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学的理念：大学是搞教育的地方
　　
　　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大学，起源于欧洲，至今已经有大约八、九百年的历史，占欧洲文明史的大约三分之一。欧洲最早的大学，如波伦纳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是自发形成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诞生日期。一般认为，波伦纳大学诞生于十一世纪后半叶，巴黎大学则在十二世纪中叶左右具有了雏型。在此之后，英国有了牛津、剑桥大学，德国有了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到十五世纪，西欧大约有80所大学。1636年，英国移民在到达北美洲之后的第六个年头就仿照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建立了哈佛大学。
　　
　　欧洲的大学起源于行会的职业教育，如律师、牧师、医生，等等。美国的哈佛和耶鲁大学在最初就是以培养牧师为主要目的的。同时，职业教育的基础是所谓的“自由艺术”(liberal arts)，也就是古希腊文化中认为自由人所应该掌握的一些艺术和知识，其具体内容包括“三文”（trivium）和“四数”（quadrivium），合称“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自由艺术”教育至今仍旧是美国本科教育的主流，尽管其内容早就不再是“七艺”了。
　　
　　目前，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现在，美国有高等院校三千余所，按照所谓的“卡耐基分类”，它们分成博士授予学校、硕士授予学校、学士授予学校、协学士授予学校、专业学校、和部落学校六大类，其中博士授予学校还分成研究型大学和博士类大学。按学生人数来说，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不到五分之一；按学校数量来说，它们只占不到5%。一般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佼佼者都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它们来自德国的柏林大学。
　　
　　1806年，普鲁士在与法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国土丧失了一半。1807年，在拿破仑军队占领下的柏林，哲学家费希特连续作了十四次《对德意志人民的讲演》。在这些讲演中，费希特告诉自己的人民，教育是法国人留给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可以自由运用的东西。他说，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够解放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潜能。他提议通过兴办教育来唤醒民族意识，靠教育来提高民族素质，靠教育来增强国力。在著名教育家洪堡的倡议下，普鲁士于1810年建立了著名的柏林大學(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t Berlin)，费希特任校长。这所大学在问世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世界，其声望甚至超过了老牌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目前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曾从它那里吸取了办学思想，因此这所大学被称为世界“现代大学之母”。
　　
　　柏林大学能够一鸣惊人是因为它有两个独到之处：第一，它把自然科学引入了大学课堂，第二，它强调学术自由。在柏林大学成立之前，科学研究主要是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尽管有些科学家们组成了一些叫做“科学院”的团体，并且得到欧洲王室的承认，但他们在大学中并没有位置。柏林大学建立后不久就整合了普鲁士科学院，并且鼓励教授从事科学研究，从而使自然科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既表现在学校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也表现在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导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发展方向，更表现在教授可以从事教学和科研，创造知识。学术自由保障学者的头脑可以无所顾忌地思考问题，提出新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柏林大学在东德境内，改名洪堡大学。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5)是德国哲学家、教育家。他在1809年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洪堡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全人教育。他认为，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提高他们的理解力，训练他们的判断力，培养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建立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他们对宗教的感情，为他们进行学习作准备。中等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智力, 使他们学会如何学习。高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学生了解各门学科的统一性，其次则要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指导学生从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大陆当时的教育体制与美英体制不完全相同，德国的中等教育实际上相当于美国大学本科的前两年，所以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应该认为是研究生教育思想。
　　
　　虽然哈佛大学早在1820年前后就向德国派出留学人员，但美国大学的正式德国化是在南北战争之后。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几乎完全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并且大获成功，洪堡的教育思想在此之后可以说是风靡美国高等教育界。其后果就是，各个大学重视学术研究，重视研究生教育，但是却忽视了本科生的教育。
　　
　　德国大学模式风行北美大陆，其真实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美国工业革命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德国化是适应时代的潮流。不过，研究生教育的实质是专业教育，而没有坚实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又从何谈起？慢慢地，美国的大学开始了反思。他们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现牛津剑桥培养出来的学生文质彬彬，风度优雅，谈吐不凡，见识过人。而美国的本科生则知识贫乏，修养不足，在社交场合就如同进入瓷器店的野牛一样，粗鄙笨拙。另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东欧犹太人大举移民美国之时，而他们的子女在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中的比重也急剧上升。大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美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如何能够在德国日尔曼文化的强大势力下继续保存下去？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的大学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向英国教育的回归，其主要表现就是校园建筑的哥特风格，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的话说就是，要把美国大学的盎格鲁印迹刻到石头上。除了建筑，回归英国运动还体现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分别建立了牛津剑桥大学式的住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建立导师制。本科教育英国化，研究生教育德国化，职业教育美国化，这实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建校宗旨，而芝加哥大学也确实被誉为“第一所美国式的大学”。
