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西南聯大:最好的時光

作者：何兆武

9月，又是一年開學季。在剛剛過去的悠長而炎熱的假期里，北大、清華等大學遭遇了一場又一場的質疑和炮轟。今天的大學怎麼了？溫故而知新，不如先來聽聽清華大學的何兆武老先生講述過去那關於大學的故事——
　　上世紀30年代，戰亂中集合了北大、清華、南開的西南聯大開學了。85歲的何兆武老先生至今覺得在聯大做學生的七年，是一生中最愜意的好時光。可以任意轉自己喜歡的系；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幸福地趴在窗外聽錢鍾書和陳寅恪的課；學生與老師的激烈辯論成校園一景；老師上課胡扯甚至罵人，卻有他真正的思想，好聽。

　　如此大學，如何不讓人追憶？

　　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西南聯大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起來的一所大學——而不是三所。南開的人少、錢少、物質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餘的是另兩個學校分攤，其中清華占了有多一半。三個學校基本上合成一個，而且合作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優越條件。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南開出身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他是清華出身的，由此可見這三個學校彼此之間血緣關係非常密切，這是一個先天的優越條件。

　　三個學校合併以後，組織了一個常務委員會，三個常務委員就是三位校長，主席是梅貽琦。張伯苓在重慶，不常來。張伯苓好像並不是很學術性，言談話語之間還帶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滿口的天津腔。實際上聯大校長一直都是梅貽琦，他還兼過很長一段時期的教務長，所以我們寫呈文的時候都寫“梅兼教務長”。他的工作成績還是挺不錯的，能把三個學校都聯合起來，而且一直聯合得很好，在抗戰那麼艱苦的條件下非常不容易。梅貽琦風度很好，頂有紳士派頭，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雨傘，甚至於跑緊急警報的時候，他還是很從容的樣子，同時不忘疏導學生。在那種緊急的關頭還能保持這種風度確實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為他的修養，所以能夠讓一個學校在戰爭時期平穩度過。

　　自由散漫的幸福時光

　　聯大三個學校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雲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個人行為絕對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不在這些，於是決定改行，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了一些文科知識。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我想搞文科。我現在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逃課、湊學分與趴窗聽課

　　我們那時候的學生可真是自由，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不喜歡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門課我沒有選，可我都從頭到尾聽下來，非常受啟發，乃至於現在我的專業也變成思想史了。聯大實行學分制，文學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個學分才能畢業，工學院是144個學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課，是一定要通過的。

　　鄭天挺先生教我們明史，也教唐史、清史。因為鄭先生的課最容易pass，凡是選了課的，考試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麼物理系的、化學系的都來選，叫作“湊學分”，這在當時也是一種風氣。不過鄭先生講課的確非常有趣味，我記得講到朱元璋時專門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徵博引，某某書怎麼怎麼記載，某某書又如何如何說，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嶽朝天”，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讓人覺得恐懼，就這樣整整講了一節課。

　　其他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聽聽，如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沒有任何學歷，當過兵，後來到大學裡教書，還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學院派的白眼，從劉文典先生到錢鍾書先生都是這樣。記得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先生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

　　錢鍾書名氣大，我也跑去聽。他的課基本都用英文講，偶爾加一句中文，不過他有時有點玄虛，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體會，所以非得很聰明的人才能夠跟上他，笨的就對不上話了。當年清華四大導師里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陳先�名气大，大既~賈�道他事N┒罰�所臆S�常有人趴滇u盎�宛A嫣�，我也夹哉~渲小Ｉ峽瘟耍�硨\壬�夹一胳\�进来，染忬打开书，可是他基膘o豢矗�因为他堕喦些材料都历历瓤r�妓囦，张空a褪且�什迷~裁垂攀櫓械哪囊歡危�原话是什迷~裁礎Ｈ綣�皽悜疴放后抵\曜祭此擔�他的那旨執课方g絞遣還桓竦模�脫]腥魏謂萄Т蟾伲�完全是信空V玻�但哉V夥徘霸市碚庵紙卜ā�n
　　與老師課堂激烈辯論

　　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裡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裡看不來的。

　　邏輯學那時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課。只記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課堂上總跟金先生辯論：“啊，金先生，您講的是……”我們沒那個水平，只能聽他們兩個人辯。我覺得這樣挺好，有個學術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師的，老師的話跟訓令一樣，那就不是學術了。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他們全是錯的。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是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過理學院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裡辯，都變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上學不用錢

　　我們那時候的生活條件極差，尤其教師就更艱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馮友蘭，戰前一個月的工資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買一座四合院，戰爭爆發以後便每況愈下。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間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鋪住四十人。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學，是後來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着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不過好在不要錢，上學、吃住都不要錢，學生每個月靠“貸金”吃飯，而且不用還，這和今天大學不一樣。假如那個時候要學費的話，我相信絕大部分學生都上不了學，不但我們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學，包括楊振寧。那時候教授錢太少了，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數學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飯都不夠吃的還上什麼學？

　　聯大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背井離鄉，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園裡。昆明大西門外有一條鳳翥街，街上有幾十個茶館，大家沒事就到茶館喝碗茶。最記得有一次，我看見物理系比我們高一班的兩位才子，楊振寧和黃昆，正在那高談闊論。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地樣子，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這是我親耳聽到的，而且直到現在印象都很深，當時我就想：“年紀輕輕怎麼能這麼狂妄？居然敢罵當代物理學界的大宗師，還罵得個一錢不值？！”不過後來我想，年輕人大概需要有這種氣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北大女生的戀愛問題

　　在戀愛婚姻的問題上，老一輩人和我們當時的年輕一代有很大不同。他們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辦，後來又講婚姻自由、個性解放，對家庭包辦的婚姻不滿意，就另外找人結合。　

　　到了我們那一代，學校里沒有規定學生不可以結婚，不過事實上不可能結婚。書還沒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麼維持家庭？我們那時候真正談戀愛的人畢竟是少數，結婚的更是少有，總以為那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很少有人在畢業以前就談戀愛，女同學結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結婚了就中斷學業，做家庭主婦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說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至少我覺得那本書寫得很不符合當時的情況。小說寫“一二·九”運動，寫北大的女生，那時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馬神廟的北大五齋，我兩個姐姐都住在那裡，我去過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個女生我至少認識一半以上，可是沒聽說誰是結過婚的。男同學裡也很少有人結婚，除非是從偏遠地區或農村里來的，城市裡長大的大都沒結婚。可是書裡寫林道靜不但結婚了，還和人同居，而且還換了人，那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後來我在聯大見到有學生同居，大都是東北的。那時候東北已經被日本占領了，國破家亡，那些同學流亡在關內，自己沒有安身的地方，所以兩個人就找一個公寓住下來。可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這樣。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後就讀於土木、歷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後，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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