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基因这个问题上，方舟子除了与中国公众和中国媒体正面撕杀，他的另一个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对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不论是洋人还是国人，绝无例外。而他打击这些科学家的唯一手段，就是宣布他们没有学术资格来讨论转基因这个问题。
　　
　　方舟子有什么资格对别人品头论足呢？当然是那顶美国博士帽子，和那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科学家”招牌。那么，无知的方舟子又根据什么来判断别人的学术资格呢？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即以自己为圆心，随时变更衡量标准。对於学位不如他的人，他就和人家比谁的学位更高——学位越高越有真理；对於学位与他相等的人，他就和人家比谁的专业离转基因更近——专业距离越近，离真理越近；对於学位和专业都与他相似的人，他就去数人家的论文数量，——论文太少了，自然是没有资格；太多了，则发表年代久远，与现代知识有隔阂，结果还是资格不够。当然，在运用后一条标准时，方舟子十分注意掌握分寸，那就是：绝对不拿自己的那点东西和人家做对比。利用这三大法宝，方舟子果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胜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对无条件推广转基因技术持保留态度的科学家。
　　
　　其实，方舟子的核心意思不过是说，在转基因问题上，只有分子生物学家、并且是具有博士学位——当然这个博士学位最好是来自MSU、甚至是巴顿的实验室——，才有发言权。可惜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方舟子的话语权还是有限的。美国生态学会就不听这个邪，早在2001年就发表声明，警告转基因生物可能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该学会并且要求对转基因生物的风险做出科学的评估，在向环境中释放这些生物之前，采取慎重的措施。(http://www.esa.org/pao/policyStatements/Statement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php)。方舟子本应该到美国生态学会走一遭，告诉人家，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说那些话，“你们该因此闭嘴！”
　　
　　方舟子当然不敢对代表着八千多名生态学家的美国生态学会撒野。所以，他只能与那些“反转基因”的科学家“单挑”——颇象他对着文科傻妞大谈科学，对着理科书呆大讲文史。
　　
　　看看方舟子的这几段话：
　　
　　“我查了一下她的发表纪录，发现她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生物学的研究论文，更从来没有发表过遗传学的论文，不知这遗传学家是怎么来的。”
　　
　　“Ricarda Steinbrecher据说是个分子遗传学博士（只不过她只发表过两篇第二作者论文，不知这博士是怎么拿的）。”
　　
　　“不过是一个曾经读过几年生物学基础课程的学士，……要来跟我比谁更专业？”
　　
　　“卢宝荣教授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
　　
　　“薛达元拿的是南京大学地理系博士学位、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的博士后，我不认为他在转基因问题上比我更懂行。”
　　
　　“撰写《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的‘绿色和平’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一个是兽医，一个是土壤专家，懂多少分子生物学，在转基因问题上又有什么发言权？”
　　
　　本来，就学术问题进行争论，你只要摆出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就可以了，只要对方不是胡搅蛮缠，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只有那些肚子中没有什么货色的人，才要极力用“资格”来使对方“闭嘴”。其实，就算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要品评别人的资格，你自己总得有点资格吧？你方舟子的资格在哪里呢？
　　
　　在《大豆里的阴谋》中，肉唐僧曾这样直截了当地问方舟子：“你在科研的第几线？你算几流选手？”对于这两个问题，方舟子略过第一个问题不答，而是面红耳赤地说：“我就算是末流的选手也没关系，只要我不狂妄到去与一流选手们比赛，而是跟在一流选手们后面跑即可”。
　　
　　对於方舟子的这个答复，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他的坚强后盾何祚庥三年后作出的自白：“他们是前面奔跑的骏马，而我是叮在马尾巴上的苍蝇。马在前面跑，我也跟着跑，所以我没有掉队，跟上了形势，也被评为了院士。”（彭金海：《何祚庥：“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zhongyi929.txt）。何院士叮在了“骏马”的尾巴上，很可能是碰巧。但遗憾的是，刚愎自负的方舟子，却不太可能如此地幸运——一个跟在“马尾巴上的苍蝇”的“后面跑”的人，是无论如何要遇见不到“一流选手们”的。
　　
