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教育因素
　　
　　实际上，说一个国家的学者素质低，就象是说一个英雄胆子小一样，是有些矛盾的。这些学者不是博士吗？不是教授吗？不是院士吗？他们不是中国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的人吗？他们不是中国社会最有知识的人吗？他们怎么会素质低呢？是的，这些博士、教授、院士确实是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他们也确实是中国社会最有知识的人。但所有这些，又恰恰是造成他们素质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的愚昧教育造就了这些畸形的学者。
　　
　　一般来说，教育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实用目的，也就是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满足自己的本能需求，如经济需求(就业、创业等)，社交需求，消遣休闲需求，等等。教育的第二个目的是理论教育，它使受教育者产生与未知世界相处的能力。除此之外，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各自独特的教育目的。比如古希腊斯巴达人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身强体健的武士，古罗马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参与国家事务的公民，等等。而中国的古代教育的目的更为明确，就是要保留过去，维持现状，制造单一。这个目的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实现。其结果就是，这种教育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使受教育者的记忆力和模仿力得到了极好的训练，但却使他们丧失了主动性(originality)、创造性(creativ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和发明能力（inventiveness）。
　　
　　(1) 愚昧的知识教育
　　
　　根据心理学研究，一个人的创造力首先来自好奇心，也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是对所发现问题进行思考，寻找解答。有些问题能够通过纯思辩得到答案，而有些问题则要通过观察和试验。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不会独立思考，不懂得应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一个人就不会有创造力。关于创造力的原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因此，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开启一个人的智慧之门，使受教育者获得创造能力。
　　
　　可是，中国的教育恰恰相反。从小学，甚至从学龄前儿童开始，一直到大学和研究生院，中国的教育都在一个地点内进行，那就是课堂；都学习一样的内容，也就是知识；都用一个方式来教授，那就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都用一根棍棒来驱使学生学习，那就是考试。在棍棒的压力下，老师机械地教，学生被动地学。学习本身成了负担，分数成了学习的目的。在生存的压力下，学习又成了生存的手段。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下，中国的学生很难对自然现象产生好奇心，而教育本身使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是残忍黑暗的，是愚昧落后的，更是丧失天良、摧残人性的，
　　
　　以灌输知识，而不是以开启学生的心智为主要教学内容，是中国教育愚昧落后的最显著标志。而这个教育体系最信奉的是这样一个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那时的欧洲刚刚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苏醒，知识，包括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极度贫乏，所以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是现在，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无可否认。但过份强调知识、甚至把传授知识当成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却是大谬不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逐渐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爆炸，信息量以几何级数增长，穷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学得某一领域知识之万一。“知识就是力量”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再适用。对高级科技人才来讲，他们的“力量”在于如何寻找并且利用已有的知识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创造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说就是，利用知识的能力比掌握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过度灌输知识的弊端很多，但最可怕的后果是使学生的好奇心丧失，能力衰退。这里所说的能力包括自学能力，交往能力，动手能力，写作能力，思维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甚至想象能力！试想一下，一个有着装满了知识的大脑的人，却没有上述能力，他的用处何在？
　　
　　(2) 浅薄的技能教育
　　
　　实际上，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民族，每个社会，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在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古希腊的雅典，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健全的体魄、高尚的道德、发达的智力，和谐的美感的自由人。实际上，这两种目的也是世界各国在其后两千多年中依循的主要思路：或者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或者强调教育为个人的发展服务。
　　
