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遺傳學與意識形態 　　 　　

遺傳學作為一門基礎生物學科不僅密切關繫着農學、醫學等重大應用學科領域的發展方向，而且也是人類遺傳學的一門基礎科學。加之，涉及生命的科學是最複雜的，它的成熟程度也是比較低的。包括遺傳學在內的生命科學還有許多重大的科學問題處在推理階段，或者根本還是一個懸念。有些問題如生物進化是很難用實驗來證明或重複的。在這些問題上，不僅有科學學派之間的爭鳴，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科學同哲學、科學同政治之間交叉的爭鳴。由此，遺傳學的進展過程中，難免發生同政治、哲學等意識形態領域的糾葛；也是最容易成為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而進行政治干預的對象之一。 　　

現代遺傳學的根本原理之一是確認“基因”作為遺傳信息載體物質的存在。當然，基因最初只是一種假設或推理，就像存在看不見的電子那樣。而現在基因已經成為遺傳工程實際操作上的一個基本單元。我在40年代上中學時就學過陳禎先生編的“生物學”，其中關於由X和Y染色體的組合決定人體性別的論述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但遺傳物質理論在被優生學者不適當地應用到政治領域，並演繹出區分民族的優劣等荒謬結論時，原本是純自然科學的學術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政治批判的領域。 　　

遺傳學的另外一個根本原理是：確認由環境變化引起的個體性狀變化如果不導致基因變化，就不能遺傳給下代，即獲得性不能遺傳。這一原理同達爾文的進化論、特別是同被稱為“目的論”的拉馬克關於生物器官的“用進廢退”論有衝突。這些衝突原來就已經不局限在自然科學領域裡了。當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發表後，問題就更趨於複雜化。在這篇著名的文章里，恩格斯是承認獲得性遺傳的。他寫的名言“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而且是勞動的產物”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的傾向性。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必然要起來批判否認獲得性遺傳的經典遺傳學。 　　

遺傳學在農業上的應用可以有許多不同方向，西方國家農產品過剩，農業生產主要是追求利潤而不是追求高產量；而改革前的計劃經濟國家都是短缺經濟，主要是追求產量而不是追求利潤。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政府，迫切需要增加農產品產量的技術，鼓勵遺傳學界(及任何學科)多為生產部門增加產量作貢獻。傳統遺傳學有為提高產量的手段，如利用雜交優勢，但不善於刻意去追求高產。在這種背景下，高舉為生產服務旗號的學派，不管真本事如何，至少在感情上就同政府靠攏了。當學派之間發生爭論時，政府必定支持打高產旗號的一方。 　　

因此，20世紀30年代在原蘇聯開始的、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對經典遺傳學的批判和迫害，既具有某種偶然性，也可以看作具有某些歷史的必然。 　　 　　

 

二、農大風波 　　 　　

我1950年考進北京農業大學後，處在“向蘇聯一邊倒”的大氣候中，青年人都懷着對原蘇聯科學技術的無比崇敬開始了學習米丘林遺傳學的熱潮。在進大學之前，我看過一本原蘇聯作家薩方諾夫的翻譯小說《大地花開》，講的就是米丘林派學者創造農作物新品種的故事，這引起我這個在大城市裡長大的上海青年極大的憧憬，也是我決定報考農業大學的基本動因。 　　

北京農業大學是1949年9月由原北京大學農學院、清華大學農學院及來自解放區的華北大學農學院這三個風格和傳統極不相同的學校合併而成。我算是並校後第一屆招收入校的學生。學校的臨時領導班子叫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相當於校長)是來自延安的樂天宇，他的學術身份是“中國米丘林學會會長”。樂天字的行政地位、學術態度，加上他粗暴的工作作風，在效法原蘇聯1948年消滅摩爾根學派的做法方面起了極其不好的負面作用。1950年初由他主持的教學改革方案，決定開設米丘林學派的“新遺傳學”，停開摩爾根學派的“舊遺傳學”，以及相關聯的田間設計、生物統計三門課程。其直接後果是迫使該三門課的主講教師、著名的群體遺傳學家李景均教授1950年初憤而離開農大到香港探親。李景均原是北京大學的“民主教授”之一，是他會同陳延熙教授最早翻譯出版了李森科的《遺傳及其變異》一書。北平解放初他拒絕了美國某大學聘他去當教授的機會而留在國內。由於樂天宇的錯誤，他1951年還是從香港到了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他在《Genetic》上發表了“遺傳學的死亡”一文，使國際上對我國的知識分子政策產生了很不好的印象。當時除了遺傳學問題上的處置不當外，還發生了一些其他問題，如動員一些被認為是“非生產專業”(如農業化學、植物病理等)的學生轉到“生產專業”(如農藝、園藝、森林、畜牧等)去，植物病理系的學生幾乎轉光，系主任氣得到教育部告狀。加上有些新開設的專業缺乏師資和設備等，使學校上下處於動盪不安的情緒之中，告狀、請願不斷。記得1951年春節前夕，農業機械系的部分學生在宿舍門口貼了一副春聯，上聯是：“沒有拖拉機，馬拉也可以”，下聯是：“教授請不到，助教來代替”，橫聯：“悲度春節”。 　　

