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学术问题之忧思
时间:(2007-5-14)
　　最近几年，中国的学术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沸沸扬扬，不一而举。笔者也属“学术圈内”人，在学术的道路上坎坷而行，希望与失望，欢乐与苦痛交织，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关于版面费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听说已成为世界上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打住，你莫不是跑题了？谈期刊的版面费问题，为何扯上地区差距？方家且听笔者说完，这绝非风牛马不相干之事。笔者曾给东部沿海某发达城市一核心杂志投过文章，不出一月，文章即被刊用，且很快寄来一笔不菲的稿酬，发表过程中编辑只和笔者联系过一次，要求稍作修改后发去电子版即可，绝无“费用”二字出现。同样，笔者也曾给西部某欠发达城市一杂志投去文章，被告知发表可以，须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费用，名曰“赞助费”。出于囊中羞涩，笔者不得不施展开在菜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功夫和编辑周旋，却被告知该杂志已被单位承包给了主编和几位副主编，每年不但没有办刊经费，还得给上面缴纳数十万元，属于自负盈亏之列。每年编辑部都为完不成上面下达的创收任务而“夙夜忧叹”，因此，少一分也不可。笔者反复斟酌计算，弄得头昏脑胀，总是哀叹自己没有一个数学脑袋，烦恼不已。经过成本与收益的反复核算，最终放弃。

　　学术期刊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大概是又一中国特色。但也并非全部如此，西部某省核心刊物编辑便“通情达理”，听说笔者的窘境后非常爽快地打了七折，让人不由心生“感激之情”。还有一西部民族地区核心刊物在发表文章时也未收取任何费用，出于侥幸，笔者竟然冒学术界之大不韪打电话索要稿酬，编辑略带歉意并委婉告知，由于单位属于“清水衙门”，办刊经费十分紧张，除去一些“大家”的文章或约稿外，一律不付报酬。闻听此言，笔者不由心生愧疚，也积累了经验，每遇此事，再无非份之念。把这些陈年烂谷子抖落出来，不免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嫌疑。为了以后还能继续在学术圈混下去，不得不采取点隐晦的手法，还请各位方家见谅。

　　根据笔者多年的投稿经验，大致总结出了几条难以启齿的规律：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的刊物，版面费越少甚至不收；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的刊物，版面费越高；效益较好单位的刊物，版面费越少，效益越差单位的刊物，版面费越高；核心刊物的版面费越高，非核心刊物的版面费越低。学术文章的发表竟然有了经济学的规律，个中缘由，颇值玩味。

　　二、关于论文发表问题

　　当今中国你的文章能否发表，采取何种手段发表，不仅取决于文章质量，很大程度上是由你的学术地位所决定。如果你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较高，一稿多发绝不在考虑范畴之内。笔者有一位朋友曾经追随国内学术界一位大佬级人物攻读博士学位，该人物非同小可，文章极为抢手，几乎总有各类名不见经传的杂志编辑找到那位朋友，要求帮忙要几篇那怕是几百字的随笔来提高杂志的眼球关注度或籍此及早挤进核心范围，朋友也常苦恼不已，实在没辙，就将自己的文章署上导师的名字应付了事，即便这样，编辑们也是兴奋不已，如获至宝。如果你是教授或者博导，一稿多投也不必考虑，除非《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权威期刊，一般核心十投九中。笔者在投稿时就曾被明确告知，要将作者的职称和学历标注清楚，否则不予审稿。在编辑们看来，职称越高、学历越高，文章质量自然越高，合理与否，方家自有判断。事实上，一稿多投的大多是像笔者这样初入学术领域又无任何知名度的牛犊之辈。一般杂志都会标明三月不见回音，可自行处理，笔者这些年投出的稿子数量可观，但在三月后明确告知不予发表的杂志仅有一家，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你苦等三月再另投别家，一年能发一篇已是幸事。面对高校的职称评定规则和有限的职称名额，做出这种下策，并非故意投机取巧，实属无难之举，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乃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再有，学校的知名度也成为文章能否发表的一个潜在影响因素。一般而言，学校越好，发表的可能性越高，笔者曾就论文刊用问题去过一些杂志的编辑部，看到的情形着实令人吃惊，数以百计的投稿连封都未拆便栖居于垃圾筐，作为废纸待卖。问之，曰均是一些“垃圾学校”的投稿，没有看的必要。学校被视为“垃圾”，文章自然也是“垃圾”。既然“垃圾”，为何不明确告知除985或211工程大学的稿件不发呢？有编辑笑曰，这些“垃圾”还能卖钱，对编辑部而言，也是一比不菲的收入。如此云云，实在令人寒心。也有部分“负责任”的刊物，明确告知除了国家重大基金项目稿件外，外单位文章一律不发。在笔者看来这也不错，至少不会让你抱有幻想，也省了你的腰包。为避免自己辛辛苦苦的成果被弃之纸篓，笔者也是费尽心机，投寄文章先要认真拜读杂志的发稿声明，再要选择印有学校名称的信封。

