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基因這個問題上，方舟子除了與中國公眾和中國媒體正面撕殺，他的另一個主要打擊對象就是對轉基因技術、轉基因植物、轉基因食品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不論是洋人還是國人，絕無例外。而他打擊這些科學家的唯一手段，就是宣布他們沒有學術資格來討論轉基因這個問題。
　　
　　方舟子有什麼資格對別人品頭論足呢？當然是那頂美國博士帽子，和那個“美國生物信息公司科學家”招牌。那麼，無知的方舟子又根據什麼來判斷別人的學術資格呢？他的方法非常簡單：即以自己為圓心，隨時變更衡量標準。對於學位不如他的人，他就和人家比誰的學位更高——學位越高越有真理；對於學位與他相等的人，他就和人家比誰的專業離轉基因更近——專業距離越近，離真理越近；對於學位和專業都與他相似的人，他就去數人家的論文數量，——論文太少了，自然是沒有資格；太多了，則發表年代久遠，與現代知識有隔閡，結果還是資格不夠。當然，在運用後一條標準時，方舟子十分注意掌握分寸，那就是：絕對不拿自己的那點東西和人家做對比。利用這三大法寶，方舟子果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戰勝了這個世界上所有對無條件推廣轉基因技術持保留態度的科學家。
　　
　　其實，方舟子的核心意思不過是說，在轉基因問題上，只有分子生物學家、並且是具有博士學位——當然這個博士學位最好是來自MSU、甚至是巴頓的實驗室——，才有發言權。可惜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方舟子的話語權還是有限的。美國生態學會就不聽這個邪，早在2001年就發表聲明，警告轉基因生物可能對生態環境有負面影響。該學會並且要求對轉基因生物的風險做出科學的評估，在向環境中釋放這些生物之前，採取慎重的措施。(http://www.esa.org/pao/policyStatements/Statement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php)。方舟子本應該到美國生態學會走一遭，告訴人家，你們根本就沒有資格說那些話，“你們該因此閉嘴！”
　　
　　方舟子當然不敢對代表着八千多名生態學家的美國生態學會撒野。所以，他只能與那些“反轉基因”的科學家“單挑”——頗象他對着文科傻妞大談科學，對着理科書呆大講文史。
　　
　　看看方舟子的這幾段話：
　　
　　“我查了一下她的發表紀錄，發現她二十年來基本上沒有在正經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生物學的研究論文，更從來沒有發表過遺傳學的論文，不知這遺傳學家是怎麼來的。”
　　
　　“Ricarda Steinbrecher據說是個分子遺傳學博士（只不過她只發表過兩篇第二作者論文，不知這博士是怎麼拿的）。”
　　
　　“不過是一個曾經讀過幾年生物學基礎課程的學士，……要來跟我比誰更專業？”
　　
　　“盧寶榮教授是學農學出身的，對遺傳學術語未必熟悉。”
　　
　　“薛達元拿的是南京大學地理系博士學位、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的博士後，我不認為他在轉基因問題上比我更懂行。”
　　
　　“撰寫《中國轉基因水稻對健康和環境的風險》的‘綠色和平’科學顧問蘇•邁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一個是獸醫，一個是土壤專家，懂多少分子生物學，在轉基因問題上又有什麼發言權？”
　　
　　本來，就學術問題進行爭論，你只要擺出自己的觀點和論據就可以了，只要對方不是胡攪蠻纏，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只有那些肚子中沒有什麼貨色的人，才要極力用“資格”來使對方“閉嘴”。其實，就算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要品評別人的資格，你自己總得有點資格吧？你方舟子的資格在哪裡呢？
　　
　　在《大豆里的陰謀》中，肉唐僧曾這樣直截了當地問方舟子：“你在科研的第幾線？你算幾流選手？”對於這兩個問題，方舟子略過第一個問題不答，而是面紅耳赤地說：“我就算是末流的選手也沒關係，只要我不狂妄到去與一流選手們比賽，而是跟在一流選手們後面跑即可”。
　　
