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仁，上世纪６０年代出生在会宁，１９８０年从会宁一中考入甘肃农业大学，１９８ ７年到北京农业大学任教，１９９１年去美国，在那里读博士、当教授。这位农民的儿子 ，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炎黄学子，讲起他这些年的经历，心里充满了许多感慨——— １４年前的秋天我来到美国读书，当时儿子只有８个月。 ６年后，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微生物与分子遗传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圣祖 德儿童医学研究所做了近３年的博士后研究。 ４年前应聘到奥尔巴尼医学院的免疫学与微生物学中心担任教授职位（http://www.a mc.edu/academic/research/IMDResearcher.cfm?ID=161,）。如今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模样 了，个头比我还高。 初到美国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７日，我踏上了到美国自费留学的路。读书的费用是由俄 克拉荷玛州立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俄克拉荷玛州地处美国中南部，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州 。该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有１万多人。 美国的大部分大学都办在这样的“大学城”里。由于在办护照和签证过程中的延误， 我到校的那天，学校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因此没能赶上接新生的校车。在北京上飞机时 不知道下飞机后该怎么才能到学校。恰好同机有位该校的中国学生回国探亲，在她的帮助 下终于搭车到了学校。 刚到美国不几天就体验到了远在异国他乡的滋味。出国前，我和妻子的工资除了吃饭 穿衣外，大多都用在出国考试和联系学校上了，连出国的飞机票和服装费都是找朋友借的 。出国时带的两百美元除了路上花费和交学杂费外，到校不到两天就花得精光，连吃饭和 交房费的钱都没有了。原计划到校后发了工资就能马上解决问题，可没料到美国人的习惯 是先干活后发薪，按照学校的规定，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到第一次工资。在当地没有任何熟 人，借不到钱。而国内的亲戚朋友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本来有几位在国内读书时的同学早 先来了美国，但一时又和他们联系不上。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去找我的学位导师，这位 先生可是一毛不拔的绅士，不肯答应借给我他私人的钱，直接把我推到了系主任那里。好 在我们的系主任是位好心人，答应给我提前发半个月的工资。以前常听说美国人的办事效 率很高，心想第二天一定能拿到钱。出乎我的意料，这里的官僚主义很严重，遇到和钱打 交道的事都得经过许多批条子盖章的手续。两个星期后我终于拿到了这笔“救命钱”。 来美国的一大挑战是语言障碍。出国前曾苦练过英语听力，我的出国英语听力考试成 绩相当不错。另外，在国内工作期间我曾为来中国讲学的美国专家做过翻译。自以为到美 国后不会有语言交流方面的问题，但是到这里后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错觉。我的美国导师 是第一次招外国学生，首次见面就开门见山给我“独唱”了半个小时的课题任务。 他原以为讲完后我就会按照他的安排去实验室，没想到我在他办公室居然一丝不动。 他这才发现白费了一番口舌，我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从此后他一再提醒实验室的人，对 我讲话要注意“分寸”，千万减速。和在实验室里的交流问题相比，听课更是一大挑战。 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大多没有课本，老师讲课都是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课程计划，听课主要 靠课堂理解和做笔记。当然，听不懂课就不可能做什么笔记。 和许多外国留学生一样，我当时在课堂的主要任务是操作好录音机，以便课后反复听 录音来理解课程内容。好在一起上课的美国学生大多都肯帮忙，课后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借 他们的课堂笔记。就这样总算通过了第一学期的所有考试。 一开始还因为语言障碍闹出许多笑话。记得有一门小课的老师经常改变上课时间和地 点，好几次因为我没有听懂他在课堂上的临时通知而找不到教室。 