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另一种学术与思想打假：“北大学子看张维迎”一文的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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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格格:另一种学术与思想打假：“北大学子看张维迎”一文的驳辩

现在人们品事评人，总是要走极端，要把一个逻辑贯彻到底。说事如此，评人也如此。

这究竟是国民性呢，还是某些人的特性。未作考证，不得而知。

反正辩证法早被学者闻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据说，它不可验证，找不出可验证的含义。这是学者们告诉我的。姑如此吧，就算辩证法是非科学吧！但总归有做人的智慧在里头吧。总可以预防我们评事品人的走极端吧！如是观之，辩证法还是有些作用的。作用之一，简单得很，就是叫我们莫走极端。走极端，乡下人称为“犯邪”，城里人说“一条道走到黑”。

“北大学子看张维迎”这篇文章，把张维迎捧到天上去了，仿佛他就是孙中山，就是革命者秋瑾，就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蒋介石，就是中国的伟人。总之是大人物就是了。他就是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由他来设计的。你从文章可以读到，张维迎比同时代的人醒悟得早几十年，什么产权改革，什么双轨制之类，他都是始作俑者。我们的改革就是按他的路子走到今天的。因此，由此观之，政治界有邓小平，他只是实施者之一；学术界与思想界，则有我们伟大的张维迎，他是帝王师啊，引领着各代核心，各代领导人物，向既定目标迈进。这就是改革史，这就是开放史。

张维迎当然不能比作毛泽东。那些爱张维迎的追随者不同意这样比，怕玷污了张维迎的伟大。任何一个自知之明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在这个地方，简直是邪恶的力量的化身。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一层吧。

反正，总之，无论如何，张维迎简直就是天下第一等圣人，是孔夫子再世，至少也是孟亚圣再世了。或者说，他就是鲁迅，鲁迅不是被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吗？

张维迎开创了一代风气嘛！他有原创嘛！他不与无耻的人论争嘛！他预言几十年的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走向嘛！他在塑造大中华的人民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嘛！企业家也好，政治家也好，还有那些愚公也好，都要按张维迎定理做做智力或知识的操练嘛！这都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的。他当然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了。毛泽东说鲁迅是第一等圣人，实际上那个判断看来是不对的。现今，文人界（是文人界，不是文学界。中国有文学界吗？）又说胡适才是中国一等一的圣人呢，因为他闲适，符合中国的和谐社会的标准；又因为他讲民主、讲自由，还在四九年代表知识份子与蒋介石竞争总统职位。因此活该胡适取替代鲁迅成为一等圣人。不过，胡适后来未当成总统，因为他明白，蒋介石让他竞选总统，是虚晃一枪，并不真要他当，是作戏的。这就更成了一等一的圣人了。你看，胡适远离了权力了，他不当总统了，因此，不是独立的知识份子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顺便说一句，我上面引出了愚公，又说愚公要接受张大圣人的智力操练。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记得，张维迎曾在一次公开的演说中讲到，愚公真愚，他为什么要挖山不止啊？他太愚笨了！他理应离开这座大山嘛！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嘛！可见愚公智识未开，顽冥不灵！！

言归正传吧：

今天，按照《北大学子看张维迎》这篇文章，我们不是又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胡适的再世了吗？这就使张维迎取代了胡适而成为现今的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的一等圣人了。

让我们庆祝新的圣人的诞生！！

照理来讲，他比胡适更伟大，遑论什么鲁迅，更不在话下了。你看，他成功地扭住了改革，使它向资本主义道路迅跑，打左灯，往右转，既有学识和判断，又有谋略。学问堪比弗理德曼，谋略当如蒋介石。这里，我不想提谋略当如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三字我们的圣人们恨不得要逐出中国史了，茅于轼先生就曾恨恨不已，说过，他（毛泽东）的历史不值一提，因此，我们就改口说谋略当如蒋介石吧！再说胡适也认为，蒋介石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正统，故如是。

我们的张维迎先生既有高深的理论，又有直白而恰当的表达。文如其人，理如其骨，又诙谐，又生动，要文风有文风，要智谋有智谋，要修养有修养，要思想有思想，不是一等圣人又是什么呢？

比如吧：

他说过，国有资产当如冰棍，要赶快卖给卖得起冰棍的人，否则化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再比如，他的另一个高论，即吐痰论：眼前一碗饭，老大、老二、老三都想吃，老大最有城府，做事有流氓气，猛地往饭里吐一口痰。老二老三看了恶心，这碗饭于是就天然成了老大的了。这是多么伟大的理论创造啊！他的这个以故事讲到的经济学模型，不就是中国转型社会的活写真吗？愚公是不可能懂得这个转型理论的，郎咸平作为“无耻”之人，更不知这种转型之奥妙。