北京農大的動盪使國內外學術界大為震驚，並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毛澤東連續兩次就樂天宇問題批示。1950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樂天字為自己辯解的報告上批示：“這個報告中所表現的作風是不健全的，樂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同日，毛澤東在農大森林系教師馬驥反映農大問題的來信上批示：“必須徹查農大領導，並作適當處理，此件應與樂天宇六月二日的報告一併討論。”中央派出以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為首的調查組，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對樂天宇的問題作出結論和處理：1951年3月撤消了樂天字的行政職務，派中央財經委員會計劃局副局長、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孫曉村擔任校長。此後，由樂天宇引起的農大風波迅速趨於平息。 　　

現在看來，錢俊瑞領導的工作組主要解決了與樂天宇粗暴工作作風有關的問題，但並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遺傳學教學和研究上的問題。 　　 　　

 

三、米丘林學派一統天下 　　 　　

當時，在向蘇聯一邊倒的大環境下，原蘇共把遺傳學問題政治化的做法，不可能不影響到中國的有關職能部門。實際上，1950—1951年對樂天宇的結論和處理，不是否定他推行米丘林派，而是批評他沒有把推行米丘林學派的事情辦好，是“恨鐵不成鋼’’的心態。1952年6月，在政務院和中科院聯合召開的三次生物科學座談會的基礎上，《人民日報》發表了影響很大的長篇署名文章“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文章一方面批評樂天宇的“學閥作風”和犯了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又給摩爾根學派扣上“反動的”、“唯心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等政治帽子，認定米——摩兩種學說“是不容調合的根本性論爭”，號召全國對摩爾根學說“開展系統的批判”，以米丘林生物科學徹底改造生物科學各部門。《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雖然是幾個人署名的，但有關方面都明白這是代表官方意見的權威文章。以准官方的方式為兩個學派定性，這是首次。此後幾年裡米丘林學派在中國的一統天下便是順理成章的了。 　　

1952年秋，農業部委託北京農大舉辦全國性的“米丘林農業植物選種及良種繁育講習班”，聘請蘇聯專家向全國各有關高校、科研單位相關專業的教師和研究人員授課。我們北京農大相關專業的學生則近水樓台全體參加聽課。來上課的蘇聯專家是一位中年碩士，姓伊凡諾夫。幾百人的大課在大禮堂講。蘇聯專家念一段稿，翻譯翻一段，效率很低。加上這種大課既沒有圖象，更沒有實驗，概念化的內容多於操作性的東西，時間一長就覺得枯燥、沒用。其實，蘇聯米五林派並沒有什麼真正有水平的專家，更談不上有多少拿得出的成果。我在大學一年級時曾被學校派到清華大學參加過暑期俄語速成班強化過，當時看專業俄文沒問題，聽也還可以對付。一次在國際書店買了一本蘇聯版的《遺傳學與選種學原理》，帶着這本書去聽課時發現，伊凡諾夫碩士講的課竟是一字不改地照念這本書。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對蘇聯專家的學問產生了看法。 　　

蘇聯專家除了上課外，還承擔了指導中方用米丘林學派觀點改造全部農業生物學的任務。在參觀學校的科研工作時，他們完全否定了過去以摩爾根學派遺傳學為理論基礎進行的科研方向和具體課題。我們的系主任蔡旭教授是著名的小麥育種家。蘇聯專家評論他的研究方法說，蔡教授的新品種是靠“碰運氣”獲得的，不能算科學。李競雄教授是雜交玉米權威，蘇聯專家把李先生在育種過程中用多次自交以獲得純種的方法批評為摧殘植物。結果，他們的育種研究工作都被迫停丁下來。

