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海外朋友討論，有朋友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從傳統文化角度看，“天下自大心態”是中國實現法治的最大障礙，是中國專制型傳統文化維持“人治”的中流砥柱。從小小的“父母官”始、到金字塔式集權頂端的“天子”止，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從原理上構造了一個從“卑微”走向目空一切、君臨天下的完整的自我封閉型官場特徵。最後的頂端就是“自大心態”的登峰造極。支持這個心態的是類似於“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體系，和依附在這個體系上時刻準備“學而仕則優”的龐大知識階層。正是這個官體系統和知識階層共同組成、醞釀和凝聚出作為結果的“自大心態”政治特徵--朋友並舉朱學勤文章《“中原”心態》為證。

這樣的判斷，或許會令國內的人感到驚訝。處身國內，有可能對官僚階層產生多種負面觀感，例如保守、僵硬、頑固、強橫、腐敗、行動遲緩、效率低下，等等，就是難有“自大”的感覺。事實上，執政者現在連意識形態都已放棄，哪裡還會有依附於“傳統文化體系”的“自大”？

很可能，“自大”感根源於海外朋友遠距離觀察所產生的錯覺：由於時刻感受到“普世價值”、“世界潮流”的示範壓力，執政層不得不擺出一副我行我素的姿態，以圖緩和、化解外來壓迫。在文化方面，執政集團已從上至下徹底奉行實用主義，什麼有益提倡什麼，怎麼有利怎麼來；在指導思想上，實用主義已取代原來的意識形態，經驗主義代替了理性主義。

因此，海外朋友的感覺，很可能最直觀的來源還是國內的知識分子，即“依附在這個體系上時刻準備學而仕則優的龐大知識階層”。朱學勤文中提到：那個機構的學術同行告訴我：“大陸來的學者中，很少人像你這樣沒有‘中原心態’。”，這些年大陸人外出，顧盼自雄，視周圍同胞如蠻夷，雖不自覺，卻流露於睥睨之間，已經使人不快了。

朱學勤這段話講的很可能是“事實”，但卻不是“道理”，因為他沒有講到要害。大陸與海外，學術上同源異流，都是沿襲西洋老祖宗；歷經演衍後，其間又略有變化，形成不同話語體系，於是就產生一個“話語權誰屬”的問題。

當代中國各門顯學，源頭都在西方。因此，國內學者在面對海外同行時，難免底氣不足、心中忐忑，自覺低人一等。心理上，急於尋找能支撐門面的東西；理智上，知道這是話語主導權所系，千萬不能示弱於人--因為知識分子畢生所求，舉凡名譽、地位、金錢，皆繫於此。幾經跌摔後，國內知識分子終於摸索出對付西方“娘家”的兩大方略：對於那些西方名家，尤其是西洋嫡裔，一方面彼此學術成就相差懸殊，以卵擊石智者不為；更重要的是，人家非我族類，不可能過來搶我飯碗，因此不妨把他們一頭頂到天上，吹得神乎其神，還可以借鍾馗打鬼，嚇唬嚇唬國內“土鱉”。但對於那些聲名未著之輩，尤其是其中的華裔，由於他們隨時有可能跑回來分一杯羹，同行是冤家，因此對他們要提高警惕、嚴防死守，絕不可予其可乘之機；方法是擺出天下唯我獨尊狀，拒人於千里之外，使之不得其門而入。

如果是那些已經成名的華裔，怎麼辦？看看國內經濟學界對待張五常、楊小凱的不同態度，就多少能夠明白其中奧妙。

對於中國經濟學界來說，張五常是個異類。經濟學既是當今顯學，又是舶來品，知識界靠它吃飯的人不少。由於中國的經濟學理論都是舶來貨，相對於西方大師，中國的經濟學“大師”都只是一些徒子徒孫；甚至還少有嫡系，大都只是旁逸斜出。為爭奪話語權，他們只能各自把“祖師爺”頂到天上。張五常不同，他系出名門，而且輩份甚高。如果按國內經濟學界對西洋“尊師重道”的傳統，國內大師們豈不應該對張持弟子禮，畢恭畢敬、言聽計從？這顯然不是關起門來早已將國內話語權瓜分得七零八落的經濟學家們所能接受。於是，他們紛紛跳出來挑張瑕疵，表示不以張為然--這一回，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作為一個整體，經濟學界自然而然就擁有了“獨立之學術精神”，既不崇洋媚外，又不畏懼權威。

相對來說，楊小凱的威脅要小得多。楊既遠在澳洲（不象張近在香港，隨時可進京染指“分成”），輩份又不若張之尊隆；楊雖獲布坎南等西洋嫡系大師讚許，但讚許畢竟不同於輩份，在資格上楊比張要“軟”得多。因此，國內對楊，既不若對張那樣慎重其事，也不若對張那麼防範排斥。基本態度是，楊說得合意的，奉承之；不合意的，“商榷”之；還有最厲害的一招：不理不睬，把他晾起來。

除此之外，那些被國內經濟學家聯手捧到天上的西方大師們，對於張五常來說，往往只是他的師友同窗、甚至後輩，張當然不可能對他們持有多少尊重。張五常的態度表現，屬人之常情；但對於國內靠“追星抄星”發跡的經濟學家一族來說，其言行就近乎“拭師滅祖”、大逆不道了。

更重要的可能是，僕人眼裡沒有英雄。張五常曾距離被中國經濟學界吹得神乎其神的那些人物很近，知道他們也不過凡人一個，運氣或努力比別人多一些而已，值不得那麼頂禮膜拜。當張五常說“可能我認識的朋友都不偉大，因為我不認為有一個在投票時會只為社會設想，犧牲小我”時，對象自然也包括那些被中國學術界敬若神明的西方“哲聖”。

