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高于西学论”争鸣集要（四篇）

余东海：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

大半辈子横跨两个群体：传统派和现代派。传统派包括儒佛道三家、旧体诗词、武术气功和书法人士等。现代派包括自由派、民韵派、民粹派、美西中心主义者、新诗人等。

两派相互瞧不起是常态，其中儒家和西化派更是误会重重，敌意深深。西化派继承五四遗产，反孔反儒者众。某些儒生对西方文化和文明颇为排斥，认为我有自由主义情节，或者是自由主义儒家，非真正之儒。而在西化派看来，东海是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腐儒。

（注意，我说“西化派反孔反儒者众”，是就西化派主流而言。西化派中当然也有不反儒和尊儒者，但属于少数派。他们立足于西方文化和文明，即使尊儒，对儒学了解、理解和尊重都非常有限，对于儒家和东海仍有很多思想误解道德误会。）

双方立场观点方法格格不入，但都喜欢将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罪责推给对方，或以儒学为罪魁，或以西学为祸首。对真正的罪魁祸首马学，几乎无人问责，甚至为之涂脂抹粉。

儒生尊孔尊儒没错，错在某些人敌视西方文明；西化派推崇西方文明没错，错在反孔反儒。双方都对于马学的错误和贻害认识不足。

把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是一个持续了百余年的灾难性错误，成了阻拦在中国自由化文明化道路上最大的一个思想拦路虎。把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把对立起来，意味着把仁义与自由、民本与民主、儒化与西化对立起来，把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中道价值与人道价值对立起来。

中西相争，两败俱伤，仁义礼智信固然扫荡无遗，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也丧失了立足之地。中西相争，亲痛仇快，北狄得利，乘虚而入，登堂入室至今。驱除极权追求自由，首先必须纠正这个巨大而持久的错误。

儒家文化仁本主义，包括政治民本和宇宙人本，现代西方文明植根于人本主义。仁本主义与人本主义虽有高低之差，并非正邪之别。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或相互补益。

仁本主义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和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五个普世价值，各有其常识性。常识包括道德常识、政治常识、科学常识等等。只要是常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西方普世价值就是一种社会常识。

儒学高于西学，仁本主义高于人本主义，这个高不是违反而是超越。儒学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高于常识又不违常识。例如，王道与自由政治，礼制与民主制度，就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无违而超越。或者说，儒家就是中华特色的道德常识和政治常识的集大成，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

注意，常识和共识都很重要，然常识更基础，共识不能违反常识。一个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共识，必须建立在常识之上。违反常识的共识不值得追求和维护。违反常识意味着错误、反常和邪知邪见。

邪知见形成的共识百无一利，而且弊端、后患、恶果极其深重。君不见，那个马学毛思成为朝野共识的时代，国人豺狼化魔鬼化，社会丛林化地狱化。那样的共识不仅无助于团结，反而导致空前的社会分裂和内斗惨烈。这种社会，不仅与儒家社会背道而驰，于西方自由社会也是望尘莫及。

未来中国走仁本主义道路，实行王道礼制，固然大吉大利；走自由主义道路，建设自由民主，也不失为次优选择。两条道路都是正路，唯有马路才是邪路。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必须去马家化。

去马家化在即。四九以后，唱衰美国成了马邦朝野的主旋律；陆肆以来，唱衰马帮成了西化派的最高音。唱衰美国无效。大半个世纪美国的软硬实力始终天下一枝独秀，世界霸主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西化派唱衰马帮不尽着调，然相对靠谱，美马之争结局已无悬念。

西化派不太着调，是因为对马帮的低估，是因为低估了三界精英的无耻和社会共业的恶劣，低估了马学的洗脑作用和美西的绥靖作用。当然，马帮不是西化派唱衰的。马帮之衰灭是自衰自灭，是其文化政治逻辑的必然。邪恶王后故，邪教必灭故。2020-10-6首发于北京之春

解颜：就《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一文与余东海先生商榷

摘要：

优劣比较属于价值判断，这是各人的权利，应该由每个人自己作出。鼓动他人接受某个价值判断是宣传部的工作，不是学者的工作。如果把先入为主的优劣评判强加给读者，而不是给他们以足够的事实来让他们作出自由选择，这是对读者认知主权的不尊重。所谓人人平等，其内容之一即是认知主权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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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余东海先生大作《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06202073352.htm) 中对儒学和西学的优劣高下的高论，有些不同的想法，试商榷。

