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儒學高於西學論”爭鳴集要（四篇）

余東海：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

大半輩子橫跨兩個群體：傳統派和現代派。傳統派包括儒佛道三家、舊體詩詞、武術氣功和書法人士等。現代派包括自由派、民韻派、民粹派、美西中心主義者、新詩人等。

兩派相互瞧不起是常態，其中儒家和西化派更是誤會重重，敵意深深。西化派繼承五四遺產，反孔反儒者眾。某些儒生對西方文化和文明頗為排斥，認為我有自由主義情節，或者是自由主義儒家，非真正之儒。而在西化派看來，東海是抱殘守缺、頑固不化的腐儒。

（注意，我說“西化派反孔反儒者眾”，是就西化派主流而言。西化派中當然也有不反儒和尊儒者，但屬於少數派。他們立足於西方文化和文明，即使尊儒，對儒學了解、理解和尊重都非常有限，對於儒家和東海仍有很多思想誤解道德誤會。）

雙方立場觀點方法格格不入，但都喜歡將中國政治社會問題的罪責推給對方，或以儒學為罪魁，或以西學為禍首。對真正的罪魁禍首馬學，幾乎無人問責，甚至為之塗脂抹粉。

儒生尊孔尊儒沒錯，錯在某些人敵視西方文明；西化派推崇西方文明沒錯，錯在反孔反儒。雙方都對於馬學的錯誤和貽害認識不足。

把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對立起來，是一個持續了百餘年的災難性錯誤，成了阻攔在中國自由化文明化道路上最大的一個思想攔路虎。把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把對立起來，意味着把仁義與自由、民本與民主、儒化與西化對立起來，把中華文明與現代文明、中道價值與人道價值對立起來。

中西相爭，兩敗俱傷，仁義禮智信固然掃蕩無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也喪失了立足之地。中西相爭，親痛仇快，北狄得利，乘虛而入，登堂入室至今。驅除極權追求自由，首先必須糾正這個巨大而持久的錯誤。

儒家文化仁本主義，包括政治民本和宇宙人本，現代西方文明植根於人本主義。仁本主義與人本主義雖有高低之差，並非正邪之別。兩者具有本質上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完全可以並行不悖或相互補益。

仁本主義的仁義禮智信五常道，和人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五個普世價值，各有其常識性。常識包括道德常識、政治常識、科學常識等等。只要是常識，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西方普世價值就是一種社會常識。

儒學高於西學，仁本主義高於人本主義，這個高不是違反而是超越。儒學內聖外王，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於常識又不違常識。例如，王道與自由政治，禮制與民主制度，就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無違而超越。或者說，儒家就是中華特色的道德常識和政治常識的集大成，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

注意，常識和共識都很重要，然常識更基礎，共識不能違反常識。一個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共識，必須建立在常識之上。違反常識的共識不值得追求和維護。違反常識意味着錯誤、反常和邪知邪見。

邪知見形成的共識百無一利，而且弊端、後患、惡果極其深重。君不見，那個馬學毛思成為朝野共識的時代，國人豺狼化魔鬼化，社會叢林化地獄化。那樣的共識不僅無助於團結，反而導致空前的社會分裂和內鬥慘烈。這種社會，不僅與儒家社會背道而馳，於西方自由社會也是望塵莫及。

未來中國走仁本主義道路，實行王道禮制，固然大吉大利；走自由主義道路，建設自由民主，也不失為次優選擇。兩條道路都是正路，唯有馬路才是邪路。無論選擇哪一條路，都必須去馬家化。

去馬家化在即。四九以後，唱衰美國成了馬邦朝野的主旋律；陸肆以來，唱衰馬幫成了西化派的最高音。唱衰美國無效。大半個世紀美國的軟硬實力始終天下一枝獨秀，世界霸主地位始終沒有動搖。西化派唱衰馬幫不盡着調，然相對靠譜，美馬之爭結局已無懸念。

