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50周年大慶前夕，江澤民主席親手把“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給共和國的 功臣戴在胸前。但在23位功臣中，有7位已經永遠看不到金光閃閃的獎章了。其中一 位就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開拓者，研製和發射原子彈、氫彈的主要 技術領導人之一、已故13年的“兩彈元勛”鄧稼先。

在湖北襄樊市委黨校的一所平房裡，筆者見到了鄧稼先的胞弟、今年70歲的原副校 長鄧 先.這位儒雅的白髮長者，對其兄長的功績不事張揚，只是在筆者的一再請求下，才平靜地講述了鄧氏家族及其兄長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使我們從中看到了鄧稼 先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和出類拔萃的學養以及可欽可佩的人格。

鄧氏家族

我的父親鄧以蟄是清代著名書法家、篆刻家鄧石如的五世孫。他早年留學日本，以 文學博士畢業於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同時研究哲學和美 學。1925年回國後，他曾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授。父親 與魯迅有過交往，《魯迅全集》第14卷中還有一段關於兩人談話的記述。

父親雖是做學問的讀書人，卻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一次，清華大學派他去歐洲 考察，同去的一名叫艾克的德國人，在輪船上用手杖打了中國勞工，還罵道：“中國 豬，滾！”父親看了很氣憤，回國後便在教授會上正式提出：如此歧視華人，此人不 能用，後來這個德國人被辭退了。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南開3所大學南遷，組成了著名的西南聯 大。父親因肺結核吐血沒能隨遷。時任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北大校長 的周作人，請父親出來執教，被父親稱病拒絕了。北平淪陷8年，父親隱居了8年。

1948年，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抗議美國扶持蔣介石賣國政府，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 麵粉，父親也在倡議書上簽了名。在平津戰役解放軍大軍壓境之時，當局給父親送來 了飛機票，讓他去美國，父親拒絕了。

解放後，父親在北大任教，與朱光潛、宗白華並稱為北大三位著名美學教授。 我的母親一生養育了4個兒女，雖然識字，但沒有工作過，是一個溫柔的賢妻良母。

大姐鄧仲先現已84歲，原來在北師大工作。二姐鄧茂先解放後在對外貿易促進會搞 美術設計，“文革”期間死於煤氣中毒。 哥哥排行老三，是父親傾注了許多心血的鄧家長子。嫂子許鹿希是許德珩的女兒， 現已70多歲，仍在北京醫科大學博士導師崗位上工作。 我是鄧家老幺，從小受父兄愛國主義思想影響，1949年放棄學業，滿懷熱情地參加 了革命工作。

少年時光

哥哥從小活潑健康，好動會玩。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的最精的是雜技項目 “抖空竹”，他甚至可以把茶壺蓋拿來抖。

父親同時在3所大學兼課，家裡經濟條件該算中等偏上吧，但哥哥沒有少爺脾氣， 跟保姆和黃包車夫處得很好。一次他把家裡的香煙拿出來給車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 棋。老岳說，我可以陪你玩一兩盤，但你不能拿家裡的東西，養成壞脾氣可不行。勞 動人民的樸實品質在哥哥的心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哥哥5歲時，父親為他請了私塾先生，教他背誦《詩經》、《論語》。父親的同學 張奚若來家看後說：“五四”運動這麼多年了，你還讓孩子背老古董？父親說，不是 叫他學古董，他快要上學了，想叫他先了解一點中國的傳統文化。

6歲那年，哥哥被送進北京四存小學。這是一所極其尊孔的學校，古文訓練很嚴 格。哥哥的學習成績一般，他對《四書》、《五經》不感興趣，偏愛數學等自然科 學。家裡的大量存書給他提供了很好的閱讀條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科全書《萬有 文庫》，一套幾百本，哥哥最愛看。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家裡就請來英文教師，哥哥 到小學畢業時，英文已經達到高中一年級水平。

哥哥的中學是在北京崇德學校讀的。他與楊振寧是同學。楊振寧的父親楊吾之與我 父親在美國是同學，在清華大學又是同事，楊振寧又比我哥高一級，所以處處護着 他。 學校里多有紈絝子弟，他們不好好學習，就叫我哥把作業給他們抄，否則就欺負 他。楊振寧外號“楊大頭”，年級高，個子也高，就常常跳將出來，為外號“老憨” 的我哥撐腰。 哥哥與楊振寧都熱愛數、理、化，成績優異；而我哥的外語尤其好，這時已能看英 文《格林童話》了。

愛國情愫

“七七事變”時哥哥正上初二。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哥哥心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自 尊心。當時日本憲兵隊駐紮在府右街，中國人路過那裡就得鞠躬，哥哥上學放學寧願 繞很遠的路，也不給日本人行禮。 一次，日本人召開大會，給每個學生發一面小太陽旗，哥哥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 料被一個日偽警察看見，並告到了學校。因崇德學校是教會學校，對日本人不感興 趣，校方就說學校沒有這個人，搪塞過去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偽當局勒令崇德學校解散。校長對我父親說，稼先的學業很有前途，但思想激進，留在北平遲早會出事，最好把他送走。父親便下了決心，讓剛 從北京朝陽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大姐，帶哥哥到重慶去念書。 後來哥哥考上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又和楊振寧成為同學。

1945年12月1日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國民黨軍警、特務包圍西南聯 大等學校，對學生大打出手，並投擲手榴彈炸死學生4人，炸傷20餘人。慘案發生 後，為了給受傷同學買藥，哥哥不顧同學們的勸阻，趁夜晚跳牆出去，買回了藥品。

