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貴在清白，做事必須認真，做學問要敢於好高騖遠，善於實事求是

嚴陸光

嚴陸光 1935年7月生於北京，原籍浙江東陽。中國科學院院士，烏克蘭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著名電工學家，寧波大學校長。1953至1954年在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習，1959年畢業於前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電力系。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任研究員、所長。長期從事近代科學實驗所需的特種裝備的研製和電工新技術研究與開發工作，曾取得多項重要性成果，並在多個學術機構任職。1999年10月起，任寧波大學校長。嚴陸光的父親嚴濟慈院士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曾為中國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

今天到會的主要是新同學，很對不起各位，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事，學校開學的時候，我正好沒在學校，沒能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個集體。因此，今天，我首先歡迎新同學加入到我們寧波大學這個集體來！同時，正值新年、春節，也給同學們拜個年！

同學們進入大學，年齡估計都在十八、九歲或二十歲的樣子，我呢，今年六十六歲，和你們差了將近半個世紀。從我們這一代人的角度來看，大學時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同學們現在不一定能有這樣的體會，等你們再成長若干年，到我們這個年齡，再回想起來的時候，你們就能體會到大學時代確實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我們成長、成熟。所以，同學們更應該珍惜這個時代，好好地過好、利用好自己的大學時光。同學們分別來自不同的系，不同的專業，有不同的愛好，不同的志向，不管你從事什麼專業，有什麼志向，當科學家也好，當企業家也好，當教育家也好，做普通勞動者也好，總有一條是大學裡面應該學會、學好的，那就是我們這個系列講座的主題“做人、做事、做學問”。圍繞這個主題，我們從去年開始倡導並組織了幾個講座，已有九位同志講過了一輪。這個講座我們提倡從自身的經歷和體會出發，和同學們聊聊天，說說自己的想法，讓同學們可以從方方面面看到別人怎麼樣走過他的一生，對同學們今後的成長、成熟會有一些幫助。去年，我們已經進行了九次講座。我想，同學們在這個學校里待上四年，聽過三、四十個人他們的成長過程，包括各種各樣的經歷，各種各樣的體會，對同學們今後肯定會有一定幫助的。同時，同學對講座的反映也很好，所以學校宣傳部、學生處、團委都很積極，願意把這個事情堅持做下去，這很好。

這次是我第二次來講了，去年我在這兒講了一次，那時候是講我父親，正好也是在這個時候。前年年底我父親誕辰一百周年，我們幾個兄弟寫了一篇文章，正好從我父親的經歷出發講做人、做事、做學問。因此，今年就換一個角度，從我自身的經歷和體會與同學們談談，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我想，我講的是真事，說的是真話，是怎麼過來的，是怎麼想的，就怎麼講，這樣就能保證事情是真實的，但不保證正確，也不能保證對大家有用，至於正不正確，有用沒用，請同學們自己判斷。因為，人都是不一樣的，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代，都不一樣，任何人的經驗，任何人的體會，任何人的經歷，對你有用沒用，是對還是不對，都要你自己判斷。我想，同學們判斷過幾十個一生中多少有一定成就的人的各方面的經歷，對同學們今後會有好處的。我很高興今天能有這麼多同學來，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希望能對大家有益。

