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培剛：感恩母校 懷念老師 |
| 送交者: jjyj123 2007年09月12日00:00:00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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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 2007-09-12 |
九五高齡老叟 張培剛 2007年9月 流光易逝，歲月如梭。今年已是我的母校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前身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經濟科設立80周年，也是經濟科的前身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創建90周年和自強學堂開門114周年。母校跨越“百齡高壽”，而我本人也是95歲耄耋老叟。 在母校經管學院跨越百歲高壽之時，特將我在10餘年前撰寫的“懷念母校講授基礎課的諸位老師”一文，加以簡化修改發表，作為我衷心祝賀之意。因為這篇文章所敘述的，均是歷史事實，也是我滿懷深切感念之情，極其認真撰寫而成的。 我於1913年7月10日，出生於湖北省紅安縣（原黃安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28年冬我在湖北省第一中學初中快畢業時，就聽說剛創辦的武漢大學將在次年1929年春季招收預科和本科一年級插班生，於是我初中畢業後，適年15歲半，就決定以同等學歷報考文預科插班生。現在，我還記得參加此次考試的情境。那年剛過完春節，農曆正月初六（陽曆大約2月初旬）凌晨，天尚未拂曉，吃完家裡為我炒的一碗油炒乾飯，就與同村出外打零工的堂叔、堂兄五、六人一道，步行70華里到達黃陂縣城，找旅店打地鋪睡一晚。翌日清晨又步行20華里到京漢鐵路橫店站，再乘火車到達武漢。半月後我參加考試。那時武漢大學的校址還在東廠口，武昌的山洞還未打開，由胭脂路到東廠口必須先爬山，越過蛇山背脊，再行下山，真可謂費時費精力多矣。俟2月下旬揭榜：文預科插班生錄取了張培剛1名，理預科錄取了艾華治（女）等6名。 武漢大學於1930年秋冬間遷至新校址珞珈山。我在預科學習一年半後，就順序進入本科經濟系，1934年6月畢業。從預科起，我在武漢大學求學時間共有5年半，為我的學術生涯打下了重要基礎。 我進入武大時，校長是王世傑先生，代理校長由王星拱先生擔任；王世傑先生調任教育部長後，王星拱先生正式擔任校長的職務。記得法學院院長是皮宗石先生，後來由楊端六先生繼任。 當時武漢大學，僅有理科和文科，工科尚未招生。全校學生約500餘人，學生人數最多的要算經濟系。我們班上的同學共有20餘名。新創辦的武大，富有朝氣，校風純樸，各系大都有真才實學的教師主教，在國內名列前茅。 我讀法學院經濟系。法學院下設有法律、政治、經濟三個系，師資優秀，陣容很強。老師們教學認真負責，各有特色，使我受益良多，影響深遠。 我在武漢大學讀文預科和本科一年級時的主要基礎課，是數學、國文、英文，還有論理學（亦稱邏輯學或名學）；此外，還要選修一門第二外語和一門理科課程。 數學從文預科到本科一年級，都是由副教授程綸老師講授，他講課樸實清楚。由於我本人對數學有較好的天分和特大興趣，在中學時通常做練習總是趕在老師講課進度的前頭，根底較好；所以這次報考武大插班雖然跳越了一年半，但我利用課餘時間，自己加班加點，很快就補上數學課的跳越部分。大概經過半年到一年，就基本上趕上了進度。記得當年大學一年級的數學課主要是講授解析幾何和微積分；後來解析幾何提前列為高中課程。 英文這門課，我在讀文預科一年級時，是張恕生老師講授；張老師體形魁梧特胖（可能是高血壓，後來不幸早逝），發音清正，教課得法，對作文要求嚴格，是一位好老師；只因要求過嚴，且批評學生時語中常帶諷刺，有些學生不喜歡他。在文預科二年級時，英文課老師是文華大學（後來改名為華中大學）駱思賢先生。駱老師長年在教會大學裡工作，英語講得流利，教課簡明清楚。到大學本科時，經濟系的基礎英語課老師是哲學系胡稼胎教授。胡老師講英語是一口“倫敦標準音”，引起學生們的濃厚興趣，也大開其眼界（實際是“耳界”）。我們都很頑皮，比如“Which”一詞，按“韋氏音標”讀法，我們故意譯為“晦氣”，而現在按倫敦口音（或“國際音標”）讀法，又故意譯為“圍棋”，這裡“h”是不發音的。