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北京維世達診所總經理的劉常平曾獲美國衛生管理和金融學MBA學位，並在美國和香港從事過多年的醫院管理工作。對於中美醫界及兩國醫生間的巨大差異，他有着強烈的個人感受與太多的感慨。在西方，良好的醫德傳統和整個社會對醫生的尊重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而這種文化正是我們目前所極其匱乏的。為此，記者日前走訪了劉常平先生，請他結合自己的經驗談談這個話題。以下是訪談的主要內容。

　　我們的醫生知識面太窄

　　在美國，一般學生大學畢業工作幾年，再進醫科學院學習4年，其中3年是基礎課，1年是臨床課程，拿到了證書，有了醫學博士學位，然後根據選擇的專業再做3－6年的住院醫師，前後學習實踐7－10年時間，這還不包括他以前學的大學本科或醫學預科（相當於大學本科）。我們協和醫學院的8年學制，就是從建校早期西方的學制延續下來的。

　　國內學生高中畢業就可以報考醫學院校，女性比較多。醫學是個比較有特點、相對狹窄的一個行業，有很多學生不喜歡文科，也不喜歡理科，最後選擇了做醫生。對醫生的理解一般是，有一顆溫良恭儉讓的心就可以了。像我朋友的女兒，高中畢業了，文理科都不喜歡，數學也不好，學醫吧，於是她就學醫了。不少學生是這樣上醫學院的，生源質量一般，並非應屆考生中的尖子，錄取標準也不高，而且高中畢業就上醫學院。醫學院多數是5年制，像協和醫學院這樣學6年、7年、8 年的不多。

　　我們培養醫生的時間太短，知識面太窄，社會實踐不夠，不注意也不善於與人溝通。我們對學生的要求是很單一的，需要學好的功課，就是三大部分：基礎理論、應用基礎、臨床課。缺少科學門類基礎，缺少數理基礎，更沒有人文方面的教育。有些醫學院開始注意到這樣的問題：“我們學生的知識太單一，不能是學醫的就只學醫，除了專業知識其他都不懂。”現在很多醫學院開始和綜合類大學合併，原因之一就是已經意識到這樣下去，路子會越走越窄。

　　在美國，沒本事的人不敢學醫

　　美國對選擇醫學院的學生是非常嚴格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報考。醫學院招收學生除了基礎和專業知識外，要看學生知識的全面性，還對學生有人文學科方面的要求。學生的來源要有配比，一個班的學生除了醫學預科生外，還有學理工的，學文科的，學生物的。他們要求生源知識的全面和多樣。這樣使學生在學習期間有一個相互學習多種知識的環境，以及訓練未來的醫生與各種背景的人的互動交流、切磋提高。

　　我有一個同學在杜克大學做了好幾年教授，覺得缺乏挑戰性，又重新回到醫學院學醫。他過去學生理學時，成績很好，經常比同修一門課的醫科學生考得更好。他認為：“既然我比他們出色，我為什麼不做醫生！”後來他成了一個了不起的胸外科醫生，很有建樹，掙的錢自然更多了。可見多學科知識的交叉融合和多樣化是人材成長非常重要的條件，美國醫學院的學生在這方面的知識交融造就了很多全面性人才。這樣培養出來的醫生日後在美國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是很高的，而這又進一步促成了報考醫學院的激烈競爭。在美國，沒有本事的人是不敢考醫學院校的。

　　國內醫生的後代不願當醫生

　　醫生這一職業在西方是非常崇高、非常令人仰慕的，在社會上的地位非常高。他們受到的教育和訓練也是非常高的，醫生（Doctor）就是博士。

　　在美國選拔醫生是很嚴格的，挑出來的人的素質不錯，所以他們能夠得到社會尊重，與之俱來的是經濟上的地位也很高。選擇做醫生的人，多有愛心，天性善解人意。他們的職業是建立在與人溝通和合作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衝突和敵對（例如警察）的基礎上。通常他們都很自尊。作為醫生，他們也很自信。

　　醫生被患者送上法庭，成為被告，是很尷尬和痛苦的。他成了被告，專業能力受到懷疑，賴以生存的職業基礎被人家否定了，這種心態是很難受的。所以我更多地強調對醫生的理解。現在社會上有一股風氣，動不動就告醫生，告醫院。我覺得我們特別需要理解和肯定我們中國醫生。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是很低的，跟國外的同行比較差太遠了，可是他們對於整個社會的貢獻並不比國外的同行差哪兒去！還很辛苦！

　　今年4月國內召開的慶祝“醫師法”三周年大會，一時成了醫生們的訴苦會，醫生被打、被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典型例子就不說了。與會報告的一項調查表明：醫生的後代願意從事父母職業的，不足兩成，絕大多數不願繼承父母的職業做醫生。這種狀況再持續下去，會影響到我們醫學界後繼人才的素質。而在美國則反過來，估計八成的醫生後代願意做醫生，只是他們的孩子可能會說：“我沒有我父親那樣的本事，進不了醫學院。”在西方醫生最受人尊重，又能掙大錢，誰不想做啊！

