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学术界

在中国文学史上，《儒林外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士)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在吴敬梓的笔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猥琐、扭曲的人格特性栩栩如生。谁不知道那个因为中了举人而发疯的范进呢？所以，可以把《儒林外史》看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挽歌。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就是具有西方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其代表人物就是蔡元培和胡适。不过，正象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说，“中国的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所以，中国除了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有点儿新气象之外，从此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对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钱钟书《围城》的影响。那个对同事妻子垂涎三尺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那个趁国难之机倒腾药品的训导长李梅亭，那个一张口就是“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特派员，那个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方鸿渐，以及那个敢把克莱登吹成美国“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使人们对这些中西合璧的学者有了很深的认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虽然在很长的时间内处於挨整的位置，但学识渊博和清高自守却一直是社会对他们认定的形象。再加上中国的传统对“读书人”有本能的尊重和敬畏，“老九”在最臭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满吃香的。看过电视剧《渴望》的人都一定会对女主人公撇下深爱自己的那个工人而爱上知识分子王沪生留有印象吧。而在“科学的春天”，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更把知识分子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着科学事业的圣人。
　　
　　那么，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劼的《丽娃河》。在这部以华东师范大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作者全方位地描写了大学校园内的学者群体。由於该书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有很强的现实背景，所以华东师大当局曾出面阻止学生购买此书。
　　
　　在《丽娃河》中，中文系首席博士生导师袁逸儒是个全国闻名的学者，但实际上他一生的学术本钱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写的两篇文章。这个大儒，控制着中文系的学术大权，但却把自己的学生当成生存的饭票，不仅在政治运动中出卖学生，还在职称评定中拼命压制有学术造诣的学生龙在田，使他在讲师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在他的手中都先后成了教授和博导。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他用手中的职称跟他们把持的权力作了交易，从而在高校里稳坐钓鱼台，一面扮演德高望重的清流人物，一面从权力之河里钓取种种实惠和好处。至于学生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根根的筹码而已，他的名声有一半是因为你们这些在外面奋斗出了学术影响的学生才水涨船高的。”从年龄上来判断，袁逸儒应该是三闾大学时代毕业的学者。
　　
　　有袁逸儒当靠山，那个挂着博导头衔的吴天云才能够在中文系当了十几年的系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吴胖子先让自己垂涎的学生姜丽人留校并且变成了自己的儿媳妇，在姜丽人出走之后，扒灰未遂的他又和自己的研究生江瑛姘居。尽管自己一肚子男盗女娼，但这个吴胖子却千方百计地要利用男女关系问题把龙在田置于死地。在很大程度上，吴胖子是发迹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者的代表。他们无学有术，专门以整人为业，而他们整治的对象就是那些学业比他们好的人。这是因为，学业上的不足，使他们对真正的学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憎恨。
　　
　　被袁逸儒亲手选定的学术接班人是文革之后毕业的新人张超。这是一个靠老丈人起家，靠出卖龙在田的学问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第四代学者。他可以在公开场合大谈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什么“终极关怀”，也可以在私下里利用女学生的抄袭行为而要挟对方与自己上床。看看他唱的高调：“不要以为现在全都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要以为现在争相下海了，可以不顾良心了；不要以为现在都在赚钱了，可以不要学问了；不要以为现在是后现代的时代了，可以不要规范了，不要道德纪律了，不要天伦王法了，从而可以无法无天了！不要以为不再有人会为了崇高的理想站出来说话。抬起你们的头颅，看看吧，理想主义的旗帜依然在高高飘扬，那是人的精神，精神的人。”可以说，张超之流不仅综合了第二代学者的伪善和第三代学者的狠毒，而且加上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无耻。
　　
　　张超的最得意弟子就是博士生卢强。这位有“伍学者”之称的“第五代学者的代表兼发言人”，可以说不论是学问还是道德都秉承了乃师的衣钵。他的特点就是“懂得对什么人说不，对什么人说是，最后对自己说不是。”所以，他敢於跳起来面对五十年代的学者大喊：“怎么能解构崇高呢？怎么能抛弃理想呢？当年的青春万岁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玩够了崇高和理想就可以把她们扔在一边了？你们可知道我们还没玩过呢，至少大家玩玩对不对？哪有像你们这么霸道的？”他也敢於“向导师抬起头来，十分坚定地表示：张先生，你放心吧，我会接班的，我肯定要接班，这是一定的。我不接谁接？我不说谁说？共产主义是大家的事，也是我卢强一个人的事！”也就是凭着这套本事，卢强尽管在读书期间因为猥亵女生被抓，毕业之后还是留了校，成了张超的当然继承人，并且没有几年就要问鼎系主任的宝座。毫无疑问，卢强之流定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正统。
　　
　　与这些当权得势的学者相比，在这所大学走背运的都是一些正直、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老一辈的施先生和章先生由於斗不过袁逸儒之流(或不屑于与他们斗)，选择了逃避、与世无争这条道路，以此换来了相对安静的晚年。尽管如此，在章先生去世的追悼会，吴胖子念悼词时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由此可见，搞学问本身在中国的大学就是罪恶，不管你与他们是否有利害冲突。与老一辈相比，凯方、龙在田、陶乐天等人面临的是袁逸儒、吴胖子、张超、卢强这四代邪恶势力结成的神圣联盟。最后，凯方跳楼自杀，龙在田离校出走，陶乐天下海经商。中国的学术界至此完成了逆向淘汰的一个大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在《丽娃河》中，正反面形象大都是成对出现的：老一辈的施先生和章先生与袁逸儒相对照，中青年一代的凯方、龙在田与张超相对照，而陶乐天与卢强相对照。恰恰是吴胖子及其身后的一大批人，如校党委书记贾利民、中文系党委书记陈若莲、辅导员毛善平（黑猫）、博导汪仁明、忻向苏，等等，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正面形象。为什么呢？用作者李劼的话说就是：“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过来的老家伙，没有一个好的。”
