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給我的啟示－－《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 收縮原文內容
這兩天一直在寫一篇有關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絲線改造運動的論文，所以搜索了一批五花八門的資料，凡是在網上或者是在圖書館能翻出來的東西我都不想放過。今晚於凌晨一點無意中發現此文，乃大驚中讀畢。看後真是如文中所言“嚇得手心冒汗”，有關政治權術及其內部鬥爭之激烈真是不諳時務者所不能想象的。故吾“清純思想”之輩無不為此而驚顫。真理究竟掌握在誰的手裡？我看了此篇文章，所謂“官方材料”，其真實性竟如此讓人懷疑，而以此為邏輯嚴密之鴻篇巨製的“權威”依據只不過是“錯中加錯”罷了。（仁品）

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王來棣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羅對話
把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為何敵視知識分子？
製造“王實味冤案”和“搶救運動”
借題發揮的“武訓傳”批判
讓知識分子“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
把中華民族導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毀滅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從延安時代開始到“文革”時期，毛澤東發動過一系列打擊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究竟應當如何理解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真正看法以及毛時代的知識分子政策？本文通過份析毛澤東在他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稿中的觀點以及中共歷史上各次打擊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試圖說明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特點。
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羅對話
2002 年12月，黃宗英發表了“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讀後令人毛骨悚然。1957年7月7日，即“反右”運動開始後一個月，正當毛澤東“引蛇出洞” 策略成功之時，毛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位列其中。會上羅稷南向毛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嘛──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1]當時羅稷南“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黃宗英也感到毛那“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嚇得手心冒汗”。眾所周知，魯迅是毛澤東最讚賞的知識分子，曾被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而到了1957年，毛澤東卻認為，若魯迅還健在，他也只能沉默地苟活着，倘若魯迅要繼續發表文章，就要把他“關在牢裡”。為毛盛讚的魯迅尚且被視若寇讎，他人豈有別途可覓？
2001年魯迅之子周海嬰首先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了毛澤東與羅稷南的這段對話，但卻招來一些知名文人的質疑和批駁。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周海嬰本人“思想有問題”。正當周海嬰陷入圍攻之際，黃宗英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發表了上述文章，並提供了當時刊載着新華社報導和會場全景照片的報紙，可謂證據鑿鑿。黃文不但為周海嬰解了圍，而且證實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史實，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抱着極強烈的敵視心態。
魯迅生前替共產黨說過不少好話，也幫助過共產黨。他的風格是“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種風格曾經為共產黨所鼓勵，以與國民黨鬥爭。然而，共產黨執政後，魯迅若繼續保持這種風格，自然就成了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威脅。毛澤東對付這類知識分子的辦法就是他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的，對敵人要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其實，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並非從此時開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就強烈表達了這種心態。
把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凡是經歷過 “文革”的中國人，無不熟悉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下簡稱為“階級分析”）一文。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親自把這篇文章定為開卷篇。此文發表於國共合作時期，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得到汪精衛的賞識，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2]“階級分析”一文原載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國農民》1926年2月號和《中國青年》1926年3月號也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3]，隨後又在廣州和汕頭出版了單行本。當時這幾個雜誌刊登的“階級分析”原文之文字略有不同，但主要內容和所有觀點都相同。但是，1951年毛澤東將此文收入《毛選》時，卻把將近原文一半的篇幅盡數刪去，他所刪去的是敵視知識分子的觀點。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這些文字在《毛選》版中再也看不到了。與此相關，原文有一張說明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也全部刪去。因此，“階級分析”一文的《毛選》版與原文相較，已面目全非了。當時此文影響極大，致使1926年部份北伐軍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不滿和恐慌，紛紛着文質疑批駁。[4]
“階級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澤東特別是他的知識分子觀的重要資料，可惜至今未見有任何介紹和評論文字。筆者以為，有必要把“階級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與此文的《毛選》版修改稿（以下簡稱“修改稿”）加以比較，以便讀者了解，毛澤東究竟是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收入《毛選》的“階級分析”修改稿源自1926年《中國青年》3月號的原文，本文也以《中國青年》所載之原文（以下簡稱“原文”）為據說明如下。
“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指出：“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份東西洋留學生，一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而在“修改稿”中，毛將“大資產階級”改稱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並刪去了上述“反動派知識階級……”一段話。在“修改稿”的文章結尾部份，毛用“一部份反動知識界”取代了原來的“反動派知識階級”，涵蓋範圍縮小了，但並未交代“反動知識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
毛澤東在“原文”中把以下社會群體稱為“中產階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份東西洋留學生，大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他進一步把這類知識分子區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關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欄中說：“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毛在“原文”的結束語中還說：“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指出，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 “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但他在“修改稿”中卻把所有關於“高等知識分子”的種種分析評論全部刪去。
“原文”對“小資產階級”給出了這樣的定義：“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毛澤東又按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們分為左中右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歡迎（革命）。”“修改稿”對這部份內容基本上未改動，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為小資產階級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當談到“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時，“原文”未涉及知識分子，修改稿於此節亦無大改動。
“原文”把工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都說成“是我們的朋友”；而“修改稿”則改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按照馬克思主義標準來看，毛澤東寫作“階級分析”時有一個重大政治錯誤：他雖然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把它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平列，同稱為“我們的朋友”，此觀點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工業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相悖。在此文發表前11個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4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特別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作出了決議，毛澤東在此文中表述的觀點也違反了中共的決議。
毛澤東視知識分子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非自建國後的“反右”始，而是由來以久。“修改稿”雖然將這些可怕的文字刪除了，刪除的原因卻非悔悟，而是出於掩蓋和欺騙之需要。雖然刪去了這些話，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其實從未改變。