我1935年出生，小的時候的事情就不多說了。我想，從五十年代講起，從五十年代到現在近半個世紀，這五十年大致分為五個階段。五十年代是我的學生時代，在那時我念了高中，念了俄專（留蘇預備部，為留學蘇聯做準備），後來沒出成國，在清華念了一年書，然後在俄羅斯莫斯科動力學院念了大學，1959年大學畢業。五十年代是我的學生時代——以大學為主的學生時代，也就是今天我和大家講的黃金時代，這是第一個階段。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第二個階段。1959年我畢業回國，分配在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搞科技工作。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主要是在第一線做科學研究工作，擔任課題組長，先後帶領小組做兩方面的研究：電感儲能和托卡馬克。當時是封閉狀態，在和外界大體隔絕的情況下，自己奮鬥，搞自己的科學技術。八十年代是第三個階段。打倒了“四人幫”，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我擔任研究室主任，帶領一個研究室工作。那時候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做了一些工作。第四個階段是九十年代。1988年我開始擔任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所長一直到1999年，擔任了十一年的所長職務，工作重心轉向推進國家電工新技術的研究發展，這是主要的工作。另一方面1991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加入到科學院院士這個集體，參與一些與電工有關的國家重大科技問題的研討。所以，這十年我除了搞一些第一線的科技工作以外，相當大的精力轉向了科學技術方面的領導工作。拿我自己以前的話講是，前面三十年我主要做一些研究中具體的技術工作，後面十年主要精力投入組織研究員做工作，當然自己還有一小部分的科技工作，這就是第四個階段。第五個階段應該是九九年底，我到寧波大學擔任我們這個學校的校長開始一直到現在。這五個階段，階段不同，要求不同，做的事不同，我的體會也不同。下面，我就把這幾個階段經歷的最主要的事情和最主要的體會和同學們說一說。

五十年代是我的學生時代。抗戰時父親帶我們一家來到昆明，在那裡我念完了初中。北京解放後，父親從昆明回到北京，當時昆明還沒有解放，1949年春，媽媽就帶着我們經過香港回到了北京。開始在北京生活、學習。很幸運的是，我當時考上了河北省立北京高級中學，簡稱河北高中。這所學校在北京是很有名氣的，在北京相當於寧波的效實中學的地位，當時北京有三所有名的高中，一個是師大附中，一個是北京四中，一個就是我就讀的河北高中。河北高中是河北省的一所學校，它的學生主要是從河北省各個地方招來的，是一所相當好的學校。我在那兒念了三年的書，1952年畢業。

畢業後又碰到一個很好的機遇。那時已實行統一高考，根據填報的志願、考試成績和實際需求，決定你錄取到哪所學校。但是1952年出現一件很特殊的空前絕後的事情，國家決定直接從高考學生里按成績錄取兩百到三百個學生進留蘇預備班，地點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當時一個地區取六、七十個人，我高考成績是華北地區的前十名左右，很幸運地錄取到了留蘇預備班學習一年。這一年是加速培養的一年，一方面要學習俄文，準備出國，另一方面還要進行嚴格的政治訓練，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同時對我們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那時我才十七歲，呆了一年，學習成績還可以，政治學習也不錯，問題出在我的家庭社會關係，當時我的姑父、叔叔在台灣，因為這個原因最後把我卡住了，說政治不合格，沒讓我出國。沒出成國，但對我們還是很優待的，因為我們是憑成績考進去的，因為各種原因出不了國，決定可以在國內挑任何大學任何專業就讀。我選擇了清華大學電機系。念完一年，又有機遇來了。我當時是因為政審沒合格沒出成國而進了清華，我有個哥哥比我大一歲，我們倆同時中學畢業，我考到留蘇預備班，他考到北大物理系，結果我沒出去，他在北大物理系由單位推薦又到了留蘇預備班。我們向有關方面反映了情況，研究決定1954年我和我哥哥都出國，於是我就到了蘇聯。在莫斯科動力學院電力系學習，學發電、輸電、配電，學制五年半。實際上我只念了四年半，插班到二年級，五九年春天就回國了，這就是我整個十年大概的經歷。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我是很幸運的，一步步走過來相當順利。這十年回想起來感覺有些重要的事情，還是值得和同學們說一說的。說說這十年成長和成熟的階段，對我一生影響比較大的，自己還一直記得的一些事。

