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私有經濟的重要性不斷增加，新近通過“物權法”，宣告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但中國語境中的“私” 字（Private, Personal）及其大量衍生詞彙還是擺脫不了恥辱的貶義，而作為“利己之心”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 Personal Desire）仍然被解釋為萬惡之源“貪慾”或“自私”的同義詞。這種經不起立誠推敲的荒唐觀念，居然千載一貫，“家喻戶曉”，代代相傳，積重難返，幾同深植基因。

切莫小覷了人性大本大源始發點上區區迷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足以亂人心智，偏離“當行之路”，漸行漸遠，積重難返，鑄就千古大恨。

偌大華族，深陷其中，好比犯了天條，終至演變成為人類進步大趨勢中的活得不明不白的另類（The Others）。新世紀中國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之際，這種荒唐觀念繼續荼毒着心靈，阻礙先進文明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充當制度性腐敗和假冒偽劣風起雲湧的發酵真菌，使得種種立意美好的政策和法制姍姍來遲，或走樣變味、有名無實，甚至轉向反面。

人類和一切生物一樣，都有“趨利避害”的利己本能；私心即利己之心，相當於孔子那時所說的“人慾”，天然正當，是一切謀生存、求進取的原動力。莫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任何一種生物如果喪失了利己本能，難道還有倖存世間的機會嗎？

人類作為舉世獨秀的“萬物之靈”，與鳥獸的根本差別在於擁有天賦靈性創造能力。

非靈性生物的行為受本能局限，蛇蠍也好，虎豹也好，不論如何兇殘，無所謂善惡，也談不上犯罪。

人類在“利己之心”驅動下，可以運用特秉靈性做出其他一切生物望塵莫及，超越本能局限之上行為：既利己又利人者謂之善，能夠帶動群體、社會、國家共同發展進步，是為常識公認的人間正道；反之，損人利己者謂之惡，為害群體、社會、國家，造成破壞、停滯、倒退，甚至走向自我毀滅。

利己之心趨於極端，形成“唯我主義”(Egotism) 或即“自我中心” 、“自私”（Selfishness）狀態，就會驅動靈性智慧，不惜損害他人或集體利益以滿足自己超乎動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構成倫理意義上的犯罪。

人類特秉的靈性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向善利眾，可以作惡犯罪；關鍵端視那驅動力，即利己之心主導下的取向了。

以損人利己為特徵的“自私”，相當於孔子那時所稱“貪慾”，是人類世界的萬惡之源、社會進步之大敵。基督教的“原罪說”，也許可以理解為唯人類特具的“自私加靈性”的犯罪傾向，若不自覺救贖（糾治），人人在所難免。

必須把自私與私心（貪慾與人慾）這兩個概念嚴格區分開來。自私雖然源自私心，但不同於私心，就好象細胞與癌細胞，人與盜賊，狗與瘋狗，是不能混為一談、劃上等號的；在英語中，這倆者既非同義詞，甚至不算近義詞。

防範、克服自私，需要弘揚利他之心（Benevolence），即人們常說的愛心（公心）以調控利己之心，發揮祛邪扶正的作用。

愛心如此重要，但人類天生的愛心十分微弱，遠不足以實現上述調控“利己之心”，驅策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目的。

人和禽獸都有一點兒原始的有限的屬於本能範疇的“利他”因素，藉以維持或至少暫時維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的合作關係，即社會學家所稱“首屬群體”（Primary Group）中血緣和親密核心成員之間的共存關係，是為接續、繁衍物種的起碼需要。

