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林總總的大學中，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能非常明確地告訴你：它具有什麼樣的辦學理念、特色和成績，但只有一部分的大學有自己獨特的"精神"。這種大學精神是難以言說的，但又是具體可觸的。它能將具有不同思想、文化、專業背景的知識分子凝聚在一個目標下，在大學遭遇艱難曲折時升華為一種頑強的親和力和奮鬥力。在這樣的大學受過教育的人，會長久地懷念它。在這類學校中，清華可以說是較為突出的一所。海內外凡是清華人足跡所到之處，都建有"清華同學（校友）會"。這是沒有一個大學可同清華相比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在政治上兩相對峙，但在海外所有的同學會都是兩岸清華共居一個組織。在同學會中儘管大學的政治、思想、觀念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和睦相處。什麼原因？就是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把他們聯在一起，這就是"清華精神"。

　　大學精神不是人為設定的，也不是哪位校長或大師頭腦中的理念產物。它是介乎於理性與情感之間的一個範疇，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長期相互撞擊和融匯的結果。一般來說，一所大學的"精神"同這所大學獨特的歷史、地理、文化環境有密切關聯，是國家意向同社會（國內外）流行趨勢相互衝突與融合的結果，校長與大師對大學精神的影響重大，但學生（特別是那些學生中的精英）也對大學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大學精神需要一個較長的辦學歷史才能養成，它屬於傳統的一部分，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政治制度的更替或者毀滅性災難的降臨（如"文革"）都只能改變它的形態和部分內涵，而不能把它從根本上摧毀。大學精神是傳統中最寶貴的部分，是大學抗打擊和求發展的生命力的底蘊所在，對於穩定大學的風格和水準，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任何一個聰明的校長都懂得；對於這種已經形成的精神應該珍視、哺育並且使它變得更加適應時代的新的需要。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清華精神"至少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恥不如人。清華是個"賠款學校"，是美國用中國庚子賠款餘額建立的，美國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培養一批"追隨美國的精神領袖"，而學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聯軍洗劫過的清華園和近春園。學生整天面對着被焚毀的斷壁殘垣，民族恥辱時時襲上心頭。當時在學的吳宓曾有"熱腸頻灑傷時淚，妙手難施救國方"之嘆。"五四"時北大已高舉科學與民主大旗，而清華可稱道的是聞一多貼出的岳飛《滿江紅》，主題還是雪恥。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學生受着美國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後卻非常敏感於西方人對黃種人的歧視（可參閱吳宓、朱自清、聞一多的日記與書信），他們遠較其他大學的學生蘊積着更深重的對於民族恥辱的痛感；改成大學後，如何擺脫美國的控制實現學術獨立便成為清華建設的主題，而其深處的情感動因仍是雪恥。到了三十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貽琦任校長第一次講話沒講學術自由卻講了莫忘國難，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華終於成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壘。這種為民族雪恥的激情，在解放後轉化為建設祖國的獻身意志。在文革中，眼看中國在科技上日益落後居然還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來的領導人痛心地說："什麼崇洋媚外？！連洋人屁股都看不見了！"文革後，這種恥辱感重新化為辦世界第一流大學的強大動力。"明恥"是清華精神的重要表徵：恥中國科技與文明不如西方發達國家；恥清華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學；恥清華某些方面不如國內兄弟院校；恥本學科水準不如校內先進學科；恥個人學習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學或教研室出國人。"知恥而後勇"。清華人的恥辱感是民族恥辱感與個人恥辱感的綜合，不同於西方基督教的純個人罪感。它顯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實。

　　第二是講究科學。清華改大是在"科學與玄學"論戰之後，科學優勢上揚。清華國學院一建立，主任吳宓就宣稱本院與其它大學不同處在於重視"科學方法"（參見吳宓在國學院開學日的講話），四大導師梁、王、陳、趙及吳宓、李濟的研究成果證明此言不虛。梅貽琦到任後，辦校重自由，更重"科學家的眼光和態度"，強調理性和紀律，主張一切以事實為出發點。這一點，構成清華與北大辦學的風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會因素外，還同梅貽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關。這種科學精神不僅貫徹於理工科建設而且旁及人文學科。馮友蘭說清華文科的共同風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較有科學精神"。解放後，清華校長明確提出繼承發揚嚴謹、科學的傳統，並且在廣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從前。蔣南翔在58年大躍進、文革中多次堅持實事求是，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對整個清華的幹部、教師隊伍有深刻影響，對發展清華的科學傳統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是重視實幹。早在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說"清華的精神是實幹"。直到現在，在校園的中心位置還堅立着一塊碑，上書"行勝於言"，如果再加上韓愈的話："行成於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華"實幹"的特點。西方近代大學精神與此相反，強調大學精神在"思"，不在"行"，但進入二十世紀，西方的大學也在變，變得更加重視"實用"。全國解放後，清華被改造成為一所以工科為主的大學，"實幹"的傳統進一步充實了工科的操作型特點。每一重大決定作出，必有細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統，保證決定能夠獲得實現。從培養計劃、科研戰略到校園管理都是如此。清華有多人進入中央、省部擔任領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種實幹作風。清華每年招生高居龍首，無可匹敵，也是因為它給學生家長與學生本人一個紮實可靠、穩定有序的信任感。從根本上說，"實幹"同"後現代"時期相契合，它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大學教育從"思"向"行"轉變的趨勢。解放後清華改工科後，工科的研究需要集體操作，與文科不同。羅素說："技術給予人的能力是社會性能力，不是個人的能力。科學技術需要有在單一的指導下組織起來的大量個人進行協作，所以它的趨向是反無政府主義、甚至是反個人主義的。"（《西方哲學史》第６頁，商務，82年版）工程訓練養成了很強的團隊意識，對個人作用不像文理科那樣看重。長期受清華精神薰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較重視人際關係，重視一班人的團結。這也是清華人同中國的現行社會制度比較契合之處。