不过，我要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要设计一个场景呢，还要让资本家和工人一一进入现场呢，然后才开始让他们表演谁是雇佣者，谁是被雇佣者，最后经过一番“货币---资本---货币”的循环，才最终找到了那个剥削者，看啦，剥削者就在这里！我们的张维迎先生呢，不需要什么中间过程，吐一口痰，看啊，产权明晰了，社会转型了，资本英雄出现了，这就是新主人了！这就是可以寄予厚望的企业家了！

这是一个转型社会，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这样的说法不完全对，我要说，乱世出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张维迎。

凡事要较真，这样才能得理，才能出“道道”了：这里的“道道”并非哲学上的“白马非马”，或者张维迎所讲的，在白马上划道道而成了斑马的那样的“道道”。看起来，彻底的张维迎是善于比喻的，他的一句，是可以胜过一万句的，其力量就不仅仅是“力透三尺”，或“力透纸背”了，更有进者，他的话会穿透历史的。是的，张维迎作为中国之第一等圣人，是在穿透并塑造中国的历史的。这是《北大学子看张维迎》告诉我们的基本结论。

不过，还是要回归到“认真”二字。我等不才，不得不引用毛泽东的话，他说过：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是要讲”认真“二字。刚好张维迎是共产党员，是伟大的党中的一员，因此，引用这段话不算太严重吧！照理说，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是共产党的缔造者，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徒子徒孙嘛！因此，我引用毛泽东的关于“认真”的“语录”是情有可原的吧。

好，那就让我们说一下“认真”的逻辑吧：

首先，人看来是有立场的。尽管圣人作为大学者，要冷静，要科学，不要预设立场。但看历史看多了，发现即便是圣人，也是有立场的。张维迎当然也是有立场的。不是吗？

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理性预期一下，他理应是共产党员的立场啊。可是并不！”吐痰“和”冰棍“已使张维迎成了这个党的逆子二臣。逆子二臣并不可怕。毛泽东所说的那个鲁迅不就是封建社会的逆子二臣吗？

说官员是改革的相对利益的受损者，其潜台词就是：官员在实质上拿（贪）得还不多，还要挟权力之威从老百姓哪里拿更多才对，唯如此，才能遏止腐败，才能减少改革阻力。这叫做补偿和赎买，那官员弄得肥肥的，把他手中的权力赎回来。这真是奇怪得很呢，就是那些发了迹的商人，一旦有了钱，也拼着老命往政府里钻，非要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副县长、副省长当当，凭什么就可以说这些手握重权的官员们只要给了他些甜头就可以”还政于民“呢？这真是狗屁的伟大逻辑。

不过呢，既然张维迎是第一等圣人，那么他自有更高深的理论，那么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走”吧：

大家看到，现在各地，最富的肯定是官员与商人。这种富表现在社会地位高，老百姓很少有敢不巴结官员的，因为当官拥有资源，这是三岁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其次，权力就是资源，这个资源已成了经商、上学、晋级与得到各种机会的必备条件。那些没有权力的老百姓想办成一件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通过货币支付把这些资源拿（“购买”）过来用一下，否则玩不转。再有，当官意味着他的妻子、情妇、儿女得到的机会多，下岗再就业的当然就少，几乎没有，因为官阶层正如精英阶层，是不会，也不屑于与愚公们，与那些下岗工人为伍的。这个就不必说理由了吧！如果说已然拥有了这些“好处”还是属于相对利益受损的一群人的话，那在逻辑上就可以推出来，这些人，这些阶层贪得不够，远远不够，要把现在这些已然进入到官员腰包里的东西“合法化”、“常态化”和“制度化”，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化”。张维迎大概不知道，中国的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大多数都出入有车、落座有食的日子吧，而且这些“好处”的买单者都是政府、国家。

如果这里的逻辑所透露出来的伟大创见还不算创见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创见可说的了！

