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劉道玉：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6月20日21:16:31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今年3月，我收到77歲的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來信說： 　　“今年4月，我的《冷眼看教育》一書將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其中在《訪談篇》收入了你‘中國教育危機’一文，希望你授權，不知可否？” 　　當然可以！這是我的榮幸。這篇2006年元月寫的文章，雖然已經過去了四個春秋，但所談的問題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愈演愈烈。中國教育的危機何時能看到解決的曙光？ 　　在此重新貼出這篇文章，因為較長，分成兩篇。 　　有些罪人，劉校長不便點名，事過多少年了，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還為他們保留面子，這裡索性明說。——高伐林按 　　劉道玉1981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年48歲，為當時中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校長。他首創並推行了一系列的高教改革，引起全國矚目。但1988年突然被免職。（資料照片） 　　“教育打敗中國”——《中國改革》雜誌2004年底推出這樣一個特別專題，言簡意賅的警號不脛而走。在中國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引進西方現代教育制度一百周年之際，筆者在中國大陸所到之處，各界人士卻無不對教育界現狀痛心疾首，對可能造成的惡果憂心忡忡。中國的教育危機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嚴重威脅到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威脅到中華民族的未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前武漢大學校長，72歲的劉道玉教授出版的《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迅速抓住了讀者的眼球。《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新京報》等報刊都不吝篇幅，整版推介。這是劉道玉自1988年2月被突然免職之後，如此醒目地重新回到公眾視野。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劉道玉人生的又一個高峰。這本書，被中國大陸媒體聯合評選為“2005年好傳記”的第五位。 　　2005年12月，筆者在武漢兩次見到了劉道玉。儘管年過古稀，又於九年前在出國訪問的歸途上患過中風，但他頭腦依然敏捷而縝密，一席暢談，要言不繁地回答了筆者的提問，披露了當年他如何反駁而得罪國家教委、湖北省委負責人的內幕，剖析了當今教育危機的本質與根源，闡述了他的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對已近病入膏肓的中國教育除弊起衰的思路。 　　當今海外讀者未必熟悉劉道玉，這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教育界獨領風騷的改革先驅和有功之臣。 　　劉道玉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即擔任了教育部黨組成員和高等教育司司長，鼎力推動了高考制度的恢復，影響至為深遠。1979年他本想辭去官職回到武漢大學任教，卻旋即被任命為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1981年在他48歲時，又被任命為校長，新華社消息稱他是“全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校長”。他在任內，大力營造民主自由的校風，首創、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今天在中國大陸已相當普及的學分制、插班生制、導師制、轉學（包括轉系轉專業）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貸學金制、學術假制等，當年都是由他在武漢大學首創。他還斷然取消了大陸高校中實行多年的政治輔導員制度，引起巨大反彈。1985年1月《中國青年報》連續兩天刊出著名作家祖慰的長篇特寫《劉道玉晶核》，指出劉道玉颳起的教育改革旋風，不僅對該校學生，而且對整整一代青年學子的命運和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在1985年被授予法國密特朗總統榮譽勳章，1987年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東洋哲學學術獎章。 　　不難想象，劉道玉的教育改革探索觸犯了現行體制和既得利益的代表者。1988年2月，他在54歲的盛年，突然被國家教委一紙電傳免職。更讓人驚愕的是，武漢大學百年校慶，校方居然不邀請就住在校園裡的這位退休前校長。 　　劉道玉熱愛教育的初衷不改。1995年，他從大學校長改當小學校長：應邀主政一家民辦公司投資創辦的武漢新世紀外國語學校，繼續實踐自己的辦學理念，雖然教育改革試驗很成功，但因為學校投資人出了經濟問題，這項改革被迫半途而廢。2004年，他把原來以路石命名的基金會正式更名為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提出“為教育改革鋪路，為創造性人才的成長鋪路，為振興中國的教育事業鋪路”。他表示，將《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的五萬元人民幣稿費全部捐給這個基金會。 　　儘管劉道玉被迫離開他教育改革實踐的沙場已經多年，海內外卻一直沒有忘記這位教育改革家。1989年，他被英國劍橋名人中心收入世界名人錄，聘為名譽顧問，後又獲該中心頒發的20世紀銀質功勳章。在他被免職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青年報社回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年改革道路，在選擇教育界的改革風雲人物時，一致公認是劉道玉，派記者專程採訪做長篇報道，作為紀念專題之一；這一年11月，中央電視台名牌欄目《東方時空》也“英雄所見略同”，將劉道玉作為教改代表人物拍攝，匯集在專題片中播放；2006年１月，頭頂上時刻懸着達摩克利斯劍的媒體《南方周末》，又毅然刊出了祖慰的訪問記《教育改革家劉道玉棒喝教育》…… 教育改革的着眼點：培養創造力 　　高：當年你走馬上任當武漢大學校長時，認為當務之急要開刀改革的是哪些問題？ 　　劉道玉：我被任命為校長，完全出乎意料。本來我辭去教育部的官職回到珞珈山（武漢大學坐落在珞珈山麓——筆者注），是要從事我的化學教學和科研業務，沒有想到回來不僅沒有擺脫行政管理事務，反而還把我推到了校長的位置。不過自古華山一條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卻。既然報紙上說我是“年輕校長”，就得有年輕校長的樣子——朝氣蓬勃，立足改革，提出“臥薪嘗膽，十年雪恥”的口號，要改變武大“老牛拉破車”的落後狀態。 　　我當時最想做的，首先就是營造一個民主、自由、寬鬆的教育環境和學術氛圍。