西化派不太着調，是因為對馬幫的低估，是因為低估了三界精英的無恥和社會共業的惡劣，低估了馬學的洗腦作用和美西的綏靖作用。當然，馬幫不是西化派唱衰的。馬幫之衰滅是自衰自滅，是其文化政治邏輯的必然。邪惡王后故，邪教必滅故。2020-10-6首發於北京之春

解顏：就《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一文與余東海先生商榷

摘要：

優劣比較屬於價值判斷，這是各人的權利，應該由每個人自己作出。鼓動他人接受某個價值判斷是宣傳部的工作，不是學者的工作。如果把先入為主的優劣評判強加給讀者，而不是給他們以足夠的事實來讓他們作出自由選擇，這是對讀者認知主權的不尊重。所謂人人平等，其內容之一即是認知主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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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到余東海先生大作《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06202073352.htm) 中對儒學和西學的優劣高下的高論，有些不同的想法，試商榷。

余先生說：

 “儒學高於西學，仁本主義高於人本主義，這個高不是違反而是超越。儒學內聖外王，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於常識又不違常識。例如，王道與自由政治，禮制與民主制度，就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無違而超越。”

幾個意見如下：

首先，如果要比較儒學和西學，首先需要對何為儒學、何為西學作出清晰的定義。定義儒學或許比較容易：我們可以把從孔孟開始的數十位儒學思想家的著作作為出發點，將討論的領域定為倫理和哲學思辨。定義西學則似乎較為困難：如果把西學等同於西方學術，其涵蓋的範圍過於寬泛，可包括哲學、宗教、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自然科學和藝術思潮。這樣的比較太過漫無邊際。似乎更可操作的比較是定義一個狹義的西學，其中只包括基督教思想和西方哲學。即使是這樣的狹義西學，如果無法透徹把握其中至少數十位巨匠的思想，與儒學的比較仍然任務艱巨。

其次，現實世界比最精密複雜的理論體系還要複雜得多。每個理論體系都只能是對現實世界高度簡化和略化之後的認知，是從千萬個可能的視角之中的一個來展開其認識過程。可以說，每個倫理和思想體系都是在摸現實世界之巨象的盲人。無人看得見巨象的全貌，也無人有能力評價哪個盲人的敘述更為接近巨象的真實形狀。如果一個學者認為自己信奉的理論已經掌握了巨象的全貌，那麼真理也就在此止步、莊子該改說“知也有涯”了。

第三，優劣比較屬於價值判斷，這是各人的權利，應該由每個人自己作出。鼓動他人接受某個價值判斷是宣傳部的工作，不是學者的工作。余先生自然不願意輕易接受他人強加的價值判斷，那麼根據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也不應該把自己的價值判斷輕易強加於人。余先生對儒家文化、西方文明、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判斷是其數十年的學習和生活經歷得來，自然有權利對其優劣進行排序。而其他人也各有自己的豐富人生經歷，也各有權利得出自己對此的排序。

每個人，無論智商高低，都有多年的知識積累和生活經歷。這些經歷幫助他們對其接觸到的理論或信仰體系選擇接受或拒絕、作出優劣的價值判斷。這是人的正常認知過程。如果把先入為主的優劣評判強加給讀者，而不是給他們以足夠的事實來讓他們作出自由選擇，這是對讀者認知主權的不尊重。所謂人人平等，其內容之一即是認知主權的平等。

誠然，余先生著文論儒學西學優劣是其言論自由的權利，然而可以看其收效為何：果聽者拒絕接受余先生這樣的判斷，那麼他該被打入劣等人或非人之列嗎？如果聽者憑余先生的一句話便認定儒學高於西學，余先生該對此感到欣慰嗎？余先生所痛恨的馬列極權主義得以席捲中國大地，正是因為大批的群眾不經過獨立的思考和鑑別而輕信了偉大救星。

