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手翻開《人民日報》，2008年10月21日第7版：《內蒙古公布非遺傳人》。“非遺傳人”是什麼人？看了內容方才明白過來，於是，我的文章就從“非遺傳人”開始…… 為什麼幾個簡單的漢字會讓人難以理解？是文字本身的問題還是我們的思維問題？ 關於漢字（或漢語）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一直爭論不休。有人甚至認 為中國近代的落後都是因為中國人說漢語，而漢語的種種缺陷，阻礙了中國人的思維。本人不敢苟同，因為只有當人類到一定的思維能力並產生相應的社會文化後， 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語言和文字。當然，語言和文字也反過來作用於社會文化，強化了人們頭腦中的文化概念和思維習慣。 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於探討語言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首先，我不同意漢語缺乏抽象思維，相反，漢語的“編碼”（coding）和“解碼”（decoding）很大程度上依賴抽象思維，沒有抽象思維，是很難利用漢語進行交流的。漢語的問題不在於沒有抽象思維，而是太抽象了以至於缺乏邏輯思維。 漢語的抽象思維從漢字的造字上 就能比較明顯的看出：“囚”、“人 ”、“口”、“山”這樣的象形字少之又少，會意字也不多，二木成林，三人為眾，都很“感性”，可是三個女人的“姦”不靠一定的抽象思維又如何理解呢？“品”也 絕不能感性地認為是三個人在接吻，“器”更不是四張嘴在和一條狗在做什麼，這裡看不出有任何感性的東西。 漢字況且如此，漢語語句更是抽 象的不着邊際，尤其是文言文，沒有 標點符號，靠感性去理解就會因各自的“感性”得出各自的結論了。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感性”地理解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可理解 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至於許多儒家的“經典”，看個人的需要，都可以解讀成各自的思想理念。 漢語的高度抽象性從文言文中可見一斑。這種抽象的概括，導致了漢語的致命缺陷——邏輯的缺乏。邏輯，本來就是一個外來概念，中國人的思維定式中從來就是不講邏輯的，這就自然反映在語言上。最 早發現這個問題的是利瑪竇，他到中國以後驚奇地發現那些飽學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邏輯這個東西。在他看來，中國人辯論的時候，不懂得用嚴密的邏輯體系做是非評判的標準，而是使用一些完全無法嚴格界定的含混概念——大多是前人或名家的“經典”。 究竟什麼是邏輯呢？“邏輯”一詞源於古希臘語，“logos”， 含有“思維”和“語詞”的意思，也正好反映了思維和語言的密切關係。正確的思維必須合乎邏輯，而作為思維工具的語言，本身就必須要有內在的邏輯結構，使得語言的表達形式有助於使思維和邏輯緊密合理地聯繫在一起。 科普的說，邏輯的表達就是：如果A=B，那麼CA=CB；如果A+B=C，那麼C-A=B。但是用《墨經》中的許多話來套這個公式，是行不通的。比如：“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 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這裡，車=木，但乘車≠乘木；盜=人，但多盜≠多 人。於是《墨經》上就說：“殺盜人非殺人也”。這些東西讓後人一直困惑着，也給中國社會從人治走向法治設立了無形的障礙。 再如：養+病=養病，可是養病-病≠養，否則“養花”就解釋不通了。這類詞語還有“恢復疲勞”/“恢復健康”、“救火”/“救命”、“大勝”/“打敗”等。 新的音譯外來語更是喪失了邏輯結構，也毫無漢語表意的功能，簡直是一個怪胎：博客、基因、艾滋、克隆——其音不像外語，意思和漢語毫不搭界。 英語的單詞基本上都遵循一套嚴格的邏輯，那就是按照希臘或拉丁文詞頭或詞根組詞，比如我們熟悉的“ology”或“-logy”，這個詞根的意思是“study of”，因此前面的詞頭就決定了到底是什麼學科了，如“sociology”。再如“五四”時期稱為“德先生” 的“democracy”，就是demo-（people），加“-cracy”（rule），於是，德先生的正確含義就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裡所說的“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許多我們平時認為生僻的字，其實掌握了組詞的結構和方法就並不難理解：我們有時去參加的年會叫做“Symposium”——在希臘文里“sym”是“在一起”的意思，而“posium”則是“喝酒”。