　　
　　在《丽娃河》之后，中国的文艺市场上先后出现了《桃李》和《所谓教授》等正面批判中国学术界的长篇小说。《桃李》因为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并且得到北大教授孔庆东的青睐而名气大噪。《桃李》描写了一位身兼名教授名律师双重身份的人，他亦学亦商，风光无限，但最后被情人杀死。据说书中很多故事都有真实的背影。《所谓教授》的背景是西北某农业大学，那里的教授朝思暮想的就是女人、金钱、名望、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听说你们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不知对不对？”。尽管对教授的辱骂已经到了极点，但据说这所农业大学的老师认为，“真实的大学校园某些方面比小说中描写的更黑”。不过，虽然《桃李》和《所谓教授》的影响比《丽娃河》要大得多，但他们的深度和艺术水平比《丽娃河》要逊色得多。可以说，《丽娃河》是目前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大学最深刻、最全面的记录。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至今没有被搬上银幕和荧屏。
五 当代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

本文在上面要说明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是中国学术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第二，中国整体学术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学者的素质低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的素质会如此低下呢？中国的媒体每每夸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在科学领域，中国人会如此不堪？下面，笔者从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及教育制度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简单地探讨这个问题。
　　
　　1 历史、文化因素
　　
　　196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这就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为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八十年代还设立一个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上海《自然杂志》在九十年代还曾专门开设了一个“‘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鼓励探讨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对这个“难题”的探讨仍旧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范岱年：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其实，把李约瑟的这个问题吹捧为“李约瑟难题”，或是“震惊世界的难题”，实在是有些故弄玄虚。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科技史学界还在围绕这个“难题”打转转，恰好暴露了中国科技不发达的部分原因：没有自己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只是满足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1935年就由中国学者吴景超提出，比李约瑟早了将近三十年。(谢泳：“李约瑟问题”可能来源于吴景超)。可是中国的学者却宁可把它叫作“李约瑟难题”，以显自己研究的学问有多么高深。这帮人，本来是在别人画就的牢狱中转圈子，却还要摆出一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英勇姿态；本来是在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却还要装做大义凛然的样子，真是可悲、可怜、可笑！
　　
　　其实，“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中国人为什么离现代科学越来越远？”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找到很明确、很简单的答案。早在1920年，思想家梁启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梁启超：《劝学篇》)。他还认为，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中国人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观念，它导致人们对自然现象缺乏兴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什么是“内学”呢？什么是“德成而上”呢？不过就是中国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心修炼，要“存天理，灭人欲”，忽视对外界、对自然的探索。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注重实用，这对没有直接用途的学术探讨只能是起抑制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个价值观对待西方学术的明确表态。所以，尽管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就引进西学，但结果是仅学得西方学术的皮毛末技，“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翁文灏语)，根本就没有得到科学的真谛。这一现象，至今仍在继续。
　　
　　实际上，不仅是李约瑟，也不仅是梁启超，西方有很多人对中国文化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并且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E. Faber，1839-1899)就曾总结出儒家学说中的种种缺陷，其中很多与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科学有关，如：儒学“没有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生理上，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楚的定义”；儒学“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是圣人，有的人却生来就是凡人”；“据称，人人都有到达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却没解释与此断言相对立的事实”；“尽管不断强调诚信，但却从未被鼓励过说话诚实这一前提，事实也正相反”；“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例如人的神化”，等等。(花之安：《自西徂东》)。这其中指出的，恰恰是中国人喜欢下论断，但却不屑于用事实和逻辑来证明。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理性和理性思维。
