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為我的老校長一灑悲憤之淚!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1月09日15:40:17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南風窗》在長篇採訪記的編者按中打出了一連串的問號:“為什麼教育部門官員、武漢大學的官僚都要聯手封殺劉道玉?為什麼老校長辦學不成,連在武大的演講也要被封殺?我們國家對教育家就是這樣的嗎?我們只需要奴才嗎?官僚教育何時才能走向末日?”但是,能喚醒睡着的人,對裝睡的人,也能喚醒嗎?
老高按:曾經為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寫過若干文字,有專訪,有回憶,有介紹他的書、他的文章和他被評選為“首屆中國貢獻者”的報導。今天我讀到中國大陸一份頗有口碑的媒體《南風窗》對他的專訪,不禁要在這裡再次介紹。 採訪記介紹這位77歲的老校長說:“這是我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了”;又披露:他對身後事看得很開,“從現在就開始籌劃,準備最後再抖一個包袱”,“趁現在還清醒的時候,寫了一篇《提前說的話》。這又是與眾不同的‘遺囑’!絕對另類!” 幾處“最後”,讓我驚心動魄!《南風窗》的文章,標題為“灑墨劉道玉”,但我感到的更是“灑淚”:為教育改革中途折翼、壯志未酬、蹉跎二十多年的老校長,一灑悲憤之淚!為二十多年來、差不多耽誤了、毒害了兩代人的中國教育,一灑忿懣之淚!
劉道玉1981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年48歲,為當時中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校長。他首創並推行了一系列的高教改革,引起全國矚目。1988年突然被免職。 灑墨劉道玉 石破,《南風窗》 《南風窗》編者按:為什麼他要辭掉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的職務回武大當校長?為什麼他被中組部內定為團中央書記卻無意留連?為什麼他被推薦為武漢市市長時要極力推卻?1988年李鐵映讓他去國務院負責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領導小組,為什麼他要婉拒?海南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邀請他去當校長,為什麼他也不去? 為什麼教育部門官員,武漢大學的官僚都要聯手封殺劉道玉?為什麼老校長辦學不成,連在武大的演講也要被封殺?我們國家對教育家就是這樣的嗎?我們只需要奴才嗎?官僚教育何時才能走向末日? 閱讀此文,你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我現在是個殘疾人。”77歲的劉道玉在自家客廳里對記者說。“我中風13年多了,右耳聾了,右手也不能寫字了。”他讓記者坐到他左側沙發上,好對着他的左耳說話。“你們對我的採訪是關門採訪,這是我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了。” 很多人對劉道玉很好奇,對他的經歷感到迷惑,對他的思想也不省其意:為什麼他要辭掉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的職務回武大當校長?為什麼他被中組部內定為團中央書記卻無意留連?為什麼他被推薦為武漢市市長時要極力推卻?1988年李鐵映讓他去國務院負責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領導小組,為什麼他要婉拒?海南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邀請他去當校長,為什麼他也不去? 一個“理想主義教育家” 不懂劉道玉的人,也許是因為沒他這份經歷。劉道玉的一生,在升騰和跌落間跳來跳去,兔起鶻落。 1961年,國家高教部準備向蘇聯派出120多名留學生。當時我國內有三年困難、外臨中蘇交惡,120多名留學生最後只派出了一名,就是劉道玉。然而,在蘇聯留學一年半後,劉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與中蘇論戰,被蘇聯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回國。眼看到手的“副博士”學位飛了,但他卻變身光榮的“反修戰士”,受到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的隆重接見,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萬人歡迎大會,陳毅副總理請他吃川菜,周總理建議他去中國軍事科學院工作,卻又被劉道玉婉拒,而執意要回武大“報效母校”。 他被內定為革命事業接班人,32歲就在武大當了副教務長,“文革”中卻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最搞笑的是他被武大造反派疑為“蘇修派遣來的特務”。劉道玉辯解說我是被蘇聯政府趕回來的呀!對方回答:焉知你們搞的不是苦肉計?看來想象力真的比知識更重要,也許整個10年“文革”就是一場全民想象力的大爆發? 就這樣,“文革”前期,劉道玉差點被整死。