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谷闲人”给中国的历史学家上一课“抄自林非作“太史简和董孤笔“

公孙明  01/03/2016

溪谷闲人“给中国的历史学家上一课”一文泰半抄自林非作“太史简”和“董孤笔” 《书屋》199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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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遥远的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被日本侵略军抢占的沦陷区中间，遭受了不少的欺负和凌辱。有一位充满爱国心的语文老师，大义凛然地教导我背诵过文天祥 的《正气歌》，还讲解着南宋末年衰亡和破灭的故事。一股僧恨日寇侵凌的仇恨，和竭力想要保持民族自尊心的激情，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首诗歌，常常在黎明或深 夜时分默默地背诵着。

这位尊敬的老师还详细地解释过《正气歌》涉及的不少掌故.像“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两句诗，就引起了他讲述春秋时期的不少故事。说是在齐国的大臣崔 杼杀死国君之后.太史就秉笔直书，当即被杀，他的弟弟又勇敢地往竹简上书写，也被杀死，他的第二个弟弟毫不犹豫地再次往竹简上挥洒，崔杼只好摇摇头罢手 了。而晋国的太史董狐在赵穿杀死国君之后，则勇敢地声称和写下了是赵穿的哥哥赵盾杀死国君。他在津津有味地叙述时，禁不住拍着手掌称赞起来。

我当时还不太懂得这些相当古老和复杂的历史，很有兴趣也带着疑惑地聆听完了，竟对这些古代的历史学家十分崇敬起来。当血淋淋的屠刀正搁在脖子上，面对着死 亡直接和严酷的威胁时，毫不犹豫地洒出自己的热血，抛弃自己的头颅，以牺牲自己生命的大无畏精神，坚持着要记下杀人的情况，却绝对不允许隐瞒和淹没任何有 关的记录，这是何等坚贞的操守，何等高尚的品格，于是就使我对历史学家的这种职业充满了憧憬，甚至幻想着长大以后也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在学习“史传文学”这门课程时.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史记》，才在《齐太公世家》和《晋世家》中间，详尽和确切地知悉了少年时代听说过 的这个故事。原来齐庄公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竟跟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还做得十分露骨，崔杼自然无法容忍他此种猥亵的行径，觉得是遭受了巨大的耻 辱，处心积虑地要去谋杀庄公，终于等待到他正作出非礼的勾当时，下手杀死了他。春秋战国时期杀君立嗣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通过屠戮的血腥手段，实现自己 苦苦追求的利益和愿望，这无疑可以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当相互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时，谁如果不是首先下手去杀戮，他就会被对方所宰杀，用凶狠的厮杀来 解决重大的纷争，显示了当时统治者的异常野蛮和残忍。崔杼肯定是桀骜不驯和野心勃勃的.然而在他的妻子被国君奸淫之后，应该如何发泄自己的忿恨呢？当然无 法将国君的劣迹诉诸于公道，而且还时刻处身于被他所消灭的危殆的境地，在受尽耻辱的愤怒中，在防止被杀戮的警觉中，举起刀剑似乎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而，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太史竟会无所畏俱地写下了“崔杼弑庄公”的字样!他确实是个了不得的汉子，可是他写得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看不出究竟谁是谁 非，这是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始终敬仰和崇拜着被认为是无比神圣的国君，绝对想不到要揭露他的弱点甚或是恶劣之处，在他看来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 是杀死了无比神圣的国君，自己作为一个记录国事的史官，哪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得认真地记载下来，因为他早已抱定了要为国君殉葬的决心。

接着是他的弟弟挺身而出，又勇敢地写下这几个字迹，崔杼依旧把他杀死。第二个弟弟又继续去书写，崔杼也许是被这种英勇的气概威慑住了，竟轻松地放过了他。 他们兄弟三人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多少具有一些悲剧的气息;不过，作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却是不能辨别是非的盲目与愚昧，因此这又只能算是一出可怜的喜剧。

