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上) |
| 送交者: 庞忠甲 2006年05月18日14:16:55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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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庞忠甲
一．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二．孔子－爱因斯坦的“终极”交集
三．“仁”的重新解说
四．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门传授心法”重新解说
五．“礼”的重新解说
六．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 ＃＃＃＃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学说愚民保守误国；文革又大批特批孔老二复辟倒退。批孔者似乎从不理会“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这会事，若非服从特定政治目的而偏离了理性，便是如坠五里雾中，无法自圆其说，毕竟撼动不了历久弥坚的真儒根基，乃致近百年来出现了对孔子评价三百六十度团团转的奇特现象。 无论如何，人所共知，孔子提出了人类社会理想最高境界大同世界，又主张以小康社会为近阶段追求目标，这不就是直到今天中国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在为之努力奋斗的发展进步大方向吗？ 《礼记．礼运》载有关於大同和小康的两段着名文辞，言简意赅，含义精深，可为立论基础。 一次鲁国岁末大祭祀，孔子担任助祭。事毕後，在宫门望楼上为时局艰难感慨叹息起来。弟子言偃陪侍在旁，问夫子为什麽。议论之间夫子说了一些关於社会发展阶段性大目标的话，留下了以下两段记录：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同举）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於裾咭病Ｒ灾湟澹钥脊残牛庞泄蹋ㄍ停┤剩踩茫久裼谐！Ｈ缬胁挥纱苏撸谑普呷ィ谝晕辍Ｊ俏健】怠?……” 今试用现时容易读通的语言整理直叙如下： “大同社会正道盛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实行选举贤达能人主事的民主政治。男女平等，琴瑟合谐，相处美满。人际关系讲求信任、和睦。人们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还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老人安享天年，壮年得展所长，少艾成长良好，鳏寡孤独和残疾病人都能得到妥善照顾。那时生产发达，财富充足，只怕物资富裕得失诸浪费，不必为生计困乏而烦恼，但以多多贡献自己力量为人生乐事。社会秩序之佳，阴谋诡计、抢劫偷盗和破坏活动绝迹，人们真正可以享有夜不闭户，免於恐惧的自由。 “小康时期，人间正道犹未彰显，少数人实行家族式或准家族式世袭权力型统治，依靠武装力量保卫政权，人们为自己和家庭小圈子的利益生产经营；阴谋诡计，人祸战乱，层出不穷。此时幸有道德信条垂范和礼法制度用世，恪守上下分际，重视家庭价值，明确产权界限，鼓励建功立业，奖掖好人好事。若有英明领导人（古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榜样）带头示范，克己守礼，弘扬仁义，提倡诚信，任人唯贤，执法公平，汰除劣吏，赏罚分明，一以贯之，可望不断改善民生，维持社会朝向大同美境发展进步的大趋势。” 这可不是唯妙唯肖、简明扼要地描绘了当代社会合理化改良任务以及人类世界未来理想目标要领吗？ 孔子指当世小康社会人们普遍为自己和家庭小圈子的利益生产经营，那么大同世界会有怎麽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呢？ 在孔子设想的大同社会，人们大可“不必为己”而劳苦讨生活，却唯恐自己不能享受发挥灵性创造能力以造福社会的乐趣── “恶其不出於其身也”。想必那时每个人都能自由支配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去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专长，但这种自由支配不容许也不会导致任何人独占生产资料来剥削他人；且因经济繁荣，财富充足，可满足需求而不虞匮乏，用不着局限於按照自己的工作成效来换取报酬，但也不容许任何人霸占社会财富享有超越其他成员的特权。试问这算是公有制呢还是私有制？ 对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以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英文“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似宜译为“各从其能，按需致酬”）等概念；其实同样很难简单套用现在人们习用的私有制或公有制概念和名词作答，但与孔子的大同社会何等神似、相通？ 批孔者惯於责难孔子比拟尧舜时代为大同，西周文、武、周公时代为小康，并大力推崇周礼，以为复古倒退铁证如山。其实任何时期任何国家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天下无道，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满目创痍之际，不免要以人们心目中曾经存在过的和平、安定、繁荣时期作为恢复重建社会秩序的前鉴，以唤起人们重拾再现治世的希望和信心。大约不会有人否认，春秋乱世以前最富有现实参照意义的治世就是西周初期了。文、武、周、召之治实行敬德保民、礼治和尚贤等政策，达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小康之治，是那时候中国历史以至世界上古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为什麽不能在中国历史上“天下无道”的非常糟糕的时刻，古为今用，借鉴引导人心思治呢 ？ 近代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可谓春秋大笔法矣。 为了说明孔子“言必称西周”的道理，不妨约略回顾那场大变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大规模社会性“两心调谐”化辉煌成功以及终归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荟萃的一部极尽宏伟壮丽史诗材料呢。 ──“两心调谐”，系指本系列引为“人之所以为人”应遵的大本大源之理，即“灵性－两心－调谐”原理，在《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一文中有详细论证。大意为：人类出诸本能的利己私心，藉由感悟而生的利他爱心（公心）的调控作用，方能防范趋于自私极端，驱使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是为人类得享稳定和谐的社会生活，持续发展进步不止的根本之道；两心调谐，就是利己私心与利他爱心（公心）之间的调控关系达到符合当时当地历史背景条件的优化状态。 在生产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征战胜利者抓回俘虏活口是无利可图的。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一个人的劳动成果除供自身活命的必要消费外，还能有相当剩馀，於是部族之间战争的胜利一方，除掳掠财物、占据地盘外，在利己私心驱动下，有意让失败一方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存活下来，纳为奴隶，迫令为自己从事无偿劳役以增殖财富。於是那比较“公平”却“杀无赦”的原始社会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出现了最早的阶级社会──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对立并存的奴隶制社会。原先被处死的被征服者得以活命，成为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必然带来生产力跃升的新局面，催生了奴隶主专政国家及其财富和闲暇带来的灿烂辉煌上古文明。 奴隶一无所有，遑论人身权利。据甲骨文和殷墟考古发掘资料可见，他们像牛马般被成群赶往田间，在鞭策监督下像牛马般劳动，不劳动时同样像牛马一样关在窖穴里。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杀害奴隶，不把他们当人。奴隶社会有了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分工，奴隶主会发现并利用奴隶中的人才，如能工巧匠甚至艺术大师等，以满足其乐生的需要，但这些人才仍是畜生般的奴隶。奴隶的私心动力遭阉割、扼杀，其灵性创造能力几无顺畅发挥的条件，因此不可能指望个性极度压抑的奴隶劳动保有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势头。 奴隶主不劳而获，拥有大量财富，建造城池宫阙，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奴隶主自身的私心原动力必然驱使自己的灵性活动主要集中於致力获得更多的奴隶和土地，以便立竿见影地增财添势。渐少注重不胜艰繁但为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须的创造性活动。 奴隶制国家经历了一段上升发展以後，国势尽可拓张，也居然留下了金字塔那样劳民伤财，令人遐思无限的旷世奇观，但囿於上述两心失衡的历史局限性，终要逐渐陷入了消极、滞进，难有进步，以至社会矛盾激化，恶性发散状态。 距今三千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越奴隶制的历史性巨变。 中国大约从四千一百年前建立夏朝起，进入奴隶社会初期，其後商朝为奴隶社会中、後期。到商末纣王统治时期，奴隶社会已经存在了大约一千年。传说中纣王是位登峰造极的绝对腐化奴隶制君主，造成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位於现今陕西的诸侯岐周领袖文王（姬昌）和他的儿子武王（姬发），领导自己基地和其他盟邦，发动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商王朝，解放商朝奴隶主残酷占有的奴隶，改行封建领主所有制。 新建的周王朝宣布全国土地为王有，除由周王直接拥有少部分外，其馀土地层层分封给臣属。最後把土地按“井田制”划分。典型办法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方而井，共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是为经济领域兼顾公私，实现两心调谐化的历史性重大创举。这八家就是拥有一定独立人格，享有一定自由和拥有自有劳动工具的农民。其後还长期存在相当数量的服务性奴隶或形形色色的半奴隶，但封建领主与自由农民或半自由农民组成的新生产关系从此跃居主导地位。 周朝大约在世界上最早开创了比较健全的封建专制社会。脱离悲惨的奴隶身份的自由或半自由农民，在完成公田耕作任务以後，可以在自己的私田上生产属於自己的产品（当然还要承担其他支差和“贡赋”），私心驱动下的进取积极性大大提高。 新兴统治者刚刚“吊民伐罪”成功，希望建立安定繁荣的局面，为长治久安打好基础。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必定要仰赖天命神授。周王朝一面宣布暴君商纣自欺欺人的“有命在天”的当然合法性彻底破产，一面对天命的涵义作了更新的解释。《尚书．泰誓》中说：“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欲至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著名政治改革家周公旦提出“师保万民”，指明“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文王受命。” 把天命同民意直接等同起来了。 文武周公主持开创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强调“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怀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显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号名目。“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德治思想发挥到了空前极致。 德者，道德也，常指克服自私，推己及人，弘扬爱心（公心），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用在政治上，借过夏禹的话说，便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必要落实到“保惠庶民”，“怀保小民”，“克明享民”“咸和万民”这个民字之上。