1973年他時來運轉,被任命為武大黨委副書記,當上了第十次全國黨代會代表、湖北省委委員,1977年又當上了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但他不願當京官,以“水土不服”為由辭職南歸了。 48歲時,劉道玉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當時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而後國內再也不曾出過如他般年輕的校長了。當時的武大,解放前全國五大名校之一,跌落至教育部直屬23所大學中的第22名。劉道玉發出了“我們武大要10年生聚,10年雪恥!”的誓言。 然後他改革,他創造,他在武大搞了七大新制度:學分制、雙學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轉專業制、第三學期制(學生可以放暑假,但算“第三學期”,學生因為學科衝突不能學的課程,暑假期間開設,既充分利用學校資源,又為學生解決了問題)、貸學金制。劉道玉說:“到現在,全國各高校推行的學分制、雙學位制、學生自由轉系制都是學我們的;國家21世紀才搞貸學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10年!” 那時節的武大,突然一峰插南斗,人稱“高教戰線上的深圳”,同行有口皆碑。但它為什麼沒有像深圳那樣帶動全國的高等教育改革?為什麼星星之火沒有燎原? 劉道玉解釋:“這是由教育行業的特殊性決定的。教育部門畢竟是敏感領域,國家控制很嚴。另外,中國推廣一個東西,必須自上而下號召、布置,特別是最高領導人一號召就可以了。當時主管教育的萬里副總理對武大改革很重視。他說過一句話: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有‘四進士’:上海交通大學的鄧旭初、華中工學院的朱九思、武漢大學的劉道玉、中國科技大學的溫元凱。雖然萬里對我們的改革是肯定的,但畢竟沒有最高領導人號召……”在對記者談話和自己寫的文章中,劉道玉多次嗟嘆:中國的國情,只要最高領導人一發話,解決問題很容易。現在沒有領導人來下決心,怎麼辦? 1988年春,他又成了全國唯一被免職的大學校長。“我被免去武大校長職務是因為改革步伐太超前了。我這一生什麼都超前:32歲當副校務長,44歲當教育部高教司司長,48歲當武大校長,54歲就被免除了校長職務。任職超前,免職也超前。”劉道玉呵呵輕笑。 有人批評劉道玉任武大校長時,“在鼓勵創新的同時卻忽視遵守‘規則’;缺乏對官場上‘潛規則’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對周邊環境的準確判斷”。但劉道玉要能把這些事情全都做到,他也就跟別的大學校長沒什麼兩樣了。 不走!就是不走! 一年半後,上面又派下來工作組,查了劉道玉3年,纏頭裹腦,雪意涔涔。“有的人受到我的培養而成才,但他卻忘恩負義;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棄我;還有的人,因犯錯誤受到我的保護而擺脫困境,但他卻又寫書惡毒地誹謗我。更多的人,在你得勢時,他緊跟你,但是一旦氣候變幻,他們馬上變臉,或揭發批判,或劃清界線……”劉道玉在自傳里寫道。 出生於湖北棗陽市蔡陽鋪北大劉坡的劉道玉,從小有着農村孩子的犟勁。他被免去武大校長後,眾人以為他會很快離開這個傷心地。但劉道玉下定決心,不走!就是不走!1988年2月10日被免至今,劉道玉仍是武大教授隊伍中的一員。他不走,別人可能比他更難受。 “那些整我的人對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趕走,趕不走就整垮。現在看來,他們既沒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唯一的就是要把我趕走。如果我調離學校,那不正是中了他們的計謀嗎?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一切!至於挨整,我是很坦然的。”劉道玉說。 關於“不當官”,劉道玉在自傳里如此這般注釋:“在一些高官看來,他們是主,群眾是民,他們可以搞特權、耍威風,但是他們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種意義的臣僕。我討厭這種依附性的主僕關係。古時文人有一句俗話:‘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賞這句話,所以就不願做官。” 那麼大學校長是不是官呢?劉道玉認為他是教育家,“一個理想主義的教育家”。他最推崇的5位大學校長,一是創辦都柏林天主教大學的英國人紐曼。二是當了40年哈佛大學校長的艾略特。三是曾任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校長的魏茲曼。四是明治維新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校長福澤諭吉。五是德國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學創辦人洪堡。劉道玉說:“如果人類歷史上沒有這5個風骨凜然的校長,現在的社會可能是另外一個樣了。” 他認為當校長是為了實踐和推廣自己的創造教育理想,頂多算個“學者官”。但是,校長職務被免後,劉道玉連“學者官”也不願再當了:“此生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任何官,哪怕是一個小組長也不做!”當國內幾所大學向他發出聘任校長的邀請時,劉道玉毫不猶豫地辭謝了。