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迫害異端的制度化時期 　　如果說，１０９６年，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對外地的討伐異教，那麼，１２１５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就是對內的鎮壓異端。 　　那是一個充滿戰亂、經濟變革和社會動盪的時代，隨着戰爭和商業而來的東西方交流的不斷擴展和加深，各類不同於正統基督教的思想觀念也蜂擁而至，從而導致了各種異端的興起。而當時占據正統地位和達到權力頂峰的羅馬教廷，既是戰爭狂又是吸血鬼，既壟斷教權又壟斷財富，既炫耀主教的權杖又揮霍腐敗。這個企圖獨霸人類精神世界權力的教會，已經由單純的信仰團體變成了利益集團。在經濟上，一方面是日益加重的苛捐雜稅，對各地教會和普通信徒進行敲骨吸髓的詐取，另一方面是買賣神職、出賣贖罪券、聚斂和揮霍財富的腐敗，羅馬城裡的主教在拉特蘭宮（Ｌａｔｅｒａｎ）的生活，其排場堪比皇帝及其王公大臣們。所謂“ 教皇的稅吏甚至比國王的軍隊更恐怖”的民間諺語，正是底層對教廷的強烈不滿的表達。 　　於是，上帝的代理人已經變成雙重的獨裁者：精神的壓迫者和財富的掠奪者，異端思想也就成為底層反權貴反教權的有利工具。所以，最令教廷恐懼的反對力量，不是來自其他異教，而是來自基督教內部的異端，教廷根本不可能對各類異端做出寬容性的接納，而只能愚蠢地做出防禦性的鎮壓反應。 　　可以說，異端大都是窮人的信仰，諸如“卡塔爾派”（Ｃａｔｈａｒ）、“韋爾多派”（或稱“里昂窮人派”）、以及魔法、巫術等。這些異端，與其說是反對基督教，不如說是“反對天主教會”。首先，他們訴諸於《聖經》的原始教義和聖·奧古斯丁的神學，反對羅馬教廷對一切宗教活動和屬靈道德的壟斷權力，拒絕崇拜教士和正教的權威，而要求純潔基督教的信仰，通過嚴格的戒律來成就基督教的“完人”——精神至善。其次，他們反對教會及其神職人員的聚斂財富和腐化墮落，反對苛捐雜稅和奴隸制，而追求信仰上、經濟上、人身上的平等。再次，異端也是邊緣對中心的反叛，比如，異端“卡塔爾派”和“韋爾多派”都來源於自治權力日漸強大的法國，二者在法國也都受到支持和鼓勵。 　　可以說，在反教廷壟斷和反教會腐敗的意義上，中世紀的異端運動正是１６世紀的新教運動的先驅，新教運動不過是此前的一系列異端運動的繼承者：被迫害的異端“……為以後約翰·胡斯的改革派異端鋪平了道路，被十六世紀新教辯護士所採納，成為宗教改革的先驅。”（《宗教裁判所——異端之錘》，愛德華·伯曼著，何開松譯，遼寧教育出版社Ｐ９）兩者的不同只在於：先驅者失敗了，繼承者成功了。而歷史的悲哀就在於，先驅者是悲劇人物，他們必定失敗並付出生命的代價，而繼承者是正劇人物，他們必定勝利並贏得權威。因為，無數先驅者所付代價的持續累積，終將達到某一臨界點，繼承者又恰好幸運地把握住了這一臨界點。 　　教廷自然要為維持自己的壟斷地位而向異端宣戰。距君士坦丁主持的全教會性宗教會議八百九十年之後的１２１５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了另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會議發布的第三條教規就特別強調對異端的鎮壓。到１２２７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執掌羅馬教廷之後，開啟了鎮壓異端的制度化：發布“絕罰赦令”，設立宗教裁判所，發行“宗教法庭指南”，建立書籍審查制度，審訊時的體罰制度，懲罰法規（包括恥辱標誌、沒收財產、監禁、火刑處死等）之後，英諾森四世在１２５２年５月１５日發布了迫害異端最恐怖的教皇通諭《論徹底根除異端》：把根除異端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要求世俗權力完全聽命於宗教裁判所。這項教皇通諭使意大利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天主教會的首席神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也寫出了權威性的《駁異教徒大全》。 　　十字軍東征成為最血腥的信仰之戰，宗教法庭成為最臭名昭著的迫害異端之地，留下了遺臭萬年的《巫女之錘》，這本經過教皇英諾森八世欽定的通諭，為腥風血雨的迫害異端開啟了大門。據記載，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處死過至少一萬五千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處死過三萬二千人；在法國，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尼古拉·雷米是個迫害狂，據說他在一天之內就燒死過被判為女巫的八百名婦女。更荒唐的是，許多迷信魔法的高階神職人員卻熱衷於巫術審判，比如，１３１６年當選教皇的約翰二十二世，一面沉溺於各類魔法，不惜用自己的動產和不動產作抵押，來換取具有魔力的器皿，一面又瘋狂地迫害術士，連續發布四份訓諭，發動了史無前例地迫害異教徒運動。 　　無數的異教徒和女巫的鮮血淤積起來，阻塞了多元化的精神通道，窒息着人類的精神創造力。直到新時代黎明之際，宗教法庭還燒死過布魯諾，判決過伽利略；在１６、１７、１８三個世紀裡，還陷於巫術審判的極端狂熱之中。據西方史家估計，在這種狂熱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高達二十萬到一百萬之間，而且大多數是女人。也就是說，中世紀被稱為“黑暗時代”，宗教不寬容及其迫害異端，便是這“黑暗”的最醒目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