　　实际上，到了2004年，方舟子肚子中那几滴墨水，早已被世人看透。生物学学士沈树就大模大样地把自己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方舟子相提并论，说：“我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方舟子也不是）”。对此，方舟子在答辩中说：“我虽然不从事转基因技术的开发，但是我受过分子遗传学的专业训练，曾经做过多年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转基因技术不过是分子遗传学的具体应用，因此我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也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进展，与明显没有受过生物学训练的沈树相比，那是专得不能再专了。”
　　
　　也就是说，到了最后，方舟子也不得不老着脸皮承认，他谈转基因问题的资格，不过就是“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而已。方舟子到底能不能“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笔者在前面曾专文讨论（见：《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那么，别人也会象他那样，看不懂“这方面的论文”吗？
　　
　　(1) “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1998年，英籍华人侯美婉（Mae-Wan Ho）的《美梦还是噩梦》（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cience and Business）在英国出版。2001年6月，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译本。这本书不过是从理论上来质疑基因工程对人类的影响，是否真的象是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美好。方舟子在2001年11月说：“看了《中华读书报》上公布的2001年度‘《Newton－科学世界》杯科普图书奖’入选书目，发现侯美婉（Mae-Wan Ho）的《美梦还是噩梦》（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也名列其中，而且排名还很靠前（如果是按得票数排名的话），感到很奇怪。这本书在国外本没什么影响，只有反科学团体、新时代宗教团体在推崇。这次到北京，赵南元先生送了我一本中译本，我翻了一下，认为是典型的反科学、伪科学著作。”(方舟子：《〈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发表于2001年12月12日《中华读书报》)。
　　
　　方舟子说他仅仅“翻了一下”就认为《美梦还是噩梦》是“反科学、伪科学著作”，显得此人之傲慢与蛮横。他是根据什么把这本书定性为“典型的反科学、伪科学著作”的呢？他有四条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资格问题”：
　　
　　“作者自称是遗传学家，实际上她以前是搞生物物理的，曾经担任英国Open大学生物电动力学（Bioelectrodynamic）实验室主任、讲师，目前已离开Open大学，自己创建了一个机构(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专门从事反科学活动。我查了一下她的发表纪录，发现她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生物学的研究论文，更从来没有发表过遗传学的论文，不知这遗传学家是怎么来的。她真正从事科研的时间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酶学研究。从她的学术背景看，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半个多月后，意犹未尽的方舟子又发表了《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再评侯美婉〈美梦还是噩梦〉兼评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一文，通过列举“反科学、伪科学著作中常见的五大特征”， 来“进一步说明这本书为什么不是科普著作”。这五大特征的第一条就是“作者并不具有批评的学术资格”：
　　
　　“伪科学、反科学的鼓吹者，往往没有经过相关的学术训练，有的是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也就是所谓‘民间科学家’），有的虽然受过某种学术训练，但所受的训练与其批评的学科不属同一领域，例如搞工程出身却要批判相对论（12月6日在西安刚刚上演一出闹剧），搞环境毒物学出身却要批判进化论（旧金山大学的钱锟教授）。侯美婉也不例外。柯志阳说她‘是一位专业的生物学家，对遗传学，进化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不知根据何在？我检索了生物医学数据库Medline，发现自1969年至今侯共发表了20篇做为主要作者的学术论文（不包括综述、猜想或评论）（见附录一），全都是酶学或生物物理领域的，没有一篇是进化生物学的论文，只有一篇勉勉强强和遗传学有关（根据酶学测试结果估计等位基因频率）。值得注意的是，这20篇论文中，有18篇发表于1985年以前，也就是说，16年来，作者实际上已脱离了科研第一线，而这十几年，恰恰是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黄金时代。作者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物学研究多年，她愿意批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当然是其言论自由，但是这样的批评，和外行的批评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不知道方舟子的底细，并且相信方舟子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个侯美婉真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如方舟子的“伪科学、反科学的鼓吹者”。但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方舟子的底细，知道了他的肚子中储存的几滴墨水，知道此人撒谎、说假话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们对他所说的一切，不仅要考证核实，而且还要学他的样子，做“生命的沉思”状。