胡老師講課嚴肅認真，不但注重作文，而且非常注重英文的修辭學。 英文課的張、駱、胡三位老師，教課認真負責，講授得法，對學生要求嚴格，一絲不苟。使我當時受益匪淺，終生難忘。回憶起來上面幾位老師講授英語，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大量閱讀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說、短篇文章或傳記文學選讀，如莫泊桑的“項鍊”、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弗蘭克林的“自傳”選讀等。第二，反覆講清“語法”中的疑難部分，特別是時態和前置詞的各種用法。第三，強調作文和修辭。記得從大學預科到本科一年級的三年內，所上的英文課，幾乎都是每兩周（至多三周）要寫一篇作文。當時同學們被逼得真有點兒“敢怒不敢言”。但後來同學們都認識到這些作法是正確的。大約10年後，1940年暑期，我在昆明參加清華庚款留美公費考試，英文這重頭課，一個上午就只考一篇作文。這時，我內心更加欽佩這幾位大學英語老師高瞻遠矚，教學得法了。在大學本科上“基礎英語”課時，我讀到英國大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一篇有名文章，其中有兩句我特意譯成押韻的中文：“多讀使人廣博，多寫使人準確。”自後我也一直把這兩句話作為我的“求學座右銘”。 文預科的國文課，主要是魯濟恆老師講授的。魯老師當時是湖北省有名的國文老師，我在讀省一中時就已聞其名。魯老師為人和藹慈祥，兩眼雖高度近視，但講課聲音洪亮，神情激昂，誨人不倦。教材以古文為主，亦有白話文章。作文每月一次到兩次不等。記得1929年春季入學後不久，第一次作文課題是“論文學之創作與模仿”。當時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又很重要的題目，一下寫了三、四千字。文中談到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其中的幾條我很贊成，但有一條“不模仿古人”，則表示不完全贊成。我寫道：“今人有好的，我們固然應該學習和模仿；但古人有好的，我們也應該學習和模仿。”“不能因古而棄善，亦不能因今而揚惡。”不久，發還作業本，魯老師在班上對我本人大加誇獎，並公開宣布給了95分，是班上最高分。待我打開作文本，只見魯老師對上面幾句文字，用紅筆濃圈密點；文章末尾還有一段評語，最後兩句是：“文筆如銳利之刀，鋒不可犯。”可見我不贊成“不模仿古人”，是完全符合魯老師的心意的。 談到大學時期的國文課，我還要特別提到中文系劉賾（博平）教授。博平老師早年就是我國著名的文字學家。當年武漢大學已經開始形成一個良好的校風和教學慣例，那就是“凡屬本科一年級的基礎課，不論是為本系學生開的，或是為外系學生開模急匭肱勺釙炕蚪細咚降睦鮮θソ彩?rdquo;。所以當我到了經濟系本科一年級這個大系的班次時，學校特委派劉博平老師講授國文，仍派程綸副教授講授數學，又專派生物系台柱之一的何定傑（春橋）教授講授生物學（當時按學校規定：文法科學生要選讀一門理科課程）。博平老師雖然剛來武大不久，學生們卻早已經知悉他是國學大師黃侃（季剛）先生的真傳弟子，對說文解字、聲韻訓詁之學，造詣極深。他和後來的黃焯教授一道被學術界公認是章（太炎）黃（季剛）訓詁學派的主要繼承人。博平老師為人謙和，講課認真細緻，當時為講《文心雕龍》及其它古籍書刊，旁徵博引，字字推敲，引人入勝。博平師又常曰：“吾推尋文字根源，每於一二字用意窮日夜，仍難得其聲、義所由之故；泛覽文史，輒日盡數卷，寧用力多而畜德少耶？然吾終不以彼易此。”博平師的這種孜孜不倦，鍥而不捨的求知精神，使我終生引為典範，受益良深。 當年我在武大本科學習的基礎課，除了國文、英文、數學外，還有必修課第二外語（我選了法文），以及我自選了第三外語（德語）。 法文從本科一年級學起，共學兩年。一年級的法文課是陳登恪教授講授，從字母、拼音學起，着重語法和造句。陳老師真是一位忠厚長者，穿一身長袍，卻口授外國語，在一般人看來，與其說他老是一位洋文教師，還不如說他是一位八股中文先生。陳老師對學生和藹慈祥，教課認真細緻，很受學生的敬重。 二年級的法文課是當時知名女文學家，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老師講授。袁老師是當時武大經濟系著名經濟學家楊端六教授的夫人。