毛澤東為何敵視知識分子？

毛澤東如此仇恨知識分子，究其原因，或許可歸結為青年時代不順心的經歷和無產階級專政外衣掩蓋下的帝王思想。

毛澤東從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從未上過大學，為謀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學就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僅8元（那時北大教授的月薪為200至300元）。這段工作經歷讓毛感到自尊心深受傷害。直到1936年毛還告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5]自視甚高的毛澤東，一直將這段地位卑微的就業過程視為畢生的奇恥大辱，久而久之，這種屈辱感轉化成了對成功的知識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

毛澤東青少年時狂妄自大，有強烈的造反情緒，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一直是他仰慕的人物。“五四”後毛接受了與中國傳統專制主義一拍即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統一、行動一致。而接受過科學訓練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識分子，崇尚獨立思考，不願人云亦云和盲從，他們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大夫傳統，關心國家命運，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對國家大事好發議論，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評頭品足，不願做馴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嚴的獨立的公民。當毛澤東尚隱身於草莽之中時，他或許願與這些知識分子議論國事，但思想上卻既不尊重、也不認同接受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一旦有機會逞雄，毛的帝王思想就會顯露出來，要凌駕於知識分子之上，成為他們的人身和精神主宰。自從1942年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其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以後，他的“王氣霸道”就逐漸肆無忌憚地表露於外。1945年毛髮表了“沁園春. 詠雪”，公然自比“秦皇、漢武”；“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1958年，他更是得意忘形地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並自誇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其整治知識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興曾靜、呂留良文字獄的“出奇料理”策略[6]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 “殺儒”改變成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讓群眾來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態勢。

這種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始於 1942年，奪取全國政權後不久又發動了一系列這類運動，如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年至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 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緊接着又有“拔白旗”運動，直到1966年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是逐步毀滅知識和文化的民族大災難，而其肇始者毛澤東鄙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也隨着這些運動的“升級”而近於瘋狂。

製造“王實味冤案”和“搶救運動”

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於1935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為此改善了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以得到主張抗日的知識分子的支持，這一策略相當有效。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追求進步的中小知識分子越來越嚮往共產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毛澤東對此是喜憂參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澤東為樹立自己的領導權威而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這次“整風”始於1942年2月，一些初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不知就裡，遂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天真地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意見，不料卻犯了禁忌，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和繼之而來的“搶救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現代史學者一向把這兩件事的責任全部歸罪於康生，最近的文章仍沿用官方的這一說法[7]。事實上，康生只是從犯，主謀是毛澤東，這兩個事件是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心態的大暴露。