　　那么，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高教界就开展了高等教育教育目的的讨论。是为了给学生以谋生的技能？还是让学生全面发展，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全、兴趣多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人？技能教育培养出的是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而全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则是具有向各个方向发展潜能的“领导者”。考虑到社会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这两条教育路线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所以，在美国的剑桥市，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培养领导者的摇篮，哈佛大学，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专家训练场所，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在美国，职业教育(医、法、商)基本上是研究生教育，也就是建立在本科教育之上的教育。这就综合了全人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优点，当然也增加了受教育者的负担。哈佛大学在一个世纪前曾要把工科教育也变成研究生教育，但最后没有成功。
　　
　　反观中国的大学，他们基本不知道自己的教育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此也根本就不关心。相反，对于成名、对於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他们倒无比热衷。根据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实际是在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主。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比如，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就象是他们的母校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茫然若失，手足无措。用一位北大毕业生的话来形容，他自己和99%的同学都是“废物”，“不仅丢掉了人文精神，而且生计也成问题。”(赵玥：北大精英自嘲“废物”：名校不能承受之重)。
　　
　　(3) 虚伪的道德教育
　　
　　实际上，中国教育的失败并不仅仅在於阻塞了青少年的心智和灵性，泯灭了他们的求知热情，摧毁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并且没有为他们提供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更在於它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了虚伪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不仅造就出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者，而且培养出了为数不少的伪君子，并且扶植他们成了学术界的领袖。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建立道德价值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人。从西周开始，学校教育中德育(礼教)就居“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首。当时有“三德”、“三行”之说：“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这个传统，被儒家总结成“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孔子主张“教民以德”，“为政以德”，所以中华文化之本就是以德立国。中华民国建立后，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实质还是要以德育为主。新中国建立后，国主毛泽东亲自制订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当然，重视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美德。而一个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正确的，就一定会去实践它。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认为，人类道德是由五种永恒的观念为基础的，它们是：内在自由、完美、善意、法律、正义。而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这些观念来调节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就是成为具有“完美德性”的人。显然，赫尔巴特所谓的“完美德性”与儒家的“至善”是有区别的，而这个区别的关键就是把对法律的尊重、对正义的信仰纳入了道德体系。
　　
　　其实，东西方道德观的差异不止于此。儒家主张的道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己德、私德、公德。己德是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私德是所谓的忠君孝亲，兄友弟恭，而公德则是有些空洞的“仁者爱人”。前面提到，儒家的道德观具有其虚伪性。这表现在，第一，它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一个人因私废公，徇情枉法。亲人犯法，要隐瞒、包庇、宽恕；自己掌权，要提携、照顾、偏向亲人。其次，中国的传统道德把诚信的价值放在孝悌之后，结果导致中国人具有这样的信念：撒谎、欺骗是可以接受的，不说谎话干不成大事。第三，中国的价值观更注重形式，而轻视内容。所以，一个人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五十年代，毛泽东先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久就把它改成“引蛇出洞”，并且公开承认这是在搞“阳谋”。一个国家的元首都公开搞这个言行不一的把戏，就更不要提其它的升斗小民了。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引用一位名叫基德教授的话说，“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目前，中国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完全是在继承这个虚伪的传统。