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學獨立、學術民主、自由的辦學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學辦學之通則，他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寫道：“政治家是以謀現世幸福為其目的，而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顧及現實，而後者往往慮及久遠。”馬寅初因《新人口論》而挨批，他寫了一份《附帶聲明——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他們的辦學理念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校長，應該有這種瞻望民族前景的長遠目光，應該有這種堅持追求真理的獨立精神，在校內創造適合科研和教學的自由空間。 　　第二個，是着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當時我推行一系列教學制度的改革，允許冒尖，允許跳級，就是為了在制度上適應學生的個性與興趣，尊重學生的選擇權，為富有創造力的人才的脫穎而出，從制度上給予保證。 　　當時我在武漢大學實行轉學制時，沒有請示任何人，認定我作為校長就有權這麼做。這個制度實行後，學生在校內可以轉系轉專業，文理科可以互轉，校外的也可以轉來——北大、上海同濟大學、中國科技大、武漢醫學院等校都有學生轉到武漢大學來。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水平和師資力量不一定趕得上他們，但為什麼這些學生嚮往武漢大學呢？就是因為我們的比較自由民主的學術環境、尊重學生志趣的氣氛。 　　第三，辦學要確立“學生是主體”的觀念，學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辦學的參與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檢驗者，也是教學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參加學生的活動，接待學生，與學生通信——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高：對，你當時對校長辦公室有三條要求：凡是學生寫給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學生要見你不得擋駕（但可以約時間）；凡學生舉行的活動應當通知你。 　　2005年12月，劉道玉校長（左二）與以長篇小說《張居正》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家熊召政（左一）、八十年代初就寫出反特權、反腐敗的長詩《將軍，不能這樣做》的詩人葉文福（右一），以及曾長期旅居法國、近年回國的作家祖慰（左三）合影。祖慰二十年前寫過《劉道玉晶核》，詳細記述劉道玉在武漢大學推行的改革。（高伐林攝） 被免職最遺憾的是壯志未酬 　　高：你得知被免職時是如何想的？ 　　劉道玉：自從我選擇改革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後退。我預料到我的下場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還沒有滿，突然地，以電傳的方式免除我校長職務。我本來不想當官，對這個校長職務本身我並不留戀，如果說有遺憾的話，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訂武漢大學改革的第二個十年規劃，還沒有出台，更沒有來得及實踐——至今我那些設想還沒有人提出來呢。 　　例如，我要改變“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現在我們實行的分科招生，其實是為了提高升學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學生學理科學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興趣，如錢鍾書、吳晗這些人為何選擇文科？因為他們熱愛。但1961年之後，分文理科主要是為了升學率，部分考生認為自己數理化基礎不強，進大學把握不大，於是就轉向文科。這就造成了某些學生的素質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學模式。文科到現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學模式上，基本上沒有形成形象化、實踐性的教學手段。我當時準備在文科建立五大實驗室：以哲學係為基礎建立心理學和思維科學實驗室；在經濟學院建立經濟模型實驗室；在法學院建立模擬法庭，擁有民事審判的正式權限，有法官、庭長、書記員一整套編制——美國就是這樣，他們的一流法學院就有民事審判權；在圖書情報學院建立信息工程實驗室；在新聞學院建大眾傳媒實驗室，可以製作影視作品。這樣就把理工和技術手段引進文科，徹底改造文科教學。 　　第三，如果說我八十年代中期重點是放在教學制度的改革上，那麼第二個十年想推出來的，是教學體系、課程設置上的改革。多年以來我們的課程設置體系，都是重視知識的傳授，而不重視科學思維方式的傳授，我們90％的課程都是知識型的——像你們這一輩學生都是“灌”出來的，中文系弄那麼多小說選讀課，老師一篇一篇去講主題、結構！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課程，將大部分、至少一半學時，來培養科學的思維方法。 　　這些想法不能付諸實踐，才是我最大的遺憾。到現在我沒看到哪個學校想到這些問題，更沒推出改革措施。 為何得罪國家教委和省委負責人？ 　　高：你被免職究竟是什麼原因？在你的書中寫了，你被免職後，當時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在北戴河召見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領導國務院屬下一個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的機構，或者選擇任何大學再出山當校長。有人由此推測，你被免職，可能是一個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人事算計之謎”。你自己如何分析？是當權者認為你“離經叛道”，還是因為他們的利益受到了觸犯，還是有某些恩恩怨怨？ 　　劉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蓋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為對某些領導人的權威提出的挑戰……但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是利益的衝突。 　　例如國家教育部門那位主管（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高注），就認為我威脅到他的地位。1982年，教育部長蔣南翔任職到期，誰來接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到教育部來，對處長以上幹部進行一次“部長候選人”的民意測驗，我的得票是第一位，當時的這位副部長得票比較低，據說他為此還氣病了。當然，我是堅決不想當的，當時我就到中組部去陳述說，我已經在1979年當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會來的，千萬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動，你們中組部也被動。 　　