她和當時武大中文系的蘇雪林老師（後遷居台灣，以逾百歲高齡逝世，著名文學家）、凌叔華女士（當時武大文學院院長、著名學者陳源教授——字通伯、別號西瀅——的夫人）一起，被稱為“珞珈三女傑”。袁老師講課，精神奕奕，聲音洪亮，強調作文，選讀法文名篇短文和小說，要求嚴格，從不含糊；有時袁師還挑學生朗讀課文，回答問題。學生喜歡她，但也懷有三分畏懼之意。記得當時是1931年秋到1932年夏，學校已由武昌東廠口舊校遷往珞珈山新校址，袁師就給我們班上出了一個法文作文題：“珞珈山遊記”，真是非常應景。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味，只是要使用的單詞很多，難以拿準。我不斷地查閱字典，對照法語書刊，幾乎花費了一個星期的課餘時間，才寫完這篇短文。這時，我更體會到大哲學家培根所說的“多寫使人準確”的深刻含義。 大學法文老師們的認真講授和嚴格要求，使我終生獲益甚多。我畢業後在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時，不僅能閱讀有關的專業法文書刊，而且還撰寫了幾篇關於法文書刊的書評，先後都發表在該所編輯出版的《社會科學雜誌》上。1941年秋，我赴美國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能以筆試通過了第二外語法文的考試。飲水思源，使我更加懷念和感謝在大學時的法文陳、袁兩位老師。 這裡要特別提到教過高年級法文課的袁昌英老師。袁師並不是專職的法文教師，她出生於1894年11月，是早年就以《孔雀東南飛》劇作而馳名文壇的作家，也是以長期研究西洋文學而著稱的知名學者和大學教授，更是青年時就能衝破封建傳統束縛、遠涉重洋、留學英、法，專攻西學的女中豪傑。可是，這樣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卻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後，就蒙受着不白之冤，遭受着摧殘心靈和精神的嚴重迫害。當我輾轉聽到袁師的艱難處境時，我自己也正在受審查、挨批判，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真是“泥象過河，自身難保”；除了師生同病相憐外，亦只有暗中禱告上蒼，降福斯人了。1969年12月，袁師以75歲的高齡，又由珞珈山被戴“罪”遣返湖南醴陵縣轉步口故鄉；到1973年4月，在寂寞中悄然辭世。所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袁老師生前受到“右派”和“歷史反革命分子”等錯誤處理，得到昭雪；母校武大也為她老舉行了平反大會，袁老師九泉之下有知，也可稍微得到慰藉。但願蒼天睜眼，大地顯靈，保佑我國再不發生“文化大革命”中那種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使民族蒙羞、令國人喪氣的厄難。 再談談德文課。在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我自願額外選讀了第三外語德文。教德文的是一位德國老師格拉塞先生。據說他是第一次大戰時來到東方的，自後他不願回德國，就在中國留住下來。他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添了兩個女兒，女兒當時只有十幾歲，都在讀中學。格拉塞先生教書認真負責，講課用簡單德文，很有條理。一般來說，他比較嚴肅，但有時也很幽默。我總記得他把一堂德語課文編成了一個簡單的笑話故事：有一天，老師給學生上課，說是要記住一條規律，凡物逢熱就脹大，遇冷就縮小。一個學生連忙站起來，說道：“是的，我懂得了，所以夏天天熱，白天長一些；冬天天冷，白天就短一些。”全班同學聽後大笑起來；格拉塞先生當時已年逾半百，也和大家一樣天真地笑着。 那時上海的同濟大學，可說是全國高等學校中學習德文、運用德文的典型代表。為了便利教學，推廣德文，該校編輯出版了《德文月刊》雜誌，對教育界和學術界作出了很大貢獻。我在大學四年級就開始訂閱這份雜誌，大學畢業後我仍然繼續訂閱，大大有助於我的德文自修，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烽火蔓延上海，該校西遷後“雜誌”停刊為止。由於大學時打下的根底，加上畢業後的連年自修，使我後來在工作中，就已經能夠用德文閱讀專業書刊了。 