 

 四、一家獨鳴嚴重干擾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 　　

遺傳學是生物學領域的一門基礎學科，同遺傳學有關聯的學科非常廣泛。因此，由遺傳學基本問題引發的學術爭論以及行政干預，實際上大大超出了遺傳學的範圍。“新遺傳學”的正式提法是“米丘林生物學”，或“農業生物學的米丘林方向”。米丘林生物學要批判和改造的對象首先當然是細胞遺傳學，特別是分子遺傳學及其直接應用領域現代育種技術，如雜交優勢的利用、輻射育種、多倍體育種等。此外，因為米丘林生物學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有機體與環境的統一”，在分析判斷農業生物在生長發育上某些不正常現象時，強調栽培管理等外部環境原因而忽視病源物的檢測和處理，等等。在全國米丘林生物學學習班之後，有關教育、科研等部門也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相應發出了以米丘林生物學改造舊生物學領域的各種行政性指令。同時，蘇聯專家到各地視察工作，具體指導這項改造工作。 　　

1954年秋我從學校分配到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這個處的工作範圍主要是關於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科學技術政策。處長于光遠，副處長林澗青。當時機構層次少，正式編制只有部、處兩級。處內按業務分為自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兩個組。我在自然科學組，組長是老北大生物系來的孟慶哲。科學處同學校教育處是同一個黨支部，科學處的黨小組長是從協和醫學院來的李佩珊。剛到機關不久，處里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人到全國各省調查農業科技方面的情況。當時正值頭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出現了主要農產品短缺的苗頭，需要從加強農業科技角度來保證農產品的供應。下去調研就是為了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有一次下班後在中南海邊(當時中宣部機關在中南海迎春堂)等班車回沙灘宿舍，理論宣傳處處長許立群對於這種走遍全國的安排說了幾句令我終身難忘的話：“古人做學問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而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帶着這種既是做工作又是做學問的雙重目標，我在1954年末到1956年初分4次走遍了全國大多數省區，只是因為要準備青島會議，沒有來得及完成對西北大區各省的調查。對有些地方的調查是帶着問題去的，例如對四川農科所鮑文奎先生的多倍體育種材料被毀事件、河南農學院吳紹揆院長的玉米雜交研究被停止問題、華南農學院林孑L湘教授的柑桔黃龍病研究受批判問題等，已經有告狀材料反映到中宣部來了。這些問題都涉及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又都是同批判遺傳學有關的問題。下去具體了解的結果，原來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鮑文奎先生的研究是用小麥同黑麥進行遠緣雜交，以獲得高度的雜交優勢，然後用使雜種染色體加倍的辦法克服其不孕的問題。這是典型的摩爾根遺傳學的方法。四川農科所在“用米五林方向改造生物科學”的過程中決定取消鮑的這項研究，並派人強行毀掉試驗地里的雜交材料。這一做法雖然是受蘇聯專家的影響，但具體實施的粗暴程度卻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吳紹揆的玉米雜交研究也是典型摩爾根派的東西，雖然他身為院長，但在遺傳學問題政治化了的當年，他的研究成果也無法避免遭到與鮑文奎先生同樣的命運。至於林孑L湘先生的研究，不屬遺傳學領域，對他的批判純屬擴大打擊面。華南地區的柑桔發生了毀滅性的病害，其表面症狀是枝梢葉片斑狀黃化，農民形象化地稱為黃龍病，病樹在三兩年內逐步衰弱死亡。林教授用傳染病學的接種方法確定其為傳染病，病原體為一種細菌和病毒之間的支原體。按照處理傳染病的原則所提出的對策是燒毀病株、培育和採用無病苗木、控制傳病媒介(昆蟲)。但蘇聯專家在視察病區後認為廣東柑桔種在水田，葉片發黃是因為排水不良，不是傳染病；解決的辦法應該是排水。而燒毀病株是破壞生產。這樣，林教授的研究也被停止了。後來知道，林先生根本不同意蘇聯專家的外行意見，1957年還因“反對蘇聯專家”而被錯劃為右派。再後來的事情是黃龍病大蔓延，幾乎毀滅了廣東所有的老柑桔園，並從廣東向廣西、福建蔓延。直到今日，柑桔界的有關人士仍然是談黃(龍病)色變。 　　