人類天然的原始的那點兒愛心，不比靈長目動物的本能高出多少。自從三百多萬年前“真人”（Trueman）顯蹤，幾十萬年前出現現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來，靈性人類在進入新石器時代（一萬多年前）草創文明之前的漫長歲月里，除了和靈長類動物一般在叢林裡討生活，還幹些什麽（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為重要，堪稱人之所以為人的“崇高事業”？我們不妨想像，人類足足化了數以十萬年計的時間，憑着天賦靈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礎之上感悟、積累、培育、傳承、發展成功那賴以建立文明的愛心或公心（語言和文字的出現，極大地有助這種觀念的培育、積累、傳承和發展），逐漸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觀念，懂得互相殘殺並非人際爭強的唯一選擇，既利己又利人，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發揮靈性創造能力。

十九世紀中期的現代心理學奠基人，奧地利精神病學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斷言道德的基礎來自性本能（Libido）的唯樂原則，並非過甚其詞。“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維持生命之餘，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慾。滿足性慾的簡單方式是強暴，但霸王硬上弓，會遭遇阻抗，享受不到兩情相悅、和諧美滿的性生活情趣，還有遭受報復懲罰的風險。靈性人類終能悟出一個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慾可能就成了靈性人類私心升華，萌發“高階愛心”的重要源頭。“聰明”人懂得對自己傾慕的異性對象，不是簡單地強行占有，而是發揚利他的愛心，投其所好，善獻殷勤，培植對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誘發同浴愛河的情慾共鳴；一旦成功，不僅順暢滿足一時魚水之歡，且能建立持續穩定、互相呵護的恩愛關係，由孤家寡人進至可靠合作伴侶形成的兩人世界。於是靈性人類得天獨厚，有了超乎鳥獸發情本能之上的人世愛情這回事。

藉靈性智慧選擇愛情代替強暴，並感知愛心無限奇妙，類而推之，領悟人際關係“合作比不合作好”這個貌似淺顯其實來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們，率先建成比較牢固的“首屬群體”和由此為始擴大“組織起來”的血族社會。

個人需要依仗集體的強勢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應付力所不逮的挑戰，並分享唯集體力量才能獲致的巨大成果。亞里斯多德揶揄得好：“凡離開而自外於城邦（社會集體）的人，如果不是野獸，那就是一位神。”馬克思說：“人是最名符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人類文明就是在交叉組合的集體生活即社會生活中存在、發展和進步的。

血族社會靠着愛心（公心）調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擁有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發揮的非常優勢，產生了主動利用和改造自然條件的強大能動性，不復停留在被動因應大自然環境的狀態，破天荒顯現了“生產力”發展進步，向氏族部落和雛形國家過渡的大趨勢。在叢林世界的淘汰機制中，那些停留在強暴苟合階段，不見開竅長進的同類，不免在具有愛心道德優勢和相應合作優勢的血族社會群體面前相形見拙，若不仿效趕上，終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開除球籍。

因此可以說，愛心或公心始自“首屬群體”，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會組織──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故《易》基《乾》、《坤》，《詩》始《關睢》，人類文明由此發端和傳承不止。重視和珍惜家庭價值，根本意義在此焉。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在《遠古以來人類的生命線》（1989）一書中說：“人類組成了血族社會才是脫離動物界的標誌。在血族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由合作代替了爭鬥，在獲得食物和性伴侶中出現了不同於動物的規律，這種規律實際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態。”

該書引用了M.D.薩林斯《社會的起源》（《科學的美國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話：“在有選擇地適應石器時代的種種危險的過程中，人類社會克服或貶抑了靈長目動物的種種習性，如自私、雜交、爭雄稱霸、野蠻地競爭等等。人類會用血族關係和合作代替衝突，將團結置於性慾之上。人類社會在其最早的時期中實現了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克服人類所具有的靈長目動物的天性，從而確保了人類的不斷進步的特點……人類這種靈長目動物當時正處於同大自然生死攸關的經濟鬥爭中，所以負擔不起社會鬥爭這種奢侈品。合作而非僅競爭，是必不可少的。”