　　美國醫生個個是社會活動家

　　美國醫學院培養醫生首要的一點就是醫生要善於與人溝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別注重和患者的溝通。

　　這裡講一個有關西方醫生的笑話：在一所精神病院裡，一個病人拿一本厚厚的書給他的主治醫生看，說：“Doctor，我的劇本終於出版了。”那位Doctor親切地對他說：“恭喜你，只是你劇本中出場的人物是不是太多了點？”

　　如果是中國醫生，他可能就會很嚴肅地說：“你快把那本電話簿給我放回去！”

　　這雖然是個笑話，但很能證明西方醫生的睿智與幽默，他們非常善於與人溝通。

　　醫生的工作基礎就是和患者溝通和合作。不是你手中的刀子（手術刀），不是你手中的處方權，那只是直接的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你具備與患者溝通、贏得患者配合的能力，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這些經驗從哪裡來？是從你的學識、從你所受的訓練中來。美國培養醫生的重點之一就是培養醫生與社會的交際和合作能力。

　　中國的住院醫生和美國的住院醫生相比，成熟性和工作能力相差甚遠。當了醫生什麼事還得向領導請示，諸如此類的事在我們醫院屢見不鮮。你把美國醫生叫來，個個都是社會活動家，能侃能吹，而且思維非常嚴謹。他們做人也很嚴謹，人品一般都不錯。

　　你是協和的博士又怎樣

　　在上個世紀50年代，醫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可是現在醫生越來越不受尊重。為什麼？經濟地位低了，沒有人瞧得起你。說直白一點，你掙不到幾個錢哪！協和的博士又怎樣？

　　我認識一個賣藥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以前是維修醫療設備的工人。他下海了，賣藥，現在成了一家什麼醫藥公司的中國總代理，掙了很多錢，有幾個跟班，幾部車，一二十個夥計。現在這種例子太多了。你協和的博士在他眼裡算老幾呀？照這樣發展下去，今後誰也不願意學醫，誰學醫誰就是傻瓜了。

　　有很多本來很有前途的醫生，為了錢放棄自己的職業，跑去賣醫療儀器設備，做醫藥代表了，很可惜。關鍵是社會導向有問題。醫生的社會、經濟待遇太低。有些醫生吃回扣，收紅包，其實這些醫生本來是有職業準則的，但是在賣藥的比行醫的掙錢更多、更受羨慕的環境中，有些醫生的心態自然失衡，偏離了醫德準則，其實他們心裡是明白的。

　　我曾經和一個大醫院的主任一塊吃飯，他接到一個醫藥代表的電話：“張主任啊，這個藥你下個月一定要用到20箱……”你讓一個大夫用20箱藥，這是一個什麼指標啊？這位主任最後有沒有用到20箱，我不知道，但我不樂觀。如果是這樣，結果無疑是很糟糕的，既浪費個人、國家的錢財，又讓患者受到傷害。
　靠硬性條文逼人就範是不行的

　　我們要給醫生提供生存發展的空間，正道在哪兒？需要給他們指出來。他們也想進步，也想發展。一些做小生意的人都慢慢富裕起來了，他們也應該富裕起來。他們很多是碩士、博士，國家培養了他們那麼多年，花了那麼多年去學習，他們不能沒有機會進步，沒有機會先富裕起來。你首先應該給他們提供一個大的政策環境，在關心、愛護、支持的基礎上嚴格要求。

　　比如在醫療事故的“舉證倒置”問題上，我們要求醫務人員在醫療行為上首先從患者的利益出發，但同時對醫生也要有公正的支持和保護。這樣才能有基礎被他們接受啊。如果他們沒有把規範化為行動，自覺形成一種自律行為，那規範豈不就是一紙空文？醫療行業還是我們國家少數幾個還沒有完全放開的行業，對於99％的醫務工作者來講，還沒有選擇去不同性質機構工作的可能性（比如外資企業、公司）。既無發展，也不能流動，很無奈！

　　醫生的待遇應該提高。這樣才能使我們的醫療管理、業務水平提上去，沒有這一點，光靠一些硬性的條文來約束他們，逼他們就範，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現狀。

　　久而久之形成一種文化

　　在西方大家都願意做醫生，首先是經濟上的動因。美國醫生屬於最高收入階層。一個普通醫生一年掙十幾萬美元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好一些的醫生，一年收入二三十萬，小菜兒！收入高達幾十萬的也有。在美國一般家庭平均收入還不到4萬美金的情況下，這是很高、很誘人的。美國社會對醫生尊重，是認為他們的學識是一般人達不到的，所以給予他們很高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地位。他們生活上十分優越，感覺上很好，所以他們十分自律，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經常做有益的事情，熱衷於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Doctor是很有威信的人，有些事情只要Doctor說句話，別人就會聽。在美國，醫生還是個特權階層，比如某個機構、某個辦公室，一般不讓人進，但是如果你告訴他你是Doctor某某某，他很可能就讓你進去了。久而久之，形成了較好的醫德傳統和整個社會對醫生極其尊重這樣一種文化。有些人甚至將醫生視為美國社會行為規範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