對了解到的上述有關問題，中宣部從貫徹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角度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解決。如鮑文奎先生的問題在四川不好解決，沒有商量餘地，就通過同農業部的聯繫，調到北京中國農科院作物所繼續從事多倍體研究，後來，鮑文奎先生成為中科院院士。有的問題也只能通過內部渠道作些反映、評論和呼籲，實際上未能解決問題，如林孔湘教授的問題。 　　 　　

 

五、召開青島會議的決策和準備 　　 　　

正當中國國內大力推行米丘林學派觀點，全面消除摩爾根學派影響的時候，原蘇聯國內以李森科為首的米丘林生物學派的日子卻越來越不好過了。李森科派多年來占據了重要的學術行政地位，但在農業生產實踐上毫無貢獻，他的許多技術建議都被證明是無效的；特別要命的是支持李森科關於物種突然形成的極不慎重理論的重要證據(如燕麥穗上突然長出另一個物種野燕麥、鵝兒櫪的枝幹上長出榛樹的枝條等)被揭發是弄虛作假的等等。1952年12期蘇聯的《植物學雜誌》首先發難，對李森科的物種與物種形成理論進行批評。物種問題一突破，被壓制多年的不同意見就一呼百應、鋪天蓋地湧出來了，批評的內容也越來越廣泛。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國內政策發生鬆動。《真理報》等一些黨報黨刊也從五條件支持李森科轉為有限度地批評李森科。1956年4月李森科被迫辭去全蘇農科院院長職務。蘇聯有關行政機關還採取相應的配套措施，逐步消除1948年會議的不良影響。 　　

1954年起，我國科學出版社陸續編譯出版了《關於物種與物種形成問題討論》論文集21冊(其中青島會議前出版14冊)，向國內學術界客觀介紹蘇聯生物學界的新動態，國內生物學界也開始活躍起來。 　　

1956年4月，一個中共代表團在參加東德統一工人黨代表會回來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到了這麼一件事：該黨宣傳部部長哈格爾對我代表團說(大意)：“關於遺傳學的問題，我們不採取蘇聯，的做法。我國農科院院長斯多倍是摩爾根學派的育種家，他培育的品種對國家貢獻很大。我們建議他到蘇聯去看一看，他看了回來，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鼓勵他學習李森科的學說，但不強迫他改變觀點。我們仍然尊重他的工作，繼續讓他當院長”。毛澤東4月18日在該報告上給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負責同志參加。陸定一同志回來，請將此件給他一閱。”不久，陸定一就建議由科學處來辦這事，並建議以中科院和高教部名義利用高校暑假期間召開遺傳學座談會，貫徹百家爭鳴方針。 　　

經過同中科院等單位商量，中科院願意利用該院在青島的海濱療養院作為會址，時間定在8月中旬，會期半個月，以便有較充分的時間讓與會者會前準備材料，會議期間充分討論。接着，于光遠就在處內找孟慶哲、黃舜娥和我等人傳達部長意見，並把代表團的報告和毛的批示給我們傳看了。關於準備工作，于光遠考慮到有關部門的行政領導人對遺傳學及遺傳學問題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為了幫助他們在參加會議時更多更好地了解情況，決定由我們三個人突擊編印一份介紹材料。材料分三個部分：一、遺傳學兩派的歷史和基本觀點。因為孟慶哲同志對兩派遺傳學都熟悉，由他承擔這部分最合適。二、米丘林遺傳學在中國的傳播情況。黃舜娥同志專門學習過米丘林生物學，並多次調查、接觸過有關專家，由她承擔這一部分。三、蘇聯生物學界兩派爭論的歷史情況。因為我看俄文資料比較方便，就由我承擔第三部分。 　　

那時候，我們的辦公室還在中南海，出北門就是北京圖書館。接受任務後，我每天上下午上班時間基本上都在北圖。應該說，在收集歷史資料上北圖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根據一些已知的線索，需要查閱30年代原版《真理報》、《消息報》、《農村生活報》、《共產黨人》雜誌，以及1948以來原蘇聯科學院、農科院等出版的全部主要刊物。大約用了不到3個月時間，把大量俄文材料過篩子那樣過了一遍。從中得到了不少原來不知道的第一手重要材料，對於我自己來說，不少情況是大出意外或者是觸目驚心的。 　　