董狐的故事跟齐国这几位太史大致相似，然而比起崔杼的杀死齐庄公来，赵穿的袭杀晋灵公，应该说是更具有正义的性质。晋灵公凶恶嗜杀，竟以屠戮无事引为无上 的欢乐。大臣赵盾曾多次进谏.非但不听，竟还屡次派遣刺客和伏兵，想赶快结束他的生命。赵盾只好出奔逃亡，还未越过国境时.他的弟弟赵穿杀死了灵公，迎接 颇得民心的赵盾回来主政，另立灵公的叔父黑臂即位。这本来似乎也不必引起多大的指责，然而太史董狐却在众人的忙碌交接中间，也要显露一番自己的勇气，握笔 书写着“赵盾弑其君”的字迹。他这种可笑而又愚蠢地尽忠于国君的念头，似乎更要超过齐国的那几位太史。

赵盾似乎还不是一个好开杀戒的人，并未把手无寸铁的董狐刺杀，却把杀死灵公的责任推在赵穿身上，事实确乎也是如此的。董狐却发挥着一种带上诡辩色彩的议论 手法，推断着说因为赵盾是正卿，既没有逃出国境，回来又不诛乱臣，他如果不算是弑君的罪犯，又能算谁呢?据《左传》里的记载，孔子听说此事以后.评论董狐 是 “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官确实不应该隐讳任何人的罪过，然而赵盾又有什么罪过呢?孔子还评论赵盾是“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作为一个 卓越的臣子确实应该为国政的失误诚恳地承担责任，然而他似乎也不应该替灵公的被杀承担什么责任。在董狐和赵盾这双方的剧烈争论中间，孔子替两边都说了好 话，既肯定诡辩的董孤是“良史”，又认为赵盾是“良大夫”。孔子使出这种中庸之道的缘故，是因为他既要格守君君臣臣的统治术，又比董狐更能够正视这样的现 状，于是就发表了一通调和矛盾的说法，表现得异常世故和回滑。鲁迅曾认为孔子 “真是滑得可观”(《两地书》).这确乎是一种切中要害的感受。

正像前面叙述的那样，我在不断地阅读古代的典籍时，对于许多人事和有关史迹的认识.限前人已有的定评渐渐地很不相同起来，经过了再三的思考，觉得那些称为 定评的看法.其实是包含着不少谬误的成分，因而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深深地感到了多提疑问和独立思考的重要。在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盛行和肆虐之际，自己也胆 怯地不敢去思索和写出独创的意见来.只好屈从着撰写出一些个性化十分匮乏的篇章，有时也还跟随这股笼罩着整个大地的思潮发表议论，尽管如此却依旧被认为具 有不少错误的思想.在工作中受到过严厉的批判，这也可见当时的气氛是何等的严酷。我真钦佩有些英勇无畏和大义凛然的论客.狠狠地批评着当时知识分子的胆怯 和软弱。胆怯和软弱确实是很不可取的，然而在当时那种分外严酷的氛围中，就是无比英勇地豁出命去，发表了一种孤立无援的议论，其实也无法解决问题的。更重 要得多的是如何尽可能地通过艰巨和切实的文化建设，促使整个的社会机制逐渐地改变得更为合理起来。

原载：《书屋》199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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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秽史，掺杂了太多的垃圾，中国的现代史是一部狗屎，中国的党史，那连狗屎都不如。

原因很简单，不论哪个猪狗一样的东西，一旦当了“总书记”，都要重新书写一遍“历史”，这样的“历史”岂不是连狗屎都不如吗？“宪法”、“党章”都要刷新一遍，这叫与时俱进。何况历史涅？所以中国的“史学家”们是很忙滴！不然吃什么涅？吃的就是狗屎饭。

下面举个例子，看看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中国古代的以孔子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是如何研究和书写历史的。

有首著名的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是古代史学家的一身正气、惊天动地。不过内中有不少曲折、复杂的故事。

董狐，春秋时期晋国曲沃人

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孔子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不偏的人称为“董狐之笔”。

