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整体素质
　　
　　中国政府施行“科教兴国”战略是在1995年。在这之后，中国学术界的两大系统，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所属高等院校，开始了从中央政府那里抢夺金钱的竞争。先是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初向中央提出了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上面批示道：“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知识创新工程”的起点。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为了实现现化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紧接着，以陈至立为首的教育部决定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即211工程)中，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就是所谓的“985工程”。(焦新：“985”工程　向着世界一流大学挺进)。
　　
　　“知识创新工程”和“985工程”都是中央政府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工程。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程理应经过严密、认真的科学论证，甚至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但实际上，这两个跨世纪的学术工程的上马却极不科学。下面，笔者就深入分析一下中国学术界的这两个跨世纪工程。
　　
　　1 不伦不类的“知识创新工程”
　　
　　从字面上看，“知识创新”这个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这里，“知识”和“创新”是什么关系呢？是要把知识创新，还是要利用知识搞创新？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是学理不通。如果是后者，则又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知识可以增加，可以创造，但却不可以创新。其次，这个“创新”的涵义是什么？是指原创性的科学发现？还是指具有新意的技术发明？可以说，这两种“创新”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后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现象和规律，即“增加知识”或“创造知识”，而invention则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据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识创新”这个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把这两个单词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识的创新)。所以说，“知识创新”应该是一个技术学概念，是指知识的应用，应该叫“技术创新”。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给这个项目起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呢？显然，这是为了迎合江总书记的那个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为了迎合“上意”，竟然不惜胡编乱造名词概念，可见他们的素质处在什么水平。
　　
　　其次，“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概念不清，而且名实不符。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解释，“‘知识创新工程’的总目标是：到2010年前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形成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环境，为使我国知识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力争我国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科学论文总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世界前10名、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10名做出贡献。” (李春芳：知识创新工程百问)。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知识创新”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但很显然，它包括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际上，“中科院在国家研究与开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中的份额已占到96.7％。中科院基础研究经费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而根据前面的分析，基础研究显然不应该包含在“知识创新工程”之内的。所以，“知识创新工程”是中国科学院搞的的“偷梁换柱”之计。
　　
　　第三，根据《中国科学院章程》第六条，“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发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的作用就是搞“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它的本职工作。既然如此，它搞这么个“知识创新工程”就显得师出无名了。这就好象是说，国家开办科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搞科学研究，而这个科学院却提出了一个“科学研究工程”一样那么荒唐可笑。难道中国的工人也应该搞一个“打工工程” 、农民搞一个“打粮工程” 、军人搞一个“打仗工程” 不成？
　　
　　其实，“知识创新工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中央政府要钱，要一大笔钱。果然，仅仅是这个工程的三年试点期间，朱镕基总理就拨给中科院50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国科学院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23.5亿元，比上年增加近50%。这笔钱，主要是通过这个“工程”得到的。(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十五”期间，这个工程又为中科院钓到了100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总数不到两万五千人，这相当于每人平均“创新”经费超过40万元人民币，而一些大人物手中控制的经费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么，六年之后，“知识创新工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200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评价中科院某所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体制改革情况。该文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A 所没有触及科技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而沿用了官僚化、拖延难点、回避矛盾和敷衍搪塞的策略。……道德化甚至政治化的表达试图掩盖的是改革中必然的冲突，同时失去了科学家职业伦理重建的机遇。改革为了创新，而改革的方式恰恰是传统的、没有充分民主的、官僚化的、当权者利益第一的。由此引发的科研组织结构性错乱、人员行为失范、利益主体驱动、道德弱化、官僚强制，并不能带来美国式的科研组织，相反它承担较大的改革风险，所以会发生不断改革的现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国科学院越变越糟。
