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學擴招的歷史評價

二十年前，能上大學，對於普通人家的孩子來說，那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但如今我們也差不多實現了。

在二十年前，誰要敢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能讓多數中學生進入大學校門，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很多事情其實做起來，比我們想象的還是要簡單，考大學也是這樣，我是很不贊成有人批評現在大學擴招以後，教學質量有所下降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決定，戰爭期間任何曾在部隊服役的退役軍人，都可以接受政府的資助完成大學學業，當時許多傑出的教育家就反對這一決策，他們的理由是，允許不夠條件的學生上大學會造成美國大學教育水平的下降，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那些退伍軍人成為美國歷史上最用功、最有成就的學生，因為戰爭的經歷改變了他們，也許他們的智商不是很高，學習成績平平，但作為成年人，他們珍惜了第二次受教育的機會。

1977年，中國大學恢復招生以後，在北京地區，就是因為在原來的招生基礎上，擴大招收了一部分學生，從而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如今是非常傑出的，可以設想，要不是當年的擴召，他們就永遠沒有機會進大學校門了。現在看來，1977年，沒有能夠正視中國十年沒有大學生的現實，而把大學招生的門檻限定的過高，對於一個民族的發展是有影響的。

五十年代初期，為了中國的建設，國家不是也曾有過調干生上大學嗎？當年的調干生當中，傑出的人也是舉不勝舉的。反對擴招的聲音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們絕對不能因為這個問題而把擴招的意義看輕了，多數人能進大學受教育，它的意義遠比培養少數精英要深遠得多。因為精英多數依賴秉賦，對於這些人來說，教育是第二位的。但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精英，至少主要不是培養精英，而是提高大眾的基本素質，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能讓更多的人上大學，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對於精英來說，大學的普及不會導致他們遠離好的教育環境，而對於大部分普通學生來說，他們因此獲得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是無論如何應該肯定的。

中國高等教育能走到這一步，遠出於人們的預期，由此帶來的問題也不是沒有，但問題畢竟是第二位的。許多出身貧寒的農家子弟，他們是為學費發愁，許多讓人聽了落淚的事也發生了不少，但這樣的問題，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相比十七年時期，因為政治的原因，使許多人喪失上大學的機會，如今為錢發愁，總是向平等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比文革後期，只有工農兵大學生的情況，更不知道要好到哪裡。

中國有些事是不能細想的，按說，工農兵大學生，這個理想確實很讓窮人感動，把高等教育的權力讓工農兵來更多享受，這沒有什麼不好。但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在工農兵大學生當中，真正的工農兵並不多，而多的是幹部子弟，就是在農村，也至少是大隊幹部的子弟，當年有多少插隊知識青年，就是為了上大學，而放棄了自己的人格，更有許多女知青，為上大學被農村的幹部所欺侮，教育的絕對平等是一個理想，人們有那樣的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絕對的教育平等，我們一時還難以實現。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我們對於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學這樣的事，也應該多從發展的眼光來看，我們不否認這樣的事實，但我們也要正視這其中蘊含着的巨大社會進步。

二、從院系調整到大學合併

近來全國高校的合併風潮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這使我想到了半個世紀前發生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1947年，胡適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胡適當時有一個設想，就是要在全國先發展十所大學，讓他們成為中國第一流的大學。胡適的設想是第一個五年，先發展五所大學，第二個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學。他說：“第一，國家的人才與財力恐怕不夠同時發展十個第一流的大學。第二，先用國家力量培植五所大學，可以鼓勵其它大學努力向上，爭取第二期五個大學的地位。”胡適當時的計劃，主要考慮的還是大學如何發展它的研究所，如何才能成為一個現代學術研究的中心，它的核心思想還是大學的獨立地位。當時中國大學的格局是國立大學、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並存的。胡適在他的設想中多次提到過，國家在選擇發展的大學時，對於這三種大學要給予同樣挑選的機會，要看大學的人才、設備和研究成績。

對於胡適當時的這個設想，也有一些不同意見，但大體上人們還是認同的。不過由於時局的變化，胡適的設想並沒有來得及實行。

第二件事：1952年，新政權也進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改革，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院系調整。這次院系調整表面的理由是為了加速中國工業人才的培養，或者說速成。但它的深層理由卻有意識形態的考慮，也就是說，首先它要打破國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這次院系調整中，原來國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標誌就是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的消失。國民政府高等教育是以美國大學為基本模式的，而院系調整後中國的高等教育則以蘇式高等教育為主要模式。五二年院系調整的前奏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次院系調整中看出，新政權確實有分散原國民政府教育體制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對集中的企圖，所以院系調整的基本特點是一個字：分，也就是拆散。是把大的變成小的，把文的變成“工”的。這次院系調整，是新政權初期的一次重大選擇，它的意義不單純是從教育上考慮的。

