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利奥的《论异端》，自然要激怒加尔文，他无法容忍卡斯特利奥对迫害异端的批判，更无法容忍竟有人敢于公开谈论他对塞维特斯的处决。所以，他立刻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论异端》，不允许讨论异端问题。在他看来，新的异端已经出现，如果不迅速加以剿灭，就可能燃成“地狱之火”。他迅速写出了自我辩护的《保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维特斯可怕的错误》的宣言，并让日内瓦所有教士签名，但双手沾血的他毕竟心虚，在宣言中把烧死塞维特斯的责任推给行政当局，并为日内瓦市政会灭绝异端的行为辩护，宣称“有权消灭那个魔鬼”。 　　卡斯特利奥看到加尔文的强词夺理的宣言之后，也迅速给出了回应，这就是１６世纪西方的最为著名的反宗教迫害的起诉书《答加尔文书》。卡斯特利奥控告加尔文的信仰专断：以宗教名义把塞维特斯送上断头台。他不与加尔文讨论塞维特斯的宗教观点，而只对加尔文提出蓄意谋杀塞维特斯的指控。塞维特斯仅仅因为自己的言论而被烧死，尽管加尔文把火刑的直接责任推给了行政当局，但背后的操纵者正是加尔文。他还指出，烧死塞维特斯凸现了加尔文的独断、暴戾和野蛮，已经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引发出诸多抗议。 　　此前，加尔文为了回应这些抗议写过《保卫》一文。对此，《答加尔文书》指出：加尔文指控塞维特斯“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但在事实上，对《圣经》做出独立的解释，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并非塞维特斯一人，恰恰相反，宗教改革运动恰恰发端于路德对《圣经》的独立解释，这一运动的发展也依赖于越来越的对《圣经》独立解释，加尔文的教条也是这众多的独立解释之一。“百家争鸣”才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大特色。如果除了加尔文的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都被视为异端，进而被判处火刑之罪，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宗教改革不同于中世纪的最大意义在于：宗教真理不是天主教教廷钦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分歧的和可争论的，任何个人和任何派别都不能自奉为“唯一正确”和“永远不会错”，没有资格宣称“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加尔文之所以把不同于他的观点视为“异端”，绝非因为他握有唯一真理，而是因为他独裁。所以，他就像历史上的所有独裁者一样，独断地要求所有人都按照塔一个人的标准来思想来行动，而把其他不同思想统统作为“敌人”来加以禁止和迫害。卡斯特利奥质问加尔文：当我们共同参与一场有关信仰的辩论时，你为什么要求所有的论战对手沉默呢？事实上，你的独断蛮横恰恰证明了你的虚弱和恐惧：非常害怕自由的争论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由此可见，加尔文以保卫上帝为名而“把一个人活活烧死”，绝非保卫一个教义而仅仅是保卫独裁权力。所以，烧死异见者的加尔文就犯有三重罪：第一，加尔文没有任何理由封杀对《圣经》的不同解释，封杀就是思想独裁之罪；第二，即便异见者的观点有错误，他们也有说出错误观点的权利；在封杀令之下，即便他们坚持说出自己的观点“不是在坚持真理”，却是在捍卫“思想的权利和说话的权利”。而加尔文因为他们坚持说出其观点就迫害他们，是犯了压制自由权利的反人道罪。第三，不论以任何借口，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无权杀死一个坚持己见的异见者，而加尔文却以“保卫信仰”的借口烧死异见者，就是犯下了最严重的谋杀罪。人死而不能复生，即便以后冤狱被平反，死者的名誉被恢复，但再多的补偿也不能弥补不了被谋杀的生命。所以，卡斯特利奥对处死异见者坚决说“不”，因为，最根本的是保护现在还活着的人。 　　迫于加尔文的权力，《答加尔文书》被禁止出版，只能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出版。所以，这篇正中加尔文要害的反迫害檄文并未发挥应有的影响。但卡斯特利奥的威望和影响却与日俱增，甚至开始动摇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独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在卡斯特利奥退出论战、回归学术之后，必欲置异见者于死地的加尔文也决不会罢手。他支持这次甚至不再用学术争论来伪装之间，而是抛开《圣经》阐释，也不再关心是非真伪，一心要尽快在肉体上消灭他的对手。他先伪造匿名文章，进行栽赃陷害，但这些小人手段一一失败。于是，他采取了更为赤裸的挨户搜查的迫害手段，果然在搜查中发现了一本未经加尔文许可而出版的《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这本小册子又恰好是卡斯特利奥的新作。 　　在这本小册子中，卡斯特利奥再次呼吁：熄灭教会内部的愤怒和仇恨，回归到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争端的和平方式。因为，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违心的迫使”。首先，在道德上，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教义，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是不变的虚伪；其次，在智慧上，强制入伙只能招来一些懦夫和伪君子，是极端的愚蠢；在法律上，对拒绝强迫而坚持己见的人治罪，是不合法的犯罪。所以，与其要用迫害异端的名义强迫别人改信，还不如既不强迫这部分人，让新教徒成为新教徒；也不强迫那部分人，让天主教徒继续作天主教徒。新教和天主教应该和解，起码应该允许人们自愿地信或不信，自愿地加入或退出某一教派；允许对《圣经》的不同解释，保证各种解释的和平而平等的发言权，进而达成一种自由争鸣的社会气氛。