他說:“那裡都是教育部的‘飛地’,婆婆還是原來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漢大學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許我在他的另一塊‘飛地’進行改革試驗呢?與其將來再一次遭暗算,不如現在保持自己的尊嚴。” “不當官”的劉道玉,避免了再次遭受整肅的羞辱,但從沒打算退出教育改革舞台的他,卻安能擺脫“理想主義者就是失敗者”之宿命?他一心想辦私立大學,卻是“歸無路,進又難前”:他想辦亞洲高等管理學院而未成,想辦中國實驗大學而泡湯(他寫了文章,還把文章呈送了教育部領導,結果可想而知)。他的胸襟越來越大,想在海南辦中國教育試驗城,海南省支持,但教育部不批。溫州一位企業家規劃在老城外建新城,邀請劉道玉去辦鄉鎮企業家學院。“結果他的新城沒搞成,我的學校也沒搞成”。這位“理想主義教育家”大寬轉兜回來,想在武漢辦“東方人文大學”,他與江夏區政府簽了合同,在湯遜湖邊征了1000多畝地,最後還是……塌了台。“武漢空軍政委堅決支持我,說他全部負責資金,3億元沒問題!但湖北省教委就是不批,時任省教委主任余某某說:‘別人辦學可以,劉道玉辦學不批。’” “我一生都在呼籲改革辦學,自己辦學卻辦不成。為什麼呢?”劉道玉一聲長嘆:“因為我從不找靠山,不對任何人行賄,不假借任何人的名譽,只想憑着我的先進教育理念獲得認可而獲得支持,在現實社會情況下,這純粹是幻想……” 1995年,劉道玉參與創辦了民辦的新世紀外國語學校,從教育理念、教育方針到校訓都是他一手制訂。他親自給中學生上了3年課,對他們進行創造思維方法訓練。周圍的人又迷了眼:你原是大學校長呀,何以身價跌至如此?但劉道玉不難為情,他說:“前蘇聯的很多著名教育家都是從事幼兒和基礎教育的,柏拉圖為實踐他的教育理想創辦過柏拉圖學園,黑格爾辦過黑格爾中學,羅素辦過比肯山學校,杜威也辦過實驗中學,我國的陶行知先生辦過曉莊小學和曉莊中學。我想步他們的後塵,搞教育實驗創新。” 新世紀外國語學校辦了6年。該校學生參加各種比賽,即使在武漢市教育強區的江岸區也是名列前茅。可惜的是,這家“新世紀學校”在離新世紀到來還有21天時關門了。投資人空手套白狼,跑了,教師發不出工資,債權人把門封了。劉道玉說:“我這一生,‘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88年被免職和後來受清查,我都沒流淚,新世紀學校關門時我痛哭流涕。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你能不悲痛?全校教職員工與我一起嚎啕大哭……” 劉道玉哭了,他哭得意味深長,哭得五味雜陳。命運的荒誕和個人的奮鬥是如此的難以融洽。此時他是否想到了那些整他的、等着看他笑話的人?“不走!堅決不走”的劉道玉,是否咂摸到了“無處可走”的悲涼? 劉道玉說:“沒有,我依然在樂不思蜀地思索着教育改革問題。” 回答“錢學森之問” 創辦學校失敗,劉道玉把精力轉到了寫書、研究創造教育問題上。他寫了5本書,從創造教育的理論、創造思維方法訓練到創造教育的實踐,形成完整體系,劉道玉稱之為“創造教育書系”。 “如果不謙虛的話,我在10年前已經回答了‘錢學森之問’。”劉道玉說。 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總理到陸軍總醫院探視錢學森,本來是徵求他對制訂“十一五”規劃的意見,結果錢學森說要講教育問題。 錢學森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2006年11月20日,溫家寶總理邀請了六名“教育專家”座談。溫總理先說了錢學森的意見,而後感言:“我理解,錢老說的傑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劉道玉以為錢學森的意見連那六個“教育家”也沒讀懂。“錢學森建議的核心不是‘大師’,他這段話里沒有出現一次‘大師’二字,你怎麼提出了個‘大師’問題?‘錢學森之問’的意思是:中國至今沒有一所大學按照科學技術發明創新性的模式去辦學,所以才出不了傑出人才。模式是因,傑出人才是果。培養什麼樣人才,是教育方針規定的,國內外任何一所大學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針定格為培養大師級人才。更何況我國許多大師都沒有上過大學呢!” 劉道玉接着說:“因為我是研究創造教育的,10年前我就回答了錢學森之問。”他指的是2000年發表在上海《教育發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關於大學創造教育模式構建》。在這篇文章里,劉道玉提出了大學實施創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個S代表自學或獨立學習,第二個S代表課堂討論,R代表科學研究。 “錢學森說沒有‘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人才的模式’,我設計的模式,恰好與錢學森5年後提出的問題相呼應。按照我提出的創造教育模式,學生要大量自學,然後在老師指導下,在自學基礎上提出有代表性的問題,按照創造性思維方法進行課堂討論,再集中若幹個有研究價值的問題,在老師指導下進行研究。我的文章發表後,全國好多雜誌轉載,還獲得了優秀論文一等獎。我不認為我的模式是完美的或是唯一的,但至今我也沒有看到有誰提出了比我更高明的教學模式。我找了幾個大學,想做他們的顧問,無償進行試驗,但他們都不敢。因為現在全國的大學都要統一評估,這個指揮棒不取消,誰都不敢離開教學大綱來試驗,所以問題的根源還是現行教育體制。我人微言輕吧,但錢學森是中國科學第一大師,泰斗級人物,他登高一呼,也沒人理睬,悲不悲哀?” 炮聲隆隆,其奈聾子何? 