人類，唯有人類，實現了這場歷史上不同凡響的偉大的變革。這是萬物之靈在漫長歲月嚴酷生活實踐中，特秉天賦靈性引導私心升華，愛心（公心）萌發、豐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體制化的結果；是人類得以脫離獸性生存方式，逐漸形成建設性的人際關係以至社會性的集體生活，有所發現、有所掌握和運用事物的客觀規律性，草創唯靈性人類獨有的文明社會、並且不斷發展進步的必要條件。

本文所說“利他之心”、愛心或公心，皆指人類特秉靈性創造性思維作用下後天感悟、積累、培育、傳承、弘揚而來，超乎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階愛心”而言。

這種愛心並非天生，而是靠着私心加上靈性的感悟作用，從傳種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來，但又相對獨立於私心。

愛心萌發，調節私心，剛柔相濟，靈性煥發，人類方得出類拔萃，走出叢林，成為天地眾生間的唯一強者。

私心與愛心（簡稱兩心）按先後、主次而論，私心為第一性，愛心是第二性。要認定私心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類一切行為的真性原動力來自第一性的“利己心”，包括因“利他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動力也是來自“利己心”，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說，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虛幻境。

吾人稱頌集體主義，愛護的集體必指自己的集體，而非競爭對手的集體。提倡階級觀念，要求熱愛自己的階級，而非敵人的階級。通常我們說，一個人應該愛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鄉里，自己的祖國，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衛國；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歸根到底，即便最誇張的集體主義或階級觀念，也總是意味着對於每個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動原動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青年毛澤東曾經致力於尋找“大本大源”，對於人性“兩心”曾有非常卓越的認識。大約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詳讀了德國康德派哲學家、倫理學家包爾蓀（1846－1908）的代表作《倫理學原理》後，寫下了大量批語。其中在評論該書引述叔本華強調自然人類的利己性時，他發揮道：“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進一步說道：“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到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顯然他相信人類不僅有利己之性，還有利人之性；兩者以利己性為主，利人也是為了自利，絕非無緣無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兩者其實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澤東在這份批語中還說：“吾於倫理學有二主張，一曰個人主義，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個人”，“個人有無上的價值，百般的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的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可也。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引自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天地圖書1996版）

中國聖人孔子和西方救世主基督創導仁愛之心，前提都是確認世人首先懂得愛自己；一個不知利己的人是談不上什麽推己及人的。基督教和儒家（不是偽儒家）學說一樣，從不誇誇其談“大公無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無我”或“忘我”之類過甚其辭，迷亂本性，誤導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調。提倡道德絕非以私心為敵。寫基督教《神學大全》的著名神學家阿奎納（Thomas Von Aquin，12225－1274）說得明白：“道德的淨化並非要徹底去掉七情六慾，而是使七情六慾合於規範。”這就是儒家學說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慾，引上正道”，如此而已。

且不說獲取可觀報酬的形形色色慈善機構經營者，就算那“純屬”施捨的善人，做善事的背後常常需要沽名釣譽、積德延壽或進入天國等好報作為精神動力，所謂不望報者，不在乎直接回報，甚至不在乎受惠人知不知道，感不感恩，要的是更高層次的收穫，或者是一種激勵自信以求取勝利，或證明堪獲上帝預選的精神力量。這麼說很容易被一些道學家怒斥為褻瀆了神聖高貴純潔的愛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誠其意，毋自欺”，說老實話，說真實體驗，並且相信也是全體人類的共同體驗，無非就是如此。毛澤東嘗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如果愛心竟同自身利益毫無關係，豈非無緣無故了？

孔子以後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孟軻也說：“人有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章句上》）奢談天下國家，否定個人本位，否定“個人利益”，可不丟了根本？