王實味是中共黨員，1937年到延安後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的中共幹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並在牆報《矢與的》上鼓動群眾向“大人物”提意見。王實味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令毛澤東非常震怒。當時主管中央研究院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提到，毛澤東深夜去看了《矢與的》，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8]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隨之轉為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級為政治鬥爭，最後把“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團”等罪名強加給王實味，將其逮捕。[9]

逮捕王實味後，毛又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他說：“醫大、中研
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10]毛還下達如下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布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該文件指出：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雙方都派遣大批內奸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一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 月，康生作題為“搶救失足者”動員報告，號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鼓勵群眾揭發檢舉。於是從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全面掀起“搶救運動”高潮，知識分子成為“搶救”的重點。

在“搶救運動”中，通過批鬥會、誘供逼供、關禁閉、施酷刑等手段，“挖出”了
大量“特務”。1943年8 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講話”中說：中央黨校挖出特務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計還不止此數。他還認為，行政學院裡“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12]據披露，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中，挖出170個“特務”；西北公學500多人，只有20人沒有被“搶救”。[13]許多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外來幹部是中共地下組織介紹來的，這些地下組織也因此被打成“特務組織”，甘、陝、川、豫、浙、鄂等省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都曾被認為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14] 當時中共甚至把“一二.九運動”也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在1945年3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關於‘搶救運動 ’的意見書”中談到：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一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1935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東的外來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救）”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救”）。直“搶（救）”得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眾鬥爭的方式“普遍肅反”。[15]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80%的知識分子上台‘坦白’，被 ‘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16]象李銳、于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中共黨員，當時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鑑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被打成“特務”、各機構無法正常工作，乃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結果大部份人被平反。但是，為了掩蓋“搶救運動”的嚴重錯誤，王實味不但未得到平反，相反卻於1947年被處決，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也不予平反。

據親歷延安“搶救運動”的溫濟澤、韋君宜等人回憶，“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
案甄別後，毛澤東為挽回影響，曾多次在群眾集會上賠禮道歉，為搶救運動的錯誤承擔責任。[17]但這僅僅是口頭道歉而已，毛始終不承認所謂的以王實味為首的 “五人反黨集團”是他刻意製造的大冤案，更談不上認真總結這次運動的慘痛教訓了。當時，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毛不但將其“留中不發”，而且對蔣南翔組織批判。此情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從蔣南翔的遺稿中獲悉。[18]直到1962年，毛還毫無根據地信口胡言：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認為當時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毛死了6年後，中共才為所謂“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平反。1991年，在溫濟澤等人的推動下，蒙冤將近50年的王實味才獲昭雪。

借題發揮的“武訓傳”批判

中共奪取政權前夕，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歷來被視為資產階級附屬物的知識分子，自然成為主要打擊對象。但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遠比消滅地主資本家複雜，何況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都需要知識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針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其着重點顯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採用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的做法，用群眾性批判運動來“改造”知識分子。毛澤東於1951年5月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序幕。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黃宗英的丈夫趙丹演武訓，黃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師。影片於1951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但也有人認為，武訓用磕頭討錢的方式興學“不足為訓”。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評價歷史人物的學術爭論變成了一場政治批判運動，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該社論開列了一個很長的名單，批評43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48名作者，毛澤東的惱怒躍然紙上。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訓的家鄉“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該“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利用武訓這具殭屍欺騙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

毛澤東為何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
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20]顯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復辟勢力，應被列為“打倒在地”的對象。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了這場批判“武訓傳”的運動。被上述社論點名的48人以及該影片的編導和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的觀點檢討並接受批判，全國各地報刊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達數百篇。從此不但該影片遭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而辦的“武訓學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關的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被拆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但因他生前推崇過武訓，於是也遭到無情批判，而且殃及其弟子。