　　
　　上面那个中科院“A所”并不是一个孤例。1994年，中科院开始实施所谓的“百人计划”，其内容是“到20世纪末从国内外吸引百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可是，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这个“百人计划”几乎变成了“千人计划”，目前入选人数已经超过八百人。中科院先是在1998年，也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阶段，把“百人计划”的规模扩大成“在3年内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杰出人才”。2001年，由於“知识创新工程”全面实施，这个计划再次调整，“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国内引进30名优秀人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简介)。他们为什么要大批从国外引进“人才”呢？因为靠他们自身的力量，中国科学院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设定的三个“前十名”目标。引进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他们发SCI文章，好对这个工程有个交代。但是，就象中国的院士水平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大幅度下降一样，“百人计划”也随着“扩招”很快就变了味，很多学术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过人际关系，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履行“百人计划”中所规定的义务，但却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资源。这导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发。(李虎军 ：“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 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
　　
　　面对“百人计划”的彻底失败，中国科学院并不在乎。反正他们有花不完的钱，用不尽的时间，和层出不穷的花样，而他们根本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就在2004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爱因斯坦计划”：要培养“科技将帅人才”。(孙自法：培养大师级科学家 中科院启动“爱因斯坦计划”)。这就象武大郎在突然中了彩之后，宣布要在自己的炊饼铺培养世界一流饭店管理大师一样荒唐可笑。
　　
　　总之，“知识创新工程”自始至终都反映出了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素质问题：知识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学术素质都低得到了惊人的程度。用荒谬的理由来争取政府拨款，这是中国学术界整体素质低下的最明显标志。而“百人计划”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变质又充分说明了学术腐败与学术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太差，所以他们要花钱请“外人”给他们打工。实际上，我完全可以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它反而使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知识创新工程”的唯一创新之处就是，它把中国的学术腐败传播到了海外华人学术界。
　　
　　2 莫明其妙的“985工程”
　　
　　如果说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是不伦不类的话，那么教育部主持的“985工程”就实在是让人感到莫明其妙。“知识创新工程”的名称虽然荒谬，但在这个名称的下面还是有些内容的。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工程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说明他们多少还是有些“创意”的。可“985工程”上马的唯一根据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句话：“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一流大学。”於是乎，中国的“若干所”大学，就象是在昏睡中的老狗突然被人踢了一脚一样，迷迷登登地拔腿就开始了“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在跑了一段路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追赶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如同水中月，镜中花，看得见，但摸不着。也就是说，中国顶尖大学的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口出狂言：北大和清华先后宣布要在“985工程”实施后15-18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够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研究了“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归纳出了九个基本特征。根据对一些“量化”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他们认为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世界高校中的位置在200-300名之间，“预计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刘念才等：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
　　
