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大學正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社會服務功能。隨着各種服務型大學的出現，一種新的大學形式——公司大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泰勒綜合了公司大學的各種研究觀點�焷K總結三年來歐洲公司大學研究的最初結果。公司大學並不是一個被排斥在高等教育理念之外的機構，恰恰相反，公司大學的出現正在促使我們重新理解傳統的大學理念。

作為社會重要的組織機構之一，大學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無論是知識的傳承、文明的發展、文化的傳播，還是社會的整體進步，都離不開大學的積極參與。大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站”。隨着科技的發展和信息社會的來臨，大學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大學的概念已經走出了象牙塔，也不再完全囿於傳統的教學和科研活動，今日的大學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社會服務功能。各種服務型的大學也踴躍而出，與商業活動緊密相連、最具服務特性的無疑是“公司大學”。什麼是“公司大學”？公司大學的建立到底意味着什麼？是否有悖傳統大學的真實含義？二者的關係如何？這些都將引起我們對高等教育的重新思考。

界線被打破

最近關於國際高等教育和“准大學”性質的爭論是理解新的管理改革——公司大學的核心。大量的改革者，如美國的摩托羅拉大學、英國的巴克利大學和歐洲大陸的沙爾開放大學都是教育分析家和管理者公認的重要改革範例。關於這些“准大學”的數量很難得到可靠的估計，但毫無疑問的是，關於公司大學的論述卻是明顯的並且很普遍的。

教育與商業、大學與其它教育機構之間原來存在的明確界線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公司大學的興起可以被看作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因為成立公司大學主要是為了增加企業界與教育界的相互交流，並使之作為改革的排頭兵。幾乎所有的公司大學都存在這樣兩種事實特徵：（１）公司大學由公司所有或由公司控制；（２）公司大學的絕大部分學生來自公司內部。此外，對於我們來說，使用教育界的語言來說明公司的改革議程是公司大學建設至關重要的方面。

目前，儘管人們對人力資本發展的關注和對已有的國家認可的大學的治理增多，但教育家和管理者都對公司大學的性質和涵義沒有進行任何程度的研究。因此，這一任務便留給了公司內部人士，他們將公司大學的積極作用與公司利益聯繫起來，並調整高等教育術語的適當性及其象徵意義；同時，公司大學也引起了那些對公司大學改革的積極效果和價值感興趣的諮詢者的注意，他們樂意向人們講述並分別介紹公司大學的成功經驗。

公司課堂

儘管提法很新穎，但公司大學的出現決不是企業與教育的第一次接觸。從美國工業化初期開始，資本所有者就試圖影響教育系統所提供的“產品”的性質，１９世紀中期，隨着對工人技能要求的改變，工廠管理人員發現，新來的工人沒有達到公司所期望的職業技能要求，於是他們便開始尋找由公司所有的學校。早期的文獻表明，這種學校有一種附加的功能，它們可以使未來的工人了解新的工業勞動組織的相關紀律，這是公司大學“公司新員工訓練中心” 所強調的一個重要問題。

公司對教育“失敗”的反映進一步推動了２０世紀的教育改革。第一批公司大學之一——摩托羅拉大學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給那些被排除在國家教育系統之外的低水平的員工提供基本的讀寫和計算訓練，其它公司大學，如美國的“不列顛電信”主要為員工進行再培訓，目的是為了滿足由於科技的發展和工作的變化帶給員工的不斷變化的要求。其它還有一些扮演“經紀人”或“看門人”的角色，它們為公司提出各種培訓類型並解釋向大規模公司發展的可能性，並為其提供可能的選擇方式。然而，其它諸如Ｇｅｍｉｎｉ Ｅｒｎｓｔ 和 Ｙｏｕｎｇ ｏｒ Ｂｏｅｉｎｇ則被認為是組織的戰略中心，在這裡，高級管理人員和有晉升潛力的領導們聚集在一起討論和確定公司的發展目標。

高等教育的象徵意義及其實踐

對一些人來說，“公司大學”一詞可以被解釋為“空心貝殼”或“特洛伊木馬”。他們認為，公司大學實際是經理人員為了公司的發展目標而提出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稱呼，實質是公司的內部培訓活動，其目的是賦予培訓活動合法性。另外一些人認為，高等教育的中心原則，即大學的理念，與公司大學的運轉正好相反。批評家認為，由於大學已經發展了５００多年，公司教育的性質肯定劣於大學的實際水平和大學的哲學。例如，研究中的學術自由和出版不受制度干預的思想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則，然而，自由的研究和研究結果出版都不是公司大學活動中的主要方面。而且，對於個人和學校來說，獨立的批判分析標準被認為是高等院校中最基本的內容；而這些標準卻不是公司大學所重視的特性。

除了上述定義問題，還有一些問題涉及公司大學的活動：是什麼促使管理者利用高等教育的象徵意義及其實踐建立起公司大學（公司又得到了什麼）？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考慮：公司內部和高等院校內部。通過高等教育內部對公司大學的各種批評，我們很容易從高等院校內部找到問題的答案。公司所使用的各種關於高等教育機構的術語，如大學、協會、研究院或學院等，存在很大的學術阻力。確實，自從這些術語被劃入“受保護的商業名稱”以後，有些國家（如英國）對這些術語的使用進行了法律上的限制。而且，高校對於公司在使公司大學支持教育標準和規範方面所承擔的責任表示懷疑。於是，出現了兩種爭論：第一，如上所述，公司大學並不遵守大學理念所要求的任何原則；第二，如果大型公司能夠自由地將大學作為進行管理改革的一個舉措，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及其產生它的各種文化資本）將會變得質量低下。

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公司管理人員對這些問題卻不感興趣。他們認為，公司使用教育的象徵意義及其術語有兩個目的：其一，這樣可以提高公司培訓和發展的地位，並使其合法化；其二，公司大學提出的各種看得見的義務使它們的高級管理人員在教育政策的談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表明他們能夠更好地在國家教育討論中代表公司的觀點。

相互間的理解

有人提議，除了已有的大學以外，作為專門訓練或公司培訓的機構，任何機構都應該被重新命名，都應該擁有自己的認證部門和獎勵結構。這些舉措將還給學術界其真正的象徵意義和價值，使高校回到自己本來的面目，並為其提供保證。但這一直接措施卻受到了那些對公司欲縮小高校與公司界限做出熱情回應的高校人員的挑戰。總之，“大學”是一個比我們想象的獨特性較少的概念。

企業市場對高等教育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人們也許還沒有注意到公司的老闆正在悄悄地資助着學生，高校中的研究計劃和學術職位也正在被跨國公司支持着。高等教育正變得越來越接近公司性質，這使學術自由也面臨着潛在的威脅。也許，令人想不到的是，大公司作為競爭者逐漸侵入高等教育領域，這是大部分公司大學所認識到的方式。在理解公司大學之前，我們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我們的研究也確實表明，與高校的評論家們相比，英國和歐洲的公司大學是更加複雜的、有意義的舉措。高等學校的象徵意義和良好聲譽使公司面臨重要的、難以達到的變革。或許，通過尋求理解公司大學的含義，我們也許可以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