被免職後不久,劉道玉即對國務委員李鐵映直言:“不客氣地說,教育戰線在全國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於國家教委保守,主要負責人不放權、不改革、不深入基層。” 此後他撰文抨擊教育部搞假義務教育,搞假教學評估;他攻擊教育部部長不懂教育,認為教育部已經不能領導中國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須從教育部改起;他籲請中央組織部把遴選和任免大學校長的權力交給大學的教授們;他疾呼“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制變革”!他有一腔的火焰,很想一吐為快。2009年初,他發表《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全國100多家網站轉載,評論5000多條,反響撲面,駭浪暴灑,讓劉道玉始料不及,但他沒聽到由教育部傳出的任何反饋信息。 “教育部也認為自己在改革,我說你雖然合併了那麼多大學,那是發展,不是改革。很多人把發展當成改革了。我文章里的原話是:‘1992年以後,中國教育沒有改革,只有發展,教育部是以發展代替改革,不是帶動改革。’這句話得到網民高度評價,網民說這是‘金句’。呵呵。” 到今年2月10日,劉道玉被免武大校長一職整22年了。1980年代在中國當過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的人,絕大部分偃旗息鼓了,劉道玉還在關注、研究、呼籲教育改革。“這是什麼情結?”劉道玉問,“中國曆年出的校長著作不少,但能寫到我12本教育專著的,可能並不多見。我不謙虛地說,社會科學院專門研究教育的學者都寫不出來這些書。他們有學問,但沒有我的實踐體會,也不像我敢言他人之未言。” 劉道玉並不是一個謙謙君子。“我是個絕對另類的人!跟盧梭一樣,上帝造好了我,就把模子毀掉了。”在他的敘述中,時現“不謙虛地說”之類句式,後面跟的總是他又“創造了某項第一”。 一般人看到了劉道玉人生之悲劇性,卻未看到劉道玉之喜,反而是“理想主義教育家”自己看到了。“我這一生,喜劇不是絕對的,悲劇也不是絕對的,我是悲喜交加的人生。”中國教育電視台網站、騰訊網、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青年網評選改革開放30年30名“中國教育風雲人物”,劉道玉名列其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聯合評選“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劉也赫然入選。“它們都是民間評的……足了,這是對我30年的肯定。”劉道玉愛惜自己贏得的民間聲望,將其視為禮物,而官方的評價機制則早已將他刪除—— 自被免職後,劉道玉的一切校長待遇被取消了,博士生導師至今不批,六次申請政府特殊津貼被拒,理由是“政治不合格”。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發行不久就成了禁書,“劉道玉”3個字亦是本校和本省官方最為忌諱的,“去劉化”運動興興艾艾,前掩後映。2008年湖北省評選“改革開放30年風雲人物”,武漢大學當選了4人,劉道玉卻進不了。 2009年7月10日,劉道玉開始用左手記筆記,而今他筆記本上的字跡端正、清秀,丰韻。天氣好的話,劉道玉每天散步兩次,每次半小時;每天上下午各工作兩小時,學習、思考、寫作。他給自己寫下的箴言是: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寫,寫有新意。晚上他一般不工作,只看些感興趣的電視劇、《新聞聯播》,或者做他自己編排的保健操。他的思維敏捷,記憶牢靠,言語流利,邏輯分明,不像一個遲暮老人。他的口氣還是那麼強勁、火辣。雖疾病纏身但他仍然樂觀,認為在自家理想主義的精神力量作用下,身上的疑難病症都會不治而愈。他對身後事看得很開,甚至,從現在就開始籌劃,準備最後再抖一個包袱。 “我並不怕死,但還是希望多做一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國教育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這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所期盼的。”劉道玉說,“我看到很多臨危病人,家人想讓他說幾句話,卻說不出來。我就趁現在還清醒的時候,寫了一篇《提前說的話》。這又是與眾不同的‘遺囑’!絕對另類!披露了肯定會引起轟動,呵呵。但我暫時不披露,不想擾亂自己平靜的學習和思考。” 不過,劉道玉還是給記者透露了他自撰的一副對聯。上聯:生不願封萬戶侯;下聯:死後不爭寸冢地。橫批:一無所求。 這是2010年新年的前一天。採訪完畢,記者提議拍照。劉道玉答應了。他在自家陽台上站定,冬日的陽光照在臉上,眼鏡後面射出凜冽的光。 2005年12月,劉道玉校長(左二)與以長篇小說《張居正》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家熊召政(左一)、八十年代初就寫出反特權、反腐敗的長詩《將軍,不能這樣做》的詩人葉文福(右一),以及曾長期旅居法國、近年回國的作家祖慰(左三)合影。祖慰二十年前寫過《劉道玉晶核》,詳細記述劉道玉在武漢大學推行的改革。(高伐林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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