说得透彻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合法性唯以德政为证，德政就是为老百姓谋实惠，舍此无以赢得民心拥戴，以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归根到底，“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也。 周朝隆兴，遵循这种天命同民意等同起来的民本德治思想为指导，贯彻以保民、惠民、享民、裕民、康民为内容的开明政治方针，特别是周公辅政期间，制订了一系列较合中庸之道的政策规范──周礼，以变“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为“同心同德”。 其时，事关民生福祉的工事被定义为圣人的任务，如《周书．冬官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可见当时十分重视生产工艺领域的创造、传授和管理，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注重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此时冶金业的突破导致从青铜向铁器时期转型，乃有以“恶金”即铁作农具，“铸、夷、斤…，试诸壤土”（《周语．齐语》），农民的生产工具越来越进步齐全，所谓：“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锥…，然後成为农也。”由于人的生产积极性与工具改进相辅相成，大大促进了生产技术迅猛发展。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 毛泽东称这场“大革命”为“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9页） 这场大变革，通过两心调谐化作用，带来了社会面貌丕变，灵性创造能力活跃的新局面，造就了一个两心趋於调谐的全国性蜜月期。新制度下政治有序、社会稳定、思想活跃、文物典盛、经济繁荣、科技创新、商贸发达，甚至出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势头，造就了後人津津乐道的西周前期文、武、周公以至成康时期的著名盛世。 人性与生俱来的“原罪”，无时无刻不与道德作对；在不受制衡的统治者面前，道德调门再高，难免只落得一块任凭涂抹的遮羞布罢了。 西周的天命观大有进步，“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贤相周公将德政原则制度化，不厌其详修订礼法规范；在《尚书》中还有《无逸》这样的好文章，记载着周公谆谆告诫成王，务必吸取历史教训，懂得自我监督等大道理，只可惜不见“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踪影登场，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 由於封建专制政治绝对权力体制下无权力制衡以及反两心调谐的本质，各级统治集团自私贪欲无限增长，周初大变革後两心相对调谐的“蜜月期”是维持不久的。小康难以为继，更遑论大同也。第三代康王时盛世已达强弩之末，从其子昭王下数，“王道”每况愈下，到幽王时，政治腐败不堪，中亚蛮族攻击无已，烽火台特大丑闻後未久，首都镐城陷於犬戎，被迫向东迁都洛阳（公元前771年），中央王权日趋衰落，是为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时期。 周朝把全国土地收归王有以後，除天子所在地的“王畿千里”保有直属田地外，都分封诸侯，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大小专制“国家”。随着东周王权式微，“天下共主”的号令权威逐渐丧失，“礼乐自天子出”的统治秩序趋於崩溃，出现了诸侯争霸，弱肉强食，攻伐无已，一片混乱的封建割据局面。进入春秋时期（距今二千七百年左右），诸侯国家之间争夺领地，互相并吞的战争白热化。如“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秦穆公灭国十二，开地千里”等等大鱼吃小鱼现象；等而下之，大小领主之间也展开了小鱼吃虾虫的武力夺地斗争。随着统治集团自私贪欲极度膨胀，子杀父，臣弑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所谓“陪臣执国命”），列国兼并，比比皆是，加之国人暴动，夷狄交侵，旧日相对调谐秩序荡然无存。这就是“道之将废也欤”的“春秋无义战”时期。 西周盛世以还，铁制农具和牛耕得到发展和普及，原来划定的井田以外的“蓬蒿藜藿”之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之野，逐渐得到开垦，农民的私田超出百亩之外，打破了井田制的框框。於是领主不仅征收公田的“劳役地租”，还对扩大了的私田加收“实物地租”，出现了井田制崩解，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的进步趋势。 这种进步趋势曾经为农民带来过较好的日子和人口加速增长。但春秋乱世，诸侯领主“两心失衡”一发不可收拾，扩张领地，掠夺财富，兵役徭役，横徵暴敛，有增无已，加重剥削的贪欲愈演愈烈。无度的需索，频繁的战争，最终恶果总要统统转嫁到辛苦劳动的农民头上，破坏了农民一度相对安定，自给自足，小康乐业的生活。“民三其力，二入於公”（人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归於“公家”）。“王事靡盐，不能执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可见百姓痛苦不堪的惨境。於是“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有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机会；也有的流为盗贼，“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干戈纷扰，道德衰败，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的恶性趋势方兴未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孔子从周朝始谐终乱的过程，感悟灵性人类不应无可奈何听凭摆布，夫子努力寻求的是人类经常自我保持不失两心调谐的根本自救之道。周朝的变迁正是那时候兼具正负两方面比较全面说服力的重要历史借鉴。 