　　
　　首先，我们看看方舟子说的“她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生物学的研究论文，更从来没有发表过遗传学的论文”到底是不是事实。根据方舟子检索出的侯女士论文发表记录——“不包括综述、猜想或评论”—— 我们可以发现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Science (1969年)、Nature (1975年)、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71)上都发表过论文。至於与方舟子的JBC相同等级杂志上的论文，更有Am J Hum Genet (4篇)、Biochem J (五篇) ，全部是第一作者。方舟子以一篇JBC和两篇蹭车论文来嘲笑人家的这个发表记录，就象是武大郎指着姚明的鼻子嘲笑对方的篮球技艺一样，看上去可笑，仔细一寻思，又觉得此人真是可憎。
　　
　　其次，方舟子说什么人家的论文“没有一篇是进化生物学的论文，只有一篇勉勉强强和遗传学有关”，以及什么“作者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物学研究多年”，我们不由得马上想到一句中国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人家黑，看不到自己黑。”你方舟子“脱离生物学研究”有多少年了？你自己不是照样又是生物医学又是生物信息学又是转基因技术地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吗？你没有发表过一篇“进化生物学的论文”，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也被你方舟子翻来复去炒得都成了馊饭了吗？
　　
　　事实是，根据侯美婉女士自己公布的简历（http://www.indsp.org/MWHcv.php），侯女士在1984年到2005年间，共出版了14本书，从1984年的《新达尔文主义之后》（Beyond neoDarwin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Evolutionary Paradigm）到2005年的《解开艾滋之谜》（Unravelling AIDS），内容涉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化论、生物物理等学科。《美梦还是噩梦》是她的第六本书，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土耳其文、捷克文、德文、中文、日文、朝鲜文等文字，在出版的第二年就再版。方舟子说“这本书在国外本没什么影响”，完全是信口雌黄。
　　
　　另外，侯女士在1976至1998年间，在开放大学(又译“自由大学”)出版了15种讲义，横跨遗传学（Genetics）、进化论（Evolution）、生物能量学（Bioenergetics）三大领域。而关于遗传学的教材就包括分子遗传学（Molecular Genetics）、遗传的过程（The Process of Heredity）、细菌与病毒中基因表达的调控（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Bacteria and Viruses）、真核生物中基因表达的调控（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Eukaryotes）、群体中的基因（Genes in Populations）等专题。除此之外，侯女士在1967至2004年间，共发表了八十多篇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Papers in Refereed Journals），就在方舟子大声叫卖自己的那个基因专利的2000年，侯女士还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有文章。
　　
　　也就是说，与这位侯女士相比，方舟子更象是一位他看不起的“民科”。只不过他的嘴巴比人家大、脸皮比人家厚，所以才敢比比划划地嘲笑对方。至於方舟子说侯女士“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物学研究多年”，说人家是“外行”，说什么“从她的学术背景看，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我们仿佛看到了现代版的成语故事：“井底之蛙”、“坐井观天”、“鼠目寸光”、“管窥蠡测”、“夜郎自大”、“有眼无珠”。能够把这么多成语典故汇集于一身，方舟子真的可以“永垂史册”了。
　　
　　(2) “卢宝荣教授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
　　
　　在与刘县书辩论时，方舟子根据对方把gene flow翻译成 “基因漂移”，而不是他方舟子认可的“专业翻译”——“基因流动”——，而嘲笑刘县书是“以专家自居唬弄外行”。对此，刘县书回敬道：
　　
　　“方舟子有所不知（或者他一根筋的脑袋死活不能接受，一个科学名词可能有两种乃至多种译法，还会有狭义或广义用法），gene flow一般译作‘基因流’或‘基因流动’，但大陆学者也常用‘基因漂移’或‘基因漂流’指称这个词，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有心人可以搜索一下，在国内的有关论文中‘基因漂移’或‘基因漂流’的用法比比皆是，随手举一例：……”
　　
　　刘县书随身举的一例就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卢宝荣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把gene flow译成“基因漂移”。
　　