首先，我是1949年解放那年進入高中的。我們那個時候很重視政治思想教育，很重視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就是要懂得自己為什麼活着，明確對人生的看法。那時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學習白求恩》，我們都要通讀背誦。在人生觀教育方面，我覺得收益比較大的是一直記得這麼一句話。那時國家剛解放，什麼事都學蘇聯的，我們也看很多蘇聯的小說或者電影。印象很深的是一本題為《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書，這本書是抗擊法西斯時，一個叫卓婭的女孩子被法西斯殺害後她媽媽寫的回憶錄，很有教育意義，同學們如果有興趣的話還可以找來讀一讀。我印象最深的是書裡卓婭所說的一句話，講一個人為什麼活着，她說，“一個人活着，應該要使別人更幸福”，就是說一個人活着，不是為自己，是為了別人能活得更好。這在當時是很加宣傳的一句話，我覺得這句話是很有意義的，否則每個人為啥還活在這個世界上。這話很通俗，但很有意義，也就是你選擇幹什麼不幹什麼，標準是對別人有沒有好處。後來這些年考慮有些事情干不干的時候，我就首先想對大家有沒有好處？這是做人的一個根本的方向。希望同學們成長、成熟過程中，重視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正確的努力方向。
第二，講講我們整個學習階段應該有的學習態度。在學習階段保持很高的求知慾，任何知識都學好，這樣才能夠打好基礎，為以後攀登得更高做好充分的準備，這是學習應該有的原則。我們對知識要不挑不揀，只要是知識，只要你學得到，都應該去學去掌握。不要整天去想，這些東西我學了有沒有用，這關係不大，今天沒用，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有用了。所以只要是人類的知識，我都喜歡，都願意了解，都願意掌握。根據這個原則，所有規定學習的課程，我都努力去學，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的文憑上印着“優秀畢業生”。怎樣才稱得上是“優秀畢業生”？當時課程實行的是五分制，三分及格，最好是五分，我在學校學習期間三、四十門課都拿了五分。這裡面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道理，只需要你熱愛知識，給你知識，你就無條件接受。我們念書本身就不可能念到全部知識，教的東西就應該把它全部學好。除了課程以外，還應該培養自己各方面的興趣，我當時對哲學，特別對邏輯學很感興趣。我覺得邏輯能教會人思維，教會人想問題，怎麼想是對的，怎麼想是不對的，掌握它的方法。數學我也挺喜歡，養成了一個習慣，當煩躁不安的時候，就坐下來解個積分題，積下去了，所有煩惱都沒了。應該說，會積分是種很好的思維能力的鍛煉，你掌握了，一道題可以幾分鐘就解了，不掌握，有時幾個小時，幾天也解不出來。歷史也很重要，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語言。我記得剛到莫斯科的時候，動力系主任接見我們，和中國同學聊天，給我們講了很多學校的情況，最強調的是要求我們在留蘇期間掌握好俄羅斯的文學語言。掌握語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掌握文學語言，而不是那些庸俗的語言，這樣的話，人的檔次才會上去。所以我們剛到俄羅斯的時候，就花時間背普希金的詩，看高爾基的小說。總之，我們除了把課程學好之外，還應該有廣泛的興趣，不斷地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同學們在打基礎的時候，也要注意努力把基礎打廣打深，努力抓緊時間往前進，這非常重要。