　　
　　不过，对抗德国化最为强劲的力量不是来自这些研究型大学，而是那些英国式的学院。美国至今还有六百多所四年制的独立本科学院，也就是所谓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译为博雅学院或自由艺术学院，均通)。这些学院还保持着美国大学德国化以前的传统，以传授知识为主，不搞创造知识的学术研究。它们之中最优秀的，不论在学术声誉还是教学质量上，与常春藤学校相比毫不逊色，如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大”(Big Three)齐名的“三小”(Little Three)：Amherst College，Williams College，Wesleyan University，以及驰名世界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他们录取本科生录取标准与常春藤学校几乎不分上下。在二十一世纪之前，美国28位拥有学士学位的总统中，有9人毕业于这类学院；11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统夫人中，7人曾在这类学校读书；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五分之一从这类学校获得学士学位。1975年，思沃斯茅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两名毕业生(David Baltimore和Howard Temin)同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加上三年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校友(Christian Anfinsen)，这个规模只有千余名学生的学校，校友在三年内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奖牌就超过了斯坦福大学校友在20世纪获得的总和(两枚)。实际上，思沃斯茅学院的这个成绩与哈佛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在1998年前，总共有11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但哈佛大学本科学院的规模比思沃斯茅学院要大四倍左右。同样，与思沃斯茅学院规模相似的阿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也培养出了三名获得诺贝尔奖的校友。所以说，这些在强大的德国化风潮中坚持下来的自由艺术学院，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完全可以称为世界一流“学院”。
　　
　　那么，大学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呢？英国教育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他的名著《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是这么说的：大学是传授全方位知识的地方。如果它的目的是科学发现，它根本就不需要有学生；如果它的目的是培养宗教道德，它也不需要有文学和科学的位置。
　　
　　谁都明白，教学和科研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社会活动，他们在二百年前偶然地在柏林大学相遇，并且风靡至今。但这并不能够说明这个结合就是绝对的合理。第一，科学研究完全可以在独立于大学的机构完成。第二，从事教学和从事科研需要的是不同的人才。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议员们对加州大学教授注重科研而轻视教学而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如果你们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在学术上的雄心壮志。”这实际上是说，教育孩子是大学教授的本职，而科学研究是他们的副业。
　　
　　明白了吗？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地方，这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唯一功能。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材，而不是相反，靠花大价钱招买一流人材。忘记这一点，任何一流大学研究都是荒谬的。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被人讥为“诺贝尔黑洞”，就是因为他的教授队伍先后有大约二十名诺贝尔奖得主，但他培养出的学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却屈指可数。(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那种“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材”的所谓“大学的逻辑”，实际是忘记了两个大前提：第一，二流或不入流的学者招不来一流的学者；第二，一流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一流的教育家。其实，在中国大学决策者的眼中，那些“一流的学者”不过是些会下SCI“金蛋”的鸡鸭，而根本就不是会哺乳后代的奶牛。所以，真正的“大学的逻辑” 应该是这样的：由一流的教育家招募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教学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研究促进了教学，从而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实际上，一流学者中，不能作为师表或不愿意为人师表的大有人在。他们尽可以到研究机构去搞自己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挂一个名实不符的教授头衔？那些学而不严却毁人不倦的校长、学者们，对你们来说，最好的逻辑是这样的：先把自己打造成一流教育家，然后再谈什么一流大学。
　　
　　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曾写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叫《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是个罗锅，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种树。他种的树，高大茂盛，结果又早又多，是长安城内名牌产品。别人问他，你种树的诀窍是什么？他回答说，“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为郭橐驼立传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会种树，而是要“以子之道，移之官理”，探讨“养人术”。郭橐驼的“养人术”就是“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其实质就是不要扰民。所以，教育部的官员们如果真的想要一流大学，就不要今天一个工程，明天一个项目地瞎折腾；中国的大学校长和书记们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也不要今天“迅跑”、明天“跨越”地瞎忙活。大学不是政治家手中的一粒棋子，大学校长也不是政治家马前的走卒和鹰犬。连这一点都搞不懂，还侈谈什么世界一流！
　　
