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烨朱学渊：张宗燧的学识和冤屈

张宗燧，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祖籍浙江省杭州市，

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出生于上海，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辞世于北

京。父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吴绍鸿贤惠持家，兄宗

炳居长，宗燧次，下有弟宗颖，妹宗烨。幼时家居上海，宗燧五岁进

学，好强争胜。後入育才中学，受戴铁君先生启蒙，对数理产生兴趣，

表现出卓越的学力。

一九三〇年，宗燧年十五岁，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

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指导。一九三四年入清华研究院，同年报考

庚款出国留学。一九三五年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师建议宗燧改考

天文专业，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美庚款，后去紫金山天文

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

时国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于是他放弃“美庚款”，次年报考

“英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两名取生为许宝騄

和张宗燧。

一九三六年，张宗燧于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

勒（R．H．Fowler），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博士学位。宗燧在“合

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体的统计理论”，取得优异成果，

《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一个系统的位形

数目与合作现象》等优秀论文，使他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知名。

一九三八年，福勒荐宗燧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

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

他有幸会及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

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A.H.Wilson）等人。在这

些现代物理学先驱人物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

究。

一九三九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

的第一篇量子理论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

玻尔研究所的自由学术气氛，诸多大师的指导和合作，使他的学术水

准升华；而狄拉克方程的美丽简洁，午茶时无拘束的讨论，是他经常

的回忆，这段在丹麦和瑞士的美好时光，使他终身难忘。

年轻的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一九

三九年一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

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他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

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

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不平常的水平，并且还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

内涵。”

一九三九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

最年轻的教授。在重庆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

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

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

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

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δAμ/δxμ=0的量

子电动力学》，和后来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

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推荐，宗燧再次赴英工作，时年三

十岁。四六至四七的一年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

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

一次步上剑桥讲坛。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

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

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一九五〇年版）。

一九四七年，狄拉克推荐宗燧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作短期研究。一

九四八年，他应邀到费城的卡内基高等工业学校任教；由于签证的延

误，而同时北京大学又向他发出了聘书，所以他于当年秋天回国到北

大任教。回国后完成的《合乎相对论的场论》一文，发表在美国的《物

理评论》上。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

国防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他

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一九五一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

究所合聘研究员。此间，与北京农业大学化学系助教傅素冉女士结婚，

育有一子张洪青。

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宗燧受父亲东荪的

株连，遂成北大批判的重点。他不明白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是“不爱

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

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不久他与傅素冉女士离异。

一九五二年，宗燧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宗

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

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

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作出了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时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

班，校方安排宗燧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

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

有自信人才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苏联专

家早知宗燧学术水准，而对宗燧敬重有加，不仅转荐宗燧开设较深的

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

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宗燧。当英菲

尔德听说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

科学进军”口号的造势下，华罗庚建议调宗燧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宗燧就任中

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宗燧

为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而十分高兴，并与包坤铎女士结婚，育有次

子张敏。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

着重力进行研究，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

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宗

燧求才若渴，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候伯宇、朱重远，都是

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

一九六二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

来华讲学。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

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

的布票制度。宗燧从不过问家务，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于是随口答道

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

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

小事情，竟是“里通外国”的大罪行。

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

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

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

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而无休止的斗争

折磨，更使他无以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

中，于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终年仅

五十四岁。

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反对

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天赋甚高，却又深信

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遗有论文五十余篇和

专著两册。宗燧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便无法苟且政治之歪曲。

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西方的和苏联的学者，皆能相处，亦能较

量。他在失望中过早离绝人世，但他的学识和成就，正直与冤屈，都

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张宗烨原文朱学渊修改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感谢候伯宇、朱重远、邹冰松、范岱年等先生，为本文提供了珍贵的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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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

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

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

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而无休止的斗争

折磨，更使他无以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

中，于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终年仅

五十四岁。

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反对

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天赋甚高，却又深信

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遗有论文五十余篇和

专著两册。宗燧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便无法苟且政治之歪曲。

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西方的和苏联的学者，皆能相处，亦能较

量。他在失望中过早离绝人世，但他的学识和成就，正直与冤屈，都

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