余先生说：

 “儒学高于西学，仁本主义高于人本主义，这个高不是违反而是超越。儒学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高于常识又不违常识。例如，王道与自由政治，礼制与民主制度，就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无违而超越。”

几个意见如下：

首先，如果要比较儒学和西学，首先需要对何为儒学、何为西学作出清晰的定义。定义儒学或许比较容易：我们可以把从孔孟开始的数十位儒学思想家的著作作为出发点，将讨论的领域定为伦理和哲学思辨。定义西学则似乎较为困难：如果把西学等同于西方学术，其涵盖的范围过于宽泛，可包括哲学、宗教、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和艺术思潮。这样的比较太过漫无边际。似乎更可操作的比较是定义一个狭义的西学，其中只包括基督教思想和西方哲学。即使是这样的狭义西学，如果无法透彻把握其中至少数十位巨匠的思想，与儒学的比较仍然任务艰巨。

其次，现实世界比最精密复杂的理论体系还要复杂得多。每个理论体系都只能是对现实世界高度简化和略化之后的认知，是从千万个可能的视角之中的一个来展开其认识过程。可以说，每个伦理和思想体系都是在摸现实世界之巨象的盲人。无人看得见巨象的全貌，也无人有能力评价哪个盲人的叙述更为接近巨象的真实形状。如果一个学者认为自己信奉的理论已经掌握了巨象的全貌，那么真理也就在此止步、庄子该改说“知也有涯”了。

第三，优劣比较属于价值判断，这是各人的权利，应该由每个人自己作出。鼓动他人接受某个价值判断是宣传部的工作，不是学者的工作。余先生自然不愿意轻易接受他人强加的价值判断，那么根据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判断轻易强加于人。余先生对儒家文化、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判断是其数十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得来，自然有权利对其优劣进行排序。而其他人也各有自己的丰富人生经历，也各有权利得出自己对此的排序。

每个人，无论智商高低，都有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帮助他们对其接触到的理论或信仰体系选择接受或拒绝、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这是人的正常认知过程。如果把先入为主的优劣评判强加给读者，而不是给他们以足够的事实来让他们作出自由选择，这是对读者认知主权的不尊重。所谓人人平等，其内容之一即是认知主权的平等。

诚然，余先生著文论儒学西学优劣是其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可以看其收效为何：果听者拒绝接受余先生这样的判断，那么他该被打入劣等人或非人之列吗？如果听者凭余先生的一句话便认定儒学高于西学，余先生该对此感到欣慰吗？余先生所痛恨的马列极权主义得以席卷中国大地，正是因为大批的群众不经过独立的思考和鉴别而轻信了伟大救星。

第四，不同的思想或伦理体系之间并非不能比较。一个有意义的比较方式是从细节入手：讨论一个概念，辨析几种不同理论在此处的异同；或比较几个历史片段，分析当时的流行理论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讨论会让理论丰富起来，所以不仅可作，而且应该常作。一个理论没有扎实的细节就会真伪混杂，其架构就经不起时间和风浪的考验。

最后，虽然价值判断的权利在个人，这不等于个人之间无法交流。个人之间可以交流的内容是事实和真相。事实和真相是客观存在，是可以交流的；真理是对事实和真相的解读，是属于个人的。世界的多元性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真理。

学者该做的事是在真伪混杂的信息中间提取事实和真相、将它们与大众分享、提出自己对这些事实背后的内在关系的假设。这些假设是以学者自己版本的真理为依据，可以是儒学，也可以是西学或其它学问。读者有接受或拒绝这些假设、形成他们自己版本的真理的最终决定权。

综上所述，窃以为学者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思想权利和判断权利、多求证事实、少使用标签式思维、少搞大排座次。如果总想着要用某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一统江湖，就又要把中国送回到权力厮杀和王朝轮回的老路上去了。首发于《北京之春》

余东海：关于“儒学高于西学”答客难

东海在《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一文中说“儒学高于西学”，解颜先生在《与余东海先生商榷》中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驳。其一如下：

“如果要比较儒学和西学，首先需要对何为儒学、何为西学作出清晰的定义。定义儒学或许比较容易：我们可以把从孔孟开始的数十位儒学思想家的著作作为出发点，将讨论的领域定为伦理和哲学思辨。定义西学则似乎较为困难：如果把西学等同于西方学术，其涵盖的范围过于宽泛，可包括哲学、宗教、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和艺术思潮。这样的比较太过漫无边际。似乎更可操作的比较是定义一个狭义的西学，其中只包括基督教思想和西方哲学。即使是这样的狭义西学，如果无法透彻把握其中至少数十位巨匠的思想，与儒学的比较仍然任务艰巨。”