　　
　　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1899年曾有这么一段论述：“凡是对‘西方’科学已经有某些知识的中国学者士绅都爱说，‘欧洲’物理学的电、光、热以及其他学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当问到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对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无所知时，他们就说，他们必须先从西方书籍里学到这些，然后再查对《易经》，这时他们发现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经懂得所有这些了。这样表现出来的虚荣和傲慢是幼稚的。”(转引自：席泽宗：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确实，没有理性的傲慢实际就是无知和愚蠢。前面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就总结出来中国人的二十多个特性，其中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如：面子要紧、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遇事忍耐、知足常乐、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等。明恩溥先生只有学士学位，但他的文笔，他的洞察力，他的见识，他的总结归纳能力，即使是中国今天的院士，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望其项背。
　　
　　实际上，即使是对东方文化了解不那么深的西方科学家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李约瑟难题”和它的答案。早在这个“难题”提出之前的1953年，爱因斯坦就曾评论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转引自：沈铭贤：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
　　
　　纵观西方历史，现代科学的诞生由五大动力来促成。第一，古希腊人的“爱知”精神和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和思考是现代科学的种子。第二，基督教与哲学在中世纪的合流产生了经院哲学，而后者的精华就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它直接促成了近代数学的诞生。应该说，经院哲学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及其重大的影响，而这一点却很少被人认识到。实际上，奥地利的僧侣孟德尔能够根据自己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推导出遗传学三大定律，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院哲学的思维训练。第三，在中世纪末期，经院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这实际上使科学的发展站在了理性和实验的双腿之上。第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古希腊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后者在中世纪反过来又影响欧洲文化，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最直接原因。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五个动力就是，欧洲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促使他们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进而追求终极真理。这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对於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道理却是显而易见的。
　　
　　反观中国历史，中国人“爱知”的种子刚刚在春秋战国时代萌发就被消灭了。而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在中国文化中几乎很少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但中国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虚心地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是把它们统统改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带有咸菜大酱味道的文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在中国与儒、道合流，最终“三教合一”。“三教合一”表明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极不认真，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为罕见的。明恩溥先生就说，把各种不同信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生有条有理的本能。第二个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还有外国传教士这么形容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伟大事物的由衷赞叹，缺乏对伟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动摇的热爱，缺乏向往神圣、高尚事物的灵魂。”是的，一个民族没有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向往，即使有把人类社会的等级层次规定得尽善尽美的能力，但却不会花什么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漫无边际的自然。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四大科学，即天文、农学、中医、数学，它们在最初都含有现代科学的基本成分，但它们最终都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或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中国古代天文知识发达，但其主要成就领域限於天象观测、历法、及观测仪器的制造，除了“天圆地方”这样的猜测之外，很少有超出实际应用范围之外的探讨和研究。而与制造浑天地动仪的张衡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则以数学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学知识体系。不仅如此。中国的农学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而中国的数学也仅仅是精于计算，它们都在知识上升为理论这一关键时刻停步不前。中医学本来具备一些科学的因素，并且是中国唯一系统化的知识，但它却与具有玄学性质的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学说结合，最终成为目前这个土不土洋不洋、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搞不明白的集经验、知识、哲学为一体的浑沌知识系统。而与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阿拉伯医学，却通过与西方科学合流，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同样，中国的炼金术与道家学说结合，发展成迷信神仙的道教，而阿拉伯人的炼金术却最终发展成了化学。
