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9]，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整风鸣放”开始了，中共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后，知识分子其实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指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 [30]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他听了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汇报后，觉得一年来不断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可以收网了。

5 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一般党内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毛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1]在毛泽东的亲手策划和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 6月8日开始“收网”，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所有在“大鸣大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此，在“专政对象”中，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右派分子”。

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后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份子”或“地主”这类“帽子”，境遇比“右派分子”还要惨。 “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 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并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了“辉煌战果”而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他还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 年5月他就说过：“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2]如今，他连良心也否定了，在他身上只剩下一个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之品性。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以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为目标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生铁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留下三分之一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甚至还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则适得其反，全民大炼生铁使全国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结果却是废铁渣堆积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饿死4,000万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正是毛泽东用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实施统治的必然恶果，但丧失了人性和良心的毛泽东却毫无自疚自责之心，他为了逃避责任而宣布“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这场由毛一手造成的大灾难最后被中共归咎为“自然灾害”。事实上，这3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并无大旱大涝。

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2年1月，被毛封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7,000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
为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当时却不露声色。8个月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又发动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 “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

经过数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了“文革”。在关于“文革”的第一
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他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结果，知识分子再次成为毛泽东的打击迫害对象，也成了毛诛灭刘少奇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关于“文革”的第二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件同时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一年后毛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3]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于是书籍被烧，文物被毁，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从这时开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终于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列在知识分子前面的其他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文”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正是在这一阶段，知识在中国成了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则成为时髦的口号。

毛泽东为诛灭刘少奇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毁灭了知识和文化，而且通过镇压和欺骗手法制造出一场尊毛为神的现代造神运动。在这场充满了政治愚昧的造神运动中，毛泽东被说成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人都必须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在公众场合集体跳“忠字舞”。这场荒唐的装神弄鬼的滑稽剧不仅愚弄了长期愚民政策造就的群氓，也让毛泽东深为陶醉。他临死前还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以前的革命并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死后一个月，这场历时10年又4个月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寿终正寝了。不过，毛泽东的阴魂依然未散，谎言和鬼话依然大有市场，毛泽东思想依然被奉为指导思想，中国也仍然没有走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阴影。

【注释】
[1]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99
页。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3] 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释称：“本文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 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发表。”笔者除找到上述两种杂志外，又找到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1926年2月1日
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4]见《现代评论》1927年1月发表的张奚若的“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2月发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识阶级，《一般》杂志1927年9月发表的心如的“‘打倒知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等文章。
[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6]参见谢苍霖、万芳珍的《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页。
[7]“王实味问题第一次公开平反纪略”，《百年潮》，2002年12月。
[8]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105、108页；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9]当时下逮捕令的是负责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见李维汉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出处同上。
[10]转引自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1]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第37辑，第208页。
[12]转引自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处同注[9]，第153页。
[13]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17页。
[1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10页。
[15]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页。
[16]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7]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29页；温济泽，
“延安的抢救运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8]韦君宜，《思痛录》，出处同上，第20页。
[19]《毛泽东著作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处同上，第333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页。
[23]《光明日报》1952年8月13日，转引自丁抒的《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3年，第46至47页。
[24]《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出处同上，第4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163页。
[26]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27]转引自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50页。
[29]5个月后该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亦作了根本性改动。
[30]罗隆基，“我的初步交代”，1957年7月15日的发言。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3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

2003年] [第3期(总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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