　　2 学术研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大致来说，基础科学研究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也就是所说的“创造知识”，而应用科学研究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财富。应该承认，基础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进化的作用是长远的，巨大的。但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全社会的多数人，也就是那些农民和工人，实际上是在生存线附近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拿出巨额资金来搞基础研究，不能说是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著名科学史学者W. C. 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记住这个事实也许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说，从古至今，纯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都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有才能的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财富积累在先，学术发展在后。因此，想要通过纯学术研究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见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科发基字[2001]81号文件：《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其次，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而科学的热点是一流科学家的角斗场，二流、三流科学家即使拿出全身解数也极少可能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承认中国学术界目前学术水平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差距，那么仍旧迫使他们参与这个角逐就极为愚蠢：这就象是要倾全国之力，非要让中国足球队夺得世界冠军一样，他们除了丢人现眼之外，还在浪费中国社会的资源。
　　
　　第三，基础科学最前沿的研究一般都属於非定向探索，很多重大突破都是随机发生的。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首先是科学家的精神活动，它的原动力就是自己的兴趣。而目前中国的所谓基础研究，绝大多数属於所谓的“跟踪”性质，也就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拣人家的残羹剩饭。这本身就决定了这类研究的等级，不外是什么“国内一流”、“填补国内空白”之类的自欺欺人。
　　
　　第四，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人可以享用。充分利用这些精神财富来创造物质财富，也就是搞应用研究，搞技术发明，搞知识传播，不论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还是就中国学术界的水平来说，都是恰当的，合适的。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消化已有的知识上，利用这些知识来服务国家、造福社会。具体地讲就是，大学在教学上，要以讲授科学前沿知识为主要内容；在研究上，要以解决社会需要为主要目标。这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经验，也是国际有识之士对我们的忠告。2002年，针对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口号，剑桥大学校长布罗厄斯建议说，中国大学应该把自身的资源集中于具有广泛效益、有潜能、有应用性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夏红卫、程瑛：剑桥校长剖析剑桥奇迹)。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术界都素有象牙塔之称，意思是它们脱离于尘世之外。确实，在美国目前的名校之中，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曾经放下架子，敢于与工商企业界为伍。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肯这么做，主要原因就是要摆脱本身发展所处的困境，即资金短缺。社会是发展的，以前人们不以为然的事情，在今天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同样，在今天人们还不习惯的事物，在将来人们可能会认为理所当然。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之初，其它学校对它的实用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但到了今天，它的成就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校所无法企及的。六十年代，有八百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大学，剑桥大学，终於放下了架子，效仿斯坦福大学建立硅谷的经验，在剑桥周围建立了科学园。所以，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学术界的身份，而是适得其所地提高了自己。
　　
　　战国时代，齐国大臣田忌与齐王诸公子赛马赌博，屡战屡败，因为田忌的马匹比不上王室的马匹。田忌的幕僚孙膑於是向主人献计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也就是用自己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用自己的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用自己的中马对齐王的下马。结果，田忌以三战两胜一负的成绩赢得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被某些人称为世界最早运用运筹学的例子。
　　
　　从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中国的学术界应该学到点东西。学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承认如下事实：中国仍旧是一个穷国，没有本钱玩富人的游戏；中国的学术水平比世界一流至少要差两、三个数量级，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其次，要量力而行，不要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硬碰硬，拼傻劲，要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与对方周旋。而应用科学就是这样的领域。一般说来，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对人的素质要求比基础科学研究要宽松一些。这是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就是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很多，即使在欧美学术界也是如此。而应用科学的研发则不同，它面对的是已经存在的问题━社会和市场已经把问题提了出来，这就意味着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再需要具备科学家的某些稀有的素质。这么说，并没有贬低应用科学研究的意思，它不过是社会现实，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工不同。实际上，MIT的师生(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的研发)在面对哈佛大学的师生(主要搞基础科学研究)时，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中国的科学家也不要对搞应用科学感到不好意思。
　　
　　古人云，“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战国策-齐策》)。这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架子，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会活得轻松一些、自然一些。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干点儿自食其力的事情，干点儿造福社会的事情，岂不比干那些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的SCI强百倍千倍万倍？如果中国的学术界都在干自己有能力干的事情，他们还用得着去偷、去抢、去骗吗？从古到今，自取其辱都是因为不自量力。两千多年的人都把这个道理搞懂了，21世纪的中国院士、博导们怎么还这么糊涂呢？