擺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實實承認人首先是為自己而活着，才有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才有確保自身自由發展權益的要求，才有馬克思所說“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條件”。又因第二性的愛心或公心的調控制約作用，人們意識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權益的同時，也必須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樣的權益要求，方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長遠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眾因而需要選擇和建立政府，實行民主共和政治，通過制訂和貫徹適當的行為準則，保障人們能在互相尊重各自權益的條件下謀求自身的發展（既有平等，又有自由），從而爭取造成一個利於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科技發明、制度創新紛至沓來，驅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環境條件。對於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者來說，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孔子倡導儒家學說。作為儒家學說核心的“仁學”，擺明了就是“為己之學”。“仁者人也” （《中庸》），“仁”（Humanity）是一種專門闡發“萬物之靈”“為人之道”的學問。而體現“仁學”精華的三句話：“仁者自愛” 、“仁者愛人” ，以及“仁者使人愛己”（《荀子．子道篇》），簡潔地概括了上述兩心調諧原理的真諦要旨；“肯定人慾，引上正道”是也。

擯斥“愛心”的自私或唯我主義者其實是傻瓜。愛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種最為他人和集體樂於接受的愛己方式，或者說絕頂高明的利己之道，應視為每一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愛人者，人恆愛之；惡人者，人恆惡之。愛心（公心）為你帶來尊敬、讚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諧以及安全感。因此，愛心（公心）不是無謂的犧牲，而是成功和快樂之源。

愛心擴展到集體公共利益範疇，就是公心了。公共利益者，無非眾多個人利益共性因素的集合。“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一簡明方程式表明，為我的私利就是公益的源頭、動力和內容。所謂無私的愛心或公心，怕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當做誇張的文學語言或許不傷脾胃，如果認真實行起來，不是弄虛作假，就是害人匪淺了。

愛心（公心）與私心，相當於人類驅動靈性創造能力的一雙推手，本質上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共同體”，不必要形成對抗，更不容互相否定。任何個人、集體或社會，欲求經營成功，愛心（公心）與私心，亦即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者必須協調得宜，達到一個合乎當時當地環境條件的優化交會點，方能烘蒸郁襯，相得益彰，根深葉茂，欣欣向榮。

在人際社會生活當中，利己與利他兩心一旦達到符合當時當地歷史條件的最佳協調狀態，則利己之道遠離自私孽障，進入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高級型態：懂得“愛人使人愛己”，乃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則兼濟天下” ，體現“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黃帝《陰符經》）之妙。這樣的境界，是為任何個人、集體、國家，以至全人類，求取可靠、長遠的最大利己效益的皆大歡喜、互惠互利、無比高明成功之道。借用科技術語，不妨比擬為數學上對非線性無約束多元函數尋求每個變量的偏導數等於零時對應的極值，本文以無線電學名詞“調諧”稱之。

這就是本文奉為圭臬的“靈性－兩心－調諧”原理或簡稱“兩心調諧”原理的立論大意。

現代辭書定義的“文化”，廣義而言相當於社會精神和物質產品的總成，包羅萬象，囊括一切。所謂文化的先進性，首先應當體現在靈性創造能力循正向順暢發揮，社會良性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上。從大本大源意義上說，這個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一種反映靈性兩大調節元--私心和愛心（公心）調諧狀況的基本倫理觀念，可稱“心態文化”，一旦成為社會性思想信仰，即主導性的共同價值觀或深層社會文化意識，就像一雙看不見的推手，隱然操控著社會發展的大趨勢。

早在兩千五百年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一整套兩心調諧化的理性信仰體系，可惜這種理性學說超越了上古時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局限性性，行之不通，到處碰壁，孔子本人也不得不自認“知其不可而為之”了。

尤其不幸的是，西漢以還，孔孟之道被扭曲、篡改成為反人性、抑制自我意識的愚民要術，並且封神立教（所謂“儒教”），教為政用，政教合一，淪為維護專制統治體制超穩定運行的社會控制論。南宋而下，朱子之學大興，偽儒變本加厲，高踞“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制高點”，造就了“崇公抑私”，以至“公而忘私”、“大公無私”觀念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私心進取積極性慘遭壓抑和閹割之餘，華夏一族幾陷於毫無進步的非靈性動物型簡單再生繁殖狀態。