　　對於方舟子的這個答覆，我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他的堅強後盾何祚庥三年後作出的自白：“他們是前面奔跑的駿馬，而我是叮在馬尾巴上的蒼蠅。馬在前面跑，我也跟着跑，所以我沒有掉隊，跟上了形勢，也被評為了院士。”（彭金海：《何祚庥：“陳曉旭就是被中醫害死的！”》，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zhongyi929.txt）。何院士叮在了“駿馬”的尾巴上，很可能是碰巧。但遺憾的是，剛愎自負的方舟子，卻不太可能如此地幸運——一個跟在“馬尾巴上的蒼蠅”的“後面跑”的人，是無論如何要遇見不到“一流選手們”的。
　　
　　實際上，到了2004年，方舟子肚子中那幾滴墨水，早已被世人看透。生物學學士沈樹就大模大樣地把自己與“分子生物學博士”方舟子相提並論，說：“我不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專家（方舟子也不是）”。對此，方舟子在答辯中說：“我雖然不從事轉基因技術的開發，但是我受過分子遺傳學的專業訓練，曾經做過多年的分子遺傳學方面的前沿研究。轉基因技術不過是分子遺傳學的具體應用，因此我看得懂這方面的論文，也一直關注這個領域的進展，與明顯沒有受過生物學訓練的沈樹相比，那是專得不能再專了。”
　　
　　也就是說，到了最後，方舟子也不得不老着臉皮承認，他談轉基因問題的資格，不過就是“看得懂這方面的論文”而已。方舟子到底能不能“看得懂這方面的論文”，筆者在前面曾專文討論（見：《無知得讓天下學人蒙羞》），那麼，別人也會象他那樣，看不懂“這方面的論文”嗎？
　　
　　(1) “我不認為她有資格質疑進化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主流”
　　
　　1998年，英籍華人侯美婉（Mae-Wan Ho）的《美夢還是噩夢》（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cience and Business）在英國出版。2001年6月，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譯本。這本書不過是從理論上來質疑基因工程對人類的影響，是否真的象是某些人所宣揚的那樣美好。方舟子在2001年11月說：“看了《中華讀書報》上公布的2001年度‘《Newton－科學世界》杯科普圖書獎’入選書目，發現侯美婉（Mae-Wan Ho）的《美夢還是噩夢》（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也名列其中，而且排名還很靠前（如果是按得票數排名的話），感到很奇怪。這本書在國外本沒什麼影響，只有反科學團體、新時代宗教團體在推崇。這次到北京，趙南元先生送了我一本中譯本，我翻了一下，認為是典型的反科學、偽科學著作。”(方舟子：《〈美夢還是噩夢〉不是科普著作》，發表於2001年12月12日《中華讀書報》)。
　　
　　方舟子說他僅僅“翻了一下”就認為《美夢還是噩夢》是“反科學、偽科學著作”，顯得此人之傲慢與蠻橫。他是根據什麼把這本書定性為“典型的反科學、偽科學著作”的呢？他有四條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資格問題”：
　　
　　“作者自稱是遺傳學家，實際上她以前是搞生物物理的，曾經擔任英國Open大學生物電動力學（Bioelectrodynamic）實驗室主任、講師，目前已離開Open大學，自己創建了一個機構(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專門從事反科學活動。我查了一下她的發表紀錄，發現她二十年來基本上沒有在正經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生物學的研究論文，更從來沒有發表過遺傳學的論文，不知這遺傳學家是怎麼來的。她真正從事科研的時間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酶學研究。從她的學術背景看，我不認為她有資格質疑進化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主流。”
　　
　　半個多月後，意猶未盡的方舟子又發表了《對遺傳工程的痴人說夢——再評侯美婉〈美夢還是噩夢〉兼評柯志陽〈遺傳工程：美夢還是噩夢〉》一文，通過列舉“反科學、偽科學著作中常見的五大特徵”， 來“進一步說明這本書為什麼不是科普著作”。這五大特徵的第一條就是“作者並不具有批評的學術資格”：
　　