在学校中，“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主要指学生守则教育，学校常规纪律训练，遵守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培养，以及养成青少年谦虚、谨慎、诚实、正直、勇敢、勤劳、俭朴等优良品质。”但在实际中，学生们崇尚的价值观无不与上述价值观相对立。比如，人们一面口头上尊重勤奋，但实际上对“聪明”更崇拜，对耍小聪明的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钦羡不已。现在的学生不仅不认为考试抄袭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它是时尚。学生干部本应该是由那些“德智体”三好的学生来担任，但实际上，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多数是一些以投机钻营、升官发财、谋取个人私利为求学目的的人，但在口头上，他们的调子唱得比谁都高。所以，在这个系统中培养出来的人，其道德素质的低下就是正常的了。而他们在成仙得道，当上院士之后，还要大张旗鼓、恬不知耻地到别的国家去学习“道德建设”，更是顺理成章的──他们本来就没有基本的道德观。
　　
　　道德教育的失败是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虚伪盛行的环境下，追求真理几乎成为不可能的。六 中国学术界的出路何在？

综上所述，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实际是面临三大问题：全面深入的学术腐败；不可思议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骇人听闻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而本文的前半部分还证明，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导致学术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学术界整体水平低下导致学术腐败。那么，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中国的学术界还有救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目前的学术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社会和人民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对自己也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对它们的当权派来说，学术界的学术水平是高还是低，学术腐败是深还是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这些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从政府那里连续不断地搞到大钱。这就象是一个重病在身并且染有毒瘾的人，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搞到毒品，能够连续不断地过瘾。所以说，靠学术界自身，它根本就没有救。
　　
　　不过，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其它阶层、团体和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即使从法理上讲，中国的整个学术界都是政府部门，因此都应该受到政府的管辖。目前政府对学术界的放任，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界的放任，其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出於对文革前二十余年干涉过多的忏悔和矫枉，但更多的可能是对它们的依赖和希望。一旦这个梦幻般的希望破灭，依赖感也就会消失。而中国学术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蚀、破坏，也定会激起天怒人怨。所以说，尽管中国学术界忌病讳医，但最终，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接受强迫治疗。
　　
　　问题是，不论谁来治理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他们都面临着举世罕见的疑难病症。不仅疑难，而且它已经到了晚期，进入了垂死的阶段。想要妙手回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笔者试着开出三个治疗方案，分别为下策、中策、和上策。下策针对学术腐败，它的目的就是要割除这个癌肿，使中国的学术界不至于腐烂到灭亡；中策针对学术水平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的学术界能够自食其力，甚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上策针对学者素质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学术界达到与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相应的水平。
　　
　　(一) 斩草除根，擒贼檎王：铲除腐败之源--院士制度
　　
　　在《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文中，我曾把中国的学术腐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包括三个层面：个人的学术行为腐败；团体的学术权力腐败；整个系统的学术原则腐败。按其发展方向来分析，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个人靠腐败行为攫取了学术权力，然后利用这个权力来保护腐败和扩大腐败，最后腐败现象蔓延到整个学术界。因此，学术权力的腐败是学术腐败的核心，如果想要消除学术腐败，必须拿学术权力来开刀。
　　
　　什么是学术权力呢？学术权力包括有形的行政权力和无形的影响力。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掌握学术权力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拥有法定“最高学术权威”头衔的院士们；一种是占据学术界各个部门领导职位的大学校长、科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们。他们运用学术权力的实质就是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资源再分配，也就是掠夺、瓜分学术和社会资源。(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如果在中国的学术界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在中国的学术界谁的权力最大？”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是院士。确实，说院士在控制中国的学术界一点儿也不过分。看一看中国科技部的正副部长们，看一看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们，再看一看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以及中国学术界的那几个“泰斗”，没有几个人没有院士头衔。即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说，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