借老莊哲學之名，揉合巫、史、祝、卜等神秘莫測特色發展起來的道教，以及中國化了的佛教，都曾盛極一時，並對中國人的“心態文化”發生深遠的影響。佛老哲學觀念雖有根本區別，但都使得人們在嚴峻的生存挑戰面前一味退縮，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

常居中華文化主導地位的偽儒倡導的“禮治”秩序及其道德觀，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論、人生論頗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個相方面，但兩者恰恰得以互相補充、互相配合。偽儒的綱常觀念從強制的外在規範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主體；佛老的人生理論、人生方式，可說從個體內在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主體。

外在壓力使人喪失獨立人格，喪失個人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文化和環境條件。內在壓力使人喪失自我意識，喪失個人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主體願望和能力。兩者默契合作，使中國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形成了中國最深遠、對國民性格和心理影響最大的傳統──價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個人本位”觀念，進而取消人的靈性創造作用或社會發展進步的可能性，說到底就是要取消“人”。

怪不道有人說，儒（偽儒）、釋、道結合，等於阿Q精神！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曾經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中，列舉了十四項對照，可以看出這種價值取向支配下“國民性格”的差異（東－西）：自然的－人為的，安息的－戰鬥的，消極的－積極的，依賴的－獨立的，苟安的－突進的，因襲的－創造的，保守的－進步的，直覺的－理智的，空想的－體驗的，藝術的－科學的，精神的－物質的，靈的－肉的，向天的－立地的，自然支配人間的－人間征服自然的。

他以為：“東西文化之差別，可雲一為積極的，一為消極的。” “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庸諱言。中國民族今後之問題，實為復活與否之問題，亦為吾人所肯認。”

這種價值取向支配下，虛偽性成了中國人無處不在，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為自己而活，勇於維護和增進自身的權利；中國人世代相傳，據說不該有自我意識，是為君國、尊長而存活的奴才命，只能指望天降明君賢臣恩賜好日子。可奈沒有一個大活人可以抹煞掉私心而繼續存活；中國人必須違心地妝扮成無私無我的模樣偷偷摸摸為自己謀利益，於是弄虛作假就成了一種基本的習慣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偽善表演，厚黑權謀之道被視為最高智慧，全國終要變得像一座互相欺騙做作的大戲台。

青年毛澤東說得好：“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 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毛澤東致恩師黎錦熙信》1917）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國社會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那兒“人與人之間又沒有一種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的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

世界上還有比假裝可以不要私心過日子的假仁假義更大的虛偽、更大的說謊嗎？

真、善、美，真是第一，沒有真，還有什麽善和美？中國“國民性格”的許多陰暗面，太多陰謀、內鬥和狡詐，莫非根源在此。

這樣的“心態文化”大環境中，缺乏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馳騁空間的知識精英，就如依附在統治階級這張皮上的毛，把天賦靈性智慧，大量投入吹牛拍馬、歌功頌德、精研八股、玩弄權術，“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贄《焚書》）。既然大家當騙子，文人相輕、互相歧視，怎不一盤散沙？統觀秦漢以下的中國傳統學術界，論說浩如煙海，除了鋪陳華麗的表面文章，真偽雜陳的史料堆砌，陰陽五行之類莫名玄談，找不到一部具有科學價值的創造性研發人生和自然規律性的大作。偶有片言隻語真知灼見，宛同電光石火，稍縱即逝，即便留有痕跡，堪以聊供談助，藉以自慰天下第一，但那有什麼真成得了氣候？

在文學領域，體現人之所以為人，具有個性探索深度，頌揚個人奮鬥精神，在“大私”基礎之上弘揚“大公”，從而導向兩心調諧意境的偉大作品，可謂非分之想。中國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狀態寫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數的幾部傳世長篇小說，苦於土壤條件貧瘠，營養底氣不足，也難同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燦爛紛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並論。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文明的悲哀了。