　　“偽科學、反科學的鼓吹者，往往沒有經過相關的學術訓練，有的是沒有受過任何學術訓練（也就是所謂‘民間科學家’），有的雖然受過某種學術訓練，但所受的訓練與其批評的學科不屬同一領域，例如搞工程出身卻要批判相對論（12月6日在西安剛剛上演一出鬧劇），搞環境毒物學出身卻要批判進化論（舊金山大學的錢錕教授）。侯美婉也不例外。柯志陽說她‘是一位專業的生物學家，對遺傳學，進化論有着深入的研究’，不知根據何在？我檢索了生物醫學數據庫Medline，發現自1969年至今侯共發表了20篇做為主要作者的學術論文（不包括綜述、猜想或評論）（見附錄一），全都是酶學或生物物理領域的，沒有一篇是進化生物學的論文，只有一篇勉勉強強和遺傳學有關（根據酶學測試結果估計等位基因頻率）。值得注意的是，這20篇論文中，有18篇發表於1985年以前，也就是說，16年來，作者實際上已脫離了科研第一線，而這十幾年，恰恰是分子遺傳學和遺傳工程的黃金時代。作者既未受過分子遺傳學的訓練，又未真正從事過分子遺傳學的研究，而且已脫離生物學研究多年，她願意批評分子遺傳學的研究當然是其言論自由，但是這樣的批評，和外行的批評又有什麼區別？”
　　
　　如果我們不知道方舟子的底細，並且相信方舟子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們一定會以為這個侯美婉真的是一個在各方面都不如方舟子的“偽科學、反科學的鼓吹者”。但我們既然已經知道了方舟子的底細，知道了他的肚子中儲存的幾滴墨水，知道此人撒謊、說假話已經習以為常，所以我們對他所說的一切，不僅要考證核實，而且還要學他的樣子，做“生命的沉思”狀。
　　
　　首先，我們看看方舟子說的“她二十年來基本上沒有在正經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生物學的研究論文，更從來沒有發表過遺傳學的論文”到底是不是事實。根據方舟子檢索出的侯女士論文發表記錄——“不包括綜述、猜想或評論”—— 我們可以發現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Science (1969年)、Nature (1975年)、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71)上都發表過論文。至於與方舟子的JBC相同等級雜誌上的論文，更有Am J Hum Genet (4篇)、Biochem J (五篇) ，全部是第一作者。方舟子以一篇JBC和兩篇蹭車論文來嘲笑人家的這個發表記錄，就象是武大郎指着姚明的鼻子嘲笑對方的籃球技藝一樣，看上去可笑，仔細一尋思，又覺得此人真是可憎。
　　
　　其次，方舟子說什麼人家的論文“沒有一篇是進化生物學的論文，只有一篇勉勉強強和遺傳學有關”，以及什麼“作者既未受過分子遺傳學的訓練，又未真正從事過分子遺傳學的研究，而且已脫離生物學研究多年”，我們不由得馬上想到一句中國俗話：“烏鴉落在豬身上，只看到人家黑，看不到自己黑。”你方舟子“脫離生物學研究”有多少年了？你自己不是照樣又是生物醫學又是生物信息學又是轉基因技術地喋喋不休誇誇其談嗎？你沒有發表過一篇“進化生物學的論文”，但達爾文的進化論不是也被你方舟子翻來復去炒得都成了餿飯了嗎？
　　
　　事實是，根據侯美婉女士自己公布的簡歷（http://www.indsp.org/MWHcv.php），侯女士在1984年到2005年間，共出版了14本書，從1984年的《新達爾文主義之後》（Beyond neoDarwin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Evolutionary Paradigm）到2005年的《解開艾滋之謎》（Unravelling AIDS），內容涉及遺傳學、分子生物學、進化論、生物物理等學科。《美夢還是噩夢》是她的第六本書，被翻譯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蘭文、土耳其文、捷克文、德文、中文、日文、朝鮮文等文字，在出版的第二年就再版。方舟子說“這本書在國外本沒什麼影響”，完全是信口雌黃。
　　
　　另外，侯女士在1976至1998年間，在開放大學(又譯“自由大學”)出版了15種講義，橫跨遺傳學（Genetics）、進化論（Evolution）、生物能量學（Bioenergetics）三大領域。而關於遺傳學的教材就包括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遺傳的過程（The Process of Heredity）、細菌與病毒中基因表達的調控（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Bacteria and Viruses）、真核生物中基因表達的調控（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Eukaryotes）、群體中的基因（Genes in Populations）等專題。除此之外，侯女士在1967至2004年間，共發表了八十多篇經過同行評審的論文（Papers in Refereed Journals），就在方舟子大聲叫賣自己的那個基因專利的2000年，侯女士還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發表有文章。