　　在清華學校時期，梁啓超先生曾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來激勵清華學生。後來，這八個字就做為清華的校訓，對師生都有深刻影響。也可以說，這八個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華師生的精神風貌。

　　消華九十年的歷史多災多難，但"災難鑄就輝煌"。災難所激發起來的自強不息的精神，貫穿於整個清華歷史。而其中最動人的我以為是兩段；一段是在抗日戰爭中，在敵機不斷轟炸的艱難條件下弦歌不輟，無論於教學學術都創造了史詩般的輝煌；另一段則是在文革十年動亂之後，在"連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見了"的情況下，瞄準世界先進水平急起直追，不僅迅速地恢復了十年動亂造成的創傷，而且創造了新的輝煌。這兩段，一段是在帝國主義軍事壓力下，一段是在經濟壓力之下，而兩種壓力都曾把華夏民族推向毀滅性的邊緣。拯救民族的集體尊嚴意識是清華發展的一個基本動力源。清華人的個性主體意識是很強的，以致給人以"高傲"的印象。但這種個人意識總是和民族尊嚴聯在一起，並且對於那些最優秀的清華人來說：民族尊嚴感是他們個性中最重要的、最頑強的部分（聞一多是突出代表）。由於歷史的原因，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產生的過程中很少與民族利益聯接，甚至是以民族主義為其對立面的。同樣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具有強烈的民族尊嚴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幾乎不存在西方觀念中的純然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隨着社會的現代化水平的提高，人的個性化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這是不可移易的。但在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種個性化趨勢將同為民族、為人民奉獻的精神糾結在一起，形成中國知識分子解放的獨特道路。

　　清華校訓中除"自強不息"，還有"厚德載物"四個字。它要求清華人具有如大地般博大與寬厚的胸懷。這一點，就大多數清華人的行止來說，是無愧於祖先遺訓的。文革前，蔣南翔校長說清華是個"不漏氣的發動機"、"萬人頂風船"，由此得了個"搞獨立王國"的罪名。但我們也可以從中窺出清華人"抱團"的特點。一所大學形成"封閉式結構"很不好，但在開放的前提下，能夠萬眾一心的團結也是一種難得的狀態。清華敢於組織多科性大兵團作戰，例如原子能反應堆研製、密雲水庫設計、小衛星的研製……大多仰賴這種難得的抱團精神。

　　"清華精神"中也有弱點，比較突出的是形而上思維的貧困。回顧清華九十年的歷史，雖然學術巨人和科學巨人林立，但對本世紀發生重要影響的思想家甚少。學術巨人與思想巨人還是有區別的。清華在未來的三、五十年內能否為世界提供卓越的思想巨人，是清華能否成為一流著名大學的關鍵所在。而思想巨人的產生又有賴於自由和創造的思想氛圍。過於急功近利的辦學思路不可避免地抑制形而上的創造性思維的培育。

　　但這裡要說明的是，自由的創造性氛圍是產生思想巨人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目前我國的人文學者在知識結構上存在着單一化的缺陷，較少有人對我國社會、經濟和高科技領域的變化做深入的研究，而且對這些領域心存畏懼。囿守於中國傳統觀念或兩方啟蒙主義桎梏，這是中國缺少人文大師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於1996年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篇短文：《未來的大師產生於文理會通》。這種"會通"包括對於經濟、科技、人文知識的會合變通。這就需要人文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從這個角度上說，清華有可能促成這種合作，從而成為新的人文或科學思想誕生的搖藍。

　　陳寅恪為王國維紀念碑所寫的碑文中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同樣，大學精神總是不斷地被"俗諦之桎梏"所囿。在清華歷史的各個時期都有一些目光如豆、心胸狹窄、醉心聲色名利的"清華人"，他們寫下了清華的負面傳統，即蔣南翔校長所指出的卑微的洋奴思想與淺薄的市儈氣息。在現今，在商業化大潮的衝擊下，這種負面傳統有擴展趨勢。對於一個班、一個班地留學美國這件事，外人將清華譏為"真正的留美預備學校"。我們不宜如此狹隘地看待這個問題。但捫心自問仍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即使從"世界主義"的眼光上看，優秀人才過分集中於個別發達國家，將會導致地球上貧富差距的加大，而貧富不均是世界上產生動亂與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作為清華的一名教師，我擔憂的是廣大青年學子的社會責任意識、民族尊嚴意識的淡化。這種淡化趨勢發展下去，不僅是清華優良傳統的失落，而且是一個民族的沉論。

　　西方有的學者認為，西方與東方的衝突，第一個回合是以軍事戰爭的形態出現，第二回合是以經濟競爭的形態出現。而未來世紀中的第三回合將表現為文化上的戰爭。我們認為，前兩個回合併沒有結束，它還會以不同的形態表現出來甚至空前的激化，文化上的戰爭遠比軍事、經濟上的戰爭複雜，它要求把學習西方、批判西方與創造自己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誠如本書所述，在前兩種類型的戰爭中，清華均可用"災難鑄造輝煌"，那麼，在文化戰爭中能否成為勇者和勝者？對於人文根底薄弱的清華來說，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未來的世界是多元化的，一流大學的模式也將不拘一格。經歷了九十年風雨的清華大學能否在充分吸收傳統與西方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構建出新的大學理念，使傳統的清華精神放射出新的異彩？翹着百年，我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