但是呢，作为共产党员的张维迎的这一套理论肯定是崽用爷钱心不痛的理论，肯定是共产党的逆子二臣的理论！

既然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既然是改革家和伟大的开放者，他当然有权，也很有必要当逆子二臣了！不过，那个过了期的逆子二臣的鲁迅是没有资本家、封建地主的那样的荣光的，他既背叛了那个阶级，他就再不能当那个老爷了，他得靠一枝笔，自己写文章，自己花钱，自个生活。他那个逆子二臣当得还是比较彻底的，这就是和原阶级决裂了。这和这位当今的第一等圣人不同啊，后者这个圣人（张维迎先生），不仅要吃资本家，这当然是必然的，因为资本家与企业家是中国的前进的动力啊，攀附这些阶层是无尚光荣的，要不怎么叫逆子二臣呢？但我说张维迎还留着共产党员的尾巴，就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不光彩了，他还吃着并且肯定还得吃下去这共产党的资源，却干着挖共产党祖坟的活计，这个逆子二臣当得岂不是有些可耻了？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送张维迎一个新的绰号，那就是不彻底的逆子二臣，略有那些些可耻的一等一的圣人！

现今不是要学术打假吗？是的，要打假。那么，打左灯往右转，是不是一种“假”，是假而不能打，是“假”而打不得，打了就违背了“真理”了，那么，这足证我们的知识界与学术界已然出现具大的裂缝。我们需要靠着虚伪、弄权作假才能逼近和谐社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维迎作为第一个一等圣人不那么够格，因为他的理论不足以说服人，还不能掌握群众。我们知道，孔子是圣人，现今没有人不说儒家学说正是中国作为文化上的一统江山的真正的精神内核。张维迎这方面比孔圣人可差远了，他的理论仍旧不能自圆其说，因此需要靠谋略、靠诡计、靠诡辩来维持其体面。他只掌握少量的那么几个学生，那么几个商人，那么几个政客，然而，剩下的那几千万的老百姓，上亿的“低贱者”或“非精英份子”是不懂得张维迎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的？他们只想知道，他们的利益究竟在什么地方“游魂”呢？这些简单的答案，张氏理论是回答不了的。正如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任何时（朝）代的精英都可以说，只要我们把蛋糕做大了，到时候就谁都有份了，“非精英份子”也就有福了。然而这骗得了谁，中国历史还不是一个轮回一个轮回来来往往的，还不是三二百年一个朝代，一个循环一个循不停地瞎折腾。难道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精英吗？难道中国的科举制和行政官僚体制不是当时全世界最有效率、最为规范的一个制度吗？又怎样？那个时候不就是精英主义吗？又怎样？因此，张氏理论既解释不了历史，也说明不了现实。他能说服的，只是有限的几个精英。

中国要走什么路？道理千千万，万万千道理，但有一条，中国是个有着几亿工人农民的国度，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与庞大的下层人口的基数，不走社会主义是断断不可行的。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张氏精英都说不清爽，还想做什么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我看这是痴人说梦罢了！

学术道德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我们的目标关注那些抄袭者，这原没有错的。但我们对那些抄袭哈耶克、抄袭弗里德曼的人怎么样，他们说他们发明了一套理论，然后拿这个理论来治理（“忽悠”）中国，来做帝王师，那么这里边有没有思想上的抄袭的嫌疑呢？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那好，姑且就没有吧。但你们不能因此就说成是你们的发明啊。私产啊、自由啊、效率啊、冰棍啊，这里面的东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啊，怎么说是你这个一等圣人发明的呢？美国社会也从未正式试行过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你怎么就那么胆大，要在这个工农居百分之八十的国度里拿来就试，以便落下个千秋万代的“大圣人”的英名，其心不可诛吗？

我说过，自由主义是要的，但社会主义也是不能丢的。这里面涉及到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涉及到创造性的制度转换。单靠抄就想抄出一个伟大的思想来，是断乎不可行的。理论要掌握群众，正如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的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的力量去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为什么在三年前，郎咸平的呼声会引起下层百姓的共鸣，精英份子百思不得其解，认为郎咸平不懂得转型的真义，以为真理在握，恰恰是和张维迎一样，是想当一等圣人的结果！

对我们来说，郎咸平也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符号而己！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但我们的正规学术是不相信这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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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13 | 邹恒甫事件的隐喻
已经有五、六个月了，邹恒甫事件作为一个公共话题。
事情的起因不必说，大家知道，北大张维迎说邹恒甫作为北大光华教师课时严重不足，因此要解聘。

跟着解聘的当然是，房子要收回。办公室要收回。

于是一场争斗就开始了。

一方说课时不够，另一方回答说，课时是够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教而诛。张维迎通过一个Email，就把一个一级教授解聘了。这当然是不教而诛。没有找当事人谈话嘛！也没有一个给当事人申辨的机会嘛！