這是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脅到他的位置：論年齡我比他年輕十歲，論在群眾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論教育論著我也比他多。 　　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級的國家教委，據說人事方案之一是由萬里副總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擔任第一副主任，這消息傳得非常廣，我得知後，再一次到中組部去陳述我不能擔任這個職務的理由。我非常高興後來中央決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脅。 　　關於改革理念，我與他們也說不到一起去，發生過三次衝突。 　　一次是關於“學分制”的。這位主管在會議上公然說，搞什麼學分制啊，美國搞學分制失敗了，蘇聯不搞學分制，衛星上了天！有次我與他辯論說：“東昌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無知。你從哪裡得知‘美國學分制失敗了’？據我所知美國現在各大學依然還是學分制，而且更有發展。至於蘇聯不搞學分制，我們也沒有說學分制是大學培養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試驗嘛。” 　　第二次是關於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問題。他批評我們武大說：提出“創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騖遠，大學四年怎麼可能培養出“創造型人才”？我說：培養“創造型人才”，是我們提出的辦學指導思想，培養創造性人才也有一個漸進過程。我們這麼提，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開發學生的創造性素質，為他們今後從事創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礎；也不排除少數出色學生在學習期間就能出創造性成果，現在不是就有學生出版了文學作品、學術論文嗎？你認為大學四年培養不出“創造型人才”就不能提這個目標，我倒要反問你：現在提“要培養學生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是否能保證大學四年樹立這樣的世界觀？如果說學生做不到，是不是我們也不能這樣提？ 　　第三次，是關於政治輔導員問題。一百個大學生配一個政治輔導員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華首創，推廣到全國，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反修防變的產物。我調查研究發現，這個制度並不受學生歡迎，政治輔導員隊伍也極不穩定——選業務好的教師來干，他不安心；選業務不強的教師來干，他沒有威信。1985年，我將這個制度取消了。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啊！教委主管指責我說：你取消政治輔導員，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說，加強思想工作不在於形式而重在實效，我們將英國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引進來，規定每個講師以上教師都要帶十個學生，將教書育人制度化，這就是加強思想工作。 　　這幾次爭論，他雖然輸了理，但他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對我耿耿於懷。 　　高：武漢大學歸國家教委和湖北省委雙重領導，湖北省委的態度如何？ 　　劉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負責人（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高注）也發生過衝突。 　　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漢大學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為建房，爭占楊家灣80畝水塘，民工打起架來，雙方都有人受傷。我當時在上海開會，回來得知後批評了我們學校有關部門。省委書記的秘書是水院畢業的，不知他怎麼匯報的，這位書記就召集武大和水院兩邊領導和基建負責人開會。 　　那是一個星期天，開會是臨時通知的，我事先並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漢口同濟醫院看望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教授，參加醫院關於他病情的會診。回家後，家裡人說你趕快到省委去開會。我趕去了先檢討說因沒接到通知，來晚了。省委書記大發雷霆說：你們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電力學院師生員工沒路走了！我說，你這話可不符合實際，難道水電學院五六千人現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說，這塊地你們兩家誰也不給，省里要收回！我說，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為大學發展拓寬用地，你要將屬於學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馳。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訴的權利。他說，這塊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說，我們查過了，是1934年武漢大學從農民手上買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說，國民黨的地契，共產黨不承認！我說，此話差矣。香港是滿清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給英國的，我們1949年以後也沒有“解放香港”啊？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嘛！他氣得說不出話來，說：“你是個名人，說話要注意影響！”我說：“我不是什麼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書記主持的會議上，我是黨員，是武大黨委副書記，是省委委員，我不過是行使權利發表意見而已。” 　　會後，我就到東湖賓館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兒子，當時是中央派到湖北來的整黨聯絡組長。我說，如果兩個農民發生了矛盾，生產隊長會先聽甲方的道理，再聽乙方的說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調解。省委書記可倒好，將兩所大學的領導弄到一起，當眾支持水電學院來壓我們——這連生產隊長的水平都不如嘛！ 　　這個話我在學校里也說過，有人向省里打了小報告，省委書記、副書記大動肝火，說這個劉道玉狂妄到了頂點，竟然說省委書記不如生產隊長的水平！後來國家教委副主任彭佩雲問我是否說過，我說：我是說了，但我是特指他處理這件爭地糾紛的水平。（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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