首先是發現米丘林的旗幟是被濫用了。如果米丘林身後有靈的話，一定會對後來打他旗號所做的事情大聲痛哭。米丘林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果樹育種家，他從果樹育種實踐中得出的經驗，使他不完全同意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的一些重要理論觀點和育種方法。例如，他認為通過嫁接可以改變遺傳性，產生無性雜種。他認為在草本植物育種中採取先獲得純種再進行雜交的方法，在果樹育種上沒有意義。因為“一年生的水稻或玉米要獲得純種需要種五代至十代，那麼要把蘋果變為完全同質的情形至少需要幾個世紀”。米丘林不完全拒絕摩爾根學派發展出來的一些新育種方法，例如輻射育種，他在晚年也從事了利用宇宙線、X射線和紫外線以促進植物發生變異的機率。在科學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學者之間在理論和方法上產生不同觀點、形成不同學派是完全正常的。儘管米丘林同當時蘇聯農科院院長、著名的摩爾根學派的代表人物瓦維洛夫所持的學術觀點不同，但他們之間的關係卻完全符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規則。瓦維洛夫曾經是米丘林所在單位應用植物所的所長，多次給米丘林以物質上的幫助，並鼓勵他寫書。米丘林的第一本書，是由瓦維洛夫作的序。《米丘林50年工作總結》出版時，米丘林親筆題寫：“給最尊敬的農業科學院院長H·H·瓦維洛夫。紀念我們的友誼。H·B，米丘林。1933年4月8日”。1935年6月1日蘇聯科學院12名院士聯名提議選舉米丘林為名譽院土，瓦維洛夫是頭一個簽名的。投票結果36：4通過。一星期後米丘林去世，瓦維洛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題為“功勳”的悼文。直至今日，回顧這一段歷史，還使人不勝感慨。瓦——米之間的關係真可以作為百家爭鳴的一個典範。而後來打着米丘林旗號的李森科，則成為歷史上的一大反面教員。 　　

其次是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本人對遺傳學問題的瞎指揮、製造學術冤假錯案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也成為國際共運史上的一大悲劇。早在1935年，李森科就在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大會上大罵“資產階級科學家是為資產階級、富農服務的敵人”，博得斯大林的當場叫好。1937年瓦維洛夫被作為“人民敵人的幫凶”被捕，次年李森科接任農科院院長。此後10年，堅持摩爾根學派觀點的學者始終壓而不服，李森科學派自身的問題逐步暴露，在1948年全蘇農科院會議之前，李森科學派在學術上並不占優勢，李森科的學術地位並不穩固。只是由於蘇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公開、直接的插手、施加最強大的政治壓力，才使李森科派得到“勝利”。8月會議上李森科的主題報告《論生物科學現狀》是斯大林親自閱改、蘇共中央批準的。李森科在斯大林逝世三天后發表於《真理報》的悼文中寫道：“他直接校閱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草稿，詳細地向我解釋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講演中個別地方應該怎樣講解。” 　　

在這期間黨的領導機關內也產生了一股折衷勢力，聯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處長小日丹諾夫就是中間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在1948年會議開始時批評了李森科，惹惱了斯大林。會議結束的那天(8月7日)，《真理報》全文發表了他7月12日給斯大林的長篇檢討信。他主要檢討自己對兩派採取了就事論事的無原則立場，企圖調和兩派的爭論。檢討信中如下一段話是很令人回味的：“我是衷心擁護米丘林學說的。我批評李森科不是因為他是米丘林主義者，而是因為他沒有很好發展米丘林學說。但是我選擇了不正確的批評方式。所以，由於這樣的批評，客觀上使米丘林主義者處於下風，而孟德爾摩爾根主義者占了上風。”如果對比一下1948年7月尤·日丹諾夫的上述表態同1951年我有關部門處理樂天宇問題的做法，以及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批摩支米文章之間確有一脈相承的緣由。 　　

再次是科學家最重要的職業品德是嚴格的科學態度。米丘林是有科學態度的，瓦維洛夫是有科學態度的，而李森科和他的追隨者就缺乏最基本的科學態度。利用玉米雜交優勢是遺傳學對人類的重大貢獻之一。但只是因為它是摩爾根學派發展出來的技術，李森科就一味貶低其意義，有人要搞雜交玉米，李就批判其為“崇拜資產階級科學”。結果，由於否定利用雜交優勢方法，前蘇聯的糧食單產遠遠低於國際水平，時至今日還可以時常感覺到李森科派給俄國農業落後帶來的後遺症。 　　

