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 日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由于日军的侵略，政府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中断正规教育，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针对这种状况，蒋介石提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当时的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这就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决策。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在抗战艰难时期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决定采取“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确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敬仰和纪念。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输送大量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其中包括杨振宁等诺贝尔奖获得者。 解放后，大学里众多留学教授都是这个时期送出国的。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发现了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大学教育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接受的,随后才出国留学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