第四，不同的思想或倫理體系之間並非不能比較。一個有意義的比較方式是從細節入手：討論一個概念，辨析幾種不同理論在此處的異同；或比較幾個歷史片段，分析當時的流行理論對歷史進程產生的影響。這樣的討論會讓理論豐富起來，所以不僅可作，而且應該常作。一個理論沒有紮實的細節就會真偽混雜，其架構就經不起時間和風浪的考驗。

最後，雖然價值判斷的權利在個人，這不等於個人之間無法交流。個人之間可以交流的內容是事實和真相。事實和真相是客觀存在，是可以交流的；真理是對事實和真相的解讀，是屬於個人的。世界的多元性就在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版本的真理。

學者該做的事是在真偽混雜的信息中間提取事實和真相、將它們與大眾分享、提出自己對這些事實背後的內在關係的假設。這些假設是以學者自己版本的真理為依據，可以是儒學，也可以是西學或其它學問。讀者有接受或拒絕這些假設、形成他們自己版本的真理的最終決定權。

綜上所述，竊以為學者應該尊重每個人的思想權利和判斷權利、多求證事實、少使用標籤式思維、少搞大排座次。如果總想着要用某種高高在上的理論一統江湖，就又要把中國送回到權力廝殺和王朝輪迴的老路上去了。首發於《北京之春》

余東海：關於“儒學高於西學”答客難

東海在《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一文中說“儒學高於西學”，解顏先生在《與余東海先生商榷》中從四個方面進行了批駁。其一如下：

“如果要比較儒學和西學，首先需要對何為儒學、何為西學作出清晰的定義。定義儒學或許比較容易：我們可以把從孔孟開始的數十位儒學思想家的著作作為出發點，將討論的領域定為倫理和哲學思辨。定義西學則似乎較為困難：如果把西學等同於西方學術，其涵蓋的範圍過於寬泛，可包括哲學、宗教、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自然科學和藝術思潮。這樣的比較太過漫無邊際。似乎更可操作的比較是定義一個狹義的西學，其中只包括基督教思想和西方哲學。即使是這樣的狹義西學，如果無法透徹把握其中至少數十位巨匠的思想，與儒學的比較仍然任務艱巨。”

東海回答如下：

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諸子百家和早已中國化的佛教，以儒佛道為傳統文化之三統，具有代表性；又以儒學、即仁學為主統，最有代表性，可以代表中華文化。西學即西方文化，範圍寬泛，最具代表性者有二：神學和人學兩大體系。中世紀由神學主導，現代文明由人學主導。

我在《仁本主義世界觀》一文開頭指出：“文明的背景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基礎是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三觀的源頭是世界觀。世界觀是對世界的看法，包括宇宙觀和本體觀。”

從本體觀的角度定義，儒學即仁本主義，西學中神學即神本主義，人學即人本主義。人本主義可以涵蓋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等概念，作為自由主義的哲學背景，

構成了民主制度和現代文明的文化基礎。當然，除了神本人本，西方古今也有其它國本位、民族本位、社會本位等等思想文化體系，然皆非主流，不具有代表性。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可以置而不論。

儒學高於西學，即仁學高於人學，更高於神學，即仁本主義高於人本主義，更高於神本主義，這是從本體論角度作出的判斷。同時，人本主義高於物本主義，耶教神本主義高於伊教神本主義。仁本、人本、神本、物本等文化體系所開出來的政治形態和文明模式各各不同，或有高低之異，或有正邪之別。有四種秩序：傳統中華的仁本主義文明秩序，現代西方的人本主義文明秩序，都是良序；馬家物本主義秩序，伊教神本主義秩序，都是惡序。

關於仁本、人本、神本、物本等文化的性質和特徵，詳見東海舊作，茲不詳論。這裡只提示一點：仁本文化之所以最優，是因為能夠圓執大象，圓證道體，全面地抓住了世界和生命的本質，仁本可以涵蓋民本思想和人本思想。唯仁本主義可以對古今中西一切文明成果取其精華、從善如流和海納百川，唯仁本主義開出來的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可以充分汲取自由民主和人本文明的精華而超越之。