按古希臘人的習慣，他們常在餐後舉行酒會，邊喝酒，邊談天，同時研究學問。 漢語的高度抽象還體現在使用頻率極高的成語上：胸有成竹、杯水車薪等決不能形象地領會，否則真的是“胸口有一根竹子”，“每天辦公室喝喝茶，月底可以拿到一車的工資” 漢語的抽象和缺乏邏輯主要表現在： 漢字的偏旁過於抽象，且不按邏輯構詞，如“口”代表嘴，而“哭”里的“口”怎麼就變成眼睛了呢？那條“犬”又在幹什麼？為什麼“獐”用“犭”而“鹿”就不用呢？為什麼12生肖里只有三種動物帶有“犭”旁？“房、室、屋”三個意思相同的字為什麼偏旁不同呢？“屋”和“屍”有邏輯關聯嗎？“射”字是一寸的身體不算“矮”，“矮”字是放矢不是“射”。還有，漢語中的異體字也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孔乙己可以把“茴香豆”寫出許多花樣來，書法家更是把“壽”字變化成上百種版本，所以書法就成了中國特有的藝術，當人家在全力研究自然科學的時候，我們把寫字這種交際手段變成了藝術，且發揮到登峰造極。 分詞連寫：拼音文字的單詞之間都有一個空格，這樣詞和詞之間相互獨立；而漢語則不然，一個單字可以和臨近的其它單字組詞，靈活了，功能強大了，但歧義多了，邏輯混亂了：難為人父（難為/人父、難/為/人父）、一次性交付五百元、杭州市長春藥店等等。中國的“算命術”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這種分詞連寫的技巧：父在子先死——父在，子先死。 無主語句：“下雨了”、“颳風了” 、 “屏幕上打出一行字”，這些沒有主語的句子在漢語裡是非常常見的。但是在邏輯里，沒有主語是不能成為判斷的，在一個完整的思維中，如果其表達形式中的主語被省略，該思維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分就被輕視和忽略了。如果一個主動句沒有主語，這就表明我們思維中有了很大的恍惚點或者說錯位。像“院子（里）打掃得乾乾 淨淨”這樣的話說說還不礙事，但如果你有一個建議，找領導商量，人家回覆你：研究研究再說。這一句的主語是誰？誰來研究呢？結果就不了了之了。難怪我們有那麼多的標語口號，什麼“五講四美”、“八榮八恥”、“反腐倡廉”，誰來“講”？誰該“反”？所以很大程度上沒有主語的口號都是一句空話。 性、數和時態：漢語的動詞沒有時間上的變化，名詞不分可數與不可數，更沒有“性別”的差異，這樣，對於一個動作在時間上的判斷，名詞的數量以及動物和人的性別判斷，不得不依賴外加的說明或上下文的解釋（“她”字的出 現也只有幾十年的歷史）。英語有可數和不可數名詞之分並且這兩種名詞被規定用不同的詞或詞組來修飾，雖然現代漢語規則不必再畫蛇添足，但這種嚴謹精確合理的認知態度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嚴謹精確合理的表達有助於培養理性思維，也有助於閱讀者準確了解事件的全部信息。例如，“TA 和朋友一起看電影……。”聽者不知道這件事發生在過去還是現在或要將來發生，也不知道TA是男是女，或朋友為一人還是多人，電影是一個還是好幾個。這樣的 句子在英語裡就不會有這麼多的不確定性。前面的“父在子先死”，也沒有說明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或是將來的狀況，算命先生無論如何是對的。又如：“TA鄰居的孩子在上大學。” 這句子可以表達兩個判斷：一個是‘這個/鄰居的孩子在上大學’（孩子是一個——）；另一個判斷是‘這個鄰居的/孩子在上大學’（孩子可以不止一個）。 無動詞句。古漢語動詞嚴重不發 達，所以“是”的謂語句和形容詞謂語句以及一般動詞謂語句在形式上沒有任何區別，這樣就造成了邏輯判斷上的混淆。這種缺陷正是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的表現。“我很好、天很藍”，動詞省略了，看起來句子簡潔了，可是漢語又講究韻律、平衡，所以單說“我好”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很”字。這樣一來，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就喪失了，難道在“很”和“不”之間沒有一個中間值嗎？有，那必須兩個句子一起來：“地大、物博”。如果一個國家只是地大，物並不博呢？ （其實中國就是如此），那也只好為了文字的好看犧牲事實。再看：“他很危險。”這個歧義更嚴重。是“他”自己的處境危險還是會對別人造成危險？英語裡用一個動詞詞組（is dangerous）和介詞詞組（in danger）就解決了。 許多簡潔的昭示語，飯店的菜 單等，由於追究美觀簡潔，省略了太多的語素，不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識，就很難理解了。“閒人免進”：誰是“閒人”，由誰來定義呢？“Staff Only”就比較清晰了吧？中餐館裡的“沒有性生活的雞”、“四個高興的丸子”叫人哭笑不得也毫不奇怪。 