　　
　　3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全新的学术系统
　　
　　当然，一个社会如果放弃对完美和崇高的追求，它的最终结局就是平庸和堕落。学术界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的学术界仅仅满足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满足于利用别人创造的科学知识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它就永远也不会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问题是，靠中国目前的这批学者，在目前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国社会对他们的最大期望只能是不要再继续堕落，不要再进一步腐蚀社会，超过这些的都属於奢望。我们甚至不能够寄期望于现在层出不穷的新科博士，他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观念完全出胎于目前的学术界。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们很可能会黑上加黑。
　　
　　其实，说“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低”，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从绝对值来讲，他们的水平确实低，与欧美诸国不能相比，与日本、南韩不能相比，即使与印度、台湾、新加坡、香港相比，也有相形见绌之感。其次，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的学术界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比实际水平要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可以这么比喻：欧美学术界的学术实力和表现水平为十，而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实力为五，表现水平为三。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原因就是逆向淘汰、劣胜优败：学术界被那些不搞学术的学术官僚控制了，他们一心要搞的是轰轰烈烈的舆论声势，搞没完没了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所以这些人的水平成了中国学术界整体水平的代表。而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由于干不过那些善于搞弄虚作假的骗子，所以反倒没有了出头之日。
　　
　　除了那些具有一定科学实力、并且具有一定科学良知的“体制内”学者，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学术宝藏，那就是十几万海外留学大军。尽管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俱在，但总体上说，他们是中国人中最接近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有回国工作的意愿，但由於中国学术界的逆向淘汰机制，使他们踏不进中国学术界的大门。(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让那些真正的学者成为学术界的主导、主流，如何让中国的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正式接轨呢？目前看来，唯一的可行之途就是另建一套全新的学术系统，它既可以容纳那些真心搞学问的中国学者，而且能够对那个腐败的系统施加竞争压力，促使它改革。
　　
　　大约一年半前，当我首次提出另建一个学术界来对抗学术腐败的主张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它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闲云野鹤：评亦明的“把反学术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其实，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另类” 学术系统已经开始出现。以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耶鲁大学教授邓兴旺领衔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这个“另类” 学术系统的桥头堡。根据这个研究所的网站介绍，尽管该所“依托北京市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并有国家计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8个部委支持”，但它“依法登记成立，具有事业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如此，它还宣布：“北京生命所希望在科研体制运行上改变中国现有的、不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不利于中国科学良性发展的模式。”(见该所网站：http://www.nibs.ac.cn/firstlink/jianjie.asp)。虽然据说这个所在成立之初曾与中国的学术界发生种种磨擦(主要是争夺人事权)，并且可以想象这类摩擦只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但我祝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一往无前：假使万一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也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向他们妥协，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除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中国学术界内部，还有零星的“学术特区”。比如，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在美国著名科学家蒲慕明博士的领导下，在短短几年间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宗宝泉、赵如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创新发展纪实之人才篇)。实际上，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也正说明中国科学院体制的失败。就象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说明旧的经济体制失败一样。不过，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能否延续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蒲慕明博士是这个所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保障。假如蒲先生一旦驾鹤西去，这个特区很可能会被毁于一旦。这就是体制内改革的可悲之处：他们是被利用的对象，因而没有独立的人格。
　　
　　无论如何，仅仅有一、两个研究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另类”学术系统的中坚应该是一所或几所优秀的大学。这些大学的独特之处就是它的独立性和非牟利性。所谓独立性，就是他们既不是什么局级单位，也不是什么部级大学，而是由一个独立的、唯一使命就是维持这所大学的正常发展的董事会控制，该董事会的成员不得从这所大学获取任何个人利益。所谓非牟利性，是指这所大学以学术和教育为唯一目的，以提供一流的教育为自己的最终发展目标，而不是为了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在这所大学，教授应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深的专业知识，他们勇于进取，与人为善，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热爱教育事业，他们讲究诚信，注重职业道德，他们堪称师表。这所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他们既敢於干大事，也肯于、善於干好每一件小事。