　　本来，象这个连“centromere”的“专业翻译”是“着丝点”都不知道的细胞生物学“高材生”，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再去挑剔别人的翻译。而当别人找出证据之后，你如果抹不开脸道歉，也不妨顾左右而言它，把自己出的丑遮掩过去。但是这个方舟子，眼看着刘县书被自己胡诌的“在病毒的作用下……的基因交流”唬住了，於是就又信口开河道：“个别人用它来翻译gene flow，……只能说不准确，译错了。卢宝荣教授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刘县书是如何断章取义、筛选事实的》）。【注：实际上，贾士荣就把gene flow翻译为“基因漂流”。见贾士荣：《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方舟子并没有指出贾研究员“不准确，译错了”。】
　　
　　方舟子自称是分子遗传学博士，还曾宣称，自己一向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感兴趣（在新语丝的“方舟子作品”之下，专门设有“科学史”栏目）。假如这两个宣称之中有一个是货真价实的，他也不会说出“谁谁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这种让行家笑掉大牙的外行话。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所使用的试验材料就是植物，他可以算作广义的农学家。孟德尔的研究在去世后十多年才被“重新发现”，重新发现孟德尔的三个人，全都是植物学家。可以说，遗传学的基础是植物学家/植物育种学家/农学家打下的。说农学家不懂遗传学，就象说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一样，要受到世人的耻笑的。假如方舟子还要狡辩说，植物学不等於农学，那么，我再给他举个例子：因发现转座子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的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农学家：在农学院受到的本科教育，她的一生都在研究玉米。
　　
　　根据网上查到的卢宝荣简历，他1980年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农学专业，1986年获得该校授予植物遗传育种硕士学位，1993年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81年起就在四川农学院讲授包括植物遗传学的植物学课程的，从那以后从事的教学和研究都与植物遗传学有直接关系。在1983-2007年间，卢宝荣发表了192篇文章，其中135篇发表在SCI杂志上。(www.genomicsforum.ac.uk/documents/pdf/china/cv_lubaorong.doc)。仅从这些资历上看，卢宝荣就要比方舟子高出何止一头。对於上面的介绍，这个世界上大概还会有人对卢宝荣不服气。但是，就算排队排到猴年马月，大概也轮不到你方舟子这个连自己本专业都懵懵懂懂的“斗士”。
　　
　　【注：复旦大学网站上发布的卢宝荣简历(http://www.hr.fudan.edu.cn/info/info_2_detail.jsp?id=172)：
　　
　　1993年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1994年12月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Associate Professor职称，1994-2000在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任种质资源专家(高级研究员)；1996年1月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兼职：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任《Environmental Biosafety Research》、《Crop Research》、《Intern. Rice Res. Notes》、《中国水稻科学》和《遗传资源》等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多年从事小麦族和稻属野生近缘种的保育、研究和利用。在国际上首次确定了30多种小麦族植物和2个野生稻的基因组,发现了SY基因组在东、西亚不同小麦族物种之间的分化以及属间杂种中染色体的削除和类似于Ph基因的染色体配对控制。用基因组分析和分子标记，揭示了含AA基因组野生稻的系统演化关系和遗传多样性的分布规律。为麦类作物和水稻遗传资源的有效利用，基因库管理及合理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主要从事基因多样性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特别是转基因的逃逸及其生态风险的评估研究。
　　获奖情况：曾荣获1999年美国Agricultural Communicatorin Education (ACE)“图书金奖”，1999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为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要么没有学术道德要么没有专业水平”
　　
　　2007年8月21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与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彩虹合写的文章，题目是《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文章说，在华北棉田，转基因抗虫棉花在使用之初确实抗虫，但慢慢地，抗虫棉的其他弱点暴露了出来：抗虫棉只抗某种害虫，对其他害虫不抗；抗虫棉不抗病。结果到头来，使用的农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文章的精彩之处在后面这一段：