在大學本科一年級，我還學習了一門基礎課，那就是邏輯學（亦稱“論理學”或“名學”），是研究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科學。當時教這門課的是屠孝寔老師，那時屠老師剛剛撰寫出版了一本《名學綱要》，頗有名氣。屠老師身材修長，舉止文雅，講課條理清晰，常以例子說明原理，步步深入，使人豁然開朗。這門課程，對於我後來說理寫作，分析和解答問題，佐助良多，終生受益匪淺。 最後，我在大學本科一年級讀的一門課程，是生物學；就經濟學而言，這可以說是一門基礎課，但也可以說是一門專業知識課。當時按學校規定，凡讀經濟的學生，除數學必修外，還必須選讀一門理科課程：物理學，化學，或生物學，任選一門。我選了生物學。前面提到過，當年武漢大學有一個好傳統，有關的系都是派最好的或較高水平的老師給外系的學生講授基礎課，生物系派出了知名教授何定傑（春橋）老師為一年級外系學生講授生物學。何老師當時不過40歲左右，卻已蓄起有名的“長髯”，自後在武大學生和同事中，就傳開了頗有名氣的“何鬍子老師”。何老師講課，不但條理清楚，而且生動活潑，引人入勝。我當時對生物學這門課所講的內容，特別是對遺傳與變異，非常感興趣。比如奧地利神父孟德爾通過對豌豆的著名實驗，研究出基因（Gene）的分離規律；又如法國學者拉馬克以“用進廢退”學說，闡述長頸鹿的進化過程；至於英國大學者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學說，更是令人推崇，啟發深思的。 為此，我在這裡特別要談到與生物課相聯繫的兩件事： 一是10年後，即1941年我留學美國，開始在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學習。在選讀了張伯倫（Edward H. Chamberlin）教授的“經濟學原理”之後，又選讀了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高級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即熊氏後來撰寫並在逝世後出版的《經濟分析史》的雛形和概括）兩課程。記得熊彼特教授在課堂上就講到了經濟學的“達爾文學派”，其特點在於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到經濟演進過程的分析上。不僅如此，熊彼特本人也早就多次引用過生物學上的述語和概念。比如他在早期成名之作《經濟學發展理論》一書中，以其獨成—家的“創新理論”解釋“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特徵時，就曾借用過生物學上的“突變”(Mutation)一詞。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它從來不是“靜止的”。他借用生物學上的術語，把那種所謂“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不斷地創造新的結構”的這種過程，稱為“產業突變”(1ndustrial Mutation)，並把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看作是關於資本主義的本質性的事實，所以他認為“創新”、“新組合”、“經濟發展”，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離開了這些，就沒有資本主義。從這裡使我體會到，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不僅在方法論上，而且在有些理論上，兩者確實有相通之處；更使我體會到，當年母校規定經濟系學生必須選讀一門理科課程，是有重要意義的。 另一件事是再過10年，即1950年到1951年間，當時正值我國奉行“全面學習蘇聯”的時期。與之相聯繫，在生物學界也大力介紹和宣傳“米丘林學說”及其代表人物“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的事跡。本來，在當今世界上，為了走向現代化，介紹和宣傳現代科學上任何一種新學派都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無可厚非的。可是，李森科除了一方面把自己的論點和看法所形成的概念稱作是“米丘林遺傳學’’外，另一方面卻把當時國際上廣為流傳的摩爾根學派“基因理論”說成是“反動的”、“唯心的”，並且利用權勢，排斥各個持不同觀點的學派。