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G教授要退休了。G教授一生献身於东亚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30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人才，贡献卓著。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我感到很荣幸。

导师，对于一个攻读学位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恐怕都不算过分。他的学术水平、教学方式、性格特征、为人处世的方式、社会关系网络等将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未来。你要和他相处很多年，在此过程中，你将受到他的影响，而他将塑造你。因此，选对了导师将事半功倍，选错了导师可能悔恨终生。我得说，选G 教授作我的导师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G教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毕业於牛津大学并获东方学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东亚文明，曾任《剑桥中国史》主笔，出版过不少学术著作。据说他下笔成篇，不用回头修改、润色。他开的东亚文明课程很受欢迎，有好几百人选修。他的课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加上他抑扬顿挫的声调，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G教授在学生中口碑尤其好，虽然他在学朮上对学生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处处替学生著想，总是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我和G教授相识是来加拿大读书的两年之后。本来在语言学系读书，可是一上课便发现选错专业了。语言学本来就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现代语言学更是非常强调理论，让人感到很枯燥乏味，书读得煞是辛苦，於是便萌生了转系的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决定到东亚系去碰碰运气。

G教授当时是东亚系研究生负责人。电话约好了一个面谈时间，便忐忑不安地去找他。我知道转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凭实力，也要看运气，这次面谈至关重要。

一进G教授的办公室我就看呆了，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办公桌上放著一个刻有汉字的小匾，那是他在中国讲学时某大学送给他的，上面刻有他的中文名字。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一样，感到分外亲切。

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命运，很快我便进入东亚系继续攻读学位。由於我在语言系已经修了不少学分，可以带到东亚系，再修几门课就可以毕业，先拿一个硕士学位，然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拿到硕士学位以後，我计划头两年集中精力把博士学位必修课程修完，然后确定选题，动手写论文，争取四年把博士学位拿下来。可是，没想到，第二年就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太太怀孕了。如果生孩子，读书一定受到影响，经济上也将会非常紧张。G教授真是一个雪里送炭的好人，他理解我的困难，很快帮我又找了一份助教工作，加上奖学金，收入足够养家了。

在国外读研究生学位并不容易，最难的是和老师处好关系。最理想的师生关系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心学生。不过，希腊式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现实中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听到过很多学生和指导老师关系闹僵，读不下去，或者不得不转学的例子。一位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与指导老师发生了学术观点的争执，一下子陷入困境。幸赖G教授从中斡旋，当然也包括学术指导，终於帮助这位学生完成了学业。多年以后，这位已成爲某大学教授的学生深情地回忆起来这段往事，对G教授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G教授的教学方法和指导研究生的方法是我最欣赏的。他著重方法论的指导，宏观的把握。在具体研究方面，则完全放手让学生自由探讨、发挥。在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以后，他首先要求我提交一份与选题有关的中外文献目录，然后要求我重点阅读其中的一部分文献资料，写出每本书的读书报告，包括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学术上的优缺点等，然后再和我讨论下一步的研究。当我进入具体研究过程以后，我们一般两三个月才见一次面，但是每次见面效率都非常高。

毕业后，为了事业进一步发展，便想到要把博士论文出版。但是在国外出书并非易事，书稿被一家出版社接受后，一压就是好几年。由於忙於工作，也就没有再过问。还是新上任的系主任催问，我才想起要抓紧把这事儿办了。G教授得知后，便建议我换另一家出版社试试，同时他又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我修改书稿。书终於於去年在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却了一桩心愿。

G教授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在西方学者当中是少有的。他的课大部分时间讨论中国文明，而日本部分相对较少，韩国部分更少。而且他在讨论东亚文明的时候比较着重讨论中国文明对日韩文明的影响。这本来是事实，但是据说还是引起了韩国学生的不满。