上述的許多例句都是歧義句。很多時候，這種句子要放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才能確定它所表達的判斷。句子產生了歧義，則思維就是不精確，這也就難以有正確的邏輯判斷。 思維缺乏邏輯自然形成不了像樣的科學體系，但是詩人卻很鍾情於這種模糊性語言，所以中國古代文人個個都會作詩，卻沒人懂得邏輯。 於是，從古代的“車木之辯”，“盜人之辯”到現代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都是一筆糊塗賬，與其說是哲學的思辨，不如說是玩弄文字遊戲。 中國人的思維特徵造就了漢語語言結構，而語言對思維發展又產生了強大的反作用。漢語沒提供邏輯思維的條件，所以這部分思維在中國人那裡就沒法發生，如果漢語本身嚴謹一些的話，後期墨家也許就能發展出希臘人那樣的邏輯體系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許就完全不一樣 了。 說 中國人完全沒有邏輯也過為武斷，然而中國人的邏輯比較特殊，有時甚至和西人相反。從語言上看，西方文字多前重心，漢語多後重心。在表達多邏輯思維時，英語 往往是判斷或結論等在前，事實或描寫等在後，即重心在前；漢語則是由因到果、由假設到推論、由事實到結論，即重心在後。 最常見的現象是，西方人寫地址 時把最重要的細節放在前面：二麻子王（連祖先的姓氏都排在你個人的身份後面！），888號，來客稀大街，扭腰，扭腰州，美利堅合眾國。而到了中國人那兒就成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石家莊市，石門街88號8室，王二麻子。 地址，也是一個人的身份信息，最具有價值的當然是最具體，最詳細的資料。如果這些信息因故部分丟失，但只要有所在城市和街道門號，基本上能鎖定個人。所以這種重心在前的做法是符合邏輯的。 推而廣之，西方人解決問題從具體細節入手，對物質的了解已經達到了分子、原子、質子的水平，嚴謹的邏輯讓科學插上翅膀。 比如有人肚子疼，醫生會首先着眼腹部，用各種探測手段發現是胃部長了一個良性腫瘤，於是打開腹腔，找到患處，喀嚓一刀切除腫瘤。 中醫呢，先是從手腕的脈搏開 始，頭部的舌頭開始，漫無邊際的“辨證施治”，稱中醫是“全息技術”，着眼全身，標本兼治。可是搬了一大推陰陽五行，冷熱寒燥的理論，還是弄不明白病因在哪兒。就算中醫說出個脾胃肺肝，可與解剖學上的器官還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中醫的這種“全息”思維和漢語的“重心後置”的思維如出一轍，重心一後置，往往也就根本找不着了。 中國文化的重心是國，是家，個人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於是有了個人犯錯，單位出面道歉的奇怪現象，也有了“捨身取義”，“為國捐軀”，“君臣父子”的一系列八股教條。 說到八股，我們的八股文報告常常從國際形勢到國內大好局面，我們局，我們公司黨委如何貫徹中央精神，我們科室，車間又要如何響應，可到了個人，就不了了之了。我們的先人可以“念天地之悠悠，獨蒼然而涕下”地感嘆宇宙研究地球，卻很少研究自己為什麼“蒼然而涕下”，不注重了解人之本身，所以語言學和心理學是中國發展相 對較晚的學科。 漢語的另一大特點是結構單純。在 構成句子時，“由於隱藏和省略的成分太多”（呂淑湘），因而漢語尤其是古漢語短句多，雖言簡意賅，但更多的表現是語義漢語，歧義甚多。語言學家張志公也說：“古漢語就不這樣審慎多勞，而常常是讓讀者由上下文去意會。”漢語不講究表達上邏輯的嚴謹精密性，不刻意追求細節上的準確性合理性。因此，“漢語猶如國畫，講究總體效果，不刻意追求細節上的準確性”（王大偉） 正因如此，那個“非遺傳人”其實就是“非物質遺產傳承人”，經過一系列的隱藏和省略，叫人不知所云了。 這種隱藏和省略，語言學家們稱之為“疏”和“陋”。比如：“機 翼開始結冰了”這句話，“結冰”的主語在邏輯上並不是“機翼”，因為“機翼”不可能結冰，這句話用英文表達就清楚了：“The ice is forming on the wing.”再如，我很不喜歡自己駕照上的照片，常這麼說：“我的照片看上去像個通緝犯”。這句漢語並沒有錯，卻不符合邏輯，因為照片無論如何不會像一個 通緝犯，用標準的英文一說就明白了：My photo makes me look like a criminal. 所以，這種句子顯得既“疏”也“陋”，因而它所表現出的句義是曲折含蓄的，只能讓人意會的，是一種非常籠統的表達。在一個完整的思維中，如果其表達形式中的主語被省略，顯然，該思維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分被輕視和忽略了，如果從邏輯角度看，那就是“主項”被輕視和忽略了。 漢語“辦公室的鑰匙”也有很大歧義：是辦公室保管的鑰匙，還是開辦公室門的鑰匙？英文的正確表達是：a key to the office door。 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認為，中國人的思路重虛，喜歡講大的原則。