孔子倡导以人为本的“模糊信天观”；提出以仁学为核心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主张以仁为指导思想，以中庸之道作为优化决策的方法论，制订合乎当时历史背景条件的社会性行为规范，即礼；从而“肯定人欲，引上正道”，保障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去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分阶段大目标，经由即可践行的小康社会进入高度理想化的大同世界。 据此，孔子在春秋乱世身体力行，号召“克己复礼”，借先王之道求治，主张古为今用，但绝非一成不变，退守旧制。孔子一方面崇尚周礼，以周礼为重要借鉴；一方面又主张进行重大改革。 孔子从周礼出发，因势利导，倡导很多重要改革，特别是破除“礼不下庶人”旧传统，提倡“齐之以礼”即“礼下庶人”。还提出了“正名”的主张，主要强调一切人和事都要按照礼规定的名分行事，人际相互尊重必须是双向的，在下者固不可僭越，在上者尤不可滥用权力，以利抵制愚忠愚孝盲从唯上的伪礼，防范权力绝对化的严重恶果，突出了礼应有的制衡意义。 孟子提出了更加鲜明的民权观念，主张“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对不仁不义的暴君如夏桀、商纣，放逐征伐是正当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其中鲜明的民本思想，距民主启蒙不过一步之遥矣。 孟子进而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荀况曾用水和舟比喻民众与君主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显然是水主宰舟，而不是舟主宰水。 在《“礼”的重新解说》中，已经论证，孔子的“正名”说和礼治思想本质上不仅不支持绝对权力，而且蕴涵超越时代历史局限性，萌发“权力制衡”机制的进步契机。 孔孟之道不容许违背仁政德治原则的君王沿着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把国家民族带进灾难的深渊，主张加以监督、限制，直至罢免“易位”。这个由监督、限制，以至“易位”的“尊尊”保障体系，显然绝非君主的自觉自律举措而已，特别是“易位”程序，意味着必要形成某种可以向最高统治者说“不”，而且说了一定算数的机制，方才行得通。这就几近乎呼唤建立具有“权力制衡” 实质的共和体制了，如果同“君贱民贵”的民本思想配套渐进，不就是由“权力制衡” 导向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由小康渐臻大同的光明之路吗？ 孔子不仅提出了这样的制礼原则，而且阐发了一系列体现中庸优化之道，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富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纲领，以支持贯彻其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 小康者，期望民众达到中等生活的家庭经济状况，有一个较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环境，并维持继续发展进步的趋势。为此孔子循“仁－中－礼”人间正道，给小康建设提出了三项根本性的政策：庶、富、教。 《论语．子路》载有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小康政策的三位一体了。 庶者众也，即人丁兴旺。天时、地利、人和，总是“人的因素第一”。春秋战乱造成严重减员，广袤吾土，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据後人研究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一千三百万左右），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生聚繁育人口，达到一个适当的密度水平，形成足够有效的合成开发力量。其方法一曰“徕远人”（招徕外来人口），二为自然增殖。要实现这两条，必须实行有利于民众致富的惠民政策。 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富，就是经济繁荣，就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可以过好日子，是一切具有利己之心的正常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鲁哀公问政，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家语．贤君》） 一般治人者的所谓惠民政策，只是让民众能生活得下去，可以多纳赋税，多服徭役等等，让统治者自己富上加富；在予求关上，予仅是手段，真意在求，而且求得的东西越多越好。孔子以为惠民的目的应使民众生活富足起来，予字在先，而求则是相应的结果，“善政得民财”（《孟子．尽心章句上》）也。当年鲁哀公担心“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告诉他《诗经》有道“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孔子是这麽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孔子主张的办法是“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择可劳而劳之”，总之是反对苛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所谓民之父母。”归根到底，富民经济政策的秘密其实就在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欤，且信此事非难，惠而不费，“唯欲行之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个真正了不起的概念。历来专制政权的统治者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於人民，以满足特权统治阶层的政治控制或物质利益的需要，视“为民作主”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唯现代民主社会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原则上不干涉人民合法经济行为的自由，只是因势利导支持人民去从事他们认为有利的事业，并为人民提供应享的权利保障和方便条件，实践证明，这样才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灵性创造能力，最大限度创造社会财富的正道。