另外，規矩總是針對下位者而設，這在哪裡都一樣。輩份高了，就可以免於規格束縛。張五常在經濟學界已經修煉到可以不受規矩約束、直視真相的程度。因此他可以蔑視數學，指出經濟學理論的正誤高下只能以對經濟現象的解釋為衡量--而其他人大多還只能跟在各種清規戒律後面上氣不接下氣。

當然，張五常其人其言，頗有“老王賣瓜”之慨。但見慣國內學術界的互吹互捧後，張的自吹自擂，反顯出幾分憨厚可愛--“文無第一”、“文人相輕”，知識界就那麼回事，反正哪個山頭都以為“老子天下第一”。

薛兆豐曾經表示詫異：為什麼“需求曲線向下”這麼簡單的原理，竟然害得那麼多老中青經濟學人犯錯--其實，這並不完全是“學識”問題，更關乎“利益”，而且還有潛規則隱身其間：抄來編去，大家都不過是在玩遊戲而已，你何必那麼較真？你捅了人家馬蜂窩，人家當然要表示“義憤”；要不然，捅了等於白捅，學者們“面子”何存？

問題要害在於：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多半要由“面子”支撐。他們的所謂“學術研究成果”，往往泡沫過多、乾貨過少；沒了“面子”撐着，底細就要露餡，說話就少人聽了，知識分子又何來今日尊榮富貴？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地位的急劇上升，主因當然是執政者調整統治基礎的需要，但也與知識分子“順應形勢”，摸索出一套在當前形勢下怎麼結成利益同盟，怎麼或“自抬身價”、或互吹互捧的“生存策略”有關。這些東西，可說是當今知識分子“求生存謀發展”的第一要技，比起那些真材實料的學問文章，重要太多。當然，這種現象並非經濟學界獨然，而是遍及整個學術界、文藝界；體制內外，鮮有例外。

例如史學界昨天對黃仁宇、今天對吳思的態度，就很說明問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一掃當時史學界的因循沉悶，為歷史研究帶來一股清新之風。黃的著作，1980年代即在民間造成轟動，但正統史學界反應冷淡，仿佛不屑一顧。直至1990年代，學術界才開始認真對待黃的研究成果，逐漸予其應有肯定。

為什麼史學界在自己的專業問題上會比公眾遲鈍十年之久？這當然主要不會是智識問題，而是利益問題；或者說，首先只是智識問題，然後就主要是利益問題。吳思的遭遇更說明問題。吳思獨創“潛規則”、“血酬定律”系列理論，一掃百多年來學術界東施效顰、亦步亦趨之風，為中國社會科學領域近代以來前所未有。但是，就在公眾對吳思推崇備至時，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對吳思漠然置之。最近，一個歷史學家解釋說：這是因為史學界正統的治史方式是“找規律，而歷史是很具體的”，所以這種方式“不符合歷史現狀”；結果，不但使正統治史者得不出類似吳思的成就，而且難以理解、接受吳思的研究結論。

其實，哪裡是因為什麼“找規律”的治史方法，實質是因為和其它社會人文領域一樣，研究者早就被各種各樣的西方範式灌滿了腦袋（史學界還要加上傳統定式）；對於所有現象，西方或傳統理論似乎都早已有了解說。帶着這麼一腦子漿糊，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用腦子裡的“範式”來觀察現實或歷史，唬弄唬弄外行倒是方便，但是怎麼又能得出有創造性價值的結論？學術理論只是為頭腦提供一種借鑑，絕不能成為頭腦本身，更不能代替觀察事實的眼睛。可以預言，在當代中國、至少在社會人文領域，真正有實質意義和創造性的學術成果，只可能在跨行轉行的研究者中產生。

越是弄不出真東西來，就越只能在形式上下工夫。於是各門學科專業術語層出不窮，符號背後大都空空如也；學術進入門檻越來越高，文憑、資歷、人脈，諸多法寶將競爭者隔離於跑道之外。因此，看到人家門檻外的吳思拿出了真貨，其反應不是高興，而是緊張：這個人撇開平素被我們視同拱璧的東西，結果成功了；這豈不意味着我們平日強調的這些條條框框、清規戒律都不管用、也不值錢？我們今後還能憑什麼混錢混日子？難道要我們從頭來過，和其他人同一起點賽跑？不行，絕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聯合抵制！利益驅策下，不需要任何組織、安排，學術界自然形成默契：絕不能承認這種不守清規戒律的“偽學術”；至少，也要磨他個十年八年，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主動向我們投降靠攏，主動將他自己那一套也按我們要求抹上一層清規戒律的塗料--他們能夠做到這些，靠的是他們壟斷了“學術正統”位置。

有人驚奇：為什麼象吳敬璉這種長期處於政策諮詢第一線的人，也會表現得象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無它，話語權需要而已。由於吳先生談話的對象是身處實際操作第一線的政府官員，為保持對政策諮詢話語權的壟斷，他不說原汁原味的“經濟學理論”，還說什麼？說實際情況，他能說過他談話的對象嗎？尤其身為“智囊”，必須隨時對各種情況作出解釋、對各種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當實際情況超出個人理解時，他不乞靈於經典理論、並以之剪裁事實，又能怎麼樣？當現實難題無法解決時，他不諉過於實際操作沒有嚴格遵循經典理論，又能怎麼辦？難道他可以自承無能嗎？

以上都是普遍流行於國內知識界的潛規則。朱學勤寫那樣的文字，要麼說明他是個書呆子，對這些東西沒有感覺；要麼說明他老奸巨滑，有意不予點破，以襯托他自己所扮演的純潔天真--凡公眾人物，大都有此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