　　其实，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刘念才等人自己实际就把那些排在100名之前的大学分成了两类，一类是20所“世界顶尖大学”，其余80所才是“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说，这个“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应该叫做“世界二流大学”。即使按照刘念才等人的说法，100所学校算一个等级，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世界上也只是三流大学，他们凭什么能够在不到20年的时间超过目前在他们前面的100多所大学，进入前100名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别人止步不前，或者倒退；第二，自己比别人发展得快。显然，指望别人倒退不仅没有出息，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大学想要进入一流，就必须自己有比别人发展得快的绝活儿。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是一无所有。刘念才等人做出那个“预计”的主要依据就是，“国家对大学的直接投入和竞争性的基金投入将不断提高”。而金钱对大学发展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不确定的，在中国，可以说它的坏处比好处要大得多。前面讨论到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学”研究虽然幼稚，但其作学问的态度还算是认真的。如果与北大清华的校长和书记们拍胸脯打保票似的豪言壮语相比，还可以说有相当浓郁的学术气息。看看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院士是如何打算把清华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究中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关系；师资队伍建设中处理好尖子人才与团队关系；以及学校管理体制上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等等。总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问题，那种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与办学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适的。”(左春明、周月红：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学跨越)。我曾评论说，“这哪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倒象是在办中国一流党校。”(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也许是愚昧，但“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怎么就行不通呢？有什么不合适呢？如果行不通，如何才能建成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呢？王院士难道没有发现其中逻辑的荒谬吗？所以，清华大学心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完全是自制的，因此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标准。
　　
　　与清华大学的“中国特色”相比，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具有明显的“乡土气息”，你甚至可以说它是土得掉渣。根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世界一流大学”不过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国家集中的、高强度的支持下，采取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把8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推进到世界前沿，那就应基本实现了目标。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卡耐基·梅隆也好，芝加哥也好，普林斯顿也好，也不是什么学科都好，而都是有若干学科是居于世界一流的。……这就是我们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核心”。(闵维方：在2003年北京大学校友工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我不知道北京大学总共有多少个学科，也不知道闵书记所谓的“世界前沿”到底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是谁把卡耐基梅隆大学封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我知道，这样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是庸俗的，愚蠢的。实际上，这样的“办学思想”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思想”，这样的“办学理念”也根本就不是什么“理念”。(关于大学理念，下面有详细讨论)。
　　
　　也许是对中国高教界“创建一流”的愚昧、混乱局面不满，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先生在2002年提出了“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的说法。“大楼”、“大师”之说，早已有之，它们来自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而“大爱”之说，据称是杨院士的首创。那么，什么是“大爱”呢？“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为了具体说明“大爱”的含义，杨院士还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国数学家纳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大师”级的学者了。后来他的精神出了毛病，但普林斯顿大学仍旧宽容地让他在那里生活了30年，给予他巨大的爱护。最后，纳什恢复了健康，并且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超级大师。(邓琮琮：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
　　
　　杨院士的“大爱”说甫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许多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都纷纷表态，要用“大爱”培养大师，通过培养大师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有人高兴地说，“如果有了大楼、大师、大爱，那么我们心仪已久的、‘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学，也许就‘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了。”(陈鲁民：教师节随想：大楼·大师·大爱)。
　　
　　建立一流大学有这么容易吗？这个从大爱到大师到一流大学的公式是可行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集中的美国没有人总结出这条规律？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二流、三流大学，甚至四流、五流大学？实际上，在美国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大爱”。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优渥条件，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争取来的。而对那些尚未得到终身教职的大学教师来说，他们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激烈的，“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是他们必须遵守的竞争规律。再者说，“大爱”说实际上是把大学教师放在了需要受学校行政当局眷顾的位置，这也与美国大学的治校原则不符。“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本身”，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莱比(I. I. Rabi)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更何况，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终究是少数，而在学术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国，国家要付出多少“大爱”才能够换来些许几个大师呢？退一万步说，仅仅是希冀自己的教师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大师而让他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爱”，而恰恰是怀有极大私心的风险投资。古人云，“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洪应明：《菜根谭》)。由此可见，杨院士的“大爱”说仍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的酱缸中打转。