現在正在進行的高等院校的合併，在思路上並沒有什麼新東西，大體上可以說，就是當年胡適的那個設想。不過胡適當年的設想，是以學術獨立為基本價值取向的，而這次的合併卻更多地考慮了在技術層面上和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接軌，卻沒有考慮我們和世界第一流大學的主要區別並不在行政和技術層面，而主要是在大學的基本理念上，也就是說，我們和世界第一流大學最不同的不是大與小，不是學院、研究所和科系的設制，而是大學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以及黨團應退出高等院校等等現代大學的基本理念上。這次大學調整的主要思路是合，也可以說是對五二年院系調整的一次整體否定，但這樣完全的政府行為能不能保證那些合併的院校在學術上成為真正的學術研究中心，人們還在觀望。

三、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私立大學

我們現在有沒有私立大學？我以為沒有。我們不能把那些以培養技術型專業人員和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技術型大學認為那是私立大學。現在提倡的社會辦學，還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才稍有一點私立大學的意味，但這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私立大學。可以這樣說，我們現在還沒有一所真正義意義上的私立大學。

現在的政策是鼓勵社會辦學的，但這個鼓勵，只是更多地從辦學經費上着眼，而不是從一個民族的興盛和未來考慮，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們現在還看不到中國私立大學興盛的前景。

中國現代大學教育是以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為主要格局的。這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全部傳統。後來這個傳統中斷了。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的最終消失，帶給中國大學的損失，五十年來已經看得很清楚，這用不着多說。可怕的是我們現在許多人連什麼是私立大學都不清楚了。以為只要不是公家出錢來辦大學，那就是私立大學，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學是怎麼一回事。

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就明文規定，除了國立大學以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為私立大學。”特別重要的是私立大學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國人和教會可以在中國辦大學，這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學校規程”中就明文規定：“凡私人或私法團設立之學校，為私立學校，外國人設立及教會設立之學校均屬之。”（唐鉞等主編《教育大辭書》509頁，商務印書館）對於教職工會大學，我們過去是有偏見的。對於它的歷史過去並沒有給予客觀的分析。

在中國教會大學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憶錄曾說過：“早期由於缺少現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任何新事物都難免是舶來品，新式大學顯然是外國輸入，嚴格區別於中國的傳統教育。”（轉引自《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13頁，湖北教育出版社）

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曾說過：“從全國範圍來評論，有些教會大學已處於中國最好與最有效率的大學之列。而且，由於他們興辦得較早，所以他們就有更大的影響與更多的優勢。”對於這些大學，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於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在待遇上各種形式的大學地位是平等的。

私立大學在大學的地位上和國立大學是平等的，事實上做到做不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辦大學的人要有這樣的理念，就以文憑來說，不能因為是私立大學，就取消獨立發放文憑的權力，教育的最終檢驗是社會的認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學它的教育質量得不到社會的認可，那麼它自然就沒有生源，沒有生源，它就維持不下去，自然就要關門，在教育市場化的前提下，我們大可不必為私立大學的前途擔憂，也不必對於私立大學存有過多的成見。以為教育一旦開放，就會天下大亂。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常優良教育傳統的國家，從古代的私人講學到現代的私立大學，我們都可以舉出無數的實例，從私立大學到民間教育家，我們本來就有一脈相承的傳統，是後來中斷了，不是我們中國人就沒有能力辦好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等，在當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國立大學比肩的私立大學，而且它們都是綜合大學，具有非常優良的人文傳統。它們的校長張伯芩、林文慶、馬相伯、張壽鏞先生，都是永遠讓人懷念的教育家。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辦好私立大學，而是我們有沒有這種誠意，就象當年我們把土地還給農民一樣，我們現在也要有勇氣把辦大學的權力還給民間，這才是真正對中華民族負責的態度。