夫子千载之上，明鉴若此，诚天机解密，深得两心调谐纯青炉火矣。 这就是循正道让民众富起来，支持民众富起来的政策。孔子以为“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主张“蔽明”、“掩聪”，不求“至清”、“至察”。唯“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日省月考，既廪称事（及时考查业绩，合理调整报酬），所以来百工也，来百工则财用足。就是说政府不可自作聪明“为民作主”，只应实行因势利导，让民众有享有尽可能充分的自由发挥灵性创造能力的环境条件，吸引专家能人，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增殖财富、改善民生的政策。（参见《家语．入官》） 孔子以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科技先行，改进生产工具，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前提。 由此可见，所谓儒家学说不讲经济实利的“定论”，其实大谬不然；儒家的经济观，莫非就是现代开明的先进的经济学精粹！至於世人印象中儒家反商，不利市场经济，将伪儒的反商政策算到了孔老二头上，把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实为指鹿为马欺人之谈。 须知货殖（易货赚钱）乃民之所利，如孟轲所言：“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这个“市”，本具两心调谐内涵，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就是所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了，政府除了顺应“民之所利”扶植引导循正道以行，又有什麽理由去反对呢？ 《论语．子张》中记着子夏的话：“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就是组织分工合作，从事生产活动和展销商品的场所，各行各业都应通过生产大型化（不是停留在个体小生产的水平上）和扩大产品交易，发展商品经济，唯其如此，才能成就大局面、大事业。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端木赐）是当时有名的外交家，也是一个由贫致富出类拔萃的大商人。他言词机灵，反应敏捷、闻一而能知其後，是观察、分析、把握市场动向的高手；又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相当於“己不所欲，弗施於人”的仁心正道儒商情怀（见《论语．公冶长》）。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也，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意为此子不听天由命，善於经商增殖财货，测度市场的脉动──价钱低时买进，价钱好时卖出，准确率很高。 子贡问老师：“有美玉于斯，韫椟（放在柜子里）而藏诸？求善价而沽（卖掉）诸？”孔子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待贾而沽就是等待高价出售。夫子不赞成把好东西藏起来束之高阁，支持子贡善价投放市场经营求利；而且索性借题发挥，告诉他为师入世求仕，某种意义上就相当於待贾而沽的商品啊。说明孔子师徒都有商业头脑，都有浓厚的“商人气息”，既不以商为非，更不以商为耻啊。 子贡善于把握商机，不几年就家累千金。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是孔门最富有的弟子，“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遭陈蔡之厄，也是子贡到楚国说服了楚昭王兴师以迎，然後得免。他还善用自己的商业实力“赞助”传播儒家名声。当时好些人称赞“子贡贤於仲尼”呢。後人将子贡列为孔门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从祀於曲阜孔庙。太史公尝言：“夫使孔子名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殖列传》）孔子身後弟子们服心丧三年，唯子贡格外师徒情深，“筑室於场，（再）独居三年，然後归。”可见儒家与货殖事业本来观念融洽，心气相通，相得益彰，如鱼得水也。 儒家不仅不反对发财致富，还以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把求富作为实现礼治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求富，空谈礼、义、荣、辱，还有什麽意义，什麽目的性呢？。只要循正道以行，发财致富，多多益善也。 按照调谐原理，制订优化的发展政策，使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就要“仁民爱物”，遵循自然规律办事，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今人所称的“可持续发展”长远方针，而非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子孙後代怎样过日子的破坏掠夺行为。中国远古社会就有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历史渊源。据载，夏禹时期有这样的制度：“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周文王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接班人武王：“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解传》）。儒家继承与发展了这种调谐化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不是非常接近现代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应该管什麽，不管什麽，多管什麽，少管什麽，创造有利条件，支持民间自由经营、改进生产、活跃商贸、发财致富、保护环境的精髓要旨吗？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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