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64的法理和人情

齊楠木

1989年發生的64事件可以算得上中國近幾十年影響最大的群眾運動之一，19年過後的今天，怎麼評價64依然是個難題。正面和負面評價相去甚遠，從法理和人情不同角度看可以有不同的結果。歷史過程無法假設，歷史分析不排除假設。

假如示威發生在歐美等地，會有怎樣的走向？
假如溫家寶當時是最終決策者，他會怎樣處理？
假如現在有人號召遊行和堵軍車，有多少人會響應？

我覺得從法理看，即使用歐美政府的標準，大概還是政府小錯，學生大錯；從人情和政府人民關係看，政府大錯，學生小錯。

學生
過於濃烈的幻想和感情色彩。
幻想政府和解放軍不會開槍，所以才會堵軍車，在美國不敢這樣做。
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願望良好一腔熱血，絕食、占領廣場等行為都是合理的。

學生熱衷於用大規模群體運動表達意願，多少受了文革的影響。學生幹部的政治熱情驅動學生走向激進和決絕。學生群體缺乏統一的觀念和思想，所以無從討論談判的妥協藝術。當政府開始有所退讓的時候不知道見好就收。當政府不肯再退的時候，意氣用事悲觀地走向了推翻當局的對立面。

政府
處理學生問題手段過於簡單和愚蠢，對大規模群體運動的定性沿用了文革方式，對話和解決矛盾缺乏坦誠。決策者習慣於用軍隊暴力解決對抗問題，總以為自己代表了國家利益和沉默的大多數。應該說，64本可以不用軍隊和平解決，即使到了64這一天。

無論從哪個角度，64是一出沒有勝利者的大悲劇，政府國內聲望跌到歷史最低點，國際形象倒退30年。

64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不可再犯的深刻教訓，敦促我們尤其是當年的學生及家屬和現今的政府繼任者反思。

將來的某一天，64肯定能夠重新評價，或許已不是雙方各自期待的結果。

200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