　　
　　也就是說，與這位侯女士相比，方舟子更象是一位他看不起的“民科”。只不過他的嘴巴比人家大、臉皮比人家厚，所以才敢比比劃劃地嘲笑對方。至於方舟子說侯女士“既未受過分子遺傳學的訓練，又未真正從事過分子遺傳學的研究，而且已脫離生物學研究多年”，說人家是“外行”，說什麼“從她的學術背景看，我不認為她有資格質疑進化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主流”，—— 我們仿佛看到了現代版的成語故事：“井底之蛙”、“坐井觀天”、“鼠目寸光”、“管窺蠡測”、“夜郎自大”、“有眼無珠”。能夠把這麼多成語典故匯集於一身，方舟子真的可以“永垂史冊”了。
　　
　　(2) “盧寶榮教授是學農學出身的，對遺傳學術語未必熟悉”
　　
　　在與劉縣書辯論時，方舟子根據對方把gene flow翻譯成 “基因漂移”，而不是他方舟子認可的“專業翻譯”——“基因流動”——，而嘲笑劉縣書是“以專家自居唬弄外行”。對此，劉縣書回敬道：
　　
　　“方舟子有所不知（或者他一根筋的腦袋死活不能接受，一個科學名詞可能有兩種乃至多種譯法，還會有狹義或廣義用法），gene flow一般譯作‘基因流’或‘基因流動’，但大陸學者也常用‘基因漂移’或‘基因漂流’指稱這個詞，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有心人可以搜索一下，在國內的有關論文中‘基因漂移’或‘基因漂流’的用法比比皆是，隨手舉一例：……”
　　
　　劉縣書隨身舉的一例就是“復旦大學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所盧寶榮教授”在一篇論文中，把gene flow譯成“基因漂移”。
　　
　　本來，象這個連“centromere”的“專業翻譯”是“着絲點”都不知道的細胞生物學“高材生”，應該有自知之明，不要再去挑剔別人的翻譯。而當別人找出證據之後，你如果抹不開臉道歉，也不妨顧左右而言它，把自己出的丑遮掩過去。但是這個方舟子，眼看着劉縣書被自己胡謅的“在病毒的作用下……的基因交流”唬住了，於是就又信口開河道：“個別人用它來翻譯gene flow，……只能說不準確，譯錯了。盧寶榮教授是學農學出身的，對遺傳學術語未必熟悉。”（《劉縣書是如何斷章取義、篩選事實的》）。【註：實際上，賈士榮就把gene flow翻譯為“基因漂流”。見賈士榮：《國際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爭論——幾個事件的剖析》。方舟子並沒有指出賈研究員“不準確，譯錯了”。】
　　
　　方舟子自稱是分子遺傳學博士，還曾宣稱，自己一向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感興趣（在新語絲的“方舟子作品”之下，專門設有“科學史”欄目）。假如這兩個宣稱之中有一個是貨真價實的，他也不會說出“誰誰是學農學出身的，對遺傳學術語未必熟悉”這種讓行家笑掉大牙的外行話。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所使用的試驗材料就是植物，他可以算作廣義的農學家。孟德爾的研究在去世後十多年才被“重新發現”，重新發現孟德爾的三個人，全都是植物學家。可以說，遺傳學的基礎是植物學家/植物育種學家/農學家打下的。說農學家不懂遺傳學，就象說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一樣，要受到世人的恥笑的。假如方舟子還要狡辯說，植物學不等於農學，那麼，我再給他舉個例子：因發現轉座子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的遺傳學家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農學家：在農學院受到的本科教育，她的一生都在研究玉米。
　　
　　根據網上查到的盧寶榮簡歷，他1980年畢業於四川農學院農學專業，1986年獲得該校授予植物遺傳育種碩士學位，1993年獲瑞典農業科學大學博士學位。他從1981年起就在四川農學院講授包括植物遺傳學的植物學課程的，從那以後從事的教學和研究都與植物遺傳學有直接關係。在1983-2007年間，盧寶榮發表了192篇文章，其中135篇發表在SCI雜誌上。(www.genomicsforum.ac.uk/documents/pdf/china/cv_lubaorong.doc)。僅從這些資歷上看，盧寶榮就要比方舟子高出何止一頭。對於上面的介紹，這個世界上大概還會有人對盧寶榮不服氣。但是，就算排隊排到猴年馬月，大概也輪不到你方舟子這個連自己本專業都懵懵懂懂的“鬥士”。