2007年，在接受一次访问的时候，他这样谈到了自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

“我个人欣赏‘浪漫的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实际上，中国的各思想流派相容性较好，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之间的交融。它与西方所不同的是: 中国强调各派的合作，至多是竞争，但西方强调的是‘冲突’，宗教战争是最好的说明，而美国对外部世界传播‘美国式民主’也属此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於西方，中国人的‘阴阳观’和西方人的‘非白即黑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阴阳观’具有浓郁的包容特征，而‘非白即黑观’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帝国文化。自唐朝后，中国文化是一种防御性文化，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总是相信外部世界的人会来中国学习，而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可以让中国来教诲(teach)他国，但中国不‘逼迫别国做这做那’。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的态度后来逐渐转为‘学习’，但中国人从帝国的治国理念中学到了许多教训。帝国的治国方略强调‘探险’(explore)、‘归化’(naturalization)，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排他性，因而‘阴阳观’下的中国选择了民族主义的治国方略。从历史上看，最初是西方的学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哲学，特别是士大夫文化(high culture) 情有独钟，当然中国的丝绸以及技术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也相当大。在加拿大，中国人被誉为‘模范少数民族’。他们注重教育、家庭和谐、不制造麻烦、较少犯罪、不沿街乞讨。从广义上讲，东西方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艺术和生活。西方人强调个性化和个性发展，强调宗教以及现世文化;东方人强调集体文化、意识形态和来世文化。”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威胁论”也在一些西方国家悄悄流行，集中表现在对中国发展模式影响日盛的担忧和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日益强大的担忧。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时，G教授的看法是这样的：

“实际上，‘Threat’在英文中是一个中性词，在政治文化中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从军事角度看，中国没有军事威胁性。中国没有驻外军事基地，也没有将军队派到国外参战。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让步的常常是中方，这是中国‘防御性’文化体现的一个方面。中国防御性文化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中国的‘审查制度’，其覆盖面之广、审查之严，堪称世界之最。这就是现今中国防御性文化的两个方面。”这种观点和我不谋而合，我也曾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化总体特征是内向的、保守的、防守性的。即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防御性的。

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恩恩怨怨、关系既复杂又敏感。G先生同时也是日本历史研究学者，曾在日本住过不短的时间，因此他对中日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深刻了解。关於中日关系及其前景，他是这样认为的：

“我本人对中日关系持乐观态度。中日关系的最大症结在於双方对‘现在’与‘历史’持有不同的认知态度。从中日双方历史上看，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大哥’，而面对强大的中国，日本人始终有一种‘弱国心态’。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才开始建立。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东方的‘上帝的选民’，注定是‘亚洲的领导’。所以日本人不愿意回首那段 ‘失败的二战史’，总是想忘掉那段‘心理创伤’的历史，竭力把视角聚焦在当今已经强大的日本经济上。对日本人来说，‘现在’比‘历史’更重要。至於教科书问题，在日本，没有多少人介意此事，因为日本各学校可以自由选择教科书，而历史教科书非常多，因此这种教科书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关於‘靖国神社’参拜，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情感事件而非政治事件。现在，主导中日双方感情的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情绪，而非爱国主义。当然，在中日冲突中，日本确实是‘挑逗方’。”
 
一转眼，和G教授相识已经十年了，在他就要退休的时候，心里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这样一位以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为己任，并为之辛劳一生的老教授，理应得到我们的格外尊重。为了表达后学对他的尊敬，我们特地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晚餐会。事先联系了他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学生，收到了很多邮件、录像、照片、幻灯片等，集中编排起来，想给老先生一个惊喜。

晚会上，一位台湾男孩儿满怀深情地为G教授现场演唱了专为他创作的歌曲，歌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加入合唱的人越来越多，连G教授也情不自禁地一起唱了起来。

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特地请一家专业店设计了一个匾额，上边用中英文书写“桃李满天下”，在晚会上，代表他教过的所有学生把匾额颁发给他，令他感到非常惊喜。晚会上播放了G教授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发来的贺信、照片、录像片段等，勾起了他深情的回忆。第二天他在写给我们的信中说，他被深深感动了，并谦逊地说，他不配得到我们这样的厚爱。我们只能说，几十年来他为他的学生所作的一切已经在他们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高山仰止，他理所当然应该得我们的最高的敬意，我特地写了三首古诗送给他，其中一首如下：

结庐尘喧觅静景，
春送梨花带雨浓。
烟柳斜阳与君别，
何日闲对饮几盅？
遥看秋山遍桃李，
休叹寂寥恨落红。
我欲因之梦蓬山，
直逐白鹿青云中。

好人一生平安，衷心祝愿G教授身体健康，能够享受一个幸福愉快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