转学休斯敦一年以后总算基本过了语言关，但逐渐发现这里的研究条件不利于我以后 的发展。我当时在动物系读书，系里的主流是野生动物生态和保护。因为这一类的研究课 题在美国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导师决定让我利用自己的医学背景来研究野生动物的免疫 机理，好从医学方面申请经费。这个想法倒是很合我的兴趣，但是导师和系里的其他教授 对这个范围的知识和技术知道得很少，实验上的普?ㄎ侍舛济挥卸嗌偃丝梢郧虢蹋挥? 说解决科研上的难题了。 尽管我使出了浑身解数，节假日都不休息，可是课题上的进展仍旧很缓慢。有时候为 了买一种重要的实验试剂，得花很大功夫去给导师解释。有一次我告诉导师，没有人能帮 我解决实验上的难题，他半开玩笑地说：我把你从北京请来就是为了给我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明确地意识到在这里可以轻松地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不可能学 到什么真正的本事。这里的绝大部分博士研究生在入学后３年左右就可以毕业。相比之下 ，正规基础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通常都得读６年左右。 后来，我决定转学。在美国换工作比较容易，不需要转人事关系和档案。 但转学就不太容易了，尤其是对分文没有的外国人就更难了。最大的问题是得在其他 学校申请到奖学金，否则一家人就无法生存。在我来美国的第二年，妻子和不满两岁的儿 子也来到了这里。在美国的研究生院申请奖学金对美国学生是相当容易的，因为几乎所有 的大学都有政策规定把绝大部分的招生名额留给美国人，外国学生只能竞争剩余的少数名 额。因为每年都有大量外国学生来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对外国人来说，得到奖学 金就要难得多。经过几番周折，我在１９９３年４月得到德克萨斯大学的奖学金。转学的 过程让我失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当时我已经在俄克拉荷玛州立大学读完了两个学年，共 修了８门课程。这些课的内容和后来的专业差别太大，所有的学分在转学后只好全部作废 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当时做了有生以来最关键的一个决定。 １９９３年５月，我正式转学到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德克萨斯大学系统共有５个 医学中心，分散在５个不同的城市。我读书的学校设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休斯敦。 在休斯敦读书期间，一家人靠我每月一千美元的助学金来维持生计。主要的日常开销 包括租房、吃饭、养车和交学费，因此处处都得精打细算。有许多学生的家属去中国餐馆 打工，挣些零花钱，可是我们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妻子得照看当时还不到３岁的儿子。 在这里的中国餐馆打工并不容易，干的不好连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都挣不来。美国的托 儿所和幼儿园价格很高，月收费少则几百美元，多则上千美元。我们当时住在一个由中国 人经营的公寓里，每月付３００美元左右的租金，这在当地是很便宜的房价。这个档次的 房子一般都得要５００元以上的租金。 据说那里原来的许多房客拒绝按时交房租，前房主不得不经常带着枪去上门要钱。虽 说私人拥有枪支在美国是合法的，但这样毕竟不是做生意的长久之计。后来房主宣布破产 ，公寓由银行没收后廉价转让给了那对从台湾来的中国夫妇。经过这对中国房东的大幅度 调整之后，那里的住房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而房价不错。后来的住户有一半变成了中国学 生，另一半是墨西哥移民。 在美国吃饭倒不算太花钱。当时我们一家３口人每月花在食品方面的费用都比房租要 低。和我们现在居住的纽约州相比，德克萨斯州的物价实在是很低。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 大部分的日常用品都来自附近的墨西哥。 在美国生活的另一大开销就是买汽车和养车。和国内的工作单位相反，美国的学校、 公司和政府机构除了给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和退休方面的福利外，一概不设住宅区。一起上 班的同事很少有机会做邻居。这里的办公楼和住宅区之间一般都有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的距 离。在许多大城市，每天上下班来回就得花好几个小时在路上。除了在一些大城市里的城 区附近外，美国城市的公共交通远不如中国发达。这里也很少有专设的自行车道，所以骑 自行车必须得走汽车道，这样很容易出交通事故。