这样的程序当然是不严肃的。如果张维迎的指控成立，即事实上是有道理的，但程序却非常简单粗暴，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程序不公正的问题。邹恒甫在内心里觉得受到侮辱，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程序不公正实质上就意味着事实上的不公正。

张维迎给出的理由是，邹恒甫的性格暴烈，因此，当然就该使用这种人不知鬼不觉的方式，让受到伤害的一方有苦讲不出来，讲出来了也立该成为一个笑料。

张维迎已经两次采用这种方式，第一次叫邹恒甫辞去系主任一职是这个办法。这一次，让邹恒甫下课，也是同一办法。张维迎所依凭的理由当然是，邹恒甫到处办学，不合于北大对一个教授的要求了的。

我早就说过，这个理由果真成立，那么张自有其解聘邹的权利。但问题仍然在于，要公正，程序上要合理合法。你不合理合法，当然邹就有反击你的理由。所谓不平则鸣！

邹争的是脸面，是尊严，是他对于北大的价值。在他内心世界里，他对北大是看重的，同时，他认为自己对北大是有价值的，那怕课时是少了些。而张维迎先是搞个Email，后又弄了个北大人事部的没有文件编号的通知，的的确确未把邹恒甫的反击放在眼里。因为，人们一般认为，包括张维迎这个西北汉也肯定这样看，越是性情暴烈的人，越耐不住折腾。蹦哒几天了，也就没有了力气了，那个时候，性情暴烈也就自然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别看当初鼓得涨涨的，只要轻轻地用针一扎，立马就会瘪下来。这是人们对性情暴烈的人的一般估计以及根据这个估计所采用的通行的手段。

但是，邹恒甫毕竟是湖湘之人，这里的人历来是要革命的。也有点横竖是个死的慷慨悲壮心态。这里的人，只要：

（1）自认为是正义的，就要一条道走到黑。花怎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2）这里的人受较劲和较真。争的是主义，不是个人意气。纵使本质上是个人意气，也要拔高，上升到某个“形而上高度”，然后如江河奔涌，一日千里，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让邹恒甫拔高的地方还真是有的：一曰官，二曰学，三曰商，四曰匪，四位一体，这不就是当今的学界“四魂”吗？例子举不胜举，随手拈来，张口就有。有了主义，道德的制高点就有。这等于打了个自我暗示的“强心针”，而且还蛮具有可持续性呢。如果不是这样，湖湘之人的曾国潘、毛泽东何以有那样的意志力，一干几十年，痴心不改，决意在一个路上走下去，丝毫也不妥协。尽管有时争的实在是个人意气，但经主义一涂抹，也就是“只要主义真”了。

在这方面，所有的观察者都看走了眼，连张维迎也看走了眼。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得了，一天是这样，百天仍复如此，慢慢也就淡淡的了，销声匿迹，古往到今，从来这样。好你个邹恒甫，什么话也说得出来，屁大的事情也讲得津津有味，什么孩子气的事也做，而且俨然学界英雄一，一呼百应，以网络为战场，大字报一张一张贴，全然不顾礼仪廉耻。何者？所争者主义也！而用的“主义之争”的手段就是“零敲牛皮糖”的方式，不必打七寸，一段一段切就可以了。许多看客看不过去，都笑邹恒甫曰“齿窦大开”，实在是雾里看花，而且是典型是中国人的中庸正人君子的方式，这个东西，邹恒甫为什么会用而且要用呢？

邹恒甫先错了，他认为，张维迎再怎样，也不会对我这位学兄这等下手；然而，张维迎就是张维迎，他下手了，而且蹑手蹑足，把邹恒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张维迎则后错了，他总以为这事情不多久就会过去，一切复归平静，天下仍旧太平，而且自己还藉此可以出一口狠狠的恶气。毕竟九流经济学家的名头压在身上是颇为沉重和苦痛的。两个人都错了，一个错在前，一个错在后。

但透过这层现象，我们仍复看到：

主义之争究竟仍是核心，否则“张邹主题”不会被邹扯得这么久远。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知识分子实质上比工农和官僚好不到那儿去，世界该怎样还怎样。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要当家了，那时大家都喜气洋洋，知识分子自己也是高兴的，要成为主人的一员了，不是什么臭老九了嘛；工农百姓也是高兴的，要尊重知识嘛，知识就是力量嘛，知识分子和我们这些作为主人的工人、农民是一条战线的嘛。但是，我们看到，不说大的吧，知识分子当家，和工农当家还不一个样吗？该攀高官就攀高官，该下跪跪得比“工农”还好看，还作践自己，该怎样厚禄就怎样厚禄。该用手段就一样用手段。说从前不民主，知识分子当了家，就民主呀？也一样不民主嘛。有个别知识分子，明明是工农出身，还杀一个回马枪，让工农也有点措手不及了。过去还可以贴贴大字报，享有“四大自由”，现如今，知识分子当家，不一样也是新权威主义和新精英主义吗？更何况，许多教授都跑到资本家的阵线里去了呢？那些下岗的人当然就觉得自己受骗了。这样一来，作为从北京大学下岗的工的邹恒甫就十分容易找到他和一样的工农或别样的一层百姓的共同点了。