胡適在《談談大學》的演講中曾說過：“記得二十餘年前，中日戰事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傳統現在全毀了。”胡適認為私立大學有其優點，就是它“比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學有自由獨立的傳統，它的前途也就很讓人有信心。中國民間和海外有很多對中華民族有熱情的人，他們投資教育的實力也非常強大，如果我們管教育的人能在今年擴大招生的基礎上，再把眼光放遠，重振私立大學，那我們的教育就會讓人有全新的感覺。

四、中國現代大學的理想制度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不能是一個雛形，而應該是一個初步具有現代性格的大學。那麼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大體上說，它應該具有這樣一些條件：

1、綜合性大學，那些單純的技術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大學，正如柏林大學的創辦人紐曼所說：“實用的知識乃是不足稱道的”。（轉引自《大學的功用》2頁，江西教育出版社）

2、中國傳統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男女同校的意義就顯得特別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學，很難說得上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3、穩定的科系設制，特別是學院和系的建立成為一種基本體制。

4、各類研究機構的制度化。

5、選課制的設立。

6、大學出版社和相關學術雜誌的定期出版。

7、教授和學生的自治程度較高。

8、大學中普遍的體育運動。

9、政黨活動退出校園。

以上這些條件也只是一個大概的說法，比較起來，1949年年前中國一些老大學較為接近這個標準。現代大學的觀念有很多，但對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生轉化的國家來說，以上那些條件是較為重要的。因為中國現代意義上大學的出現，並不單純是一個國家在技術上的進步。在中國，大學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義上。

中國現代意義上大學的出現，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卻表現出了很強的後來居上的特點。從整體上說，中國現代大學從建立到初具規模，其中特別優秀的像清華、北大、中央大學等，可以說只用了大約十年的時間，就已成為世界著名的大學。抗戰爆發時，中國現代大學建立的時間也就是十年左右，但那時像北大、清華都可以說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了。為什麼中國現代大學能夠有此成功呢？關鍵是大學的制度設計。

中國現代大學教育雖然起步較晚，但現在大家公認，它的起點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學接規，須知這一切都是在當時政治未上規道的局面下完成的。這個成果應當歸功於本世紀初那一代傳統的讀書人，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完成的，但他們又是能開眼看世界的中國讀書人，本世紀初，中國辦大學的那些人，都很開明，他們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隹世界的潮流，這是中國大學教育的幸運。也許是中國有私人講學和書院制度的傳統，所以在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中呈現出很強的適應性，這是中西文化融合過程中，較少障礙的一種轉型，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能夠迅速發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國大學教育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就是本世紀初，最早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是一批傳統的士子，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的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和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如果是個別人，也許是特例，但現代大學教育史向我們顯示，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有兩個先天的優越性：一、大學制度的設計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學生，蔣夢麟是留美的學生。二、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從一開始就居於教育的主導地位。像蔡元培、蔣夢麟都是做過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的人。

現代大學的萌芽時期，最需有好的設計者，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幸運。制度的設計在於理念，在於對國家進步的強烈感情，在於對世界文明的誠意。中國早期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們可以說都是具有這樣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學。可以這樣說，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得是非常好的，是一個一開始就具有世界胸懷的制度。

大學是獨立的學術機關，當時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大學校長不得由官員兼任：“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

在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者的理念中，教育獨立的觀念可以說深入人心。1937年，胡適在廬山談話上就多次說過，教育獨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學校校長或董事長。1945年，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後，他的北大朋友就勸他必須辭掉北大校長一職，他們認為，大學校長決不能由官員兼任。

五、簡單結論

總起來說，中國現代大學制度是以國立大學（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為主要格局的，這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全部傳統，可惜後來這個傳統中斷了。

1977年前十年，中國大體上沒有大學。1966年前的十七年，中國大學的主要歷史也很難說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學的理念發生了變化，過多的政治活動使中國的大學校園很少有平靜的時候，1952年前後有思想思想改造運動，隨後批判胡適、批判武訓、批判胡風及鎮壓反革命、然後反右派、接着大躍進，在大學中反右傾拔白旗、到了六十年代又搞四清運動等等。嚴格說來，1965年考試入大學的學生，並沒有接受系統的高等教育，因為在大學讀書的時間很少。這直接影響了中國後來的科學和學術水平。

目前中國大學的根本問題，主要還發生在制度層面，而制度的變革又不由大學制度本身來決定，所以要辦好中國的大學，還任重道遠。

（作者：謝泳 山西作家協會黃河雜誌社編輯 030001）

(5/5/2007 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