所以，在这里没有车就吃不上饭，上不 了学，更谈不上出远门。 新来的中国留学生一开始都只能住在学校附近的房子，这一类的住房从价钱和环境来 讲都不太理想，但只有这样才可以步行上学。日常生活中碰到必须用车的地方，只好临时 找早先来的中国人或认识的美国人借车。我来美国的第一年就住在学校出租的公寓，上学 只需要走１０分钟。当时有许多早些时候来的中国学生积极地给我们没有车的新生提供方 便，包括帮助找房子和开车带我们上商店等。这些人和我们都是临时才认识，他们的名字 现在已经都记不清了，可是他们把这种同胞相助的传统留给了我们。后来每当有中国新生 来，我们都尽力帮忙，让他们能很快安顿下来。 这些经历也让我认识到在海外中国人不像传说的那样没有互相帮助的精神。 好在美国的旧车市场很发达，学车考驾驶执照也比较方便，许多中国学生到这里不久 就可以拿到驾照。我在美国的第一辆汽车是１９７６年的八缸凯迪拉克，当时花了４００ 美元，帮我看车的那位朋友认为这是美国最便宜的车了。可是过了几天，我从一位美国同 学那里用了一半的价钱又买到了一辆别克车。这部车不但价钱便宜，而且车况也比那辆凯 迪拉克强不少。我和妻子不久用这辆别克学会了开车，拿到了驾驶执照。在后来的转学过 程中，我们也是靠着这部２００美元的“老爷车”远行８００多公里来到了休斯敦。买旧 车容易养起来难，这种大车除了耗油多以外，还经常出各种毛病。美国的修车行和这里的 医院差不多，对顾客可以无条件地要高价，多数情况下修一次车都得花上百美元或更多。 所以养车是我们当时的一大开销。 最后一项主要开支是学费。美国大学的学费高低差别很大，私立大学的学费普遍比公 立学校的要高。即便是在同一所大学里，学费的收法也不是一视同仁，大多数学校的学费 制度都实行州内和州外“双轨制”。因为州内居民在当地纳税，他们的学费要比来自其他 州的学生低，一般只交外州学生学费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幸运的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奖 学金的学生只需付州内学费，我那时每年交１０００美元左右的学费。尽管这点学费不算 多，但是对我们靠奖学金来养家糊口的外国人来说，这已经是雪上加霜了。 一年得了两次奖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的专业是医学微生物。当时的博士论文课 题是研究莱姆病病原细菌的致病原理。经过４年的努力，我的课题进展非常顺利，实验的 结果首次发现了包氏螺旋菌在人体内长期生存的主要原因。通过分子生物学和动物试验手 段，我成功地在这种细菌上找到了一个关键的抗原变异遗传体系，博士论文成果填补了医 学界的一个重大空白。这些研究结果先后发表在３篇学术论文中，其中一篇由我做为第一 作者发表在《细胞》杂志上。 《细胞》杂志是一个在生物学界公认最有权威和影响的刊物。它只发表具有广泛影响 和重大意义的学术论文。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以来，每年都收到大量期 望发表的研究论文，其中大约只有５％的论文能够通过严格的审阅最后发表。客观地讲， 在《细胞》杂志发表论文是绝大部分美国生物学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我和指导教授史蒂夫·诺里斯博士一起获得了这项发明的国际专利。这项专利已被几 家美国和欧洲的医药公司开发转让，用来制做检测莱姆病的诊断试剂。在毕业前后的几年 里，我多次被邀请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和科研机构做学术报告。这些经历让我真正体验到从 事科学研究的快乐。 １９９７年夏天，我获得美国微生物学会的萨博奖。萨博奖每年颁发给两名有杰出贡 献的年轻微生物学家，得奖者由指定的专家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提名人选中评选产生。 同年秋天我又获得德克萨斯大学校长奖，其中包括６０００美元的奖金。这项奖励用来鼓 励在学术上有突出成绩的博士研究生，得奖者每年从６００多名博士研究生中产生。这个 奖除荣誉之外，还从根本上改善了我们一家的经济状况。在读书期间我们先后借了不少钱 ，银行账户上大多时候只有几十到几百美元的储蓄。这笔奖金让我们第一次还清了所有债 务。 博士毕业后的奋斗目标是在美国大学里做个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教授。 在美国，大学教授的职位算是非常稳定的工作。虽然普通教授的工资通常比在公司上 班的水平要低一些，但美国大学很少发生大批解雇，相比之下，解雇工作人员在美国公司 是司空见惯的事。在医学研究领域的教授通常都能申请到自己的科研基金，拥有独立的实 验室。 在管理实验室人员和财政上享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应聘美国大学教授的程序比较公平 ，但是竞争异常激烈。一般情况下，每个位置都会有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来申请，只有少数 几个人会得到面试机会，最后根据考察的结果来决定录用最合适的人选。