對於科學工作者來說，在研究報告中弄虛作假是最丟人的事情。李森科在1950年發表一個物種可以在2-3代時間內突然變成另一個物種的理論後，學術界大吃一驚。卡拉別江在李森科主編的《農業生物學》1952-5期上發表報道，發現—株鵝兒櫪的樹幹上長出榛子樹的枝條，作為新種突然形成的證據。但後來有個人出來證明，這是他1932年嫁接的。李森科有個叫德米特里也夫的博士研究生，原來是計委的經濟學碩士，跟隨李森科做從燕麥穗上產生野燕麥(另一個物種，是燕麥地里常見的雜草)的生物學博士論文。儘管李森科及其支持者努力維護，終因事實不可靠，德的博土學位經過反覆還是得而復失。這一醜聞甚至在1954年2月23日赫魯曉夫向蘇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中也提到了。身為農科院院長、科學院院士、學派領袖的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情一再被揭發出來，這就表示其學術前途的終結。誰也不會再去相信一個蓄意製造假冒偽劣“研究成果”的專家學者。 　　

1990年，我在訪問俄羅斯農科院時，還特意表示了一下想看看當時李森科的辦公室的願望。尼科諾夫院長把我帶到旁邊一個大房間，說這就是李森科原來的辦公室，他下台了，誰也不願到他坐過的地方去，所以房間一直空着，也沒有人去動他用過的東西。李森科在他的本國也落得如此下場，是大出我意外的。不過細想起來，他在同行心目中如此臭名昭著也是咎由自取。 　　

我在北京圖書館像考古工作者那樣努力挖掘“文物”的時候，正是黨中央逐步形成和向全黨全國正式提出“雙百方針”的時候。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報告，其中就談到了要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定為黨在科學文化工作中的一條基本方針。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言，當談到百家爭鳴時，他又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有那麼多的學說，那麼多的自然科學。就是社會科學，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說，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5月底，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並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陸定一的報告中也提到了蘇聯在李森科問題上的錯誤和我國在學習蘇聯中的一些偏向。中央的上述動態我都能及時了解，所以我在編譯材料時思想也是不斷地在解放，在越來越寬鬆的政治氣氛中，得以相當自由地編輯所得到的材料。應該說，這份東西是資料性的而不是研究性的，並不帶有我個人的觀點和議論。大概是1956年7月，這份5萬多字的急就章，連同另外兩部分材料印成一個小冊子，作為青島會議的內部參考資料。在會前發給了有關領導機關和有關領導幹部。我寫的那部分材料，對國內人土來講，包含了不少第一手重要信息，所以還頗得好評。 　　

到了80年代，百家爭鳴的問題實際上仍然沒有很好解決，青島會議的精神依舊沒有失去意義。由於1957年4月科學出版社以內部資料形式出版的《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一書，沒有包括于光遠同志的兩次重要發言(當時於認為自己不是遺傳學家，所以發言就不要收入該書了)，也沒有包括會後兩派代表人物的一些體會文章，對於全面理解青島會議有些不足。所以，1983年，于光遠同志建議，由李佩珊同志牽頭，把青島會議前後的全部材料加上一篇回顧性綜述文章，重新編印成書，為宣傳百家爭鳴方針再作一次努力，同時也作為對青島會議30周年的紀念。這就是1985年1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一書。在這本書裡也把我的這個背景材料《1935-1956年蘇聯生物學界的三次論爭》作為附錄收人。可惜的是這本書雖然先後印了兩次，終因印數太少，很快就脫銷了。

 

　　 　　六、青島遺傳學座談會 　　 　

　1956年8月舉行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是中國共產黨在學術界實行百家爭鳴方針的正式標誌和第一個試點，因而在主辦者和參加者兩方面都抱着非常認真的態度和很高的期望值。 　　