　　
　　【註：復旦大學網站上發布的盧寶榮簡歷(http://www.hr.fudan.edu.cn/info/info_2_detail.jsp?id=172)：
　　
　　1993年獲瑞典農業科學大學博士學位；博士生導師；1994年12月獲瑞典農業科學大學Associate Professor職稱，1994-2000在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任種質資源專家(高級研究員)；1996年1月晉升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學術兼職：復旦大學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任《Environmental Biosafety Research》、《Crop Research》、《Intern. Rice Res. Notes》、《中國水稻科學》和《遺傳資源》等雜誌編委。
　　主要研究方向：多年從事小麥族和稻屬野生近緣種的保育、研究和利用。在國際上首次確定了30多種小麥族植物和2個野生稻的基因組,發現了SY基因組在東、西亞不同小麥族物種之間的分化以及屬間雜種中染色體的削除和類似於Ph基因的染色體配對控制。用基因組分析和分子標記，揭示了含AA基因組野生稻的系統演化關係和遺傳多樣性的分布規律。為麥類作物和水稻遺傳資源的有效利用，基因庫管理及合理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近年來主要從事基因多樣性和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特別是轉基因的逃逸及其生態風險的評估研究。
　　獲獎情況：曾榮獲1999年美國Agricultural Communicatorin Education (ACE)“圖書金獎”，1999年四川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000年上海市優秀學術帶頭人和2000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為2001年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3) “要麼沒有學術道德要麼沒有專業水平”
　　
　　2007年8月21日，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員蔣高明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與山東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李彩虹合寫的文章，題目是《轉基因抗蟲棉緣何也要打農藥》。文章說，在華北棉田，轉基因抗蟲棉花在使用之初確實抗蟲，但慢慢地，抗蟲棉的其他弱點暴露了出來：抗蟲棉只抗某種害蟲，對其他害蟲不抗；抗蟲棉不抗病。結果到頭來，使用的農藥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量增加。文章的精彩之處在後面這一段：
　　
　　“與上述滅殺棉蟲和‘餓’死(轉基因抗蟲)昆蟲做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河北棗強農民金安磊的有機種植試驗耐人尋味。他採取與昆蟲甚至麻雀和平相處的做法，堅持不使用化肥，不噴農藥，更不用轉基因，採取傳統的有機種植。六七年平靜地過去了，土地讓他保養得能感覺出彈性來，蟲剌蛄、蚯蚓都回來了。2004年，罕見的災年讓安金磊的40畝棉田成了明星：無機種植的棉花大減產，而他種的棉花大豐收。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專家親自驅車前來參考。在事實面前，專家也無語了。”
　　
　　《轉基因抗蟲棉緣何也要打農藥》最早只是出現在蔣高明的個人博客上。在新浪網博客，這篇文章至今只有六百個點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0b23.html）；在科學網上，它的點擊也不過一千一百多個（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6248）。天知道方舟子是怎麼發現這篇文章的，他在第二天就把《轉基因抗蟲棉緣何也要打農藥》“立此存照”了，並且發表了以下按語：