　　
　　事实是，普林斯顿大学根本就没有给纳什什么“大爱”。1964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纳什病情出现了转机、他并且开始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之际，给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员(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这里面，纳什的朋友从校园内外施加的影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迟至1989年，当瑞士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派人与纳什面谈，要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俱乐部坐坐时，纳什还问来人：“我能进去吗？我不是教授。”这使那位瑞士教授感到纳什在普林斯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9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决定纳什为获奖人之一时，纳什的“悲惨人生”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得到获奖的消息当天，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举行的小型庆祝会上说了三句话，其中两句是：他希望获得这个奖项能够使他的信用等级上升，从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获奖者应该说他很高兴能够与别人分享这份奖励，但他却想要独得这份奖金，因为他太需要钱了。(Nasar, S.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个在“大爱”中生活的人难道能够这么悲惨吗？当然不会。实际上，纳什在获奖时连普林斯顿大学的正式教职都没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高教界对“大爱”理论的热烈反响从侧面说明，目前国内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来“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们对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对自己应该如何发展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思路。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其实从根儿上讲，他们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办学理念”，就是要国家多多地出钱。有了钱，他们可以盖大楼，可以聘名师，可以多发表SCI论文，然后学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后就成为“世界一流”了。但是，让我们假设北大和清华可以有无限的资源，假设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师资全部换成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这样的北大清华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吗？当然不会。因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体制、高教政策不变，只要劣胜优败的选择机制不变，只要虚伪狡诈的人文环境不变，只要大学校长继续拿着校长当官做，绝大多数有创造性的学者在中国的大学内都将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任何头脑清醒的学者都应该明白，也不需要我来证明。
　　
　　所以说，中国目前这个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985工程”是一个莫明其妙的糊涂工程：甲方没有明确目标和指标，乙方没有明确资格和手段，双方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事实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总之，中国学术界的两个跨世纪工程，“知识创新工程”和“985工程”，从上马到实施，都充分暴露了中国学术界骇人听闻的低素质：丧失人格地奉迎“上意”，恬不知耻地骗取钱财，不懂装懂地玩弄学问。这两个工程的实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支持国家建设，相反，却消耗了国力，加重了学术腐败，不仅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使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与几十年前也无法相比。(黄俊伟：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四)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学术界
　　
　　在中国文学史上，《儒林外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士)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在吴敬梓的笔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猥琐、扭曲的人格特性栩栩如生。谁不知道那个因为中了举人而发疯的范进呢？所以，可以把《儒林外史》看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挽歌。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就是具有西方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其代表人物就是蔡元培和胡适。不过，正象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说，“中国的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所以，中国除了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有点儿新气象之外，从此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对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钱钟书《围城》的影响。那个对同事妻子垂涎三尺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那个趁国难之机倒腾药品的训导长李梅亭，那个一张口就是“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特派员，那个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方鸿渐，以及那个敢把克莱登吹成美国“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使人们对这些中西合璧的学者有了很深的认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虽然在很长的时间内处於挨整的位置，但学识渊博和清高自守却一直是社会对他们认定的形象。再加上中国的传统对“读书人”有本能的尊重和敬畏，“老九”在最臭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满吃香的。看过电视剧《渴望》的人都一定会对女主人公撇下深爱自己的那个工人而爱上知识分子王沪生留有印象吧。而在“科学的春天”，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更把知识分子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着科学事业的圣人。