　　
　　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于1948年，当时中央研究院仿效欧美各国先例，评选出了中国第一批81名院士。新中国建立后，院士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就是中国科学院在1955建立学部，遴选出了233名学部委员。第二次就是在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并且建立了中国工程院，从此中国的院士人数开始大幅度窜升，而院士评选也日趋激烈，被媒体喻为“选战”。目前，中国有两院院士一千四百余人。
　　
　　细心人可能已经注意到，院士人数的爆炸和学术腐败的大规模爆发几乎是前后脚发生的。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学术腐败之源。我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1 中国目前的院士是腐败制度的产物
　　
　　在《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一文中，我曾指出，从中华民国的院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部委员的转变过程中，发生了四个明显的变化，它们为目前的学术腐败种下了祸根。这四个变化中的第一个就是，“学部委员” 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经过内部提名、内部评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批准这么几道程序。因此它既不是民主选举，也不是学术评选，而是政治加学术的遴选。学部委员的遴选制度抛弃了中国第一届院士评选时建立的规矩，也不同于西方各国院士选举通例，倒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察举”制度极为相似。
　　
　　“察举”是汉代设立的挑选官员的制度，一般是由地方官员或士绅向中央政府举荐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充当官吏。当时被推荐的人才有孝廉、秀才、贤良、文学、方正等名目。应该说，“察举”制度在建立之初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时为出身贫寒的士人开辟了一条进入高层社会的门路。但是，慢慢地，“察举”制度趋於腐败，到东汉时，由於宦官、外戚专权，士人的这条晋升门路几乎被完全堵死，当时民谣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察举”的腐败酿成“党锢之祸”，并且间接导致东汉灭亡。
　　
　　到了魏晋时期，“察举”制度演变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官员担任的“中正”根据家世、道德和才能这三条标准来臧否众人，将他们分成九种不等的“品”。由於在三条标准中，“家世”的份量越来越重，到西晋时，“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当时诗人左思写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可见当时“察举”的腐败和黑暗。到了隋唐时期，“察举”制度被科举制度取代。
　　
　　可以说，当年的学部委员遴选制度，实际就是中国一、两千年前“察举”和“九品中正制”在借尸还魂，是腐朽、腐败的封建制度的翻版，只不过政治标准替代了古代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遴选虽然在表面上变成了选举，院士选举的政治标准日渐松弛，但这个标准却有被“家世”标准取代的趋势。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时捷：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实际上，目前的院士选举是半公开的贿选，其腐败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察举”和“科举”都要严重。
　　
　　2 中国的院士制度腐蚀了学术界本身，败坏了学术界的风气
　　
　　从1948年第一届81名院士到1955年第一届233名学部委员，中国的院士人数增加了近两倍，但在第一届学部委员中，仅有1948年的老院士46人。也就是说，第一届学部委员中，80%以上在7年前没有资格成为院士。这个数字本身就可以说明，学部委员的学术水平在大幅度地下降。院士人数的另一次大爆炸发生在世纪之交。从1990年到2001年短短的11年间，中国的院士总人数从400人猛增了两倍多，达到1269人。这些院士的水平是那么低，以至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不敢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他们的学术论文清单，而只是罗列他们的自吹自擂。不能够保持学术上的高标准，实际就是容忍低劣。这是中国院士制度对学术界的最大破坏。
　　
　　院士制度不仅降低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标准，而且降低了道德标准。目前，中国院士中靠掠夺手段、靠欺骗手段、靠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得院士称号的大有人在，有案可稽、并且世人皆知的就有山东大学蒋民华院士，中国科学院洪国藩院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贺福初院士。而那些在得到院士称号之后大搞学术腐败的可以说比比皆是。但中国科学院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些“学术不端行为”惩罚处分任何人，反倒替自己的无耻行径百般遮掩，数次派代表团到欧美国家学习“科学道德建设”。这实际上是在承认中国的院士没有科学道德。
　　
　　中国院士制度在1955年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学部委员的产生，必须要首先在政治上合乎标准。这就使当选的学部委员成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从反右到文革这段时间，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就必须以卖身投靠、出卖良心为代价。
