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罪大恶极”的主角，并不是潘承洞先生，而是潘承洞先生的弟弟，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与萨爹萨娘交情都不错，萨娘回北京的时候没有接收单位，还曾经想找他帮忙调到农业大学。萨上中学的时候吃饱了撑的去撞汽车，恰好萨爹又不在国内，潘承彪先生就急急忙忙赶来看望。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潘先生每次来家都是很淡定的样子，这一回表情却十分紧张，一进门就握住萨娘的手，连声说 – 你可要挺住，你可要挺住啊！

萨当时神志清醒，看了不禁昏头，心想该挺住的是我啊，你拉俺娘干啥？

后来才明白潘先生是误会了，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到数学所平房宿舍外面，恰好看到不知道谁烧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来就为我家的事情担心，看到风中烧过的纸片乱飞，不禁疑云顿起，心想这孩子完了，完了。进了门您老先生倒看一眼啊，萨就在床上躺着呢，人家可好，一看萨娘两眼红肿（废话，孩子撞了，萨爹又不在家，一个人又急又忙，这不是正常的么？），马上就开始安慰家属了。。。

过后，潘先生颇不好意思。

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家里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给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人家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我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能搞，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罪大恶极”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相信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做出“罪大恶极”的事情来呢？

嘿嘿，这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了。

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擀面杖吹火 -- 一窍不通。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 – 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它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做，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是很多教授一起来的，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 -- 也还好是只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歌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那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 – 找了牙准备咬出题的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只有不到1%。

是太难么？

那倒不是，潘先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吧。

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 – 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证。勾股定理么，简直象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么。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么？！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吧。。。

十年寒窗，苦苦的猜题，弄出来这样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下来以后，学生老师没有不骂的 – 这谁呀，出这种XX题。

那些天，潘先生就总是有些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萨爹，一个劲儿的嘱咐 – 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阿。。。

估计他嘱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时而听到有人印象深刻的提起这道“罪大恶极”，坑了全国99%考生的怪题，却从来没听到谁说得清它的出处。

时隔二十年再揭这个谜底，潘先生应该不会反对了吧。相信当年的学生们也早就想开了 – 反正。。。大伙儿都挂了，又不是我一个。。。

[完]

实际上，潘先生出这道题，当然不是因为希望出的简单，而是他认为中学教育不能只注意题海和数学竞赛，而且应该在基础方面让学生打得更扎实一些，这是他和萨爹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