东海回答如下：

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诸子百家和早已中国化的佛教，以儒佛道为传统文化之三统，具有代表性；又以儒学、即仁学为主统，最有代表性，可以代表中华文化。西学即西方文化，范围宽泛，最具代表性者有二：神学和人学两大体系。中世纪由神学主导，现代文明由人学主导。

我在《仁本主义世界观》一文开头指出：“文明的背景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基础是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观的源头是世界观。世界观是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宇宙观和本体观。”

从本体观的角度定义，儒学即仁本主义，西学中神学即神本主义，人学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可以涵盖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等概念，作为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

构成了民主制度和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当然，除了神本人本，西方古今也有其它国本位、民族本位、社会本位等等思想文化体系，然皆非主流，不具有代表性。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可以置而不论。

儒学高于西学，即仁学高于人学，更高于神学，即仁本主义高于人本主义，更高于神本主义，这是从本体论角度作出的判断。同时，人本主义高于物本主义，耶教神本主义高于伊教神本主义。仁本、人本、神本、物本等文化体系所开出来的政治形态和文明模式各各不同，或有高低之异，或有正邪之别。有四种秩序：传统中华的仁本主义文明秩序，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文明秩序，都是良序；马家物本主义秩序，伊教神本主义秩序，都是恶序。

关于仁本、人本、神本、物本等文化的性质和特征，详见东海旧作，兹不详论。这里只提示一点：仁本文化之所以最优，是因为能够圆执大象，圆证道体，全面地抓住了世界和生命的本质，仁本可以涵盖民本思想和人本思想。唯仁本主义可以对古今中西一切文明成果取其精华、从善如流和海纳百川，唯仁本主义开出来的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可以充分汲取自由民主和人本文明的精华而超越之。

仁本主义体系是当代儒家反本开新的文化成果，是以仁本主义五观为支柱、由大量观念、观点、思想、概念集合而成的一部精密而庞大的意识形态。很多观念概念，东海在《仁本主义》一书、系列丛书和数百万字文章中已有证明和阐说，在新作中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一一重复。

仁本主义倡导、追求、坚持三正确：思想正确，行为正确，政治正确。同时，对错误的思想、行为和政治进行如理如实的批判。注意，政治应该正确，本来理所当然。然西方所谓的政治正确，往往非正常；马帮所谓的政治正确，更是反正义。因为它们衡量、判断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有问题，前者偏颇，后者颠倒。

三正确的前提和关键是文化正确。衡量、判断正确与否的正确标准，是集中而全面地体现中道文化之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的仁本主义五观。依此而观，一切文化优劣、观点是非无不一目了然，一切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圣贼之辨，若示诸掌，一切妖魔鬼怪皆无所遁形。2020-10-11余东海首发于北京之春

戎小捷：能否给不同的理论体系排座次？——与解颜先生商榷

【议报编者按】议报的立场是坚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这里刊出戎小捷先生的文章仅仅代表国内某些学者的看法，以供思想理论研究者参考。作者在结论中所作的告诫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其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区别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需要读者注意的是，这种区别并不能否认世界公认的自由民主基本原则，中国特殊性和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并不矛盾。

     前不久，余东海先生在某网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儒学高于西学”；余先生并依照自己的优劣价值判断给儒学、西学、马学（马克思主义）排了一个先后的座次。随即解颜先生也在该网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就“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一文与余东海先生商榷》。我原以为解颜先生会就儒学与西学孰高孰低提出他自己的观点，谁知他并未在文章中对儒学和西学做出任何具体比较和评价，而是在其文章中郑重地提出了几个观点，并据此对余东海先生进行了批评。