仁本主義體系是當代儒家反本開新的文化成果，是以仁本主義五觀為支柱、由大量觀念、觀點、思想、概念集合而成的一部精密而龐大的意識形態。很多觀念概念，東海在《仁本主義》一書、系列叢書和數百萬字文章中已有證明和闡說，在新作中既沒必要、也不可能一一重複。

仁本主義倡導、追求、堅持三正確：思想正確，行為正確，政治正確。同時，對錯誤的思想、行為和政治進行如理如實的批判。注意，政治應該正確，本來理所當然。然西方所謂的政治正確，往往非正常；馬幫所謂的政治正確，更是反正義。因為它們衡量、判斷政治是否正確的標準有問題，前者偏頗，後者顛倒。

三正確的前提和關鍵是文化正確。衡量、判斷正確與否的正確標準，是集中而全面地體現中道文化之道德標準和政治原則的仁本主義五觀。依此而觀，一切文化優劣、觀點是非無不一目了然，一切正邪、善惡、華夷、人禽、聖賊之辨，若示諸掌，一切妖魔鬼怪皆無所遁形。2020-10-11余東海首發於北京之春

戎小捷：能否給不同的理論體系排座次？——與解顏先生商榷

【議報編者按】議報的立場是堅持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因此這裡刊出戎小捷先生的文章僅僅代表國內某些學者的看法，以供思想理論研究者參考。作者在結論中所作的告誡也僅僅是一家之言，其強調中國與世界的區別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需要讀者注意的是，這種區別並不能否認世界公認的自由民主基本原則，中國特殊性和人類社會的普遍性並不矛盾。

     前不久，余東海先生在某網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文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即“儒學高於西學”；余先生並依照自己的優劣價值判斷給儒學、西學、馬學（馬克思主義）排了一個先後的座次。隨即解顏先生也在該網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就“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一文與余東海先生商榷》。我原以為解顏先生會就儒學與西學孰高孰低提出他自己的觀點，誰知他並未在文章中對儒學和西學做出任何具體比較和評價，而是在其文章中鄭重地提出了幾個觀點，並據此對余東海先生進行了批評。

   首先，解顏先生認為（大意）：“（某個理論的）優劣比較屬於價值判斷，這是各人的權利，應該由每個人自己作出。如果作者把先入為主的優劣評判強加給讀者，而不是給他們以足夠的事實來讓他們作出自由選擇，這是對讀者認知主權的不尊重。所謂人人平等，其內容之一即是認知主權的平等。”

  下面談談我的看法。我覺得，解顏先生的這個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是建立在幾個先決條件之上的——第一，如果余東海先生是某個國家高級社會科學研究院的行政主管，那麼他確實不應輕易對“儒家文化、西方文明、馬克思主義”等做出價值判斷，更不應該給它們“排座次”，因為那樣會對該研究院的研究產生非常大的不良影響。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前蘇聯時期官方行政機構對生物學界中基因遺傳學派與獲得性遺傳學派的一贊一貶，導致了前蘇聯生物研究領域的巨大災難。第二，如果余東海先生是某個世界學術大媒體的主編，那麼他也不宜在自己主持的媒體上對某些思想體系做出價值判斷，並對它們排座次，因為這會影響媒體自身的中立性質。這也就是為什麼世界上多數大媒體在發表某些人的文章時，往往會在文末聲明一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報（刊）立場”。第三，如果余東海先生是在哈佛大學（或其他某個大學）中開講“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的授課教師，那麼，在他講課時，他確實應該對儒家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做如實的客觀描述，而不應對儒學、西學做出自己個人的價值判斷，因為那樣會影響學生們的獨立思考。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當中國大陸的某教授被邀請在哈佛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政治思潮”時，他就被校方叮嚀，在講課時必須如實、中立地介紹各個流派的思想觀點，而不能表達自己的好惡。總之，只有在上述三種情況下（這裡不排除某些更特殊的情況），解顏先生的觀點才是對的。但可惜，余東海一不是行政高官，二不是媒體大拿，三不是大學教授，那麼，他在一個網刊上以自己普通人的身份發表個人看法，並按照自己的價值判斷來給儒學、西學和馬學排座次，就是允許的，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因為世界上刊物眾多，發表不同觀點的人更多，作者各有自己平等的寫作表達權力，讀者也各有自己或信或不信的平等選擇權力。