　　
　　“与上述灭杀棉虫和‘饿’死(转基因抗虫)昆虫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河北枣强农民金安磊的有机种植试验耐人寻味。他采取与昆虫甚至麻雀和平相处的做法，坚持不使用化肥，不喷农药，更不用转基因，采取传统的有机种植。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土地让他保养得能感觉出弹性来，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40亩棉田成了明星：无机种植的棉花大减产，而他种的棉花大丰收。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专家亲自驱车前来参考。在事实面前，专家也无语了。”
　　
　　《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最早只是出现在蒋高明的个人博客上。在新浪网博客，这篇文章至今只有六百个点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0b23.html）；在科学网上，它的点击也不过一千一百多个（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6248）。天知道方舟子是怎么发现这篇文章的，他在第二天就把《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立此存照”了，并且发表了以下按语：
　　
　　“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多项研究表明，种植抗虫棉能够显著地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并增加棉花产量，因此自从10年前抗虫棉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快速获得推广。如果有哪位专业人士对此有疑问，应该写成论文到国际学术期刊上争鸣去，而不是在大众报刊、网络上做虚假宣传误导没有专业识别能力的公众。不止是‘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彩虹同学’有点可悲，更可悲的是文章第一作者蒋高明还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此人为了宣扬其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妖魔化水电的伪环保主张，一贯无视基本的生物学常识，危言耸听，造谣惑众，与其专业身份完全不相称，虽然被中国伪环保人士当成了宝，却让天下专业人士耻笑，正所谓‘蒋高明很不高明’。像‘但是转基因棉的纤维、棉籽油是否还是那么天然，这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在生产的过程中施加了太多的有毒或潜在有害物质：农药和转基因’这么弱智的话，出自文傻之口可以理解，出自‘专业人士’之口则不可原谅。另外，绿盲蝽蟓（Lygocoris lucorum）早在160多年前（1843年，命名者Meyer-Dür）就已发现，许多年以来就是棉花、枣树等作物常见的害虫，遍布国内各棉区，根本不是什么‘未知名的虫子’，也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当然更与转基因作物没有任何关系。蒋高明是‘植物所首席研究员’，不认识害虫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不先去查查资料就信口开河，哪有半点做为科研人员该有的科学态度？
　　
　　“一个生物学研究员居然如此拙劣地反对转基因作物，全世界大概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中科院植物所在下次竞争上岗时应该考虑是否让这种要么没有学术道德要么没有专业水平的人继续当研究员败坏其名声。”(见：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anggaoming3.txt)。
　　
　　方舟子赞美转基因植物的一大理由，就是转基因植物的种植，可以降低农药的使用量，因此是既环保，又安全。看看他几年如一日，为转基因植物唱的赞歌：
　　
　　“当前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主要应用，恰恰是要通过转基因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避免环境污染。”（《“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2003年1月）；
　　
　　“我们不能为了一种没有依据的未来风险而放弃已知的益处，这些益处包括减少农药使用、增加产量、增加营养价值等等。”（《转基因作物恐慌与真相》，2003年3月）；
　　
　　“发展转基因作物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少农药污染、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转基因不是怪物》，2004年12月）；
　　
　　“种植转基因作物可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助于保护环境，因此反对转基因就是反对环保。”（《乐之饼干疑含转基因成分 超市下架家乐福仍卖》按语，2005年3月）；
　　
　　“种植转基因作物可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助于保护环境免受农药污染，并降低食物中的农药残留，有益身体健康。”（《不要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打“爱国牌”》，2005年3月）。
　　
