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得發也白了、牙也缺了，就是不見金燦燦的諾貝爾獎姍姍來遲。眼見“實在對諾貝爾獎沒有期待”的美國九旬老頭兒捧回獎章，我們心頭怎能不五味翻湧？

沒有期待，諾貝爾獎偏偏意外降臨；望眼欲穿，卻始終與諾貝爾獎天人相隔。這看起來似乎偶然的一個現象，其實正好揭示了我們的思維盲區，正好提醒我們
思考一個過去很少注意的問題：在天成和矯取之間，到底應做怎樣的選擇？

諾貝爾獎從來成色不減，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到此失靈。為什麼？因為諾獎只是對自由探索精神的一個榮譽認可，真正的精神成就只能是精神對自己的肯認，也就是精神通過自由自主的活動創造出一個科技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世界奉獻給人本身。諾貝爾獎的諸獎項就覆蓋了人類的這三個領域。因此，誰主動爭取來諾獎並不意味着什麼，主動頒發諾獎給誰才意味着什麼。前者是矯取，後者乃天成。

矯取者，可以定計劃、下指標、給任務、作指示，舉國以克之。這適用於撈一把就走的機會主義，卻斷斷乎對不上諾獎的胃口，更是對自由創造精神的扼殺。只可惜如今的中國學術文化圈子，已經走上這條不歸路。例如，北大熱心於修築五星級酒店，它的教學樓卻出了名的破爛不堪，可想而知，呆在那裡的學生們會構思出什麼樣的東西來。所以，陳平原先生日前警告中國大學急速官僚化的頹勢。學術GDP固然是蒸蒸日上，精神自主卻岌岌乎殆哉。人們被驅趕着、禁錮着，匍匐在各色權威腳下，內心為偶像所蠱惑，無法輕裝上陣。如此這般，怎麼還會有人倔強地堅持精神探索呢？溫家寶總理去年在同文學藝術家談心時，清醒地發出錐心之問：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師？一語刺破虛假繁榮包裹着的膿瘡。

所以中國人為什麼拿不到諾獎的問題，其實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師的問題，也就是中國人的精神是否自由的問題。誰都明白，大師只是精神自由活動的產物，所有大師都善於學習，但都不善於學習循規蹈矩，因為他們個個性格獨特，不可複製。在矯取者眼裡，他們只是一段段扭曲的人性之材，必欲去之而後快。任何創造都勉強不來，只能靠精神自然生長而成。因此大師不可能被計劃出來，諾獎也不可能被計劃出來。也就是說，得諾貝爾獎是個自然天成的事。

天成者，不可以定計劃、不可以下指標、不可以給任務、不可以作指示，更不可以舉國以克之。所有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都得bye－bye。而這主要關乎培養和遴選人才的機制。如果機制僵硬得不容忍任何個性十足的個人，那麼它必定淘汰優秀、提舉平庸，甚至高捧頑劣。難道能拿這種人去競爭諾貝爾獎嗎？如果機制容忍異彩紛呈的個性，必定會選出能擷取知識英華的大師。前者意味着對人的不尊重，因為它出於自己某些特定的偏好，拒不遵循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的普適原則。後者意味着對人的尊重，因為它公平正義，以平等對待一切人為圭臬。這無疑就是我們久久渴盼的文明。

頻頻獲得諾貝爾獎，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自然流露。獲獎是無為而為、無心之得。所以擁有高度文明的美國人成了諾獎競賽的大贏家。據說武功的最高境界是無招勝有招。在創新這件事上，是不是無獎也勝有獎？

北冥有魚，化而為鵬，扶搖直上，徙於南冥，一日萬里，須得飆風相送。莊子的寓言無非是說，毋以機心對待世事方可成就宏圖大業。若我們能多些制度性寬容和超越精神，便是為身邊沉默着的天才們鼓風造勢。終有一天，他們會御風而行直達天穹。那一刻，遠比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閃動的鎂光燈更絢爛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