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曾經說過，只有希臘文和被馬克土溫稱之為“可怕”的德文適合哲學思維。黑格爾則說，中文不是哲學語言，難於冥契道妙。西方大哲們說的不無道理。錢鍾書忙着為中文洗地，卻沒洗到要點。當然，問題的關鍵不在語言本身，而在語言所浸潤的語意義和語境，在使用語言的人左腦中的文化潛意識。。。。。

理解西方哲學的關鍵之一是在哲學層次上領悟“存在”（“ESSE”或者“BEING”）等詞彙的真正含義。古希臘和古羅馬人，以及其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人潛意識中這些詞彙的解讀往往與國人望文生意萌生的“存在”或“是” 等等概念大相徑庭。。。。比如，哈姆雷特的名句“吐斃還是不吐斃”（TO BE OR NOT TO BE），國人通常譯為“生存或死亡”，非把這個“吐斃”（TO BE）解釋為“生存”。其實比較貼切的本意應該是“如此還是不如此”，“就這樣還是不這樣”。。。。。又比如，基督教三位一體之說中的連繫動詞“IS”也往往被國人望文生義解釋為“是”。這導致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聖父，聖子，聖靈均“是”那個唯一的神，卻相互間彼此又“不是”（IS NOT）。其實，三位一體陳述中的“IS”並不等同於邏輯等價傳遞的“是”的概念（比如，證明了你媽是你媽，又證明了你媽又是你弟的媽，那麼等於證明了你媽就是你弟的媽），而應該理解成“呈現”什麼的也許比較貼切。因此，對 “BEING”， “IS”， “AM” 等等承載西方語境詞彙的解讀是國人對笛卡爾後西方哲學接受的第一道藩籬。

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往往被國人理解成“我思，所以我實實在在的存在”。其實，笛卡爾說的“我”，根本不是實實在在那個肉體的“我”，而是那個“思維的我”，類似“白馬非馬”。因此，這句話中的“我在”（I AM）跟那個實實在在的我的“存在”與否毫無關係，而應該理解成“我思故我有意義”。

如果對笛卡爾的“我在”（“I AM”）的不同解讀仍均還可以按不同意願接受的話，貝克萊的“存在在於被感知” 中 “存在”一詞的解讀則讓幾乎所有國人困惑逡巡，甚至有國人至今仍然在用薛定諤“存在”的海森堡不確定性來形而下地曲解貝克萊的“閉上眼睛就沒有懸崖” 。第一個明確讀懂貝克萊的是叔本華，而且他把話說的更徹底：“對於真正哲學思考來說，再明白不過的真理就是，不存在太陽或者地球，只有眼睛看見的太陽和手摸到的地球”。如果希望自己也有叔本華所說的這種哲學思考，也能理解這個“再明白不過的真理”，關鍵在於對吐斃（TO BE，或者拉丁文ESSE）的解讀。不要去望文生義地去套用那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存在”的含義。因為在哲學思考中，根本沒有這種通常形而下意義的“存在”，而只有“如此”，“呈現”的概念。所以，貝克萊說的不過是“呈現如此，在於被感知如此”，與叔本華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不謀而合。

休謨比貝克萊走的更遠，不僅質疑懸崖，地球，太陽，甚至上帝的“存在”，還質疑因果律背後之自然法則的“存在”。用叔本華之後所說的“哲學思考”來概括，因果律的“存在”只不過是人們認知中的“如此”，“呈現”，而並無其背後的自然法則，自然規律，或者萬能的上帝。換句話說，因果律只“存在”於笛卡爾所說的那個“我思”中，而並不“存在”於“我思”之外的自然中。這是理解其後康德哲學甚至整個德國古典哲學的關鍵。。。

康德把休謨的“存在”不可知論作了形而上的升華。以四組二律背反揭示了理性思辨的內在必然矛盾，然後不但在現象界與自在之物及自然法則之間劃出了不可逾越的鴻溝，還把形而上的“存在”和“感知”的依賴關係來了個哥白尼式的顛覆，從貝克萊的“存在在於被感知” 轉變為 “感知決定了如何‘被’存在”，即所謂“知性為自然立法”。。。。

叔本華開啟了德國古典哲學向非理性化的轉向。開宗明義的宣告了號稱是“最明白不過的真理”： “世界是我的表象”！換句話說就是世界之“存在”不過就是我大腦中的“呈現”或“表象”（與聖父聖子聖靈均為神的不同“呈現”同理）。。。。

尼采不但打碎了從蘇格拉底以來所有理性哲學體系，也以其著名的斷言：“真實就是已經被忘記是虛幻的虛幻”，“只有作為美學的現象，存在與世界才具有永恆的意義”，徹底打碎了“存在”一詞在國人潛意識中獨立於“意識”的含義。