录用的具体标准 因不同单位而异，但都要有博士后研究的经历，发表过优秀的论文，有与人交流的能力以 及优良的工作品德。 在西方国家，博士是最高的学位，而博士后是在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一种专业训练过 程。博士毕业后，我选择到圣祖德儿童医学研究所做与传染病学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圣祖 德儿童医学研究所在孟菲斯，当初是由一位早期的黎巴嫩移民创办的一个慈善机构，后来 发展成美国生物医学方面一流的研究机构。圣祖德儿童医学研究所以研究和治疗像白血病 和其他小儿绝症的卓著成绩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它的研究人员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美 国科学院的院士。 终于当了教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我们一家从休斯敦搬到了孟菲斯。我的博士后课题 是研究肺炎链球菌的致病机理，这种细菌是引起小儿中耳炎的主要病原。中耳炎是美国儿 童最普遍的病之一，几乎所有的小孩在５岁以前都会因中耳炎而发烧和看医生。肺炎链球 菌也是导致老人细菌性肺炎的第一杀手。美国养老院的很多老人都死于肺炎链球菌引起的 肺炎。尽管肺炎链球菌在１００多年前就被发现了，但是人们一直对它在人体内长期寄生 的原理不够清楚。这个课题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了肺炎链球菌的一个重要致病原理，其主要 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细胞》杂志上。我目前的实验室正在继续研究肺炎链球菌的遗传特 性和致病原理。 ２００１年夏天，我被奥尔巴尼医学院聘任为免疫学和微生物学中心的教授。奥尔巴 尼医学院是一所私立性大学，它和其附属医院同属于奥伯尼医学中心的一部分。整个医学 中心的雇员近１万人。奥尔巴尼市是纽约州的州府所在地，周围的居民约有１００多万人 。 在奥尔巴尼医学院上任后，我利用学校提供的启动基金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美 国的大学通常都要给新招的教授一笔资金来雇人和装备实验室。我的实验室主要研究呼吸 道传染病的发病机理。这里的实验室是系以下的一种建制，大体相当于中国大学里的教研 组。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的实验室通常只由一位教授来负责。实验室的其他成员一般包括 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技术员。 在这个体系下，教授拥有实验室的所有财权和人权，负责招收学生和雇用其他研究人 员。但是，所有实验室成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都由教授本人的科研经费来支付。所以这里 的教授除了指导课题和教课以外，得花大量的精力在申请课题基金上。 美国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许多基金会，经费的分配通常都是根据课题主持人递 交的课题研究计划来决定。在奥尔巴尼医学院工作的３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写 课题计划上，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里干十几个小时。有时候连和儿子见面的机 会都没有。早晨上班走的时候，孩子还在睡梦里，等我夜里回家时他已经入睡了。由于精 力上的高度集中，有时连做梦都在想着白天思考的事。有时候为了赶上递交科研计划的截 止日期，必须得牺牲一定的睡眠来做准备工作。 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个额外辛苦的事，其中有很多乐趣和回报。经 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实验室先后从美国联邦政府和基金会获得了４个项目的研究基金，每 年总计有５０多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这些经费除了购买仪器和日常的实验试剂外，大部分 都用在雇用研究人员方面。实验室现已发展到有１０个研究人员，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攻读 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员。按照经费水平和人员数目衡量，我的实验室在我们 系近２０个实验室中名列第二位。 我不会忘记中文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节奏都比较快。