第三，讀書不是唯一的，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學問為了做事，但做事和讀書又不是一回事，學生時代應努力把學習和可能參加的社會活動、社會工作結合起來。應該注意除了讀書以外，多努力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做一些社會工作，這樣對你的成長會有很大的好處。最主要的是能從中學會做事，鍛煉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我在清華的一年擔任了班長，到莫斯科那幾年，擔任了中國同學會主席。特別在清華那年，體會最深。清華一直注意培養學生能雙肩挑的素質，學習好，又能搞社會工作。因為到社會後能發揮作用，光會讀書不行，還必須會處理好各種各樣的事情。雖然社會工作花的時間比別人多了一點，但得益還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學會如何思考問題、處理問題，而不是只想自己。當班長也好，當學生會主席也好，你要考慮大家，單考慮自己不行，否則什麼事也辦不了，同時你還必須學會用正確的辦法處理事情。鍛煉是一點一滴的，好處也是很大的。
我舉一個例子，我那時擔任中國同學會主席，有一年夏天我們中國同學組織起來到蘇聯集體農場去勞動，勞動完後，和蘇聯農民、青年有個聯歡，決定晚上開跳舞會。地點就在我們作宿舍的那個大廳里，同學那時都是睡地鋪的，將鋪蓋捲起來就可以開跳舞會。本來和蘇聯同學聯歡是一件挺好的事，結果我們有兩個同學不干，說要睡覺。別的同學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說這不行，中蘇友誼還得講。其中一個同學堅決說“不行”，就吵了起來。我去了，那個同學堅持說他要睡覺，我就想了個辦法，大屋子開跳舞會，旁邊有個小房間，讓原來住的同學騰出來讓給那兩位同學，事情就這樣解決了，舞會順利進行。這樣的事情還很多，事情雖小，但回過頭來一看，從這些小事中就鍛煉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我非常主張同學們有餘力的情況下，多做一些社會性的工作，多做些有益的工作，鍛煉自己處理問題思考問題的能力，今後對你們的幫助會是很大的。

求學時還有兩件事，對我這一生影響比較大。我是學電的，搞電的比較有名的無非幾個人，一個是法拉第，另外還有一個是愛迪生。愛迪生是個發明家，大家都知道後來他成了百萬富翁。愛迪生一輩子的發明大概有幾百個，非常多，但愛迪生在世的時候，是個有爭議的人物。有人說他很好，有人說他不怎麼樣，反正各種各樣的評論都有。我看過一本用俄文寫的愛迪生傳，扉頁引用了愛迪生自己的一句話，翻譯成中文是“一個人的價值決定於他所做成的事情，而不是別人的議論”。意思是你怎麼說我不要緊，說我好也好，說我不好也好，這都不要緊，決定性的是你做成了什麼事。這是愛迪生自己的體會，我想是真理。任何人過了一生，這一輩子究竟幹了什麼事，才是他的真正價值所在，至於今天說你好，明天說你一錢不值，各種各樣的議論都不用去管它。後來我在幾十年工作中碰到很多事情，常常想到這句話。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鼓勵我們認認真真去做我們該做的事，不去計較很多別的事情。

第二件事，同學們現在心裡有沒有偶像，有沒有自己崇拜的人？我們那時候是有的，五十年代剛解放，從國內到蘇聯，我們崇拜斯大林，他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我五四年到莫斯科，斯大林五三年去世。我們到莫斯科後，和蘇聯同學住在一塊兒，同屋有好多蘇聯同學給我們講斯大林的很多故事，特別講到五三年他去世的時候，莫斯科幾乎整個城市的人都擁到了街頭，悼念斯大林。據他們說，當時街頭被擠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我們現在講這是個人崇拜，但是事實，表達了當時人民對斯大林的深厚感情。大概在1956年的時候，出現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在蘇聯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對我來說也是一樣。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準備要到蘇聯留學，念斯大林的書比念毛澤東的書還多。我不知道同學們現在看不看斯大林的書，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幾本，斯大林的話講得非常通俗，很誘人，是個出色的演說家。由於看了不少書，所以我本身對斯大林還是挺尊重的。出了赫魯曉夫的報告，年輕人罵斯大林的很多，說斯大林是劊子手，有集中營，殺了不知多少人。我記得有一堂政治課，講蘇共黨史，講課的老師是個軍人，退役下來教我們。蘇聯同學就和他辯論，說斯大林是劊子手，殺了好多人，這個老師是經過衛國戰爭的，挺冷靜，他說，“同學們，你們坐下，我給你們分析分析”。他講斯大林有兩大功績，一在蘇聯實現了工業化，二領導蘇聯打敗了法西斯，這個功績是蘇聯人會永遠記得的。當然他殺了那麼多人是犯了大錯誤，但可悲的是偉大的人物只能犯大錯誤，要麼不犯錯，犯起錯來就是大錯。同學們中間會有些人，今後做出很大的貢獻，應該很好努力。與此同時，要非常謹慎的對待自己的缺點、弱點，避免犯大錯誤。