　　
　　应该说，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建立这样一所甚至几所大学都是完全可能的。对政府来说，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入到现有大学，试图把他们改造成世界一流大学，莫不如拿这笔钱另起炉灶。实际上，不论国家投入多少钱，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现有大学都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假如教育部把“985”一期工程的数百亿元人民币拿来建立新型大学，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不仅会大大提前，而且数量也会大大增加。
　　
　　当然，就目前来说，要政府出钱建立独立的学校并不十分现实。其实，这笔钱根本就不用中国政府来拿。据悉，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为了建设汕头大学，先后投资总额已经超过20亿港币。实际上，如果社会效果好，这样的投资会越来越多。不过，从1981年建校到如今，汕头大学办得不能说是成功的。至少，它的学术声望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据汕头大学网站介绍，目前汕大有博士点4个，硕士点39个。而成立年代比他们早不了几年的湘潭大学(1974年恢复建校)，却有博士点9个，硕士点69个。虽然得到这些学位授予点的过程中充满了肮脏的交易(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但它的数量的多少却能够说明一所学校在这个体制内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说，汕头大学在中国学术界内“混” 得不是那么滋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陷入了中国学术界的泥潭之中。实际上，汕头大学的“失败” 正说明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而这个系统的关键，就是要独立于现有的体系，摆脱它的干预和控制，免得受其污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
　　
　　除了鼓励利用民间资金建立私立大学，中国政府还应该考虑恢复以前的教会大学。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都是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也都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材，如燕京大学的季羡林、周一良、谢冰心、吴阶平、蒋严永；金陵大学的陶行知、陈祯、王应睐；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等等。这些学校在1952年前后或者被关闭，或者被其他学校兼并。由于这些学校尚有一些校友在世，而他们很可能与创建学校的教会保持联系，因此恢复这些大学，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办学道路。
　　
　　一般认为，宗教与学术，尤其是科学，格格不入，所以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会比较差。但实际上，美国目前常春藤联盟的八所大学中，有七所是教会建立的。这些大学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与教会脱离了关系，而那些教会并没有为此耿耿于怀。这是因为，教会办学是出于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谋取回报。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事实是，上面提及的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华民国时代其宗教内容就已经很少，多数设置文、理、工、医、农等学院。金陵大学早在1928年就撤销了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宗教仪式也改为自愿参加。所以教会大学实际是由教会出资开办的相当正规的大学，他们都有非常优秀的学术传统和严谨的学风。1947年，胡适在出任北大校长時說：“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转引自：段玉明：另一种国家研究)。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学术水平已经直逼北大清华。其实，从长远来看，宗教对一个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正面作用。就现今来说，宗教并没有排斥科学，科学为什么非要和宗教过不去呢？退一万步说，大学教育也不单纯是科学教育。
　　
　　总之，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可行的，是对中国有着莫大的好处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迎来了空前的学术大繁荣，就是由於当时有百家在争鸣。在半个世纪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人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力，互相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而目前中国大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那不叫竞争，而叫窝里斗，因为他们不是在比试谁会更好，而是在比试谁能使对方更差。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放宽眼界，敞开胸怀，积极地支持、扶持、甚至资助这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中国学术事业的唯一希望。
　　
　　 (三) 以人为本，放眼未来：用新文化培养下一代
　　
　　前面说过，造成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是复杂的，多远的。虚伪的文化传统，蛮横的政治权力，愚昧的教育制度，再加上长期的贫困，使这些素质低劣的“中国学者”的出现显得是那么的合情合理，那么的顺理成章。所以，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如果真的需要知识分子这个“头脑”，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培养新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代新人将由世界的先进文化来武装，他们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他们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能力，他们胸怀崇高的道德情操。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再对权威毕恭毕敬，对权力卑躬屈膝，对金钱疯狂崇拜。什么时候这一代人出现了，并且登上了中国社会的舞台，得救的将不仅是中国的学术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也许有人会说，那得等多少年啊！它至少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是的。这个目标不大可能在二十年内达到，也可能在一百年内都达不到。但是，只要我们认定了目标，选对了道路，我们就有希望。人类存在的意义不就在於对未来的憧憬吗？再者说，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不肯下苦工夫努力，正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发展，而是趁着进入共和之机，踏踏实实地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中国社会目前这些腐朽的东西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说，我们在走了近百年的弯路之后，最终还是要绕回去重头走起。