　　
　　那么，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劼的《丽娃河》。在这部以华东师范大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作者全方位地描写了大学校园内的学者群体。由於该书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有很强的现实背景，所以华东师大当局曾出面阻止学生购买此书。
　　
　　在《丽娃河》中，中文系首席博士生导师袁逸儒是个全国闻名的学者，但实际上他一生的学术本钱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写的两篇文章。这个大儒，控制着中文系的学术大权，但却把自己的学生当成生存的饭票，不仅在政治运动中出卖学生，还在职称评定中拼命压制有学术造诣的学生龙在田，使他在讲师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在他的手中都先后成了教授和博导。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他用手中的职称跟他们把持的权力作了交易，从而在高校里稳坐钓鱼台，一面扮演德高望重的清流人物，一面从权力之河里钓取种种实惠和好处。至于学生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根根的筹码而已，他的名声有一半是因为你们这些在外面奋斗出了学术影响的学生才水涨船高的。”从年龄上来判断，袁逸儒应该是三闾大学时代毕业的学者。
　　
　　有袁逸儒当靠山，那个挂着博导头衔的吴天云才能够在中文系当了十几年的系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吴胖子先让自己垂涎的学生姜丽人留校并且变成了自己的儿媳妇，在姜丽人出走之后，扒灰未遂的他又和自己的研究生江瑛姘居。尽管自己一肚子男盗女娼，但这个吴胖子却千方百计地要利用男女关系问题把龙在田置于死地。在很大程度上，吴胖子是发迹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者的代表。他们无学有术，专门以整人为业，而他们整治的对象就是那些学业比他们好的人。这是因为，学业上的不足，使他们对真正的学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憎恨。
　　
　　被袁逸儒亲手选定的学术接班人是文革之后毕业的新人张超。这是一个靠老丈人起家，靠出卖龙在田的学问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第四代学者。他可以在公开场合大谈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什么“终极关怀”，也可以在私下里利用女学生的抄袭行为而要挟对方与自己上床。看看他唱的高调：“不要以为现在全都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要以为现在争相下海了，可以不顾良心了；不要以为现在都在赚钱了，可以不要学问了；不要以为现在是后现代的时代了，可以不要规范了，不要道德纪律了，不要天伦王法了，从而可以无法无天了！不要以为不再有人会为了崇高的理想站出来说话。抬起你们的头颅，看看吧，理想主义的旗帜依然在高高飘扬，那是人的精神，精神的人。”可以说，张超之流不仅综合了第二代学者的伪善和第三代学者的狠毒，而且加上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无耻。
　　
　　张超的最得意弟子就是博士生卢强。这位有“伍学者”之称的“第五代学者的代表兼发言人”，可以说不论是学问还是道德都秉承了乃师的衣钵。他的特点就是“懂得对什么人说不，对什么人说是，最后对自己说不是。”所以，他敢於跳起来面对五十年代的学者大喊：“怎么能解构崇高呢？怎么能抛弃理想呢？当年的青春万岁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玩够了崇高和理想就可以把她们扔在一边了？你们可知道我们还没玩过呢，至少大家玩玩对不对？哪有像你们这么霸道的？”他也敢於“向导师抬起头来，十分坚定地表示：张先生，你放心吧，我会接班的，我肯定要接班，这是一定的。我不接谁接？我不说谁说？共产主义是大家的事，也是我卢强一个人的事！”也就是凭着这套本事，卢强尽管在读书期间因为猥亵女生被抓，毕业之后还是留了校，成了张超的当然继承人，并且没有几年就要问鼎系主任的宝座。毫无疑问，卢强之流定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正统。
　　
　　与这些当权得势的学者相比，在这所大学走背运的都是一些正直、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老一辈的施先生和章先生由於斗不过袁逸儒之流(或不屑于与他们斗)，选择了逃避、与世无争这条道路，以此换来了相对安静的晚年。尽管如此，在章先生去世的追悼会，吴胖子念悼词时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由此可见，搞学问本身在中国的大学就是罪恶，不管你与他们是否有利害冲突。与老一辈相比，凯方、龙在田、陶乐天等人面临的是袁逸儒、吴胖子、张超、卢强这四代邪恶势力结成的神圣联盟。最后，凯方跳楼自杀，龙在田离校出走，陶乐天下海经商。中国的学术界至此完成了逆向淘汰的一个大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在《丽娃河》中，正反面形象大都是成对出现的：老一辈的施先生和章先生与袁逸儒相对照，中青年一代的凯方、龙在田与张超相对照，而陶乐天与卢强相对照。恰恰是吴胖子及其身后的一大批人，如校党委书记贾利民、中文系党委书记陈若莲、辅导员毛善平（黑猫）、博导汪仁明、忻向苏，等等，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正面形象。为什么呢？用作者李劼的话说就是：“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过来的老家伙，没有一个好的。”
　　
　　在《丽娃河》之后，中国的文艺市场上先后出现了《桃李》和《所谓教授》等正面批判中国学术界的长篇小说。《桃李》因为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并且得到北大教授孔庆东的青睐而名气大噪。《桃李》描写了一位身兼名教授名律师双重身份的人，他亦学亦商，风光无限，但最后被情人杀死。据说书中很多故事都有真实的背影。《所谓教授》的背景是西北某农业大学，那里的教授朝思暮想的就是女人、金钱、名望、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听说你们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不知对不对？”。尽管对教授的辱骂已经到了极点，但据说这所农业大学的老师认为，“真实的大学校园某些方面比小说中描写的更黑”。不过，虽然《桃李》和《所谓教授》的影响比《丽娃河》要大得多，但他们的深度和艺术水平比《丽娃河》要逊色得多。可以说，《丽娃河》是目前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大学最深刻、最全面的记录。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至今没有被搬上银幕和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