　　三、关于论文质量问题

　　当今中国的学位论文撰写规范已经和国际接轨，每年学校均会给面临毕业的研究生们公布所谓的“论文模板”，顺序依次是问题的提出、国内外研究综述及研究不足、技术路线、理论方法、有何创新等等，可谓是现代版“八股文”。你若不按此行事，你的论文就不合格。笔者在做博士论文时，试图尝试一种新颖的写法，出于风险太大，最终做罢。最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一书时，被该书的行文风格所折服。奥尔森先生从一段故事开始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阐明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这让笔者颇为感慨，看来学术并非就是一种模式。如果奥尔森先生遵行“八股格式”，该书的学术意蕴无疑将大打折扣。但“八股格式”也非一无是处，每当在图书馆或书店查买资料时，一扫目录，便知是学位论文修改所成。笔者在申请博士论文答辩时，被告知最少需填写三项创新，否则不予外审，但论文却只有两项创新，费尽周折，勉强凑出一项“创新”，通过了答辩。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你未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你就必须“未赋新词强说愁”、“为伊销得人憔悴”，鸡蛋里挑骨头、曲解他意、新瓶装旧酒等现象在所难免。

　　用社会学家的话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礼俗社会，凡事“关系”优先，“人情”甚至大于法律。在发表文章时，面子的力量也不可小视，“人情稿”遂成为中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如果你能和某些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们有点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你的文章被刊用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每当开学术年会时，那些主编们往往被我等初出茅庐之辈众星捧月般伺候着，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图混个脸熟，沾带点关系。一旦面子决定了脑袋，文章质量自然难以保障。为了提高论文质量，避免滥竽充数，一些杂志选择匿名审稿制，但此匿名非彼匿名。一般而言，文章总要有自己的风格，且不可将参考资料也删去。仅凭上述两点，审稿人难以保证公平，刊发文章质量到底如何，值得商榷。一位掌握着学术项目资源的朋友告诉笔者，即便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是漏洞百出，笔者不禁诧异，听完解释却觉得合情合理。如果你的文章经常见诸报刊，或者你常在学术圈的核心区内游弋，评委们粗略一看，仅凭课题的风格和题目便知申请者是何方神圣，给与不给，自然心知肚明。更有甚者，项目的评审还需考虑地区平衡和学校平衡，东部地区多少，西部地区多少；北京的大学多少，上海的大学多少；好大学多少，次大学多少，这些均是代表不同利益的评委们争论和调和的焦点，项目是否可行，有多大社会效益已变得不再重要。同样，推荐谁去做评委，关键在于他所掌控的学术资源有多少，在学术界有多大的“话语权力”，能够为本地或本大学争来多少项目。制度存在缺陷，“垃圾”项目和“垃圾”成果自然层出不穷。

　　笔者在硕士、博士入学之初，导师总要苦口婆心、衷衷教导一番，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要坐冷板凳，甘于清贫之类，当时也曾暗下决心，宁缺勿滥。但真正走出象牙塔，踏上工作岗位，情况却大相径庭。虽也属中国名校之流，但博士基本工资一千冒头，加上津贴奖金仍不及二千。最近有报道称广东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也已接近二千，这里决无歧视农民工兄弟之意，只是觉得心理难以平衡，又有报道称中央已将高校老师作为高收入群体加强税收征管，不禁令人哑然。中国的政策历来有“一刀切”的特点，对差异性的考虑不足，殊不知高校和社会一样，贫富分化亦很明显。不过，能和明星、大款们一样恬列于高收入阶层，也是一种荣耀，至少在外人看来，你还是一个富人，这也多了稍许心理安慰。或许在某些人看来，你收入少是你没本事，你不能想法挣钱吗？不错，以笔者所学专业，捞取外快实非易事，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就是能早上职称。一要上职称，解决肚子问题，二要保证质量，解决面子问题，面对这种二难选择，笔者也是极为苦恼，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复权衡利弊，大多选择前者。常有朋友赞叹笔者成果不斐，闻听此言，只能摇头苦笑，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实难言表。