　　
　　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大跃进时代，学部委员钱学森就为了迎合“上意”，利用物理学方法证明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当时，尽管这样明目张胆地出卖科学良心的学部委员尚属少数，但绝大多数，也可以说是全部学部委员，却都昧着良心对这个违背科学的行为默不作声。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院士已经不再满足于以这种帮闲的身份来捞取好处或者自保，他们要亲自、主动地参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强伯勤为国外的骗子捧场，被聘为骗子所办公司的首席科学顾问。还有的院士昧着良心，哄骗中国人民掏钱购买百无一用的核酸营养品。实际上，在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人们都可以发现腐败院士的身影。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招摇撞骗，不一而足。详见笔者“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系列文章：(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 ；(二)：欺世盗名的院士；(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降低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和道德标准，靠出卖学术良心来换取个人好处，并不是院士制度对中国学术界危害的全部。实际上，中国目前学术界官气浓厚，霸气嚣张，匪气十足，无不与院士有关。一些学术水平极低的人在当上院士之后，有了国家授予的“副部长”级别，有了国家认定的“中国最高”权威，於是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学霸。学霸都干些什么呢？巧取豪夺他人研究成果，霸占鲸吞国家科技资源，拐骗敛取社会财富。这些学霸在掠夺科研基金时是这么为自己辩护的：如果我不抢，这些钱也会被其他人抢走浪费掉，所以还不如给我。由于院士成了有权有势的捞钱能手，所以目前在中国社会刮起了院士热潮。如果自己单位没有院士，就花高价请外面的。因此，现在几乎每个院士都在好几个单位挂名兼差，美其名曰“兼职”，实际就是拿干饷，分干股，不劳而获。
　　
　　对於院士兼职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科学道德委员会主任许智宏院士告诫说，“一个院士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可能的，一天干两份工作也是可能的，但更多就不好说了”。(李健、张东操：署名剽窃兼职过多 让院士和学术以外的东西脱钩)。许院士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一个院士领两份薪水还是可以的，再多，我们就有些不好交代了。请问许院士，中国的上千名院士，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他们之中有谁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呢？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中，又有几个人每天能够坐满八小时呢？这不就是施蕴渝院士的“405天等於18个月”理论的翻版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三)]。
　　
　　3 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同于西方的院士制度
　　
　　在《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一文中，我曾用这样的话结尾：“中国有句古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同样：院士不废，学术无望。”一位院士在媒体上反驳说，欧美也有院士制度，人家的学术不是好好的吗？(张静：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
　　
　　国家科学院院士制度是欧洲在十七世纪起开始逐渐形成的，其目的实际上有两个：一个就是要通过专制政府的承认来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另一个就是要在学术界内部建立一个权威，以促进科学研究的规范化，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在21世纪的今天，院士制度的这两个功能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欧美科学院已经完全转变成了荣誉团体。这是因为，首先，由於科学技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及其巨大，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相当高的，不再需要通过政府的承认这样一个落后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其次，科学研究的规范已经基本形成，各个学科一般都有自己的本国的和国际学会，他们组织定期集会并且发行出版物。再其次，科学的发展，学科的分化，新的学术领域的不断出现，使“学术权威”这个概念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愚昧的。实际上，现代西方学术界目前正处在一个你追我赶、新人辈出、新老交替时刻发生的时期，一个人可能领先一时，但决不会领先永远。因此，在那里，几乎没有人敢於并且乐于象中国院士那样被树立为学术权威。再说，学术权威即使有，那也是在学术界内部自发地产生的，而不是由外界任命的。所以，在西方，称号和荣誉是对一名科学家过去贡献的承认，而不是为他将来的学术地位的确定。有人说，中国院士与欧美院士的最大不同就是，当你与中国院士交谈时，他们最想告诉你的就是他们是院士；而当你与欧美院士交谈时，对方总是忘记自己是个院士。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这就不仅仅是承认他们以前的贡献，而是在确定他们以后的终身学术地位：他们有官衔，有津贴，他们有特权，他们有地位。“在官本位的官场，院士是高官；在钱本位的社会，院士有厚禄；在以知识为本的学术界，院士是法定的权威；而在优胜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远的胜利者。除此之外，许多院士还控制着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权力。”(亦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所以，即使中国的院士真的是一些能够与欧美院士在学术水平上不分高低、在道德水准上不相上下的人，在这样荒谬的制度下，他们也会被惯得成为无赖泼皮，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人本来就是靠无赖的手段当上院士的。实际上，中国院士学术水平之低劣，在世界大国和经济强国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把他们确定为“学术最高”，就如同把武大郎的炊饼铺钦定为全国唯一的五星级饭店，这实际就是在告诉世人，你们再好也得比他们少一颗星！真不如干脆明说：不允许你们比他们强。这样的制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耻辱！