講以上回憶，就是要鼓勵在座的同學們在學生時代要努力讀書，掌握各種各樣的知識，做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工作，逐步積累一些對自己一輩子工作學習幹什麼事都有用的經驗。

1959年從蘇聯畢業後回國，分配在中科院電工研究所工作。我們所1958年剛成立，我1959年去的。我們所長叫林心賢，是林則徐的嫡傳後代，是個革命家，抗日時“一二·九”學生運動領袖，解放後成了我們所的所長。他對我非常好，因為他們年輕時由於抗日，沒有太多精力投入到科學技術中，希望年青一代人能很好搞科學技術，所以在他的支持下，我很快當上了課題組組長。1960年時，我才二十五歲，根據國防需要，領導了一個組從事大能量電感儲能裝置和強脈衝電源裝置的研製與實驗工作。在六十年代前期，先後建成了105、106、107焦耳三個大能量電感儲能裝置，效果還不錯。但是“文化大革命”來臨，林所長因為運動衝擊太大想不通，於1965年自殺了。1969年我還在合肥領導我們三十多人的小組建常溫電感裝置，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回北京參加運動。我就這樣調回了北京，在工廠勞動了半年，然後在幹校勞動了一年。勞動完回來後，查不出我有什麼問題，就是有點修正主義，但是不能用了，就把我掛起來，掛了幾年，沒打成反革命，但也幹不了工作。正好從莫斯科大學回來的物理學家陳春先，非常熱心推動在國內搞托卡馬克核聚變研究，搞了個方案，得到了支持，我們是老朋友，他就邀請我加盟，幫他搞工程。這樣七十年代初起又領導了一個小組搞托卡馬克的電氣工程。那時自己在所里處境不好，但在外頭別人還是看你能做一些事情，1975年意大利正在搞托卡馬克研究，邀請我們參加調試，還去了意大利。所以，這二十年中我做了兩件事，一是電感儲能裝置的研究，另一個是核聚變托卡馬克的研究，帶了兩個組，前面是一個大組，後面是一個小組，中間去幹校勞動了一年多，然後也閒過一段時間沒事幹，很簡單就這麼一個情況。

現在回想起來這段時間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事，首先是讓我明確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我剛回國分配到電工研究所工作時，我父親當時在科學院管技術科學。他很有目的性地問我知識和學問有什麼不同，對於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只講他給我的結論。他認為：知識是人類對事物的認識，各種各樣的知識應該是越多越好，有知識比沒知識好，這是肯定的；但是學問不等於知識，學問是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說一個人有知識是說這個人知道很多東西，說有學問就是他能用知識解決很多問題。他說在學生時代，主要目的是獲取知識，開始工作最主要是要把自己的知識變成學問，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並希望我努力把自己的知識用活，努力學會做事，把事情做好做大。父親的話讓我思考了很久，後來林所長所說的一番話對我的觸動也很大。當時我的情況還算是比較特殊的，所剛成立人不多，我是留蘇回來的大學畢業生，那時大學畢業生恐怕和現在博士差不多值錢，而且我還是個黨員。林所長有一次專門找我們這些人開了一次會，問我們工作的目標是什麼？林所長講了幾句話，他說我們是知識分子又是共產黨員，可以不當所長，不當處長，但必須當科學家，這是培養你們的目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定向清楚，不管何時何地，都要努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把知識變成學問，用學問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我二十年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體會。當然，工作中感受到的體會還有很多。例如，我一工作就是課題組組長，工作起來開始比較費勁，後來有所改變，關鍵在於工作中必須學會從大家的角度考慮，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形成一個團結協調的集體。