讓知識分子“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武訓傳”批判硝煙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21]緊接着，《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長文。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並以此為基礎，在這些人當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蹟”，使全國學校完全被黨掌控。12月23日和24日，毛還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思想改造運動”迅速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時值朝鮮戰爭，政府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整肅重點。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

官方還鼓勵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率先發表文章咒罵自己。例如，梁思成發表了“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羅常培寫了“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還有游國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道路”和光未然的“正視自己的錯誤”等等。但知識分子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眾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一樣對他們“揭露”批判，知識分子稍有辯解便遭到辱罵，他們為了“過關”，不得不顛倒是非地加倍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在20世紀30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此時卻被迫檢討說： “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參加過軍事科學研究，此時被迫檢討說：從事這一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凶的所謂科學工作者……”。[24]

經過所謂“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分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其人格遭到嚴重侮辱。知識分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動”標籤。不久後毛澤東宣布中國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方針，迫使知識分子奉蘇聯為師，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實事求是精神，在中國的學術園地里，從此只見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產品則完全絕跡。

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

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組成部份，文藝界於1951年11月開始“整風”，
胡風的文藝思想成了“整風”的靶子。胡風曾被中共認作是“黨外進步作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與魯迅合作同國民黨文化“圍剿”作過鬥爭。因他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左，被視為“異己”，迭遭同仁的批判。胡風為了批駁對方，說明自已的文藝思想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的觀點，在一些朋友幫助下，寫成長達30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於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這封30萬言書對毛澤東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表面上尊重，骨子裡卻大相徑庭，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憤怒。1955年春，胡風與朋友之間來往的信件被其中一個“朋友”告密，落入毛澤東之手。信中有對毛不敬的語言和對文藝界現狀不滿的牢騷，毛澤東如獲至寶，立即命令《人民日報》於1955年5至6月分3批發表這些信件，並加上標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親自寫了“序言”和“按語”，毫無根據地捏造罪名，誣指“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25]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胡風夫婦於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風分子”也陸續鋃鐺入獄，他們的被捕未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凡是與“胡風分子”有過來往、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無一例外地受到群眾的揭發批判，或停職審查，或被剝奪人身自由而“隔離審查”。1980年司法部門關於“胡風一案複查報告”稱：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過程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而據知情者稱，“真實數字遠不止此數”。[26]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或判刑，或勞動教養，歷盡摧殘。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才開始複查此案。1980年司法部門的複查結論是：“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27]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入獄25年後才得以無罪釋放。但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實則是黨的面子），“平反通知書”中對胡風的政治歷史、文藝思想和文藝活動仍有不少捏造之詞，爾後又過了8年，胡風一案才從政治上到文藝思想上得到徹底平反。此時已是胡風蒙冤33年之後，而胡風業已辭世3年之久。
“反胡風運動”後，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許多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交代”或被“揭發”出“有某些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成為“肅反”對象，造成了不少冤案。

比起“武訓傳”批判與“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運動”的懲罰手段升級了。在
前兩次運動中，雖然對知識分子態度粗暴，亂扣“反動”帽子，畢竟還是在思想批判的範圍之內，批判對象沒有受到任何處份；而“反胡風運動”則將持不同文藝觀點的知識分子統統打成“反革命”，送進監獄。從此，毛澤東整肅知識分子進入一個新階段，動輒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帽子，對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專政”成為國家機器的主要職能。

把中華民族導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6年是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平靜而舒暢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是國家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為改變科學落後的狀況，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個人崇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而被撼動。為挽救極權統治的危局，毛澤東提出了緩和政治矛盾的“十大關係”和博得知識分子歡心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進而公開鼓吹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於是有人歡呼，中國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
可是這不過是毛澤東設計的一個圈套，一年後毛把這些舉措統統稱為“引蛇出洞”的“陽謀”。1957年1月，他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時，他還泄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28]他的所謂“百家爭鳴”，不過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爭鳴”，而“百花齊放”不過是只讓他喜歡的“香花”“齊放”，至於他不喜歡的那就必然被視為“毒草”而剷除之，歸根結底，在毛的思維中，被統治的知識分子只能作馴服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