中宣部科學處作為黨內分工負責科技政策的工作機構，在青島會議上貫徹落實百家爭鳴方針的基本姿態是創造一種寬鬆環境，割斷學術評價同政治評價之間的直接聯繫，使各個學派都能夠在政治上處於平等的爭鳴地位。為此，科學處處長于光遠在會議的兩次發言中，明確表明中共不採取蘇共的做法，對遺傳學的學術問題不加干預，也不對所討論的學術問題作任何結論。其次是明確表示反對給遺傳學的任何學派貼政治標籤，他建議從此摘掉戴在摩爾根學派頭上的“反動的”政治帽子和“唯心的”哲學帽子。當然，這也表示相應地不應該給米丘林學派戴“進步的”和“唯物的”等帽子。他以哲學家的身份闡明他不贊成李森科針對摩派研究方法提出“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這一哲學命題的理由。當時，與會者都已經知道李森科下台的消息。米丘林派心神不定，居於守勢；而摩爾根派卻是磨拳擦掌，準備採取攻勢。在這種背景下，于光遠的發言從百家爭鳴方針和科學哲學兩個角度，對兩派的理論觀點表示了一種兼收並蓄和希望雙方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態度。他說：“依我看，遺傳學的兩個學派應該互相學習，互相補充。”米派“應該接受有遺傳物質的看法，承認有遺傳物質不是什麼唯心論，不是什麼形而上學”，但摩派“似乎也應該考慮環境和有機體統一這個觀點”，等等。這樣，“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就為會議氣氛定了基調。會後，我和黃舜娥為《人民日報》寫的會議報道稿《一次成功的學術會議一記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基本上也是這個基調。 　　

為了使會議真正有一個好的風氣，會前的預備通知中強調參加者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調研材料來說話，擺事實講道理，避免空對空地爭論。摩爾根學派的學者，受壓多年，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已經中斷數年，會前的準備工作主要是查閱新的國外資料。這幾年正是國外遺傳學及其應用學科迅速發展的時期，不僅是西方的遺傳學和生物化學家弄清了遺傳物質DNA的雙螺旋結構，使基因論從假設發展到對具體物質載體的深入研究；甚至在原蘇聯，多倍體方法、輻射育種方法等被米丘林派批判的研究工作，也還在繼續進行，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摩爾根學派的教學也還在該國一些大學裡繼續進行，這也是使許多人感到意外的。 　　

會議邀請了一些不久前從國外回來的兩派遺傳學家參加會議，多數是從美國回來的摩爾根學派的新生力量，如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施履吉先生；也邀請了三位剛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一位是學米丘林遺傳學的趙世緒(北京農業大學)，另一位是學摩爾根遺傳學的翟中和(北京大學，現為中科院院士)。此外還有一位也是學米丘林遺傳學的周嫦(武漢大學)，剛從蘇聯回國，旁聽了會議。他們帶來了國際上遺傳學最新的進展信息。由於國內遺傳學、特別是摩派遺傳學的研究已經停止多年，學術情報也少，這些信息對會議的震動是可想而知的。 　　

以李森科為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學是1948年以後才傳人中國的，本來就先天不足，歷史也短，在樂天宇之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強有力的學派領袖人物，而主要是靠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達到一統天下的局面。對其政治上的保護一旦撤消，學術上就不是摩爾根學派的對手。參加青島會議的有摩爾根先生的人室弟子，如北大的李汝祺教授、復旦大學的談家楨教授。但也許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別於俄國，在青島會議之前沒有出現像蘇聯的摩派學者和摩派支持者那樣，在強大壓力下還盡力堅持自己的觀點和教學、科研工作；青島會議期間也沒有出現像蘇聯1948年會議上兩派尖酸刻薄的語言。面對這樣兩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派，青島會議的組織方面，可能是出於中國式的考慮，也許是出於使政策保持連續性的考慮，對米丘林學派還是處處刻意保護的。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界也出現了一些持中間觀點的人。於是，在會議討論中聽到的，不是兩種聲音，而是三種聲音，即包括中間派的聲音。此外，兩派的學者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可以有條件地接受對方的某些觀點，有的摩派學者說，在特定情況下環境可能對遺傳發生作用；有的米派學者也說，如果不限於染色體的話，可以承認有遺傳物質。這些發言，有的可能僅僅是文字遊戲，沒有本質上的意義，但至少在形成一種和解的會議氣氛上是起了作用的。 　　

會議有一個議題是關於遺傳學的教學與研究。實際上這是關於如何重新開設摩派遺傳學課程，和重新安排摩派遺傳學及相關學科研究工作的問題。按照百家爭鳴的精神，與會者的意見當然是同時開兩門遺傳學，恢復生物統計、田間設計等有關課程；同時安排兩派的科研工作，翻譯出版兩派的著作。 　　