第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利用好時間干自己覺得該干同時又可能辦到的事情，不虛度年華。我1969年到幹校後，頭腦里還滿裝着電感儲能裝置的建設問題，而幹校只讓我們參加農業勞動。後來，給了我們電工所小組一個架電線的任務，從鎮上給幹校拉十幾公里十千伏的架空線，分配讓我管這條線的採購，買電線杆、電線、金具等。我想這也挺好，我學了這麼多年的發電、輸電，還從來沒有架過線。於是，認認真真地把它幹完了，心裏面覺得很好。從幹校回來以後，也不給我事干，整天要上班，又沒事，只有寫大字報，或者聊天。老聊也覺得沒味，就決定通讀英文，不是念文法，而是念電工專業書、物理專業書。通讀英文教科書以後，英文上來了。當時人家還笑我，說事都不讓我干念英文有什麼用？我想，我沒事幹，看英文總比聊天好吧。等到改革開放，到意大利、德國、日本、美國等地考察，到哪個地方我語言都沒有障礙。所以說，在任何情況下，人都應該努力往上走，做你該做還可以做的事。

第三，這二十年，各種各樣的風浪相當多，特別是政治性的風浪，給人的打擊很大。一個人要能受得住打擊是很重要的，在任何打擊下，你要堅持干自己的事，不能一打就垮，否則就沒出息了。我曾經因為肝炎在療養院裡修養過一段日子，和我同屋住的是反右派以前中宣部的電影處處長鍾惦裴。在反右派的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現在看起來很普通的一個觀點，就是說電影好不好要看票房，當時馬上遭到了批判，被稱作是“鼓吹票房價值論”。當時好像是江青直接把這件事報告給了毛主席，毛主席親自把他打成的右派。我有幸和他住在同一個屋子裡養病，我就和他聊天。我問他被打成右派後那段日子怎麼過來的？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說，“那有什麼辦法，把你打成右派，你只能當右派，在地上打滾也沒有用”。聽了那番話後，很為他的那種精神所感動。人不用整天計較那些曾經經受的打擊，我們經歷過很多，有可能還會繼續經歷，但是要堅持做自己的事。

最後，還應該講到，我當時帶着一個組，把五號、六號電感儲能裝置搞了出來，又在合肥建七號裝置，建了一半把我調到幹校，然後就不讓我去了，一直到改革開放八十年代才回去。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動。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所里需要推選一個代表，推來推去最後把我推上去了。因為代表需要講成果、貢獻，查來查去，別人都講不清楚有什麼太重要的事，我起碼有兩個事，第一搞了電感儲能裝置，第二是托卡馬克研究。當時我在所里境況並不好，但就因為這點，我被推選到全國科學大會上去了。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我們的電感儲能裝置被評為“全國科學大會重大成果獎”，獲獎人排名，經過民主討論，仍將我排第一，令我深深感動。雖然有不公正的時候，但公道總在人心，要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做事，只要你做的是好事，終究是有公道的。

全國科學大會以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我們這些人就好像翻身了一樣，很快地有的當上了副研究員，有的當上了研究室主任，也很快地開始了與國際的交往，開始走向世界。後面這十年裡，我領導了一個應用超導研究室，不僅自己搞工作，還組織四、五十人的一批同志做研究工作。當時，提出了一個口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在封閉狀態下做科研工作，而是在世界大環境裡，按世界的標準搞科研。世界標準和我們封閉時的標準不一樣，世界標準講求的是“學術水平”，講“創造性”，講你的“論文”，而封閉狀態下只要你把事情做成了，有用就行。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又幹了十年。在德國工作了一年多，日本工作了三、四個月，每年要出國二、三次，參加國際交流，這就是前面說的第三階段。