　　
　　4 中国的院士制度遏制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院士制度的建立，其本来目的是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但在中国，这个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在阻碍、遏制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
　　
　　如上所述，目前的国际学术界正处在一个你追我赶、人人力争上游的时期。人为地确定“最高”，实际上就是在阻止新人的出现，阻挡人们对学术的追求，而把精力放在了对院士这个称号的追逐之上。不仅如此。中国的院士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霸占科研经费，抢夺他人的科技成果，并且一个人占据好几个人的位置。(李健、张东操：署名剽窃兼职过多 让院士和学术以外的东西脱钩)。那个在去年非典期间暴得大名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在2002年的机构调整中，建立了这么三个实验室：朊病毒实验室，腹泻病毒实验室，洪涛院士实验室。而这三个实验室的前身只有一个，就是病毒形态学与腹泻病毒实验室。(徐彬：“疾控中心问责事件”再追踪)。也就是说，多出来一个院士，不仅多出了两个实验室，而且其中之一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搞什么的“院士”实验室。难怪这些人不仅不能为国家分忧解难，反而为国家添乱。笔者就曾亲眼看到，一个所谓的资深院士，控制着价值数百万元的实验室，而里面却空无一人。就因为他是院士，别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也是这位院士，手里摇晃着几张印着早就被存放到GenBank的基因序列的纸，宣称那是什么科技机密。可见他的那点儿知识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实际上，那些早就丧失了创造能力(其实他们之中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创造能力)的“权威”们，最忌怕的就是被别人瞧不起，怕被别人超过去，於是他们在学术界培植了一个个嫡系，一个个帮派，帮派之间竞争的目标不是谁有了新的学术成果，而是谁得了奖，谁捞到了大钱，谁的弟子当上了院士。那个今年又把非典病毒释放出来的实验室，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腹泻病毒实验室，其主任就是洪涛院士的得意门生。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院士制度还给中国的学术新人树立了这样的榜样：认真干活搞研究的人是笨蛋，而能够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人才是具有领袖才能的“牛人”。
　　
　　面对社会上对中国院士制度的指责，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和中国工程院的研究员郗小林曾专门撰文反驳。(张寿荣、郗小林：院士制度不是误区)。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三个论点：1，“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存在”；2，“院士制度不会‘必然’阻碍创新”；3，“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工程科技创新”。对於任何了解中国学术界现状并且思维正常的人来说，仅看看这个三个小标题就会哑然失笑。“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制度与中国的半封建、半官僚、半土豪恶霸帮会性质的院士制度是一回事吗？“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与中国的院士是在一个水准之上吗？至於说中国的“院士制度不会‘必然’阻碍创新”，中国的“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工程科技创新”，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远的不说，就从2003年非典研究说起。当时如果没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洪涛力主衣原体病原说，压制其它不同观点，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科学家怎么会吓得把自己发现的冠状病毒证据藏起来，不敢公诸于世？如果他不是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会围绕着他的错误假说组织联合攻关吗？
　　
　　其实，类似洪涛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学术界多得数都数不清，只不过洪院士造成的危害太大了，所以才最终暴露了出来。实际上，就在不久前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的院士们终於承认“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中，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浦树柔、戴廉：两院院士：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中国软肋)。可奇怪的是，这些院士虽然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但这个问题只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深深的担忧”。这看上去似乎是说，这个问题是别人造成的，中国的院士们是局外人，没有任何责任。可事实却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院士制度。
　　