這裡，一個“虛”字，可以說概括了我們民族傳統思維的一大特點，即籠統性。中醫的虛；“易經”的虛（認知上的），國畫的 虛，戲劇的虛，語言的虛，（“照既定方針辦”這樣一個虛得不能再虛的空話居然可以成為權力鬥爭的中心！）“虛”就像一條紅線貫穿於中國思維傳統的始終。不求嚴謹精確合理的思維，在文藝領域，尚可沒邊馳騁，但在自然科學領域，則是難以精確地窮盡到位。“籠統性”的思維傳統導致我們在認識事物上，重直覺，輕邏輯，常滿足於對事物表面現象的認識，不力求深入細緻系統的了解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養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維習慣，而這與認識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所要求的嚴謹臻密的邏輯思維能力是有很大差距的。 所以現實中，中國人的規章制度往往過於籠統，點到為止。比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里的“不調戲婦女”，如何算“調戲”？自己去理解吧。而西方人的反“性騷擾”條例之具體詳細，其描述快趕上色情小說了。 當然這樣說也是誇張，但是漢語表達的 “疏”、“陋”正是“虛”的表現，說明我們的思維是不夠嚴謹臻密合理的，而這種情況必然會削弱我們認識自然及其規律的能力。物質世界有着非常嚴謹的內在聯繫的，沒有嚴謹臻密的思維習慣，要正確認識客觀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近代科技是非常 系統透徹化的東西，而不是雕蟲小技。可以說，沒有嚴謹精密細緻的邏輯思維習慣就不會有解剖人體，從而研究細胞和基因的現代醫學，也不會有發展到今天的研究粒子、中子和質子的現代物理學。 的確，要在古漢語“就不這樣審慎多勞”的語言表達方式促成下的思維，產生如此精密系統化的近代科技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只有培養嚴謹精密合理的思維習慣，我們的思維才能更合乎邏輯，從而與客觀規律相吻合， 語言的“虛”會影響思維的邏輯性，而嚴謹精確合理的思維有賴於嚴謹精確合理的語言表達習慣和方式的幫助。而正向我開頭指出的，思維和文化先於語言出現，是我們思維中的“疏”“陋”形成了語言表達上的“疏”“陋 ”。但是，語言與思維二者是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思維的發展促使語言的變化和發展，語言的發展又會幫助思維作用的提高。 因得益於文字拼音化的緣故，印歐語系的語言大多為所謂的“形態語言”，如英語等。由於有形態上的嚴格限制，形態語言的特點是，表達形式是嚴謹精密。這主要表現為主語和謂語，謂語和賓 語，修飾語和中心語等的結合有嚴格的形態上（時態，性，數）的要求，加上其使用者的邏輯思維習慣，所以，形態語言在表達上很是嚴謹精密合理，即使有省略， 大都為推理性的省略。不少漢字，至今仍沒有完全脫離人類早期象形文字的原始形態，這不僅給我們帶來認讀上的困難，還使得漢語難以有形態上的嚴格約束，因而 造成漢語在表達上的粗放任意性。漢語在構成句子時，由於省略和隱藏的成分是太多，如缺少主語，省略動詞，缺乏具有邏輯意義的虛詞（介詞），所以，漢語在信 息傳遞上的誤差和歧義就高於印歐語系。（蒙鋼） 語法是語言的構造規則，是語言界的法律和規則。嚴格的說，漢語並沒有語法，尤其是漢語口語。我國在清末“馬氏文通“以前，沒有系統的語法著作。從“馬氏文通”模仿拉丁語語法寫成了漢語第一部漢語語法著作，到新文化運動模仿英語語法寫成的“新著國語文法”，我們才開始有自己的漢語語法。然而這些論述多以文言文作為藍本，而古漢語在表達形式上“就不這樣審慎多勞”，所以，用形式嚴謹臻密邏輯性強的印歐語法體系去套古漢語，就難免有削足適履的毛病。 在二十世紀初“努力尋求中國文法的特點”的呼聲下，不斷有人開始探索漢語自身的特點，可惜許多語言學大師們都是半路出家，如趙元任，周有光等，於是漢語語言學始終有些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更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一個多世紀以來，雖然有不少“有識之士”疾呼：“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 ”（瞿秋白）、“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澤東），但是語言文字的演變是一個漸進過程，決不能搞一場革命。當今，隨着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對於漢語所顯現的種種缺陷和不足，我們也只能報以一聲輕輕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