在此之前，哥哥雖有愛國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較深，所以沒有參加進步組 織。慘案使他認清了國民黨的本質，就毅然參加了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進步青年組織 “民主青年同盟”。也就在這時，哥哥的名字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當時大姐夫 鄭華熾在西南聯大任教務長，與校長梅貽琦很熟，他們悄悄把哥哥的名字劃掉了。

1946年哥哥由西南聯大畢業，被北京大學聘為物理助教。他積極參加反蔣民主運 動，在1947年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中，我也參加了北大廣場集會，親眼看 見哥哥面對軍警勇敢地跳上講台演說，那種大無畏的氣概，使我感到十分敬佩。

報效祖國

1948年，在哥哥考取公費留美前夕，他的一位進步同學和密友勸他不要去，留下來 迎接解放。哥哥認為，國民黨的垮台是註定的，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肯定最需要科學 技術，自己應該出去學好本領，回來報效祖國。 在楊振寧的介紹下，哥哥去了美國普渡大學。哥哥就靠1924年父親在美國存的2000 多美元生活，吃飯都不夠，得到學校實驗室打工掙錢。直到第二年他得到了獎學金， 才解決了生活問題。

哥哥在普渡大學刻苦攻讀，3年課程兩年完成，順利通過了博士學位考試，時年26 歲，被美國人稱為BABYDOCTER———娃娃博士。

哥哥的英國導師對他說，我介紹你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幾年後你將會站在物理界的前沿。但是，擔任旅美同學會總幹事的哥哥一心想報效祖國，他不僅在1950年第一 批回國，而且說服了光學物理學家王大珩(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低溫物理學 家洪朝生（後參加“兩彈一星”研製）一同回國。 哥哥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央作出研製原子彈的決策。當時哥哥只有32歲，卻已開始在我國第一 顆原子彈研製中擔當重任。他帶領20多名優秀畢業生向前蘇聯專家學習。白天挑磚抬沙建基地，晚上挑燈研讀 和翻譯蘇聯專家的著作。蘇聯專家撤走後，哥哥被指定為研製原子彈的負責人，他提 出了突破原子武器的3個重大課題，組織技術力量攻關，用每秒鐘僅能運算幾十次的 手搖計算機，花大半年時間，算出了用數字模型描繪原子彈爆炸這一物理現象的數 據。

後來我從許多報道中了解到，無論研製原子彈還是氫彈，無論是理論設計、加工組 裝還是爆炸實驗，哥哥都親臨現場指揮。有了故障，他不顧危險，親自排除。他隱姓 埋名，“失蹤”多年，連我嫂子也不知道他對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所做的巨大貢獻。

原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愛萍在詩中贊他道：“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河山。” 在前蘇聯撤走專家時，國際輿論認為，中國恐怕20年也搞不成原子彈，可是哥哥和 他主持的核武器研究所，以非凡的傑出的工作，不僅在幾年後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 彈，而且從第一顆原子彈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只用了兩年半時間，這在全世界是 最短的。

赤子亮節

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極左路線和後來的“文革”，給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帶來巨大災 難，如果沒有周總理的保護，很難想象“兩彈一星”能夠發射成功。

1959年，我被批 評“右傾”。哥哥寫來一封長信，信中說：治理這麼大個國家，我們黨沒有經驗，盡 管上層出一點錯都會給我們個人帶來很大影響，但我們一定還是要體諒黨；我們黨是 廉潔的，有希望，局面會改變，錯誤也會糾正。他還說，你到黨校教文化課，給工農 幹部增加點文化知識，還是有意義的。我們一家對名利看得很淡，只要能為社會做點 事就好。 我看完信後流下了眼淚。此後我一直以平常心做人做事，“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 因為被錯批就去出氣鬧事。

哥哥不僅有很高的學術水平，還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純潔高尚的品格。這次獲“兩彈 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于敏，曾和哥哥一起工作。哥哥對他的才智非常讚賞，大力 推薦他參加核武器研究。工作中，只讓于敏拿出研究報告，不讓他去現場，以免被射 線傷害，很好地保護了他。 哥哥愛好很多，喜歡莫扎特的抒情而寧靜的交響曲，喜歡打橋牌、下圍棋，對京劇 十分熟悉。一次他帶我去看杜近芳演的《謝瑤環》，票賣完了，他就在劇院門口打聽 買高價票。我說，你後面還跟着警衛員，這樣多失身份。哥哥卻不以為然。看完戲後 也不坐公家小車回家，又去擠公共汽車。��

哥哥比我大6歲，對我是竭盡兄長愛心。我上高二時，和哥哥一起住在北大紅樓他 的宿舍里，我不喜歡外語，哥哥就既耐心又嚴厲地教我，背不出單詞就用筷子打手 心。我現在能讀英文報紙，與當年哥哥的管教很有關係。我在湖北襄樊成家後，家裡 孩子多，哥哥經常周濟我們。三女兒出生後，襄樊買不到奶粉，哥哥每月寄兩磅奶粉 來，直到孩子斷奶。他說，不要給組織增添麻煩，有困難你就找我。

1988年，哥哥以62歲年齡過早地去世了。他為國家所作的貢獻，我們一直都不知 道，只是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到醫院去看望他，才從一位護士的口中知道了他是搞原 子彈的。 美國的海墨只搞了原子彈，泰勒只搞了氫彈，而哥哥搞完原子彈又搞了氫彈，既搞 理論又親臨現場，身體受到極大傷害。他的《規範場論》已經寫了一半，卻再也沒有 機會寫了；他的《自由電子激光》一書也沒有寫完，後來于敏寫了。哥哥留給後人 的，是使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的成功爆炸，以及他為科 學、為民族獻身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