影響所及，特別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裡，造成了科學研究上的嚴重不良後果。我們知道，托馬斯．亨特．摩爾根是美國及國際上著名的遺傳學家，早年曾在“孟德爾定律”的基礎上創立了“基因學說”，著有《基因論》、《實驗胚胎學》等著作，1933年茯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而李森科面對這種現實情況，卻完全拋棄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反而把“基因理論”和摩爾根學派一概加以否定、排斥和打擊。我國當時的生物學界，在極左路線的指引下，亦隨聲附和。以致當時生物學界不少對摩爾根遺傳學說素有造詣的老專家如談家楨教授等，橫遭指責和批判，長期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特別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事實真象才逐漸大白於天下，是非曲直也才逐漸得到端正。可見，學海如戰場，為了應付隨時飛來的襲擊，做學問的人也必須具有承受各類事故的極大勇氣和犧牲精神。 追述我在武漢大學文預科和經濟系本科一年級學習基礎課的情景，我認為一方面，這一段打下基礎的經歷，是我日後考上出國留學並用外文寫成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的直接和重要的淵源。首先，如前面所談1940年暑期在昆明和重慶同時舉行的清華庚款公費留美生考試，英語一個上午只考一篇作文，如果沒有大學時期打下的較深基礎，那是得不到優秀成績、從而難以考上的。其次，如果沒有英、法、德三種外語的基礎，不能充分利用哈佛圖書館通過大量閱讀和引用有關外文書刊，那也難以寫出獲得哈佛經濟專業最佳論文獎、並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再次，在其它基礎課程方面如中、英文語法、邏輯體系、達爾文學說進化思維等等，不僅與《農業與工業化》撰稿，而且與終生的學術寫作，都具有深切的關聯。當前學術界在學風和文風上，由於“左”的路線和“文化大革命”及其它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良影響，急功近利、浮躁浮誇之風頗為流行。此風如不剎住，必將影響子孫後代，遺害無窮。 在大學時期，除了打好做學問所必須具備的一般基礎外，同樣重要的是打好經濟學專業基礎。1930年秋，我進入武漢大學經濟系本科學習，那時法學院(包含法律、政治、經濟三系)教師陣容極強。就經濟系而言，著名教授及其開設的課程有：周鯁生(憲法、國際法，法學院共同課程)，楊端六(會計學一含成本會計、貨幣銀行、工商管理)，皮宗石(財政學)，劉秉麟(經濟學、貨幣銀行，經濟學說史)，陶因(經濟學)，任凱南(外國經濟史、外國經濟思想史)，李劍農(中國經濟史、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朱祖誨(統計學)，張竣(國際貿易一含海運保險)等，可謂極一時之盛。 當年武漢大學經濟系的教學，有三大特點： 第一，教與學極其認真。那時經濟系的教師，大多數留學英國，只有陶因師留學德國，而周鯁生師除留英外，還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他們的學風和作風踏實認真，注重基礎，人人國學功底深厚，撰寫講稿和發表文章水平極高。這對青年時期的我影響極大，終生奉行不渝。 第二，理論與實務並重。比如設置的課程，既重視理論課程，如經濟學、經濟思想史、貨幣銀行學、國際貿易學等；又重視實用課程，如會計學、成本會計學、統計學、工商管理等；因此武大經濟系畢業的學生，一方面，不少是在大學講授經濟學或經濟思想史課程；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在國家機關或實際部門擔任會計或統計工作，不少還擔任大型國營工廠如鋼鐵公司、機械廠、造船廠等的會計主任或會計處長。 第三，那時武大法學院的經濟系，在課程設置上，還有一重大特點，那就是非常重視法學課程，除前面已經提到的憲法、國際法外，又有必讀的民法概要、商法、保險法、勞工法等。 