　　为了替中国的院士制度唱赞歌，张寿荣院士在文章中作为论据一再提及几个老院士的贡献，其中就有钱学森和张光斗。钱学森院士鼓吹“亩产万斤”理论在先，提倡“特异功能”在后，时至日薄西山的今天，仍旧不肯向社会向人民赔礼道歉，不知还在等待什么。而张光斗院士更是枉为学者。如果说钱学森的一生是功过相抵的话，终张光斗一生，是功不抵过。(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把这两个人拿出来为中国的院士制度辩护，可见这个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根据中国工程院网站介绍，张寿荣院士生于1928年，目前是武汉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在一篇述怀性质的文章中，张院士是这么结尾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是钢铁强国。作为长期从事钢铁冶金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必须奋发图强，为建设钢铁强国努力奋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张寿荣：我的人生) 。从这些与政治口号没有什么差别的语言中，我看不出它含有一点一滴的学术气息和科学精神。请问张寿荣院士：在您担任总工程师的武汉钢铁公司，其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设备中，有多大比例是自主研制的？在全世界，有哪家象武钢这么大的企业用一个年逾古稀、正规教育在半个世纪前完成的老人担任总工程师？曹操在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诗句的时候，只有52岁。对於政治家，那正是黄金年龄。而您呢？不仅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早已杳如黄鹤，事实上您的生理年龄也已接近尾声，您的恋栈不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您声嘶力竭地为中国的院士制度呐喊，又为的是什么？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在为谁而战斗？
　　
　　总之，中国的院士制度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半个世纪前建立院士制度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但这个制度演变到今天，已经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它是学术腐败的摇篮和温床。“院士不废，学术无望”，不是“个别极端人士”的妄语，而是具有学术良知人们的共识。(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顾海兵：人才问题上的六大误区)。一位“长期在第一线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在读了我的《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一文后写到：“院士们应该捂心自问：国家给你们那么多待遇，不给国家作贡献已经很羞愧了，若再在有生之年破坏、阻挠中国的学术发展则实在太可耻了，千古罪人啊！”(肖斌：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废，中国学术无望)。
　　
　　废除院士制度最彻底的途径就是通过人大立法来解散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而他们的一些职能，如充当政府的科技顾问，完全可以由各个专业学会或中国科协来承担。但在实际中，废除现有院士制度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要釜底抽薪，要取消他们的副部长级别，取消他们的特殊物质待遇，取消他们在分配科研基金、评定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特权，限制他们的兼职，并且要坚决处理那些欺骗政府和社会、剽窃掠夺他人成果、以及在科学研究中明显不称职的院士。没有了特权，没有了物质利益，没有了这样那样的好处，那些名利之徒就不会对院士头衔趋之若鹜，如蝇逐臭。废除现有院士制度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要扬汤止沸：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公布所有院士及院士候选人的科研成果清单及相关资料，也就是他们的论文和在国际学术界获得的奖励，并且附上发表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论文的引用次数，等等。互联网这么发达，做到这一点极为容易，而不这么做却一点儿理由也没有，反倒说明院士们心虚。就象当年齐湣王要乐师单独吹笙一样，公布院士的学术成就会使那些南郭先生们自动地逃之夭夭，根本就不用谁去撵他们。
　　
　　如果这两条计策真的被采纳了，中国的院士制度实际上也就与目前欧美各国的院士制度相同了：院士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荣誉称号，仅此而已。如果真的是那样，这个制度废不废除，还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有人会问，废除了院士制度，学术腐败问题就解决了吗？回答是一个大大的YES！这是因为，院士制度这颗毒瘤如果能够被摘除，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和社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因此其它问题都会势如破竹般地迎刃而解。反之，不摘除或消灭这颗毒瘤，学术腐败就会象患有癌症的病人一样，病症永远都不会减轻和消失，而只会越来越严重。

(二) 归真返璞、顺天应理、量力而行：让学术界对社会有用

前面说过，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就象是一个靠服用人参汤来维持其纵欲能力的病人一样，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身体虚弱，反而以

为自己上炎的虚火是精力旺盛的象征，於是一会儿吵吵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又嚷嚷进入世界科技强国前十名。用老

百姓的话说，这是在“作死”。学术界“作死”不仅耗费了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它不仅成

了这个社会的废物，而且成了有害物质。如何让这个无用有害的东西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对社会做出它本来应有的贡献呢？
　　
　　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过

程及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过程和关系，也就触摸到了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就让我们来探索一下学术界的发展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