　　
　　“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的多項研究表明，種植抗蟲棉能夠顯著地減少農藥的使用，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並增加棉花產量，因此自從10年前抗蟲棉開始商業化種植以來，每年以兩位數的增長率快速獲得推廣。如果有哪位專業人士對此有疑問，應該寫成論文到國際學術期刊上爭鳴去，而不是在大眾報刊、網絡上做虛假宣傳誤導沒有專業識別能力的公眾。不止是‘山東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李彩虹同學’有點可悲，更可悲的是文章第一作者蔣高明還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此人為了宣揚其妖魔化轉基因技術、妖魔化水電的偽環保主張，一貫無視基本的生物學常識，危言聳聽，造謠惑眾，與其專業身份完全不相稱，雖然被中國偽環保人士當成了寶，卻讓天下專業人士恥笑，正所謂‘蔣高明很不高明’。像‘但是轉基因棉的纖維、棉籽油是否還是那麼天然，這就不得而知了。畢竟在生產的過程中施加了太多的有毒或潛在有害物質：農藥和轉基因’這麼弱智的話，出自文傻之口可以理解，出自‘專業人士’之口則不可原諒。另外，綠盲蝽蟓（Lygocoris lucorum）早在160多年前（1843年，命名者Meyer-Dür）就已發現，許多年以來就是棉花、棗樹等作物常見的害蟲，遍布國內各棉區，根本不是什麼‘未知名的蟲子’，也不是這幾年才出現的，當然更與轉基因作物沒有任何關係。蔣高明是‘植物所首席研究員’，不認識害蟲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不先去查查資料就信口開河，哪有半點做為科研人員該有的科學態度？
　　
　　“一個生物學研究員居然如此拙劣地反對轉基因作物，全世界大概找不出第二個來了。中科院植物所在下次競爭上崗時應該考慮是否讓這種要麼沒有學術道德要麼沒有專業水平的人繼續當研究員敗壞其名聲。”(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anggaoming3.txt)。
　　
　　方舟子讚美轉基因植物的一大理由，就是轉基因植物的種植，可以降低農藥的使用量，因此是既環保，又安全。看看他幾年如一日，為轉基因植物唱的讚歌：
　　
　　“當前轉基因技術在農業上的主要應用，恰恰是要通過轉基因技術減少農藥的使用，避免環境污染。”（《“轉基因食品”恐慌傳到中國》，2003年1月）；
　　
　　“我們不能為了一種沒有依據的未來風險而放棄已知的益處，這些益處包括減少農藥使用、增加產量、增加營養價值等等。”（《轉基因作物恐慌與真相》，2003年3月）；
　　
　　“發展轉基因作物有很多好處，可以提高產量、降低成本、減少農藥污染、提高食物的營養價值。”（《轉基因不是怪物》，2004年12月）；
　　
　　“種植轉基因作物可減少農藥的使用，有助於保護環境，因此反對轉基因就是反對環保。”（《樂之餅乾疑含轉基因成分 超市下架家樂福仍賣》按語，2005年3月）；
　　
　　“種植轉基因作物可減少農藥的使用，有助於保護環境免受農藥污染，並降低食物中的農藥殘留，有益身體健康。”（《不要在轉基因食品問題上打“愛國牌”》，2005年3月）。
　　
　　轉基因植物真的能夠“減少農藥的使用”嗎？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10月，美國生物技術信息網（BioTech InfoNet）公布了一篇報告，題目是：《美國遺傳工程作物及其農藥使用：第一個九年》（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http://www.biotech-info.net/Full_version_first_nine.pdf）。這篇報告的一個主要結論就是：“‘轉基因植物減少農藥的使用’這個說法沒有根據”（Pesticide Reduction Claims are Unfounded）。它提供的具體數據就是：三大轉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在1996-1998三年間，減少了農藥使用量2060萬磅，但是從1999到2004年六年間，這些植物的農藥用量卻增加了1億4千3百萬磅。也就是說，九年之間，轉基因作物的農藥用量淨增1億2千2百萬磅。（見該報告39頁。）
　　