卡斯特利奥呼吁：“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独裁而狂妄的加尔文根本听不进卡斯特利奥的忠告，在他的操纵下，对卡斯特利奥的双重迫害同时展开：一方面是改革教会在宗教大会上通过决议：“特通告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教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另一方面把卡斯特利奥告上法庭并要求予以逮捕。但加尔文在日内瓦之外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巴塞尔大学出面庇护了卡斯特利奥，巴塞尔行政当局没有听命于加尔文。 　　然而，曾是卡斯特利奥的密友的两名亡命巴塞尔的异教徒，一位是《论异端》的合作者，另一位曾将《三十次对话》译为拉丁文出版。审判两位异教徒的案子必然牵涉到卡斯特利奥，当地的巴塞尔大学和行政当局再也无法给予庇护。正当卡斯特利奥即将遭到被捕、流放、甚至被烧死的命运之时，病魔之手先于加尔文的迫害之手，于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夺去卡斯特利奥的年仅４８岁的生命。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下，卡斯特利奥死于疾病与可能遭到人为迫害及其火刑相比，似乎已经算是上天给予的眷顾了，正如他的朋友们所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卡斯特利奥死了。但他反对异端迫害的事迹和精神、连同他的虔诚、宽容、坚韧、才华和著述却永彪史册。他不仅反对用教条压制异见，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更反对用独裁权力压制良心自由。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的斗争，起码留给后人如下珍贵的遗产： 　　——没有任何一个教义和真理，仅仅因为自我吹捧和狂热布道而变得更正确更真实，更无法通过强制和迫害而使某一教义或哲学变得正确更真实。 　　——无论借助于什么样的理由——上帝、国家、民族、信仰、真理——即便是极为神圣的理由，也无权因思想分歧而迫害异见，仅仅因为某人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并在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坚持说真话，即便是和平表达的错误观念，也不足以构成遭受迫害的理由。 　　——谁也无权剥夺任何人的思想、信仰、言论的自由，更不能剥夺人的生命。自由比任何真理都珍贵，生命比任何教条都神圣。 　　——信仰和真理，可以传播，可以说服，却不能强加；任何个人、组织、团体和政权，甚至可以靠互相吹捧来传播某种教义、信仰和观念，但决不能靠用禁书、监狱、火刑来传播自己的信仰。正如卡斯特利奥所言：不能用暴力来捍卫自己的信仰，更不能用暴力来证明我们的强大。七、走向宗教自由和宗教和解的朝圣之旅 　　尽管，迫害异端及其宗教裁判所在１９世纪开始衰落，但直到１８６０年代，罗马教廷仍然颁布针对异教和异端的《邪教汇编》，教皇庇护九世仍然想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大公会议，意在恢复教廷的宗教及其世俗的权力，恢复“教皇永无谬误”的信仰教条。“它成为这些人抵挡自由主义在天主教中传播的一个共同的盾牌。”（阿克顿语，见《自由与权力》Ｐ２３４）甚至直到２０世纪的二战前后，禁书和宗教裁判所仍然存在。比如，天主教廷还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４８年两次再版《禁书目录》，涉及到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德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的各类著作，被禁书籍：法国６９２部，意大利６５５部，包括等；德国（含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作者）４８３部，英国１４３部，西班牙１０９部，还有另外２４个国籍的书籍和未署名的书籍５５２部。其中包括许多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作家如：大小仲马、左拉、福楼拜、斯汤达、蒙田、乔治·桑、笛福等，思想家如：康德、笛卡尔、洛克、休漠、斯宾诺沙、伯格森、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孔德、霍布士、莫尔、米勒、布鲁诺、吉本、伊拉斯莫等。（参见：《宗教裁判所——异端之锤》） 　　这种延绵数世纪的宗教迫害，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正视宣告结束，梵蒂冈于１９６５年颁布的《宗教自由宣言》，标志着罗马教廷走向真正的宗教宽容。该宣言明确宣布：放弃“持谬见的人无任何权利”的不宽容传统。自此以后，罗马教廷也开始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宗教自由，及至新旧世纪之交，罗马教皇不但公开承认宗教法庭审判异端和伽利略是错误的，为伽利略平反，而且向曾经遭受过罗马教廷迫害的所有异教徒道歉，以此来为中世纪教会的迫害异端赎罪。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已经７９岁高龄并患有帕金森症等多种疾病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开始了前往中东的朝圣之旅，旨在推动种族仇恨和战火频燃的是非之地的宗教和解。他访问了伊斯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９０％的埃及，呼吁以和解的对话代替宗教仇恨，代表２０亿天主教徒与伊斯兰最大的教派逊尼派领袖进行了对话。５月初，教皇保罗二世又一次前往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作朝圣之旅。 　　众所周知，耶路撒冷也许是世界上最有争议和最血腥之地，为争夺它的圣战至今仍然硝烟弥漫。最早诞生于此地的犹太教的命运最为悲惨，遭受了基督教和伊斯兰的长期迫害，圣殿多次被烧毁又多次重建，整个民族差点付出种族灭绝的代价，直到二战后才重返家园和重新建国，彻底结束了漂泊四方的浪迹生涯。但是，历史遗留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之解决，似乎还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