   首先，解颜先生认为（大意）：“（某个理论的）优劣比较属于价值判断，这是各人的权利，应该由每个人自己作出。如果作者把先入为主的优劣评判强加给读者，而不是给他们以足够的事实来让他们作出自由选择，这是对读者认知主权的不尊重。所谓人人平等，其内容之一即是认知主权的平等。”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解颜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建立在几个先决条件之上的——第一，如果余东海先生是某个国家高级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行政主管，那么他确实不应轻易对“儒家文化、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等做出价值判断，更不应该给它们“排座次”，因为那样会对该研究院的研究产生非常大的不良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前苏联时期官方行政机构对生物学界中基因遗传学派与获得性遗传学派的一赞一贬，导致了前苏联生物研究领域的巨大灾难。第二，如果余东海先生是某个世界学术大媒体的主编，那么他也不宜在自己主持的媒体上对某些思想体系做出价值判断，并对它们排座次，因为这会影响媒体自身的中立性质。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多数大媒体在发表某些人的文章时，往往会在文末声明一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报（刊）立场”。第三，如果余东海先生是在哈佛大学（或其他某个大学）中开讲“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授课教师，那么，在他讲课时，他确实应该对儒家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做如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应对儒学、西学做出自己个人的价值判断，因为那样会影响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当中国大陆的某教授被邀请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政治思潮”时，他就被校方叮咛，在讲课时必须如实、中立地介绍各个流派的思想观点，而不能表达自己的好恶。总之，只有在上述三种情况下（这里不排除某些更特殊的情况），解颜先生的观点才是对的。但可惜，余东海一不是行政高官，二不是媒体大拿，三不是大学教授，那么，他在一个网刊上以自己普通人的身份发表个人看法，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给儒学、西学和马学排座次，就是允许的，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世界上刊物众多，发表不同观点的人更多，作者各有自己平等的写作表达权力，读者也各有自己或信或不信的平等选择权力。

 其次，解颜先生认为（大意）：“现实世界比最精密复杂的理论体系还要复杂得多。每个理论体系都只能是对现实世界高度简化和略化之后的认知，是从千万个可能的视角之中的一个来展开其认识过程。可以说，每个伦理和思想体系都是在摸现实世界之巨象的盲人。无人看得见巨象的全貌，也无人有能力评价哪个盲人的叙述更为接近巨象的真实形状。如果一个学者认为自己信奉的理论已经掌握了巨象的全貌，那么真理也就在此止步了。如果总想着要用某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一统江湖，那么，这将会导致巨大的灾难。”

我觉得，如果解颜先生是在19世纪说出这番话，那么，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那个时候还没有全球化，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相互之间的了解都还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每个文明中的优秀思想家，不可避免地都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最正确的，自己的价值观是最普世的。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世界已经全球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或者说各个文明之间已经有了充分的交流和了解。同时，全球化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新的冲突；因此，这正需要我们能吸收此前各个分散文明中的不同思想体系的精华，创建出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它将不仅能解释某个文明社会中的现象、而且也能同时解释全球各个不同文明中的社会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原来互不往来的几个盲人，现在已经聚集到一起了，他们已经可以、也应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大象”形象了。总之，现在的世界，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大一统的理论、而且可以产生大一统理论的时代了。

最后，解颜先生还在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是不应该兼有“宣传家”的身份的，而余东海先生就犯了做兼职“宣传家”的错误。这显然是西方学界的典型观点。而儒学和马学则恰恰相反，两者都是主张知识分子“入世”的。儒学的鼻祖孔子和孟子都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到处宣传他们的思想，希望能对拯救社会有所帮助。马克思本人也庄严申明（大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造世界！”而且他更是身体力行的投入了当时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当然，愿意做一个单纯的学者，或愿意做一个兼任宣传家的学者，都无可厚非，解颜先生在这方面对余东海先生的批评，显然是站不住的。

我个人猜测，解颜先生是有着西方的学术背景的，因为他所持的上述三个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中都是非常流行的看法。我们不能说西方学界的看法不对，我们只能说，解颜先生在应用他本人所认可的西方学界的看法时，没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犯了生搬硬套的错误。

最后，我想对中国所有致力于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们说一句话：无论你是信奉西学，还是信奉儒学、马学，无论你是精通世界史还是中国史（抑或两者都精通），当你应用你所真诚信奉的理论、当你应用你所精通的历史上的经验，来试图解决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问题时，千万要考虑时间、地点、环境，千万要考虑应用某个理论或某个历史经验的先决条件，千万要注意中国不是西方、当代的中国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总之，千万不要生搬硬套。如果说在一篇文章中犯了生搬硬套的错误还是无伤大雅的话，那么，你在现实的政治改革中若犯了生搬硬套的错误，代价就很可能十分巨大了。你用满腔热血的努力，很可能换来一个你并不想得到的结果。首发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