我想談談我們這一代對中國學術界、科技界的人走向世界的一些體會。第一，我和大家講講美國。1979年初，開完科學大會以後，我到了美國，在美國呆了大概二、三個月。當時，我們是三、四個人一起去的，參觀他們的核聚變實驗室，幾乎走遍了整個美國。那次參觀，給我的感受特別深，感受最深的是美國人向前看的精神。如果你和中國的知識分子交談，他就和你講“我是哪個大學畢業，什麼時候拿了個博士，什麼時候又發表了什麼文章，什麼時候又拿了什麼獎”等等，對於他現在幹什麼、想幹什麼講得很少，因為他不知道或者他現在沒事幹。到美國以後，那裡的科技人員首先給你看他現在在幹什麼，然後講他想幹什麼，至於你問他以前幹過些什麼，他就送你幾篇文章。科學進步要往前走，不要留戀過去，要創新，要往前進，我覺得這種精神，對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特別重要，你不要留戀自己過去的成績，要努力研究自己怎麼往前走，怎樣才能走上去。

第二，我講講自己1983年在德國工作一年多的感受。德國和美國不一樣，美國是一個自由世界，提倡自由平等，提倡個人奮鬥，德國很講紀律性，講認真。德國人的準時是出了名的。我在莫斯科念書的時候，因為是中國同學會主席，有機會也參加別的國家同學會的活動。一次，德國同學請我去參加他們的聚會，我去了，早到了十分鐘，發現屋裡空空的，一個人也沒有。到離開始時間還差兩三分鐘的時候，人一個接一個的來了，到預先確定的開始時間，人全到了。德國人的工作方法，也很有意思。我們什麼事情搞不清楚的時候就思考，比如我掉了一根針，我就想這針掉在什麼地方了，然後再去找。德國人不一樣，他們不用這種辦法，他就把這個地劃成塊，一格一格地找，最後一定找得着它，這就是德國人的作風。德國人的工業和德國人的精神，有很多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第三，1987年，我在日本待了一段時間，日本人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有很強的團結精神和愛國精神。舉幾個例子。我1987年去的日本，之前有一個日本人，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拿到了諾貝爾獎，當時由於我們是去訪問，在各種場合，見了日本同行，總要客套一下，說祝賀你們那位科學家拿諾貝爾獎了。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我得到的答覆卻出乎意料，幾乎學界的所有日本人都說，那個獎不是屬於日本的，那位科學家雖然是日本人，但獎是屬於美國的，只有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做出的成果，才算他們自己的獎。日本人內部的團結，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在日本工作，發現他們不講同事的壞話。他們說：“說人家壞不等於自己好，自己做好就行了。”