　　四、关于导师署名问题

　　不客气点说，当今中国大学的职称评定完全是一场“零和博弈”。每年职称评定之时，明争暗斗层出不穷，互相中伤也不罕见，最近爆出的北京某知名大学为评职称上下级反目的丑闻便为佐证。笔者所在学校有位老师成果虽也丰富，但却不谙人情世故，总在竞争中落败，多年评不上教授。一怒之下，该师明令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发表文章必须署上自己的名字，否则后果自负。此办法果然奏效，短短几年，成果量飚升，几乎无人能及，很快便拿到了教授职称，还被评为博导，再见他时，已无怨声载道，满面春风，状态大有好转，只是不知他的形象在学生们心里是否依然如旧，也不知他的行为会对学生们产生何种影响。所幸的是，笔者在攻读学位期间的导师为人正直，若非亲自参与写作或精心修改，一般不允许随便署其名；囿于自己的学术能力和文章质量，出于维护导师的学术声誉，笔者也很少冒出这种非分之想。有些时候，导师署名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博士毕业必须在学校划定的核心期刊范围内发表2篇文章，否则不予毕业。由于选择空间有限，要想达标实属不易，学校也算仁至义尽，变通为可将本人导师署为第一作者，如此一来，可保证大多数学生按期擢缨戴冠。作为导师，眼看学生辛辛苦苦耗费几年大好青春时光，挑灯夜战完成博士论文，实在难以置之不理，署上大名，也算是对学生的一个交代。另有一些导师界于二者之间，既然你要藉我名号发表文章，我分享你的成果也无不妥，而且乐得清闲。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的行为动机与环境密不可分，这种现象为何愈加普遍，诸位自有判断。

　　五、关于学术评价问题

　　当年没有一篇公开发表论文的陈寅恪在梁启超的引见下只出示一封书信即可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故事自不必说，从西方来看，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等人数十年磨一剑，论文数量区区可数，但质量均属上乘，既不影响其教授的名誉和地位，也不影响其夺得诺贝尔奖。若诺斯先生居于当今中国，莫谈诺贝尔奖，恐怕连副教授都得老老实实候上几年。文章的质量由期刊的档次来决定，学者的水平由文章的数量来判定，实属滑稽。不知道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倒退？就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评定职称和推荐所谓的省部级、国家级各种人才，均取决于你发表的权威及核心期刊的文章数目，至于文章质量到底如何，基本不在评价范畴之内。笔者相信，即便那些精挑细选出的评审专家们由于专业相去甚远，未必能够洞察秋毫。笔者也曾多次参加大大小小的成果鉴定会（注：笔者并非评委），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成果需要由一些自然科学的专家来鉴定，结果可想而知，无非是嘻嘻哈哈，走走过场，皆大欢喜。更有可笑之事，笔者的一位同学硕士毕业去了某省一所普通高校任教，最近看到该省日报就某些社会问题采访了他，文中不时出现XX学家XXX指出的字样，令人啼笑皆非。所谓“家”，笔者理解应是有一家之言的“大家”称谓，以此标准，中国目前能称之为“家”的学者屈指可数。但纵观四周，“家”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着实令人费解。

　　笔者曾给某省党校主办的一家刊物投过稿，这家杂志从作者投稿、编辑审核、文章发表再到稿费给付，颇为规范，均在他们的网站上就可完成，即省去了邮寄文章的费用和时间，也避免了版面费和人情稿的出现。但这样一家理念先进、运行规范的刊物，尽被某核心期刊评价机构从06年的核心期刊里删了出去，07年也不见踪影，一些明码标价的杂志却一直榜上有名。如何确定核心与否，笔者是外行，但实在难以理解他们的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

　　近年来中国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日益剧增，一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为此奔走呼号，以图引起重视，也曾出台了一些约束学术行为不端的规章条例，但从现状看却“江山依旧”。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可否认，行为者的学术素质修炼不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非充分条件，仅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必要条件。俗话说的好，再干净的屁股坐到布满灰尘的椅子上，不脏也脏。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学术制度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学术行为。无须讳言，笔者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得过好处，也失去太多，如果制度不改，很难使人“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不能决定一个新的制度何时起作用，但却可决定一个旧的制度何时推出，如果制度依旧，中国未来的学术前景实在令人堪忧。

信息来源：http://www.acriticism.com/newslist.asp?type=1003&page=2
学术批评网 2007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