反人性的偽儒何來奢望靈性創造能力順暢發揮驅使社會發展進步？儘管閉門以天朝上國自居，終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來強者一擊，沒有招架餘地，任憑欺凌宰割的悲慘境地。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指出“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個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春秋大筆法也！

專制政權為什麽造就這般千古自閉癥結，不惜國家民族付出如此天價？三百年前黃宗羲說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作者註：這個自私指“為自己謀私利”，不同於損人利己的唯我主義），不敢自利，’從而‘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也。（見《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所謂中國“國民性格劣根性”，須知其根源絕對不是中國人先天生理基因缺陷，問題在於根深蒂固的“崇公抑私”以至於“大公無私”型兩心失衡“心態文化”頑症長期腐蝕心靈的惡果。

與上述否定自我的反人性愚民術配套，中國語言文字也形成了一個不可饒恕，貽禍千古的相應缺失，適足以支持這種“心態文化”致命迷津的存在與發展。

在漢語辭書中，私和自私這兩個不同概念，歷來都用一個私字為主體表達；私的定義，不僅是“對公而言，謂屬於一己者。”而且說“私者， 私慾（常作貶義，等同貪慾或自私）也。”；遂有，“私者，邪曲也。”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文字中凡屬自私及其引起的或有關貶義、不法事物，依然一律與私混為一談，肆無忌憚地把私字當作自私的同義詞或代名詞，賦予惡性貶義。例如私（Selfish Desire）、 私念（Selfish Ideas）、私曲、私見、私意、私門、私自、私房、私鹽、私囊、私貨、偏私、走私、緝私、私怨、私情、私通、私奔、私弊、私生子、私底下、私相授受、私心雜念、暗室私心、私心藏奸、徇私舞弊、植黨營私等等不一而足。倒底私和自私要不要區分，怎麼區分？不想冉冉兩千餘載，數不盡斯文脈流，無論《說文解字》、《文心雕龍》、《康熙字典》…… 當今兩岸三地不計其數漢語辭書，竟不見哪怕一位文人高士或語言學家加以質疑、辨析、澄清過。 　　

漢語中私字的意義如此駁雜，“受恩獨厚”即偏心眼也叫私，於是產生了關於“大公無私”的誤會或移花接木的可能性。

中國古籍本來沒有“自私”這個專用詞，可能是西學東漸以後，參照西洋文字才區分和發展出來的。孔子他老人家所說的“人慾”與“貪慾”，分別對應着我們這裡講的“私心”與“自私”。孔子批評過的私，其實常指“私厚”即偏心眼而言。
　　
孔子當年為子夏講解“民之父母”應該做到的“三無私”，曰：“天無私復，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這裡講的三個“無私”，就像莎士比亞所說：“同一的太陽照着他的宮殿，也不曾避過了我們的草屋，日光是一視同仁的。”（《冬天的故事》）指陳天意或大自然的恩澤或機會無所偏心，並不是什麼毫無利己之心或即沒有私心的意思。 　　

把“大公”同這個“無私”連在一起，用“大公無私”來形容無所偏心的公正美德，本無不當。但在一個倡導“滅人慾”的社會裡，憑着字義互通之妙，這個本來形容公正原則的“大公無私”，非常容易，甚至不可避免被人有意無意幾無破綻地移花接木，把本意讚美公正美德的“無私”兩字曲解為否定人性本源第一性的私心。於是“大公無私”變成了“以公滅私”，即消滅私心的荒謬主張和響亮口號， 戴着冒充的真理光環招搖過市了。

東西方“心態文化”的差異，怎樣會對國家民族的命運造成重大影響呢？

人們對於同一問題尋求解決方案時，儘管所有涉及條件完全相同，也會作出不同的選擇，以至產生迥然不同的結果。這是因為，人的“心態”因素往往在選擇路向時起着決定性的引導作用。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探究歐洲十六世紀以後的社會大變革的原因時，曾精闢地指出，某種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或“精神槓桿”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尤其是對於它的起源是至關重要的。

