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2年夏，我国高教部安排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改为工科大学，其理学院主要力量调往他地，我同谈家桢、苏步青、陈建功、吴征铠等多人调往复旦大学。当年秋，一列专车将我们送到上海，离秔时林乎加到火车站送行。到沪后我一家7口被送入复旦第二宿舍，也不过是平房三间而已。物理系主任是从同济大学调来的王福山，副主任是江仁寿。当时正值学习苏联经验，系里决定由我讲授热力学及统计物理学两课，将莫斯科大学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交我参考。热力学我采用美国季曼斯基所著一书；统计物理学因无合适教本可选，我不得不自行编写讲义，由校方印出。听讲学生数目猛增，每班学生近百人。我还被邀请给校内外同事们讲授量子力学原理讲座一学期。1953年我在卢于道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科技高教界友党九三学社。

二
1960年起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兼一室主任，从而参与了该所的草创工作。1964年我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市代表。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一为批判我专备的教室中，长时期空着，批判我的大字报寥寥无几。忽然一夜之间布满大字报，墙上贴的、顶上挂的密密麻麻，使我震惊。入秋；这些大字报移到本系，不再公开对外。但新添大字报对我的批判加剧，惊吓得我双臂流汗，大受触动。主要罪名是里通外国大洋奴，宣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等。在一次全组师生批判会上，将我冠以反动权威批倒。所幸革命群众没有动手，对我身上未加迫害。每日在本系院中上午劳动，下午学习，直至1967年2月系党总支书贴出布告，我被平反。

1968年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我被移到嘉定原子核所，关入牛棚，再次接受批判。我被批为推行所谓刘少奋反革命科研路线的罪魁祸首，整日劳动。1969年2月在一次全所大会上宣布我被解放，其后即送入本所内抗日大学学习。

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结束，理科大批判组撤销。1975至1985年我被选为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其后被选为其名誉理事长。由于逐渐对外开放，我受命多次接待科学界上层外宾(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并在市内主持其学术报告。在担任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期间，我积极支持组织“近代物理讨论班”，主持一系列关于粒子理论的讲座，后来不少活跃在粒子物理领域的研究人员就是听了这些讲座产生兴趣的。1978年我应《自然杂志》要求撰写了《蓬勃发展的现代物理学》长篇文章，在其5月创刊号发表。1978年底我还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要求，撰写了《高能粒子物理学漫谈》—书，1979年11月出版。这本书全面地总结评述了全世界高能物理学研究取得的有实效的成就及其展望。1978年初，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底我还为《中学物理竞赛电视辅导讲座》编写播讲了《和中学生谈谈怎样学好物理学》，于1979年10月公开发表。

三
1979年春，华东医院发现我长期患有糖尿病，住院医治。5月16日在医院突接美国斯瓦尔斯莫，尔大学物理系的毕兰纽克教授(即首次论证速度大于光速的粒子不违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两科学家之一)打来电话，告以该大学有一国际性教授席位，系校友康涅尔夫妇捐款设立的，经他推荐，该校校长邀请我为1979年至1980年度康涅尔尊贵访问教授，嘱我接受这一难得的荣誉，偕夫人前往。因手续复杂，迟至8月才获得教育部批示同意我偕夫人前往讲学一年；迟至11月才发来我二人的公务护照。

1979年11月30日我偕夫人飞离上海，当天到达旧金山，有斯瓦尔斯莫尔大学派专人来接待。在旧金山停留两天，加州大学阿尔瓦雷斯及黑穆浩兹两教授设宴欢迎，阿尔瓦雷斯并带我二人到斯坦福大学参观了其大小两座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12月2日晚飞抵费城，由该大学物理系主任曼哥斯多尔夫及毕兰纽克、巴希欧三教授迎候，接进住所(斯瓦尔斯莫尔镇胡桃巷405号)。在斯校我先后给申请读优等生荣誉文凭的高年级学生教两门研究班(席门那尔)课程，1980年上半年教两班量子物理学，1980年下半年教两班经典物理学，每班学生近十人。到斯校不久，巴丁教授打来电话，邀我夏季去他所在地伊利诺大学担任物理学访问教授，我当即答应，偕夫人于6月2日到达俄尔巴那市，在伊利诺大学物理系讲授为期两个月的为各系高材生选修开的速成课，内容包括热力学、分子运动论、电磁理论及狭义相对论，有学生57人。教完后我二入下8月7日返回斯瓦尔斯莫尔。在斯校教学时期，我曾两度应邀给斯瓦尔斯莫尔镇地区的科学界作过学术专题报告：一次是给希格玛赛科学研究会讲了“论容变粘滞性概念”；另一次是给物理学俱乐部讲了“量子色动力学与量子电动力学的比较”。