 其次，解顏先生認為（大意）：“現實世界比最精密複雜的理論體系還要複雜得多。每個理論體系都只能是對現實世界高度簡化和略化之後的認知，是從千萬個可能的視角之中的一個來展開其認識過程。可以說，每個倫理和思想體系都是在摸現實世界之巨象的盲人。無人看得見巨象的全貌，也無人有能力評價哪個盲人的敘述更為接近巨象的真實形狀。如果一個學者認為自己信奉的理論已經掌握了巨象的全貌，那麼真理也就在此止步了。如果總想着要用某種高高在上的理論一統江湖，那麼，這將會導致巨大的災難。”

我覺得，如果解顏先生是在19世紀說出這番話，那麼，它確實有一定的道理。那個時候還沒有全球化，世界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相互之間的了解都還處在盲人摸象的階段，每個文明中的優秀思想家，不可避免地都認為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是最正確的，自己的價值觀是最普世的。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世界已經全球化，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或者說各個文明之間已經有了充分的交流和了解。同時，全球化產生了大量新的問題、新的衝突；因此，這正需要我們能吸收此前各個分散文明中的不同思想體系的精華，創建出一個大一統的思想體系，它將不僅能解釋某個文明社會中的現象、而且也能同時解釋全球各個不同文明中的社會現象。通俗地說，就是原來互不往來的幾個盲人，現在已經聚集到一起了，他們已經可以、也應該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大象”形象了。總之，現在的世界，已經到了一個需要大一統的理論、而且可以產生大一統理論的時代了。

最後，解顏先生還在他在文章中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作為一個學者，是不應該兼有“宣傳家”的身份的，而余東海先生就犯了做兼職“宣傳家”的錯誤。這顯然是西方學界的典型觀點。而儒學和馬學則恰恰相反，兩者都是主張知識分子“入世”的。儒學的鼻祖孔子和孟子都風塵僕僕地周遊列國，到處宣傳他們的思想，希望能對拯救社會有所幫助。馬克思本人也莊嚴申明（大意）：“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世界，而關鍵是要改造世界！”而且他更是身體力行的投入了當時的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當然，願意做一個單純的學者，或願意做一個兼任宣傳家的學者，都無可厚非，解顏先生在這方面對余東海先生的批評，顯然是站不住的。

我個人猜測，解顏先生是有着西方的學術背景的，因為他所持的上述三個觀點在西方學術界中都是非常流行的看法。我們不能說西方學界的看法不對，我們只能說，解顏先生在應用他本人所認可的西方學界的看法時，沒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犯了生搬硬套的錯誤。

最後，我想對中國所有致力於政治改革的知識分子們說一句話：無論你是信奉西學，還是信奉儒學、馬學，無論你是精通世界史還是中國史（抑或兩者都精通），當你應用你所真誠信奉的理論、當你應用你所精通的歷史上的經驗，來試圖解決中國當代的政治改革問題時，千萬要考慮時間、地點、環境，千萬要考慮應用某個理論或某個歷史經驗的先決條件，千萬要注意中國不是西方、當代的中國也不同於歷史上的中國。總之，千萬不要生搬硬套。如果說在一篇文章中犯了生搬硬套的錯誤還是無傷大雅的話，那麼，你在現實的政治改革中若犯了生搬硬套的錯誤，代價就很可能十分巨大了。你用滿腔熱血的努力，很可能換來一個你並不想得到的結果。首發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