有人指稱韋伯理論為“文化決定論”，其實不然。韋伯和馬克思一樣以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利益（經濟動力），而不是理念；但是韋伯強調指出：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路軌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仍是利益的動力推動着行為。

每個人群，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強大的利益追求願望，或者說強大的經濟動力，但他們的社會精神氣質，或者說基本理念可能大相徑庭，因此，路軌上的“轉轍器”會將社會引向很不一樣的發展途徑，加上其他環境條件差異的影響和制約作用，有的蓬勃上進，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因循往復，有的躑躅不前，有的倒退消亡。

韋伯所稱“轉轍器” － “理念”、社會精神氣質或“精神槓桿”，與青年毛澤東曾以為可以“動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 （《毛澤東致恩師黎錦熙信》1917）相當。它究竟意味着什麼？不就是用上述“兩心調諧”原理定義的“心態文化”嗎？

就在中國社會價值觀致命孽障甚囂塵上、陰霾漫天的晚明時期，歐洲西部基督教地區宗教革命成功，扭轉了中世紀教會腐化墮落、壓抑人性、鉗制思想自由的逆流；繼文藝復興煥發的“個人重要”大覺醒，神性的人本主義（個人主義）與愛心救贖教義相結合，靈性創造能力大放異彩，民主啟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經濟活躍，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轉折已然勢不可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

馬克思主義相信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剝削、壓迫之根源，並因盲目生產造成社會性浪費，應當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馬克思並不是把社會、集體（聯合）認作公有制的基礎。他設想的是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打破資本主義社會一切不民主的枷鎖後，“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個體會在其發展中形成“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從而在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自由個體”，就是要求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的和諧關係，使人人成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特長的“自由個體”（Free Individual）。人類因而可以在其發展中超越僅僅追求物質需要的歷史階段，超越人類社會的動物狀態，進入真正的人類狀態。這就是上面反覆討論，引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識的兩心調諧原理闡明的優化運行狀態。

建國初期，按照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原則，承認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存在一致性。輿論宣傳反對自私的“個人主義”，強調為公的“集體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不否定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人們不必諱言參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謀幸福，然後才有為革命事業奉獻的覺悟。共產黨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貢獻、能力和影響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待遇。工農大眾從社會底層翻身當上了國家主人，進入領導階層，參與管理決策。衣食不繼的貧苦農民分到了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勞動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政府制訂了幹部、職工等級工資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質獎賞和升晉級等“好有好報”體制，鼓勵每個社會成員在革命責任感的名義下，高揚敬業精神，爭取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優異業績。黨對知識分子熱情關注，特別歡迎海外優秀學者、專家來歸，領導人禮賢下士之風，使得無數英雄競折腰，相信從今有了一個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報效國家民族的大好機會。

中央制訂和實行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方針政策，保護民族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物資供應豐富、物價穩中有降。在蘇聯援助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項目執行得比較好，特別是基礎工業建設如火如荼、突飛猛進。人們普遍相信日子會一天天好起來，關於建成公正合理、繁榮富強新國家的美麗藍圖必將付諸實現。

可惜好事多磨、好景不常，不過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鬥爭時，這樣的兩心調諧化的上升發展趨勢便嘎然而止了。

1958年, 出現了“興無（無產階級）滅資（資產階級）、破私立公”這樣的戰略口號，官式地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消滅人性兩心中第一性的發展進步動力之源──私心兩大任務配了套，從此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的和諧關係，使人人成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特長的自由個體”的初衷。是年，“大躍進”和“一大、二公、三純”的人民公社登場，全國範圍不約而同出現了各級領導自導自演“高產衛星”的超級“假大空”騙局。1961年，全國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新高潮，號召學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純粹的人，高尚的人，真正的人”。1963年開展學習雷鋒運動，要求人人認清私字為萬惡之源，“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徹底批判個人利益、個人奮鬥、個人英雄主義，“對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消滅自我意識，甘當平凡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至此人人“談私色變”。接着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提出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斗私”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義，而修正主義的根子就是一個私字。