　　
　　那么，什么是新文化呢？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曾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新文化的中心内容就是：提倡科学，利用科学方法“研究、说明一切学问”；改革旧道德观，“把家庭的孝弟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重视美育，改良中国人的生活恶习。(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这篇写于五四运动之后、CCP诞生之前的文章中，对宗教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并且公开承认自己以前对宗教的认识是错误的。
　　
　　实际上，今天的新文化运动也不过是大致如此。所谓新文化，就是综合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再加上由中华文化中剔除了糟粕之后的那些内容组成的文化系统。详细阐述这个系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也不是笔者所能够胜任的。但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要吸取西方文化中服从理性、追求真理、追求完善、永不满足、锲而不舍、兢兢业业的精神。而中华文化中，最大的糟粕就是它的虚伪性。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列举的那些素质，其核心就是虚伪：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拐弯抹角，言而无信、表面自高自大，内心自卑自鄙，等等。除去了这个虚伪性的中华文化，就会象是一个人摘下了头上的假面具，摆脱了身上的桎梏一样，换来一身轻松。反之，只要这个虚伪性继续存在，中国的文化永远也不会是新的，新文化运动必将以失败为结局。 7
　　
　　中国文化的虚伪性最集中地表现在教育制度中。中国目前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博士教育，实际上就是给受教育者化装，蒙上面具，戴上枷锁，系上镣铐，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了只能够在中国文化这个大酱缸中起伏翻滚，但却丧失了所有其它能力、甚至正常生活能力的人。在这个制度中，家长分明是在迫害孩子，却要说成是为他们好；老师分明是在图财害命，却要把自己打扮成高尚的园丁；整个教育制度分明是在祸国殃民，但它却成了中国政府仅次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成了中国家庭仅次于购房的最大经济负担，也成了中国与医疗卫生并列的吃人产业。这么愚昧、这么野蛮、这么荒谬的制度，竟然能够在中国能够长盛不衰，并且欣欣向荣，实在是整个人类的奇耻大辱。它是中华民族慢性自杀的毒药，是华夏之邦自我毁灭的刮骨钢刀。
　　
　　所以，二十一世纪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就是要搞教育革命。要从小学教育入手，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院。改什么呢？当然首先是要改教育目的。儿童上学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把书本读破，为了把天下的所有知识都学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一个有利于他们身心正常发育的环境，使他们最终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独立的人”应该有健全的体魄，完美的道德，独立的个性，并且具有以下能力和素养(见普林斯顿大学对本科毕业生提出的要求)：
　　
　　　 1．具有清楚地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
　　　　2．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
　　　　3．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5．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6．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7．具有判断什么意谓着彻底理解某种东西的能力；
　　　　8．具有辨识重要的东西与琐碎的东西、持久的东西与短暂的东西的能力；
　　　　9．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定量、历史、科学、道德、美学）；
　　　　10．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
　　　　11．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
　　　　12．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显然，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已经成了教育的主旋律。那种以灌输知识、灌输教条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显得十分愚昧和落后。因此，改革教育内容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教学内容应该以学生的兴趣来设计，而不是以高考大纲为轴心。每个校长、每个教师、每个家长，每个教育官员都应该懂得，既然每个人的相貌都千差万别，那么每个人的心灵也自然各有千秋。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它不仅容忍、而且鼓励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想的存在，而不是要制造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同一、单调。
　　
　　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成为独立的人，是基於以下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本能，都有追求幸福、自由的愿望，都有各自独特的天赋。在此基础之上，教育的功能就是要为他的生存本能提供必要的武装，也就是知识和能力；将他的愿望纳入符合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建立道德观念；发掘他的天赋，使他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也就是符合个人特性的职业、技能教育。从群体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人人力争上游，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个人的独特才能的充分发挥，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有明显不同：每一个中国人，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任何一位家长，都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财产和附属品。家长要干涉学校的教育，不能让学校拿无穷无尽的作业和考试来迫害孩子，拿虚伪的道德说教来腐蚀孩子，拿苛捐杂税来剥削自己。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中，如果有百分之一是这样的家长，我们就有一千三百万新文化运动大军，不出二十年，这支大军就会打造出一千三百万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中国人。他们之中如果有百分之一进入学术界，那就是十三万名新型“中国学者”。这些学者决不会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容忍学术界的腐败和平庸。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在於教育革命，而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被教育者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并且最终把他们培养成独立的人。这一点如果做不到，其它的一切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