是它陷入了中國學術界的泥潭之中。實際上，汕頭大學的“失敗” 正說明另建一套學術系統是必要的。而這個系統的關鍵，就是要獨立於現有的體系，擺脫它的干預和控制，免得受其污染。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任何嘗試都會以失敗告終。
　　
　　除了鼓勵利用民間資金建立私立大學，中國政府還應該考慮恢復以前的教會大學。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一些著名大學，如北京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濟南的齊魯大學，都是外國教會主辦的大學，也都是當時中國的一流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傑出人材，如燕京大學的季羨林、周一良、謝冰心、吳階平、蔣嚴永；金陵大學的陶行知、陳禎、王應睞；聖約翰大學的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等等。這些學校在1952年前後或者被關閉，或者被其他學校兼併。由於這些學校尚有一些校友在世，而他們很可能與創建學校的教會保持聯繫，因此恢復這些大學，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辦學道路。
　　
　　一般認為，宗教與學術，尤其是科學，格格不入，所以教會學校的學術水平會比較差。但實際上，美國目前常春藤聯盟的八所大學中，有七所是教會建立的。這些大學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與教會脫離了關係，而那些教會並沒有為此耿耿於懷。這是因為，教會辦學是出於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謀取回報。正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事實是，上面提及的中國教會大學在中華民國時代其宗教內容就已經很少，多數設置文、理、工、醫、農等學院。金陵大學早在1928年就撤銷了宗教系，宗教課程由必修課改為選修課，宗教儀式也改為自願參加。所以教會大學實際是由教會出資開辦的相當正規的大學，他們都有非常優秀的學術傳統和嚴謹的學風。1947年，胡適在出任北大校長時說：“假如國立大學不努力，在學術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幾個教會大學取而代之。”(轉引自：段玉明：另一種國家研究)。由此可見他們當時的學術水平已經直逼北大清華。其實，從長遠來看，宗教對一個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具有相當大的正面作用。就現今來說，宗教並沒有排斥科學，科學為什麼非要和宗教過不去呢？退一萬步說，大學教育也不單純是科學教育。
　　
　　總之，另建一套學術系統是必要的，可行的，是對中國有着莫大的好處的。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迎來了空前的學術大繁榮，就是由於當時有百家在爭鳴。在半個世紀前，中國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培養出了許多人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的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三足鼎力，互相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而目前中國大學之間的勾心鬥角，那不叫競爭，而叫窩裡鬥，因為他們不是在比試誰會更好，而是在比試誰能使對方更差。所以，中國政府應該放寬眼界，敞開胸懷，積極地支持、扶持、甚至資助這個系統的發展和完善。應該認識到，它是目前中國學術事業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