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当然不可能睡午觉。刚到这里时，每到中午就瞌睡难忍，后来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也就感 觉不到午休的必要性。这里的大学和很多工作单位都设有自己的“食堂”，不过那里卖的 饭菜都是美式的快餐。周围的中国人大多时候都是自带午饭，许多美国同事也这样做。 平时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我们大都讲英文，即便是中国人之间交流也是这样。 在德克萨斯大学读书期间，周围有不少中国学生。我的课题导师时常提醒我尽量避免 在中国人之间讲汉语，这样有利于训练自己用英文交流的能力。一开始和中国人讲英文时 感到很不习惯，但是由于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么做的必要性，坚持一段时间后那种别扭感就 逐渐消失了。后来我还意识到在公众场合讲汉语，会让周围不懂中文的同学和同事感到很 尴尬。 但无论如何，中文总是我们中国人之间交流的最好工具。在业余时间，我们成年人都 讲中文，可是由于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英文，在家里讲汉语就比较困难。在大多数中 国家庭里，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父母用汉语问孩子，得到的基本都是英文答案。不熟悉的 人一定不太习惯于这种汉语和英语混杂的会话方式，但是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这 种交谈方式不会影响思想上的交流。多数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理 解和保持中华文化。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让他们懂得中文。为了方便孩子们学汉语，许多华人社团在美 国各地办起了不同规模的中文学校。一般都是在周末上课，从教孩子写汉字学汉语拼音起 到用汉语做作文。当然，中文学校的学习效果主要靠课后的练习。奥尔巴尼地区有好几千 中国居民，当地的华人协会办起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中文学校。学校设有中文简体班和繁 体班，以便容纳从不同地区来的华人子弟。按照不同的中文水平和年龄，学校还将学生分 成不同的年级。 有趣的是，这里也常有一些喜欢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听课，其中包括儿童和成 年人。 自从上中文学校以来，我儿子的汉语水平有很大提高。他现在能写不少汉字，在我们 的帮助下还可以写相当复杂的作文。奥尔巴尼地区的华人协会每年在春节前举办一次春节 晚会，今年表演的其中一个节目是我儿子自己编写的一段相声。当然我儿子在中文会话方 面的进步，还得归功于他过去几个暑假里在北京和老家甘肃的生活经历。每次暑假从国内 回来，他的汉语会话能力就有明显的长进。相比之下，我们大人的汉语写作水平却在逐年 下降，偶尔写中文的东西都会发现原来很熟悉的一些汉字已经从记忆里消失了。刚出国那 几年，常给父母和朋友写信，这样可以温习我的汉字书写。后来国内的电话系统越来越方 便，打电话逐渐取代了写信，唯一练习汉字的机会也就此消失了。不过自从儿子开始学中 文以来，我和妻子需要给孩子辅导汉字书写和造句，这就得到了一个让自己温习汉语的好 机会。 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充满中国特色的。就我家来说，我平时下?嗪蟮么吆⒆幼鲎饕岛? 练习拉小提琴。妻子的首要任务是准备晚饭。平常我们都做中国饭菜。我和妻子喜欢面条 ，可是儿子更爱吃米饭，经常在饭前都要有一番激烈的讨论来决定晚饭的方向。天气暖和 的季节，我和儿子每星期都会打几次网球。美国的网球场地比任何其他球场都方便，许多 大的公寓里都有自己的正规球场。可能是由于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在美国的外国人除了 上班时间以外，都习惯于和本民族的人一起活动，中国人也不例外。我们和美国人打交道 基本都局限于工作范围，工作以外的时间大多是和中国人之间打交道。遇到搬家和其他急 事需要帮忙的地方都得靠中国同胞。逢年过节时我们常和当地的中国朋友在家里聚会，那 时候可以用汉语畅谈各种话题，也算弥补一下平时在文化方面的空缺。有时候和外地的朋 友相约，集中到一起玩。朋友们在一起，都要做各种中国饭菜和打扑克牌，有时会玩一个 通宵。这里的中国店除了卖日常中国货之外，还经常出租国内近期拍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周末闲暇时可以借回家看。由于日常生活的中国化，除了过年和其他重要的中国节日以 外，平时忙忙碌碌，大多感觉不到是在异国他乡，这当然是一种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