　　方舟子在宣傳轉基因植物的好處時，有時也會小心地說，減少農藥的使用的轉基因植物是抗蟲植物。其實，這個說法也有誤導公眾的嫌疑。根據康乃爾大學一個網站的介紹，抗蟲轉基因植物中，只有抗蟲棉能夠顯著降低農藥的用量，而抗蟲玉米對降低農藥用量的作用極小，或不顯著。(Bt corn, one of the most widely grown GE insect-resistant plants, was engineered to be resistant to the European Corn Borer (ECB). The ECB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control with insecticides-- the borer eats its way into the corn stalk where it is safely out of reach of the insecticides. For this reason, plus the fact that ECB outbreaks are extremely variable (thus, spraying is not routine), less than 5% of US Corn Belt corn acres are actually sprayed for ECB.2 Additionally, the insecticides used against the ECB are also used to control other insect pests-- to which Bt trait does not provide resistance-and would still be applied regardless of ECB. As a result, reductions of insecticide use on field corn have been minimal or insignificant. http://www.geo-pie.cornell.edu/issues/pesticide.html)。更重要的是，方舟子從來就沒有告訴中國公眾，在美國，四分之三的轉基因植物是抗除草劑的。而因為雜草對單一除草劑草甘膦的抗性增強，除草劑的使用量越來越大，其淨增使用量已經遠遠超過因轉基因抗蟲植物所造成的殺蟲劑使用量的降低：1996年，轉基因植物減少了農藥用量的1.5%，而到2004年，轉基因植物使農藥的使用淨增了16.4%。(見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第53頁。）
　　
　　那麼，蔣高明所說的抗蟲棉花仍舊需要打農藥、並且打更多的農藥是不是象方舟子所斷定的那樣，是“做虛假宣傳誤導沒有專業識別能力的公眾”呢？當然不是。bt毒素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它的專一性特別強，來自bt某個亞種的毒素只能對一種害蟲(絕大多數是鱗翅目昆蟲) 有殺傷力，對其他害蟲，甚至是親緣關係很近的害蟲，都沒有殺傷力。而在自然界中，一種農作物在生長期間，除了要經受自然環境的考驗(如溫度、水分、光照)之外，還要遭受病、蟲的襲擊，以及與雜草競爭有限的資源。常見的棉花病害有二十多種，蟲害三十多種，bt轉基因棉花只是針對其中一種害蟲，對其他蟲害和病害根本就無能為力。而所謂的生態平衡，通俗地講不過就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此消彼長，雖然並非同時同地必然發生，但從長遠來看，大致如此。bt轉基因棉花之所以能夠降低殺蟲劑的使用量，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針對的是棉花的主要害蟲。並且，所謂“降低”，也是從總體上來說，局部差異相當大。蔣高明所所描述的“華北大平原的北方某縣”的現象，不僅不奇怪，實際上，根據上面介紹的科學常識，甚至可以想象出來。
　　
　　方舟子對這些常識當然是一竅不通的。所以，他不敢明確否定蔣高明描述的現象，而只是泛泛地說人家是“做虛假宣傳”。為了讓別人相信他的指控，方舟子採用了兩個策略：第一就是搬出那個已經證實是不實之辭的“轉基因植物減少農藥的使用”這個說法來壓制對方；第二就是使用他慣用的伎倆，找出對方的一、兩個所謂的“漏洞”來不遺餘力地進行攻擊。
　　
　　問題是，既然“蔣高明很不高明”，他的文章又影響不大，方舟子為什麼要拿他當靶子打呢？當然是因為“此人為了宣揚其妖魔化轉基因技術、妖魔化水電的偽環保主張，……被中國偽環保人士當成了寶” ，所以方舟子才會緊盯着這個人，連人家的一篇網文都不放過，並且以此來要求“中科院植物所在下次競爭上崗時”考慮讓其下崗。這和他四年前它要《外灘畫報》記者許凱“閉嘴”，是一個路數——誰要是敢反對轉基因，方舟子就要讓誰丟掉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