半個月的討論，組織者預期的目標圓滿實現了。摩爾根派興高采烈，興奮不已。而米丘林派一統天下的局面結束了，這對米派雖說是很無奈的，但仍然保全了面子。至少在形式上，兩派不分勝負。在會議結束那天的晚宴上，不少摩派的學者喝了酒，滿面春風地發表即席講話：復旦大學的談家楨教授已有幾分酒意但卻非常興奮地大聲宣稱“我沒有醉!我沒有醉!”北京農大的李競雄教授上台的第一句話是：“我是Mor-ganism!”。被批判了6年之後，終於可以公開說自己是摩爾根主義者了，其心情猶同再一次得到了解放。 　　 　　

 

七、青島會議之後． 　　 　　

青島會議之後，大約有一年時間，出現了建國以後第一個遺傳學的春天。會議精神通過行政渠道逐步落實。兩派與會人員紛紛撰寫體會文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汝祺先生的文章。《光明日報》1957年4月29日發表了李汝祺先生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這年2月份，毛澤東剛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過“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百家爭鳴是其中很精彩的一部分。毛澤東看了李汝祺的文章後，4月30日給胡喬木寫了一個條子，指示《人民日報》轉載此文。毛澤東為文章安了一個新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而把原來的題目作為副題；並為《人民日報》代擬了按語。 　　

“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說得太好丁。因此，當1984年于光遠同志提出把青島會議的全部材料編印成書出版時，龔育之同志建議用毛澤東的這句話作書名。大家都覺得這個意見非常妙，就這樣定下來了。 　　

當時在科學處工作的除了處長外，都是從大學調來的年輕尖子，在全國興起向科學進軍的高潮中，他們對於長期在黨的機關工作多少有些不安心。那時沒有讀在職研究生的制度，處里作了一個安撫年輕人的“土政策”：每人每周可以有兩天去進修業務，導師自找。青島會議之後，我迫切感到對現代遺傳學的知識了解太少，很想再學一點新東西。經過聯繫，我決定向已經調入北京農業大學的鮑文奎教授跟班學習多倍體育種，作了一個不是研究生的研究生。鮑先生給我開的主要參考書是Sinote&Dune的《普通遺傳學》教科書，我看英文書的本事沒有看俄文書大，但還是很有興趣地慢慢地啃。看書主要是在宿舍里，每周兩天到學校則主要是跟着做實驗和田間工作。這方面，鮑先生的助手也是夫人的嚴育瑞先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這種非正軌的學習只持續了一年左右，到1957年反右運動一起來，就誰也顧不上專業進修了。進修時間雖不長，但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至少，通過向兩派學習的對比，我對摩派的傳統和嚴謹的科學態度，有了進一步的體會。 　　

好事多磨，1957年的政治運動一來，幾乎把青島會議的成果一掃而光。政治同學術攪在一起的問題再次困擾遺傳學界。我本人也於1958年離開北京到外地基層去了。在這期間，對於中國遺傳學的再一次反覆我確實不甚了了。真正解決遺傳學問題應該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 　　 　　

 

八、歷史的教訓 　　 　　

青島會議已經過去40多年了，誰也不會低估它的歷史意義。同時，也可以明顯地看出40多年前舉行青島會議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局限性。 　　

50年代前半期中國發生的遺傳學問題，根子在蘇聯。而蘇聯1935-1948年發生的遺傳學問題，根子在斯大林和他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對遺傳學的瞎指揮。遺傳學問題實質上不是遺傳學自身的學術問題，而是錯誤的政治干預造成的問題。“解鈴還須繫鈴人”。因此，要糾正遺傳學問題上發生的政治性錯誤，也只能藉助政治的手段，用恰當的政治干預來糾正過去錯誤的政治干預。有意思的是，由斯大林一手製造出來的李森科案件在中國派生出來的不良影響，是由毛澤東親手糾正過來的。解決樂天宇問題和召開青島會議都是在毛澤東直接指揮下進行的。 　　

青島會議既然主要是出於政治考慮而組織的，因此也必然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因此，不能把青島會議當作一次純粹的學術會議，不能用純粹的學術會議的評價標準來評價青島會議。青島會議的主調是強調兩派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如果從純學術角度看，會感到有些“求同存異”的政治手法和和稀泥的味道。但如從糾正一個歷史性的政治錯誤的角度看，評價就會大不相同了。 　　

進入90年代，再也沒有人說要兩派互相學習這種話了。在幾十年的科學實踐中，打米丘林旗號的李森科學派作為一個學派實際上已經不存在於。遺傳學還會有不同學派，但遺傳學只有一個。像斯大林導演下的李森科鬧劇大概再也不會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