在斯校时期，先后有二十多个大学或研究机构来电话或来函邀请我偕夫人去访问、讲学或参观。因与斯校繁重教学任务冲突，一部分迟至1981年上半年才能陆续成行。应邀前去访问的机构先后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德拉威尔大学、富兰克林学院巴托研究所、贝尔电话公司研究所、北卡罗兰那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布鲁克海文国家研究所、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布林莫尔女子大学、哈佛大学、达拉斯德克萨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院、明尼苏达大学、加州麻省理工学院。1980年我被选为纽约科学院任职会员。

在我们回国之前，不少人对我们说，我二人的光临对斯瓦尔斯莫尔社会作出了很多贡献，在智慧方面和在社交方面都如此。在为我二人举行的送别宴会上，物理系主任当众宣称我教学效果很好，学生们都满意佩服，发现我对物理学近期重大进展理解得很透彻，说我在每次全系专题学术讨论会上，总是最后发言提出令人感兴趣的关键性问题，惹起人们讨论，这使他们感到惊讶。我为能做出这类贡献而感到欣慰。1981年7月10日我二人乘上泛美飞机离美返国，11日晚回到上海，这次客居美国共19个月零11天。我在美国期间，接上海九三学社函告我被选为上海九三学社副主任，并接中科院通知我于1980年12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

四
回国后，我曾应邀为上海市物理学会等单位作过访美观感的报告，并撰写出《1979年7月30日至1981年7月10日访美经历及观感》，分七章，共约13000字，呈报中央教育部、上海市委统战部及复旦校方；我还应邀偕夫人到外地多处讲学：1982年4月在湘潭大学及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同年5月在江西大学及九江市科委；1984年4月在江苏常熟科委、杭州浙江物理学会、中山大学；同年5月在华南师范大学；11月在浙江上虞县科委；1985年9月在郑州大学并受聘为郑州大学名誉教授；1986年5月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泰安师范学院及曲阜师范大学；我还于1983年受聘为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顾问，于1984年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于1986年受聘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管理学研究室高级研究员，1984年9月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归国后我还发表了一些演说报告等文章。1982年7月我为《上海物理小报》发刊号撰写了《物理学及其对人类社会实践的作用》一文。1983年我为《数理化园地》撰写了《二十世纪物理学——从电子、光子到W+、W-、Z0粒子》一文，1984年我应《应用科学学报》的邀请，撰写了《技术革命的由来和展望》一文，发表在其二卷二期95页至105页上。这篇论文指明历次技术革命同物理学研究成就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我在全国中学物理教学改革学术讨论会上讲了《从新技术革命谈中学物理教学改革》，随后在《物理通报》上发表。

1984年，我应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撰写了《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论考释》一书。这本书对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论的观点、言论和态度如实地作出实质性总结，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进—一步研究，已于当年12月出版。我还应《自然科学年鉴》的要求，撰写了《再释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正统理论”》，已发表于1989年《自然科学年鉴》上，此文是评论量子力学解释的最近突破性进展。

五
我先后在复旦大学指导—了硕士生两名，一名刘浚，在量子论基础理论方面；一名王匡，在高能核理论方面。后又先后指导了博士生两名，一名毕品镇，另一名凌有光，皆在高能核理论方面。同毕品镇联名发表了三篇研究论文：1．关于EMC将就及核的夸克胶子模型(1985)；2．中子结构函数及核效应(1986)；3．德莱耳一阎过程中的核效应(1988)。我月谁研究工作一方面仍在探索夸克胶子学说对原子核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指导研究宇宙的形成理论等前沿问题，冀能有所突破。我目前仍是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及上海市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1988年10月我从事科学研究50年时，中科院授予我中国科学院荣誉奖状，江泽民曾在场祝贺。1989年U月中科院授予我中国科学院荣誉章。《中国科学院院刊》1990年第2期载有《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卢鹤绂》一文，对我的所作所为给予了较全面的评价。该文的主要部分也发表在1989年12月24日的侨㈠·技日报》上。

1987年12月底我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会议时，因控制饮食不力，血糖上升，脑血栓形成中风(下半夜左小腿抽筋剧痛)，其后左半身无力，经送至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住院医治，其后由侄女卢瑜护送回沪，在华东医院住院医治，至春节前出院在家服药医疗。自犯病起，至今已两年有半，左足仍行动不自如，外出需入扶助，据医诊断已80％恢复，尚有20％后遗症，仍在服药，冀肯巨好转。我夫人吴润辉也因年老患老年痴呆病已近两年，我二人老景，叹今昔之不同，相依为命耳。天津家早于50年代初将原址卖掉，迁入今址(贵州路吉安别墅1号)。所幸老母健在，已98岁，由三妹在天津家中侍奉，我感放心。我每年至少一次趁去京开政协会之便回天津探母省亲。先父骨灰盒已于去年安葬在天津南郊南马集天津寝园。

（1990年7月14日完稿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