　　转基因植物真的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吗？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10月，美国生物技术信息网（BioTech InfoNet）公布了一篇报告，题目是：《美国遗传工程作物及其农药使用：第一个九年》（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http://www.biotech-info.net/Full_version_first_nine.pdf）。这篇报告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转基因植物减少农药的使用’这个说法没有根据”（Pesticide Reduction Claims are Unfounded）。它提供的具体数据就是：三大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在1996-1998三年间，减少了农药使用量2060万磅，但是从1999到2004年六年间，这些植物的农药用量却增加了1亿4千3百万磅。也就是说，九年之间，转基因作物的农药用量净增1亿2千2百万磅。（见该报告39页。）
　　
　　方舟子在宣传转基因植物的好处时，有时也会小心地说，减少农药的使用的转基因植物是抗虫植物。其实，这个说法也有误导公众的嫌疑。根据康乃尔大学一个网站的介绍，抗虫转基因植物中，只有抗虫棉能够显著降低农药的用量，而抗虫玉米对降低农药用量的作用极小，或不显著。(Bt corn, one of the most widely grown GE insect-resistant plants, was engineered to be resistant to the European Corn Borer (ECB). The ECB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control with insecticides-- the borer eats its way into the corn stalk where it is safely out of reach of the insecticides. For this reason, plus the fact that ECB outbreaks are extremely variable (thus, spraying is not routine), less than 5% of US Corn Belt corn acres are actually sprayed for ECB.2 Additionally, the insecticides used against the ECB are also used to control other insect pests-- to which Bt trait does not provide resistance-and would still be applied regardless of ECB. As a result, reductions of insecticide use on field corn have been minimal or insignificant. http://www.geo-pie.cornell.edu/issues/pesticide.html)。更重要的是，方舟子从来就没有告诉中国公众，在美国，四分之三的转基因植物是抗除草剂的。而因为杂草对单一除草剂草甘膦的抗性增强，除草剂的使用量越来越大，其净增使用量已经远远超过因转基因抗虫植物所造成的杀虫剂使用量的降低：1996年，转基因植物减少了农药用量的1.5%，而到2004年，转基因植物使农药的使用净增了16.4%。(见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第53页。）
　　
　　那么，蒋高明所说的抗虫棉花仍旧需要打农药、并且打更多的农药是不是象方舟子所断定的那样，是“做虚假宣传误导没有专业识别能力的公众”呢？当然不是。bt毒素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的专一性特别强，来自bt某个亚种的毒素只能对一种害虫(绝大多数是鳞翅目昆虫) 有杀伤力，对其他害虫，甚至是亲缘关系很近的害虫，都没有杀伤力。而在自然界中，一种农作物在生长期间，除了要经受自然环境的考验(如温度、水分、光照)之外，还要遭受病、虫的袭击，以及与杂草竞争有限的资源。常见的棉花病害有二十多种，虫害三十多种，bt转基因棉花只是针对其中一种害虫，对其他虫害和病害根本就无能为力。而所谓的生态平衡，通俗地讲不过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此消彼长，虽然并非同时同地必然发生，但从长远来看，大致如此。bt转基因棉花之所以能够降低杀虫剂的使用量，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针对的是棉花的主要害虫。并且，所谓“降低”，也是从总体上来说，局部差异相当大。蒋高明所所描述的“华北大平原的北方某县”的现象，不仅不奇怪，实际上，根据上面介绍的科学常识，甚至可以想象出来。
　　
　　方舟子对这些常识当然是一窍不通的。所以，他不敢明确否定蒋高明描述的现象，而只是泛泛地说人家是“做虚假宣传”。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指控，方舟子采用了两个策略：第一就是搬出那个已经证实是不实之辞的“转基因植物减少农药的使用”这个说法来压制对方；第二就是使用他惯用的伎俩，找出对方的一、两个所谓的“漏洞”来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
　　
　　问题是，既然“蒋高明很不高明”，他的文章又影响不大，方舟子为什么要拿他当靶子打呢？当然是因为“此人为了宣扬其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妖魔化水电的伪环保主张，……被中国伪环保人士当成了宝” ，所以方舟子才会紧盯着这个人，连人家的一篇网文都不放过，并且以此来要求“中科院植物所在下次竞争上岗时”考虑让其下岗。这和他四年前它要《外滩画报》记者许凯“闭嘴”，是一个路数——谁要是敢反对转基因，方舟子就要让谁丢掉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