　　
　　另外，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些曾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美德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精神源泉。(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比如，儒家思想强调“首孝悌，次谨信”，这就把个人诚信这个品格放到了第二位。实际上，儒家的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分为两个等级的：其中前四项是“主德”，它们的实质就是孝悌；而“信”是名符其实地敬陪末座。所以，外国人非常容易地就能够发现“中国人不讲信用”这个特点。实际上，儒家孝悌观的实质就是强调血亲私德高过公众利益，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极端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德。
　　
　　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也就是说，父亲犯了法，儿子的义务不是检举揭发，不是出庭作证，而是要掩盖父亲的罪行。这就叫做“直”。
　　
　　在《孟子》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舜是儒家思想中的圣人，与尧号称“二帝”。舜出身贫寒，父不慈，母不爱，弟不悌。这就是所谓的“父顽、母嚣、象傲”。但舜在当上天子之后，他的父亲如果杀了人，舜应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舜不能惩罚他的父亲，否则有违孝道，所以他就会放弃天下，背负老父逃到海滨，逃避法律的惩罚，“乐而忘天下”。这就是“窃负而逃”的典故。也就是说，因亲枉法，因私害公，在儒家学说中是美德，而不是罪恶。
　　
　　在《孟子》中，还有个“封之有庳”的故事。舜的弟弟象一直要害死舜。舜得到天下后，并没有处罚象，而是把有庳封给了他。万章於是问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意思是，舜惩罚共工、驩兜、三苗、鲧是因为他们不仁。可象的不仁已经到了极点，舜怎么还封赏他？有庳的人民有什么罪吗？孟子则认为，舜的做法完全正确：“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也就是说，儒家文化认为，为了亲亲，可以坑害无辜；为了亲亲，可以假公济私。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如此荒谬、虚伪的道德观控制下，腐败是名正言顺的，而探讨真理则有大逆不道的嫌疑。科学难道能够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当然是不可能的。
　　
　　胡适曾说，东方文明是人力车文明，西方文明是摩托车文明。什么是人力车文明呢？那就是驾驭、奴役、坑害他人的文明，是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花在与人斗争上的文明。而摩托车文明则是利用聪明才智来探索、开发自然界，使它为人类造福。胡适还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适：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这个观点，至今仍旧没有过时。
　　
　　2 政治和社会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官从政，也就是“学而优则仕”。其实，按照朱熹的解释，这个“优”并非优秀之优，而是优裕之优：在学习之余，还有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去当官。这看上去，好象孔子认为学者应该以学为主，从政为次。但实际上，中国的正统观点是，学习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说，在中国学者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对权力和名利的渴望，而对学问的探讨和钻研，倒是次要的。即使是一些官僚学者，他们研究的也多是“资治通鉴”之类的学问。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而那些天子、皇帝没有一个人是学者出身。所以，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陪臣侍从的角色。即使在历朝历代的造反派中，知识分子也只能充当军师和谋士，所以中国的学者总是需要依附于某种势力。这也就是所谓的奴性。而奴才的特点就是只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来博得主子的欢心，但是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创造能力。
　　
　　辛亥革命之后，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共和”了，但实际上极权政治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极权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腐败，因此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的旋涡之中。就连曾经宣布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后也大谈、并且大搞“好人政治”，这导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驻美国大使，并且在后来差点儿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学者出身的国家元首。所以，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也摆脱不了自身命运的束缚：他们与政治的渊源太深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同类的另一点显著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不需要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分心。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大一个转折点就是GCD推翻了国民党政权，而GCD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所谓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性质的。但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这些参政的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摧毁旧政权中的作用，他们在新政权中的居功自傲，很自然地使后者对他们产生了猜忌，这是导致后来反右运动的一条主要原因。而政治上的成功，使左翼知识分子品尝到了依靠政治势力的甜头。他们於是开始利用政治手段排斥异己，并且把政治全面地引入了中国学术界。政治斗争进入中国学术界，就是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左翼学者开的先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给北大教授沈从文、朱光潜及著名作家萧乾分别扣上“桃红色作家”、“蓝色文艺家”和“黑色作家”的帽子，并且说，“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文章的结尾，郭沫若振臂高呼：“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GCD政权呼之欲出之际，而郭沫若早在1938年就被中共中央内定为文化界的领袖，其号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果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之后不久，立即就有北大的学生把《斥反动文艺》全文抄录，张贴在校内，并且写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在此打击下，沈从文被永远地从高教界和文艺界开除了。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实际上是新中国文字狱的奠基石。在此之后，中国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1954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在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郭沫若本人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出任第一任院长，可想而知，他曾经是多么卖力地贯彻“政治领导学术”之一方针的。