我在武大經濟系本科四年的勤奮學習(年年得系獎學金，全系成績最優；畢業時得法學院獎學金，全院成績最優)，確實為我後來考取清華庚款公費留美、從事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研究並取得較優成績，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其中還要着重提到，為我們講授外國經濟史和外國經濟思想史兩門課程的任凱南老師。我記得任師講課，湖南鄉音極重，但條理分明，十分詳盡。講到激昂處，喜用口頭禪“滿山跑”，遍地開花結果遍地發展之意。任師講英國產業革命起源，特別是講述紡織工業的興起過程，極為詳細，比如講“飛梭”的發明及其廣泛傳布應用，就在好幾處用“滿山跑”口頭語。當時我在教室聽課做筆記，為了求快以免遺漏，同時也來不及另行措辭，就直接寫下很多處的“滿山跑”，成為他的這門課筆記的一大特色。任師不但在課堂上講課認真，還要求學生在課堂外閱讀英文參考書，主要是關於歐洲經濟史和產業革命史。任師見我讀書用功，特在自己的書庫中，拿出英國瑙爾斯(L．C．A．Knowles)女教授撰寫的一本英文名著《19世紀產業革命史》(倫敦，1927年版)，送給了我，讓我細讀。在大學畢業前的一兩年內，我確實擠出時間將該書讀完。我感到任先生講授的這兩門課，加上閱讀有關的英文參考書籍，使我開始認識到兩點：第一，像中國這樣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除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興辦現代大工業之外，別無振興經濟之道。第二，但我從老師的講課和自己閱讀歐洲經濟史的書刊中，又得知在城市大工業興起過程中，卻引起鄉村工業紛紛破產，加上不斷圈地使土地兼併之風按踵而來，又使得廣大農民失掉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流落城市街頭，景象十分悲慘。因此，我不斷思考，終於又得出一條嶄新的思想：在實行城市工業化的同時，也必須實行農村工業化。這一思想體現在兩年後（1935年）我發表在胡適之先生主編的《獨立評論》雜誌上的《第三條路走得通嗎?》一文中。與此同時，也使我初步認識到，要走“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實現工業化的道路，還必須借鑑於西方。 這裡還要特別提到的是，擔任過武大校長的周鯁生教授。他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國際法學專家，他為我們講授憲法和國際法。在我的記憶中，周先生總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爐，無熱氣取暖，他老一進教室，首先脫去大衣，再走上講台，為同學們上課。同學們對他十分尊重。 抗日戰爭勝利後，周先生擔任武大校長。周校長有孕育棟梁的博大胸懷，愛才、惜才，也善於大膽啟用青年人才。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讀博士學位尚未畢業，他到美國，就預先聘我和吳於廑、韓德培三人學成後到武大任教。後來我們三人就被稱為“哈佛三劍客”，分別主持經濟系、歷史系和法律系。後來我代理法學院院長一職，當年我和吳於廑32歲，德培兄長我們2歲。我還邀了一批國外留學生相繼回國到武大任教，他們是吳紀先、李崇淮、周新民、劉緒貽、譚崇台、劉滌源、黃仲熊等。前任南開大學校長滕維藻，曾給董輔礽說過：“那時的武漢大學經濟系，師資最整齊，最年輕，水平超過南開。”要知道，那時的南開大學不僅設有經濟系，還有經濟研究所，並有美國耶魯大學博士何廉、方顯廷兩位著名教授主持。他們在《大公報》上創辦“經濟周刊”，按期發表文章，在國內外有很大的影響。 十分遺憾，1952年底我被調離武大，到喻家山籌建華中工學院，從事基建工作。雖然我對母校情感依依，但此後再未回到母校工作。 上述武大法學院的諸位老師，不僅是學識精純的著名經濟學家或法學家，而且也是道德文章品格高尚的教育家。就時間順序言：李劍農師曾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皮宗石師、任凱南師先後擔任過湖南大學校長，陶因師曾任安徽大學校長，周鯁生師從1945年到1949年曾任武漢大學校長。還有楊端六師，30年代初期，曾被禮聘兼任軍事委員會審計廳上將廳長，以他老那樣性格耿直、辦事認真的態度和作風，實在很難見容於官場，所以，僅僅一次或兩次暑期到任之後，他老就藉故辭職、回校專門從事教書了。 我的大學老師都已作古，有的已離開人世五六十年。