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综合症
（科学幻想小说）

吴岩

人生可谓无奇不有。
我的一个搞地质的朋友，文革中说了几句有关地质力学“坏话”，得罪了当时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大概还被哪个低级官员点了名。这位朋友由此一蹶不振，失眠加剧，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症状，只要谁一提李四光，他就有强烈的手淫冲动。到后来，该病逾演逾烈，不用别人提，在自己脑海中出现这个名字都不行，非要搞个淋漓尽致不可。
为了这个事情我的朋友停止了工作、终止了上班、甚至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那个时候不象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门诊和心理咨询，他只好按照当时的方法，躲在家里通读《毛选》，一遍又一遍地读个没完。
倒霉的是，毛主席著作中没有治疗习惯性手淫的“黄金屋”和“颜如玉”。他于是又去找其他马列经典来读。
三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努力完全失败。手淫不但无法控制，还越来越频繁。由于受中国传统保健思想毒害很深，我的朋友几乎能听到自己身体上的血液随着时间不断减少的声音。
他处于某种身心崩溃的边缘。
等到文革的最后一年，我的朋友已经几乎要卧床不起。
1976年7月28日凌晨，他被唐山大地震的震波弄下床板。这一次，遥远的、神秘的、泛着兰色的幽幽地光，突然打开了他的心扉，他知道自己可能要得救了。
在那个24万人一瞬间灰飞烟灭的地震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的朋友真病情真正开始好转。
这一切当然不是自己发生的。
事实是在地震之后，地质所里的同事全部借调到地震所，下到基层参加地震数据监测，急需科普文章稳定民心的《人民日报》编辑找到地质所时，传达室的师傅告诉他们，除了我这位病休的朋友之外，一个人都无法找到。
命运选择了我的朋友。
在与编辑谈话的几分钟里，我的朋友东张西望，不敢与对方对视，生怕对方看出自己的虚弱相。好在这些人来得快走得快，更没有提到李部长一句话。
人生的转折由此开始。
我的朋友虽然是被迫拿起笔，但却发现自己具有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科普作家的天赋。
更让他吃惊的是，他的习惯性手淫居然在这种写作中开始好转。
有关创作过程能够宣泄人生的压抑的讲法，最为著名的应该来自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先生。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的性能量里比多会因为某种心理缺口而得到良性释放，而这种建设性的释放，就被称为“升华”。
我的朋友“升华”得相当可以。他的《地震300问》从简单的一系列报纸短文，最终发展成一本绿色封面的小读物，一版就销售了600万册。在缓解人们对地震的恐惧的同时，我朋友自身的心理症状获得了缓解。一个被李部长的威名打垮的人，一转眼找到了生活的乐趣。那些早已被自己认为随着血液蒸发到九霄云外的地质知识，再度回到了他的大脑。他一发不可收拾地完成了关于地震、火山、地球等许多内容的科普作品。
他越写越有味道，越写越有心得。
比如，他发现单纯的科普作品还不足以缓解自己的紧张，必须要在作品中提到伟大领袖的各种观点，效果才更好。也就是说，引用的领袖语录越多，对手淫克服的力量越强。
这种现象至今仍然无法解释，一种可能的推测是，他被作为地质部长的李四光的大名压怕了，而引用马列经典可以让他感到是在给李四光迎头一个闷棍。
就在我的朋友从科普创作中逐渐找到了失去的人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政治化的时代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烟雾之中。科普读物中反复引用马列经典的时代就这么突然过去了。而我的朋友却重新感到了心理疾患的无形压力。
在那个时代里，每当我从地质所路过的时候总要去看看他。我发现他的脸色甚至比过去更加憔悴。我说你不是已经恢复健康了吗？他却狠命痛苦地朝我摇头。
我的朋友在逐渐脱离的了政治化的时代中，就象是一个失意者，一个落伍者。科普读物中不能写领袖的教诲导致了他习惯手淫症的回潮，李四光的阴影再度出现。为此，他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他希望写一篇真正的揭露李四光“迫害”他的文章，以便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同情。
然而，李四光迫害过他吗？除了道听途说的消息和那位基层领导对他的点名，他没有任何证据。就连那次点名，其内容也与李四光本人或地质力学无关。
时代给人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啊！
而一个“时代”对你做事，从来不会道歉。
由谁来道歉呢？你控诉谁呢？
我的朋友倍感时代的不公。
但他只是这个时代中的一粒小小的尘埃，只能自己寻求生存之道。
他开始了新的自我治疗的新的征程。
简单地讲，在编辑部不断退回他那充满政治色彩的科普文章之后，他转而改写“科普理论”。在理论和现实的对照组中，他立刻重新占到了高于对方的位置上。他发现强化政治作为一种威严有些行不通的时候，改为将科学本身作为一种威严。真的，“科学的真理”就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要赞颂和膜拜，他这位科学真理的布道者，又有哪个部长、专家或权威者敢于触动呢？他狂热地在新的发现中写作，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为了强化对疾病的疗效，他不但用写作，用口进行宣讲。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自我心理锻炼。让自己能有更加充足的心灵的能量抵抗手淫的侵袭。他的讲演带有强烈的火药味，一些人觉得有点象文革中红卫兵正在复活，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在多次讲演中说，我就是布鲁诺、赫胥黎，至少也是为真理而奋斗的哥白尼或达尔文的猛犬！久而久之，他真的训练起自己的犬性来。他逐渐发展起一种强烈的政治嗅觉，一旦发现可疑的味道，就猛扑上去，狠咬不放。为了防备时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他还学会了等待，在一时的形势不利于自己时，能静心地忍耐。比如，把许多非常政治化的、象枪炮一样的“檄文”，写好压在家里，等待时来运转。
可惜的是，他所等到的时机通常转瞬即逝，习惯性手淫症不可避免地重新回潮，逐渐恢复起对他肉体和精神的指挥力。
有关我的朋友在随后的20多年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说一句：他为了摆脱文革带给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奋斗到了最后一刻。
当所有那些以势压人的文章再也找不到发表之处时，他想到了自建一个网站，把自己的感受贴在网页上，供人们鉴赏。感谢现代科学技术为治疗他的心理疾病带去了新的空间，感谢普通公民真正获得了自主的发言权，我们再也不用象文革时期那样谨小慎微了呀！但是，网页没有人阅读怎么办？他大胆地采用老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网络中四处寻衅滋事，专找文化领域中的热点找碴子。他拿出自己在几十年人生中学到的手段，向着各大媒体，张起自己的血盘大口。欢乐压过了手淫的冲动。狠狠地咬噬才是生命的欢宴！
为了欢快地咬，干脆出国换了个身份，成了北美洲某国堂堂正正的公民。这样回国咬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但咬那些他怀疑曾经是李四光走卒的人，也咬那些初出茅庐、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的新人，这些人是教授博士部长国务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更好！他希望被撕咬者能气愤，能答话，因为这给他更多机会去叫嚣和啃咬对方。一旦获得暂时的压倒性优势，他便感到短暂的安宁和平静。他的手淫只有在权威主义的阴影下才能被治愈。
直到今天，我的朋友仍然存在于这种不断自我治疗、不断旧病复发的循环之中。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个在我们时代里生活的小人物所经历的困窘和痛苦，他太柔弱了，时代的强音压倒了他。
但他的那种无休止的奋斗、抗争手淫的精神，却永远启示着我们。
我时常想，我们和他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我们并不比他更加坚强，也不比他更少个性的瑕疵。面对时代，我们也差一点就成了历史车轮下的牺牲品。
我们之所以逃过了他的痛苦命运，是老天爷赐给了一点幸运。
仅仅是幸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