進入到世界環境裡，我們有很多可以而且該學的，我們要學好。我們走向世界以後，要把自己的科技水平提高上去，提高到國際水平，並注重出成果，出論文。

1988年起，我擔任了研究所所長。我們小時候都念過孔夫子的名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念書等於修身，你搞個組搞個集體，就等於齊家，到一個所組織大家幹事的時候，就有點治國的味道了。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要求，當主任和課題組長時，主要組織與自己有關的科技人員做科技工作，到了所長這個職位，主要組織研究員去完成各種各樣的任務，主要精力轉到組織領導工作上，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我慢慢適應了這個變化，其中有很多體會。一個感覺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擺對。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講的一番話，我至今仍記得很清楚。鄧小平說他願意為中國的科技事業發展當好後勤部長，他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動。我想，我當所長，一個中心任務也就是要給大家當好後勤部長。不要老想着去指揮別人，一個人指揮不了那麼多事，你的任務就是要給大家創造好的條件，讓大家能認真工作，大家越能工作，成績越大，你的成績也就越大，你自己多做一點少做一點具體的技術工作並不是最主要的。其次，在崗位上，要補充全面的知識，懂得大家講什麼。另外，還要有判斷能力，支持正確的，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1991年，我被選為中科院院士。院士是在科學技術領域做出過系統的重大貢獻的人。在院士這個集體裡，我覺得自己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鍛煉和教育。我可以舉幾個例子。我們進行過多次的院士選舉，院士應該是在中國科學技術領域做出過系統的重大貢獻的人，但是院士人數有限，中國科學院院士就六百多人，加上去世的恐怕還不到一千人，但是在中國科學技術領域做出過貢獻的遠不止這些人，所以誰能被選進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個機遇問題。機遇碰上了，你就選進來了，包括我自己。但在推選過程中，有一條原則是得到大家認同的，就是你可以有錯誤，但是不能有污點。我講兩件具體的事。有一位很好的同志競選院士，成績也很好，得過很多大獎。但當時他們單位有一封信，說他有些話講得不實，要求我們調查。我參加了這個調查組，調查中發現一件事。這位同志參加了一個水變油的鑑定會，並簽了字。雖然他說他很冤屈，哈爾濱工大的校長和黨委書記是他的同學，他們請他去了，他也就糊裡糊塗地簽了字。調查完後，我們覺得這是個大事，就把情況如實地報告給了全體院士，結果他的命中率馬上就下來了。還有一件事，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專家來競選院士，大家也比較同意。結果，會上有位同志拿出一份材料來，說這個人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下頭的註腳稱這個人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有人說，他不知道，註腳是別人給他加的。我們就覺得不對了，不管如何，文章是印出來了，你不是學部委員卻寫上學部委員，就算你不知道，難道自己發表的文章連看都不看，於是支持率馬上就下來了。所以說，錯誤人人都有，隨時都會犯，但是不能有污點。能評上院士，可以說是達到了國家最高的學術地位，這批人可以說是“無所求，也就無所懼”了，於是敢於講實話，不怕講真話，這是院士這個集體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199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來到了寧波大學，擔任了校長。到現在為止，也已經有二年多了，對學校情況也慢慢地熟悉了。我從來沒有搞過教育工作，來到這個學校以後的一些想法，也是根據自己以前的一些體會。我現在在學校里，主要提倡幾件事情。第一，我提倡我們的領導和管理幹部應該當好後勤部長。這麼大的學校，有這麼多的事情，不要老想着你去指揮什麼事，你不可能指揮那麼多事，你也不可能什麼都懂，所以我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為同學、教師提供比較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第二，我主張學校里最受尊重的人應該是教授這個群體。一個大學要辦好，教授是應該最受尊重的群體，做不到這一點，這個大學永遠辦不好。當然，我講的是群體，不是單指一個人，每個教授都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整個群體應該是最受尊重的。第三，是對同學們而言的，你在學校四年，不管學的是哪種專業，除了要把自己的專業知識學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做人、做事、做學問，也就是我今天演講的主題。第四，我們的領導班子，要致力於形成團結、凝聚、統一、協調的集體。期望通過大家共同努力，能不斷提高質量、提高檔次、提高地位，把寧波大學由教學為主的大學建設成為教學與科研並重型的大學。

最後，我講一個事情。去年夏天，在濟南山東電視台紀念黨的生日的晚會上，我有幸見到了電影演員謝芳。她是當時一位很有名的電影演員，演過《舞台姐妹》、《青春之歌》等等優秀的影片。看到謝芳，我就想到她在《舞台姐妹》中講的兩句話，“認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做人清白不清白是最重要的，“做事必須認真”，不認真你就做不成事，做學問我還是想講老父親的兩句話“敢於好高騖遠，善於實事求是”。做學問，要把科學搞上去，首先要敢於藐視前人，敢於做前人沒做成的事，敢於好高騖遠，但你最終要能做成事，還必須腳踏實地。針對我們的主題“做人、做事、做學問”，我要說幾句話和同學們共勉，那就是“做人貴在清白；做事必須認真；做學問要：敢於好高騖遠，善於實事求是”。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