但不論是基礎課老師還是專業課老師，他們的音容笑貌、舉止風度，卻永遠留在我的腦海里；他們言傳身教、誨人不倦的精神，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教授簡歷 張培剛 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奠基人。1913年7月10月出生於湖北省紅安縣八里灣成家田村。現任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名譽會長，中美經濟合作學術委員會中方主席等職務。 張培剛教授，1934年6月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以最優成績被選送到北平由陶孟和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前後約6年從事農業經濟調查研究工作。1941年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公費生，進入哈佛大學學習，1945年冬獲經濟學科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農業與工業化)，是世界上第一部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比較系統地探討農業國家或經濟落後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專著。此論文獲哈佛大學1946-1947年度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獎和“威爾士獎金”，被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第85卷，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69年美國再版。1951年譯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譯本於1984年由華中工學院（現改為華中科技大學）出版。這部專著被國際學術界譽為是發展經濟學開先河之作，張培剛教授本人亦被譽為發展經濟學之父。 評論 (8) | 閱讀 (381) | 固定鏈接 | 類別 (中國教育) | 發表於 21:13 評論"十分遺憾，1952年底我被調離武大，到喻家山籌建華中工學院，從事基建工作" 發布者 qianlaoda (http://qianyongrill.blog.sohu.com/) 原來那時的武大這麼好，有那麼多好老師。想想自己，就沒碰到幾個特別能記憶深刻的牛老師，只能靠自學。鄒老師被逼走了，周春生老師也走了，只剩下龔老師，蔡老師講課也很好。ccer巫和懋等老師還是不錯的。 發布者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http://caryfeng.blog.sohu.com/) 我初中的英語老師不錯，培養興趣，高中的英語老師只重考試，大學的英語老師只重出勤。 發布者 marcon (http://marcon.blog.sohu.com/) 文字平時質樸，氣質謙遜大氣。比國內ZWY之類的經濟散文少了唳氣和自戀。 發布者 king (http://robinwang2008.blog.sohu.com/) king 在上文中提到： 張老師是完全不同的人.記得有一個故事,說的是某個他當年的同學,到中國來,看到他沒有成果,很為他惋惜,他笑道:"我比你們要強多了,因為我為我的祖國做貢獻,這是你們永遠做不到的.這就是我的論文." 發布者 qianlaoda (http://qianyongrill.blog.sohu.com/) 讀張老朝花夕拾之文章，感昔日師生之深情厚誼，嘆如今世風之日下。。。。 發布者 喜耕田 (http://chukuangr.blog.sohu.com/) 唉，那麼些個歷史就這樣發生過，然後讓今人無比羨慕。 發布者 徐偉 (http://alast.blog.sohu.com/) 發布者 走狗的走狗 (http://hongyilitao.blog.sohu.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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