　　
　　如果说郭沫若是利用“大批判”的手段把政治引入学术界的先驱的话，另一位左翼学者马寅初则可以说是利用“运动”这个形式使政治全面覆盖学术界的尖兵和向导。1951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在北大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改造的对象不再是某个特定的学者，而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也许是要与郭沫若曾当众向毛泽东行九十度鞠躬大礼一争高低，马寅初曾代表北大“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竖刁自宫篇]。真是争先恐后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学术界打击学术权威、反对业务挂帅、讲究又红又专的运动一波紧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这些运动的实质就是把一名学者的价值首先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然后根据他的政治价值确定他的学术价值及使用价值。而实际上，那些达到政治标准的人，极少具备一个真正学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其结果就是：越是专心搞学术的人，越在学术界呆不下去；越是对学术不上心、而只想着升官发财的人，越是在学术界飞黄腾达。有人说：“‘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谢泳：最好的出局)。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反右运动中，“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么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经过反右和文革，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徒具虚名的空壳，这是一群拥有些许专业知识，但是完全没有灵魂的生物，他们的价值就在於他们的空架子和那点儿知识。灵魂，不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根本就一钱不值。
　　
　　实际上，在文革结束之后，虽然“左”的一套逐渐式微，但“右”的一套却日益猖獗，逆向淘汰的现象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变本加厉。所不同的是，淘汰的标准变了：政治标准变得越来越有弹性，而人际关系、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倒成了衡量一个学者的主要价值尺度。目前，中国学术界选聘人材的首要标准是这样的：你必须甘当决策者的附庸，甘心为他们个人服务，你还不能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否则，你就别想进入学术界。这是因为，历史因素已经决定那些掌权者们搞不了学术，所以他们选聘人材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给自己装湟门面，搞“政绩”，至於中国的科技是否真的发展，并不在他们的关心范围之内。本来，从八十年代起，大批青年学者到西方求学，到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正是他们学成回国之际。而根据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可中国的学术界却偏偏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学者的回归。为什么呢？当然是怕手中的利益被抢走。(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的自身素质决定了中国学术界的总体素质。用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讨会上的话说就是：在选聘人材时，他们是“武大郎开店--能人进不来”；在培养人材时，他们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在干工作时，他们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在搞学术时，他们是“武大郎卖豆腐--人松货软”；在吹嘘自己时，他们是“武大郎踩高跷--假充水平高”；在抢夺学术资源时，他们是“武大郎扛烟袋--冒充外国洋枪队”。(闵维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说得真是太形象了！不过，我还要再续续貂：这些人在对待下属的时候，是“武大郎扬脸抽烟袋锅--硬充老太爷”；在面对公众时，是“武大郎领潘金莲逛街--自鸣得意”；在外国同行面前，是“武大郎与西门庆对垒--相形见绌”。
　　
　　这些武大郎搞学术的素质差，但在搞花样、搞腐败这方面却象是天才。在大跃进年代，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师生仅用了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生物系的师生仅用40天就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清华大学也不甘示弱，在几个月内，编出近百部教材和专著，其中“学术泰斗”张光斗所在的水利系仅用了10天就完成了《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等“学术著作”。而武汉大学物理系则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张鸣：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可想而知，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就是当年那些反右、大跃进的骨干。几十年之后，他们的政治本能和天才又在世纪末派上了用场。
　　
　　所以说，学术腐败在九十年之后开始盛行的原因是这样的：九十年代之前，尽管学术界是由二、三流的学者控制，但政治标准控制了他们的私欲，而国家对学术水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再加上学术界是清水衙门，即使是想腐败，也没有门路。进入九十年代，学术界改由三、四流学者(也就是那些没有水平留学，没有勇气下海，又没有能力从政的学者)控制，但此时却什么标准都没有了，而“科教兴国”的金钱如同洪水般涌入学术界。此时学术界的当权派，又喜又惧，於是他们一手遮天，随心所欲，通过建立了那些科研经费分配“制度”，那些科研成果评估审核“制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学位职称等级“制度”，把中国的学术界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欺骗人民和政府的丑剧。而那些所谓的“制度”，也正是吴瑞先生在那篇《自然-中国之声》文章中总结出的中国科技落后的部分原因。(吴瑞：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