宋 代文天祥的《正气歌》中的：“在晋董狐笔。”董狐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没有自己动手杀人，实际弑君者，是赵盾的弟弟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 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所以有些人以此种违背历史原则而求真的书 写，贬低董狐，也不无道理。这么看来，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有瑕疵。

“在齐太史简”：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和《晋世家》中，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齐庄公荒淫无耻、好色无度。在任何时代，一国之主都一个德行。不过这个齐庄公太过分，竟跟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还做得十分张扬，到最后根本就不是私通啦，尽人皆知，甚至崔杼的老婆还因此骑在了老公的头上。崔杼实在无法忍受，觉得是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处心积虑地要去谋杀庄公，终于等到机会，弄了个捉奸在床，一来事先有准备，二来计划就是杀死国君。

春 秋战国时期杀君立嗣之事，经常有，所谓宫廷斗争、你死我活那是常态，各国都差不多。按说崔杼本身性格桀骜不驯、野心勃勃，但眼看妻子与国君的“不正当关 系”，如何忍受？一来发泄自己的忿恨，既然无法将国君的劣迹诉诸于公道，干脆，杀了完了。二来杀了国君，自己掌权岂不更好？一箭双雕。

但 是当时的太史（记载国事的史官），竟然写下了“崔杼弑庄公”的字样。虽然写得真实，可是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谁是谁非。这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始终认为国 君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不管是谁、也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杀死了无比神圣的国君，自己作为一个记录国事的史官，哪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得认真地记载下来， 因为他早已抱定了为国君殉葬的决心。

接着是太史的弟弟接任，又写下这几个字：“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把他杀死。第二个弟弟又继续写，还是那一句。崔杼或许是被这种不怕死的劲头儿吓住了，不得不放过了他。这兄弟三人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气概，多少有些悲剧色彩。不过个人品格、品质无可挑剔、职业操守无人可及。

“在 晋董狐笔”：董狐的故事跟齐国这几位太史相似，然而比起崔杼的杀死齐庄公来，赵穿的袭杀晋灵公，应该说是更具有正义的性质。晋灵公凶恶嗜杀，竟以杀人取 乐。。大臣赵盾曾多次进谏，非但不听，竟还屡次派遣刺客和伏兵，谋害赵盾。赵盾只好出奔逃亡，还没越过国境，这时，他的弟弟赵穿杀死了灵公，迎接颇得民心 的赵盾回来主政，另立灵公的叔父黑臂即位。这本来似乎也不必引起多大的指责，然而太史董狐却在众人的忙碌交接中间，握笔书写着“赵盾弑其君”的字迹。他这 种对职业的执着和忠诚，超过了齐国的那几位太史。而且其中夹杂了个人“意见”！

赵盾似乎不是一个好开杀戒的人，并未把手无寸铁的董狐杀死，不过把杀死灵公的责任推在赵穿身上，事实确乎也是如此。董狐却发要发挥一种带上诡辩色彩的议论手法，推断说因为赵盾是正卿，既没有逃出国境，回来又不诛乱臣，他如果不算是弑君的罪犯，又能算谁呢？

据 《左传》里的记载，孔子听说此事以后，评论董狐是 “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官确实不应该隐讳任何人的罪过，然而赵盾有什么罪过呢？孔子还评论赵盾是“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作为一个卓 越的臣子确实应该为国政的失误诚恳地承担责任，然而他似乎也不应该替灵公的被杀承担什么责任。

在董狐和赵盾这双方的剧烈争论中间，孔子替两边都说了好话，既肯定诡辩的董孤是“良史”，又认为赵盾是“良大夫”。孔子这叫“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为他既要格守君君臣臣的统治术，又比董狐更能够正视真实的历史现状。

甭管怎么说，古代的历史可以叫做历史，有偏差、有失误、有不同见解均属正常。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既然自称“研究历史”就不要跟着瞎起哄，做共产党的奴才和走狗。不知哪位名人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孙子肯定是个偏好雏妓的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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