咱们中国有一个文化传统，那就是不平争鸣；还有一个传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有第三个传统，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第一句话，是韩昌黎老先生讲的；这第二、第三句话呢，当然就是毛泽东先生讲的了。不管谁讲的，反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假如不是的话，毛泽东也不可能一呼而几千万人应，硬是在他的手里，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起家，和一帮能打能冲的伙伴一起，缔造出了一个共和国。

张维迎想渐进，想改良，想一声不响地把邹恒甫放逐出北大；但邹恒甫想革命，想呐喊，想宣传学术至上主义，想让教授治校。哪一个会赢呢？我不想作出判断。但是，就近期看，张的胜利已成定局，恒甫只不过是个失败的英雄。如此而已罢了！

在中国，连那些大学教授都以见省长、总理为荣，争先恐后地当个一官半职，教授治校仍是远在天边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教授本来就不想治校，而是决意与权贵们要治于校。那么恒甫的呐喊岂不是茶杯里的风暴吗？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如果还要责怪毛泽东没有让可爱可敬的教授们自立、自强、独立，那是可笑的了。毛泽东已去了三十年啦！就不要责怪他了嘛！那么这么多年的改革，教授们事实上既无金钱上的约束，社会地位按说也不低了，还经常参政议政，出入大会堂，又是企业家、资本家家里的常客，怎么仍然弯着个腰，不能自信地，腰板硬硬地走在这个据说是“春天的时代”呢？因为刚才说过嘛，知识分子与大家一样，本来如此么？

在邹恒甫事件中，我们都是看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我们也不必责怪邹恒甫何必斤斤计较，得饶人处就饶人嘛！净搞这个窝里斗干什么？

我早说过，邹恒甫是湖湘之人，他是要革命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毛主席说的。

当然，张维迎和邹恒甫本是一个阶级，他们所斗者无非首先是个人意气之斗，谈不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么个宏大主题。不过，当邹恒甫把他的议题上升到反“官学商匪”四位一体的时候，这就的的确确有点革命的味道了，尽管这是一个他内心也十分清楚过于“形而上”，过于拔高的革命主题。基于此，让邹恒甫停下来，谈何容易哟？！让邹恒甫不象六、七岁的小孩那样高声叫骂，如何可能哟？！

是的，邹恒甫本质上就是一个小孩，因此他口无遮拦；但他仍旧有湖湘人的特有的老谋心算，他一步一步，通过别样的方式和手段，把对手的画皮揭开。他仍旧进行过成本收益分析。他的比较结果就是：

自己不要输得太多，但一定要让对手惨败。这个惨败未必是名义上的，他只要获得精神和道义的胜利就可以了。然而作为官僚的张维迎呢？他当然需要实质性的胜利了，他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名义上的东西他也不想放过，他当然是有城府的，但面对“六、七岁”小孩的高声叫骂，就象穿着皇帝的新装那样难堪，那样让人害羞。然而他毕竟要胜利地用朋友的失败来作为自己光荣负伤的祭礼的。

说起来也简单之至，姑且不要说什么革命的高远词汇吧。单说这两个人，一个象三岁的、十五岁的、三十岁的人，另一个象六十岁的、五十岁的，但有时幼稚到三岁的人，这两个人的斗法，难道不是一种“转型现象”吗？邹恒甫今年四十好几了，却仍旧象发情的公牛那样勃起，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场争斗的基本格局和结局。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他伤害的就不仅仅是某个人了，他把那些好看的古玩也打碎了呀！

至于以邹恒甫看马列的书、说马克思的话来“说事”的人们，那简直是可笑得很！正如你愿意以哈耶克说事一样，和以马克思说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嘛，你不能厚彼薄此嘛！你说哈耶克有雄文数十卷，我也会说马克思有雄文六十卷，都可以看看嘛，都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嘛！马克思和哈耶克只是外壳，关键是要看以马克思和哈耶克说事的人的“底子”，这才是关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