事有蹊蹺。大搞滅私、斗私的革命化運動中，被大張旗鼓趕盡殺絕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在當時中國的官方英譯文本中，一律暗度陳倉，被譯成了神人共憤的自私（Selfishness）一詞。既然中國批判、否定的“私”字，在英譯文件中統統被轉譯成了“自私”，於是視私為天經地義的西方世界就大可以放心了。許多西方人因此信以為神秘的東方中國正在向自私（Selfishness）開戰，締造一個道德楷模至善奇境，仰慕之心油然而生焉。

中國社會一切人的私心連同自私，表面上被趕盡殺絕，片甲不留；實質上由於“破私立公，大公無私”的虛妄性，不僅自我抑制了靈性創造能力的發揮，並且淪為充斥偽善口號的罪惡淵藪。萬惡的自私，必定會利用大公旗幟作掩護，改頭換面竭盡詭譎伎倆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性較之顯性的自私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且因浸透了虛偽的毒汁而怪象百出，更形險惡和嚴重。

如所周知，中國人民為兩心失衡愈演愈烈的價值觀，以及相應的無比宏大的改造人性 “社會實驗”，付出了不勝慘重的代價。

文革以後，中國遇上了有史以來發展經濟最為強烈的內部要求和空前有利的外部條件，適時地抓住機遇，實行改革開放新政，調動了海內外形形色色的私心進取積極性，績效卓著，舉世驚艷。今日就總體經濟實力而言，國民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等已居世界前列，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引擎，並且繼續維持強勁增長的勢頭；在國際事務中的責任、義務和影響力相應地與日俱增。無疑中國已經處於整體意義上的“大國崛起”路口。

但是中國至今沒有樹立一種社會性的“兩心調諧”型共同價值觀，也缺乏堪以支持和護衛這種價值觀的“權力制衡”體制；因此，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儘管快速發展令人眩目，仍然未能形成一種真正利於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大環境。

不僅如此，中國面臨嚴重道德衰敗、社會不公、兩極分化、貪瀆腐敗、假冒偽劣，以及種種爆發性潛在危機。其中制度性官場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幾乎藥石罔效；經濟發展仍然極大地依賴外貿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貿易壁壘政策，市場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遙遠；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業升級轉型也難；先進科技不脫“拿來主義”格局。問題的深層根源都在於此。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學章句》）最無奈自主創新能力欲振乏力，總是脫不了步人後塵的格局。中國科研人員數量僅次於美國，已居世界第二位；按購買力平價計，中國的科研投入也已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列世界第二位；還有在歐美和日本等留學的大量優秀人才回國。然而，這一切都無法取代兩心調諧化“心態文化”的“轉轍器”作用。

如果中國式“心態文化”繼續戀棧自欺欺人的致命迷津而不克自拔，不能還“私”以天經地義的“正解”，不能把“私心”與“自私”明確區分開來，不能善用包括真版孔子思想、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基督教等宗教教義中的“兩心調諧”內涵，為私正名，為公正名，與時俱進，再造中華價值觀，那麼生活在如此混沌語境中的億萬人眾，就不可能真正成為天地間具有獨立人格意義的“萬物之靈”。

“以人為本”、“科教興國”、“深化改革”、“和諧社會”、“大國崛起”者，無不需要兩心調諧化的心態文化為基礎，還需要適當的“權力制衡”體製作為這種心態文化忠實不渝的守護神。

2007年5月7日

＃＃＃＃＃＃＃＃

參考書目：《孔子密碼－儒家學說的現代詮釋》 龐忠甲著，中華書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作者聯繫電郵：paulpang21@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